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12月7日，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刘家义走上被告席。自此，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三任院长全部受到法律的审判。而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犯罪事实的披露，使阜阳中院腐败窝案那些不曾为人所知的司法暗幕再一次完整地大白于天下。从他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潜规则中，人们清晰地看到这个法院腐败案背后的一条腐败“食物链”。
中院院长“吃”区、县院长
“风起于青萍之末”。青萍之下则隐藏着无限玄机。当阜阳市法院系统腐败案最初出现在媒体上，人们还无法感受到这趟混水到底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任院长乃至十多位基层院长、业务庭长的审理、判刑，一个群体法律操守缺失，甚至道德沉沦的秽状赤裸地呈现出来。处在这条“食物链”高端的中院院长们明目张胆地“吃”区、县法院正副院长及中院业务庭长。
纵览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三位院长的起诉书，不难发现，三位院长的敛财手段如出一辙，似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除了利用职权干预案件、收取贿赂和“染指”中院办公大楼、家属楼的建设外，便是因收取贿赂而不遗余力地“卖官”。
据检察机关指控，尚军向阜阳地区县区院长、副院长和代理院长“抛售”的乌纱帽就达10个。尚将他们一步步地或从县、区法院调入中院，或从副院长、代理院长升格为院长，或从中院直接调到县、区法院当院长。尚军也因此在当地树立了自己“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口碑”，在当地很有些“江湖义气”，自称守住了腐败的道德底线。
10月25日上午，脚穿一双黑色布鞋、身着灰色上衣的尚军几乎都是低着头坐在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庭审查明，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原院长韩某在2005年春节前送给尚军2000元后，当年的4月升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颍上县人民法院原院长张某送6000元，升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界首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何某送1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利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某送3000元，升为利辛县人民法院院长；临泉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玉3次送22000元，升为阜南县人民法院院长；太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经尚军推荐，升为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为表示感谢，李某后送10000元，升为阜阳市（县级）人民法院院长；亳州市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某两次送30000元，升为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界首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分两次送14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再送10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蒙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某送15000元，继续留任蒙城县人民法院院长；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徐某两次送4000元，被“空降”到临泉县人民法院当院长。
“卖官”卖来的钱越来越多，尚军的“官”也越做越大。从中院院长到阜阳市副市长，再到阜阳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仕途一路顺风。但尚军仍然没有逃过贪官倒台的宿命，在阜阳官场的阵痛之后，尚军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而最终摔倒在了卫生厅副厅长的职位上。
尚军摔倒了，刘家义站出来了。也许是一直耳濡目染老领导的作风，刘家义的“卖官”手段也绝不比老领导逊色。据指控，其在刘玉从临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升为阜南县人民法院院长，徐某由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升为临泉县人民法院院长的过程中，他就狠狠地“吃”下了35000元和32000元。
但不管是尚军，还是刘家义终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或许正是这种代价稍许触动了后任院长张自民，其在阜阳中院风雨飘摇中上任，甫一上任，在反腐倡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一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还在中院深层次地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但好景不长，没想到他也做过“无脸见人”的事，几乎和尚军同时，张自民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据公诉机关指控，张自民受贿80万余元，还有5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院长回身“吃”本院法官
在阜阳市法院系统，处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中院院长。他们大肆“吃”各县、区法院的院长，而这些基层院长孝敬的“食物”又是从何而来呢？法庭上，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唇枪舌剑的辩论中，从被告人千篇一律的“没有异议”里，答案充分而明显。院长们总是有办法：总结上级院长敛财经验，发明、创造性地继续去寻找“食物”。对象就是自己的下属业务庭长。这一点，刘家义无疑为下属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吃”各业务庭长。
在过去的两年中，阜阳法院系统，尤其是中院的腐败事件，一直没有离开人们关注的视线。而事件大面积暴露则是由当时的中院经济二庭副庭长薛懿开始的。就是这个薛懿，据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刘家义从其一人的身上便“吃下”了9.7万元。
1999年春节前，当时还只是阜阳中院一名助理审判员的薛懿，为了自己的职务升迁，到刘家义的住处一下子就“砸”了5万元，当时就“大胆”地表明“希望得到提拔”。“吃”过5万元，刘家义就提名薛懿为阜阳中院审判员、经济审判二庭副庭长。
而刘家义寻找“食物”又岂止会是薛懿一人，当然，刘家义并非一味地敛取财物，其中不可否认有半推半就的，也有积极送上门来的。根据起诉书指控，当时刘家义收取贿赂的对象几乎遍及整个中院业务庭。1998年至2004年间，刘家义在“吃”了经二庭副庭长董炳旭5.3万元和一把按摩椅之后，将董从副庭长一路带到了副处级审判员；1998年至2001年，在“吃”了助理审判员钱某2.8万元和2台空调后，又将钱一路带到民一庭副庭长；1998年至2004年，在“吃”了助理审判员何某2.4万元后，将何某提拔为经二庭的副庭长。此外，据检察机关指控，刘家义还分别“吃”过经济庭庭长陈和平3.7万元和执行庭庭长王春友3.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有了上级领导这种“吞吃”模范和榜样，想不培养“优秀”的下属都难。而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吞吃”能手中，阜南县法院院长刘玉就堪称典范。9月13日，已经调任颍东区法院院长的刘玉在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受审，外界对此少有耳闻，11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有期徒刑9年的判决。据法院认定，其在1998年至2004年时任阜南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法院院长期间，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利用基建、协调案件、干部提拔等机会“吃”下贿赂58.8万元。其中，10余次收受的是本院那些渴望提拔的下属。随着案件的次第审理表明，在众多被中院院长吃过的区、县院院长和副院长之中，甚至还存在有故意空着官位，等着想升官发财的庭长、副庭长以及普通审判员前来上钩的。
就是这么一种“吃来吃去”的风气，“吃”得当时阜阳中院乌烟瘴气，一直笼罩在“腐败”的阴影之下。据有消息称，反腐风暴过后，阜阳中院由于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法官的悉数获刑，结果连基本工作都难以开展。为此，去年6月份，安徽省高院“空降”省院研究室主任袁春(省高院审委会委员)到阜阳，担任阜阳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另外下派两名挂职的副院长协助工作。
基层法官“吃”当事人
中院院长“吃”县、区院院长和本院业务庭长的，区、县院院长回头再去“吃”自己院里法官的，那处在这条“食物链”最末端的法官们又去“吃”谁的呢？当然“吃”当事人的。其实这点也不新鲜，那些处在“高端”的院长们也会通过这些法官办理的案件收受当事人。所以他们不仅要“吃”，还要连本带利地“吃”。而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当事人只有被“吃”的份。这其中，阜南县农民张子海就是一位典型代表。正是这位不肯被“吃”的农民揭开了阜阳法院系统的黑幕。
1996年，阜南县农民张子海为了讨回当地县政府拖欠的29万元吃喝招待费，将阜南县政府告到了阜阳市中院。1998年，阜阳市中院下达《民事调解书》，要求阜南县政府于当年12月20日前还清债务。但据张子海介绍，他当时实际上只拿到了3万元，还不够偿还因该案主审法官、经二庭副庭长薛懿“吃拿卡要”而欠下的债务。
为讨回欠款，张子海四处奔波。不忍看到家人被债务困扰的苦情，他长年累月不敢回家看自己年迈的母亲，甚至一次次“死的心都有”。直到2002年，他才偶然得知，早在2000年审理这个案件的经二庭副庭长薛懿就和朋友王雪从阜南县政府领走了其中的24万元执行款。于是张子海开始投诉，历经9年的辗转艰辛，最后在媒体的关注下，他终于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二庭原副庭长薛懿推上了被告席。薛懿的事发，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阜阳法院系统“窝案”决堤。据阜阳市纪委通报的情况表明，1997年夏至2004年12月，薛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27次索要或收受他人43万元现金。
薛懿的“吞吃”本领在阜阳中院算得上“才华出众”，但在中院或其他法院的法官也差不了多少。
1999年，阜阳市外贸粮油果菜公司破产案件由中院经济一庭审理。此间，阜阳一建筑公司诉外贸粮油果菜公司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正在执行。债权申报登记后，建筑公司的亓某多次找到时任庭长的陈和平，请其在破产清偿时给予照顾。但光去找没有用，还得想办法牺牲一点。看到陈和平“爱莫能助”的态度，亓某只好于2000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到陈和平的家中送了2万元“打点费”，并且表示希望能够优先受偿。陈和平“笑纳”此款后，即对主办法官做出了安排。2002年，外贸粮油果菜公司开始拍卖，亓某得到消息后，有点不放心，再次送给了陈1万元“巩固款”，并叮嘱陈和平在清偿时一定要帮忙。最终，亓某的3万元果然没有白花。2003年8月8日，经一庭将116万元汇入亓某的帐户。为了表示感谢，亓某到陈和平家中又送上了2万元。
同样在中院的执行庭，对于那些手拿判决书来求助的当事人，执行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好处”。送了钱，判决就能得到顺利执行，否则难说。2000年9月，太和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张某手持一份生效判决书，找到原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庭庭长王春友，要求执行。王一开始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以执行标的太大，执行异常困难为由，进行刁难，逼着申请执行人主动提出愿意被“吃”。果然，在王春友的“循循善诱”之下，张某妥协了，允诺将执行标的的利息25万元一半都给王，王这才答应尽快“出手”，并很快就为张某执行来了10万元和15万元的执行款，在王的办公室和宾馆，收受张某贿金1万元和2万元。2002年11月，工程款全部执行到位后，王春友又“吃”下了张某送来的10万元。
通过协调案件收取当事人的好处是法官的看家本领。刘家义如此，刘玉如此，办案人员亦如此。检察机关指控，刘家义通过协调一起刑事案件，多次收取被告人姐姐送来的钱款，案件在定性中刘家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玉干涉案件更为彻底，直接安排办案人员重罪轻判，或者对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追究刑事责任，从而4次收取当事人家属6.5万元。
令人发指的是，当时阜阳中院的猎食范围甚至包括了“性”。一次，一名案犯强奸、轮奸了多位少女，但在其母亲与刑一庭庭长巫继成发生了关系后，巫大力相助,差点让案犯逃出法网。
就是这样，在阜阳法院腐败案件背后始终隐藏着这条无形的腐败“食物链”，吃来吃去，最终吃的还是百姓。“食物链”吃掉了法律的尊严，也吃掉了百姓的信赖。
中院院长“吃”区、县院长
“风起于青萍之末”。青萍之下则隐藏着无限玄机。当阜阳市法院系统腐败案最初出现在媒体上，人们还无法感受到这趟混水到底有多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任院长乃至十多位基层院长、业务庭长的审理、判刑，一个群体法律操守缺失，甚至道德沉沦的秽状赤裸地呈现出来。处在这条“食物链”高端的中院院长们明目张胆地“吃”区、县法院正副院长及中院业务庭长。
纵览尚军、刘家义、张自民三位院长的起诉书，不难发现，三位院长的敛财手段如出一辙，似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除了利用职权干预案件、收取贿赂和“染指”中院办公大楼、家属楼的建设外，便是因收取贿赂而不遗余力地“卖官”。
据检察机关指控，尚军向阜阳地区县区院长、副院长和代理院长“抛售”的乌纱帽就达10个。尚将他们一步步地或从县、区法院调入中院，或从副院长、代理院长升格为院长，或从中院直接调到县、区法院当院长。尚军也因此在当地树立了自己“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口碑”，在当地很有些“江湖义气”，自称守住了腐败的道德底线。
10月25日上午，脚穿一双黑色布鞋、身着灰色上衣的尚军几乎都是低着头坐在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庭审查明，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原院长韩某在2005年春节前送给尚军2000元后，当年的4月升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颍上县人民法院原院长张某送6000元，升为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处级审判员；界首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何某送1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利辛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某送3000元，升为利辛县人民法院院长；临泉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玉3次送22000元，升为阜南县人民法院院长；太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经尚军推荐，升为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为表示感谢，李某后送10000元，升为阜阳市（县级）人民法院院长；亳州市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某两次送30000元，升为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院长；界首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某分两次送14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再送10000元升为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蒙城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某送15000元，继续留任蒙城县人民法院院长；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徐某两次送4000元，被“空降”到临泉县人民法院当院长。
“卖官”卖来的钱越来越多，尚军的“官”也越做越大。从中院院长到阜阳市副市长，再到阜阳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仕途一路顺风。但尚军仍然没有逃过贪官倒台的宿命，在阜阳官场的阵痛之后，尚军调任省卫生厅副厅长，而最终摔倒在了卫生厅副厅长的职位上。
尚军摔倒了，刘家义站出来了。也许是一直耳濡目染老领导的作风，刘家义的“卖官”手段也绝不比老领导逊色。据指控，其在刘玉从临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升为阜南县人民法院院长，徐某由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升为临泉县人民法院院长的过程中，他就狠狠地“吃”下了35000元和32000元。
但不管是尚军，还是刘家义终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或许正是这种代价稍许触动了后任院长张自民，其在阜阳中院风雨飘摇中上任，甫一上任，在反腐倡廉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一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并还在中院深层次地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但好景不长，没想到他也做过“无脸见人”的事，几乎和尚军同时，张自民在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据公诉机关指控，张自民受贿80万余元，还有58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院长回身“吃”本院法官
在阜阳市法院系统，处于这条“食物链”顶端的是中院院长。他们大肆“吃”各县、区法院的院长，而这些基层院长孝敬的“食物”又是从何而来呢？法庭上，在公诉人和辩护人唇枪舌剑的辩论中，从被告人千篇一律的“没有异议”里，答案充分而明显。院长们总是有办法：总结上级院长敛财经验，发明、创造性地继续去寻找“食物”。对象就是自己的下属业务庭长。这一点，刘家义无疑为下属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吃”各业务庭长。
在过去的两年中，阜阳法院系统，尤其是中院的腐败事件，一直没有离开人们关注的视线。而事件大面积暴露则是由当时的中院经济二庭副庭长薛懿开始的。就是这个薛懿，据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刘家义从其一人的身上便“吃下”了9.7万元。
1999年春节前，当时还只是阜阳中院一名助理审判员的薛懿，为了自己的职务升迁，到刘家义的住处一下子就“砸”了5万元，当时就“大胆”地表明“希望得到提拔”。“吃”过5万元，刘家义就提名薛懿为阜阳中院审判员、经济审判二庭副庭长。
而刘家义寻找“食物”又岂止会是薛懿一人，当然，刘家义并非一味地敛取财物，其中不可否认有半推半就的，也有积极送上门来的。根据起诉书指控，当时刘家义收取贿赂的对象几乎遍及整个中院业务庭。1998年至2004年间，刘家义在“吃”了经二庭副庭长董炳旭5.3万元和一把按摩椅之后，将董从副庭长一路带到了副处级审判员；1998年至2001年，在“吃”了助理审判员钱某2.8万元和2台空调后，又将钱一路带到民一庭副庭长；1998年至2004年，在“吃”了助理审判员何某2.4万元后，将何某提拔为经二庭的副庭长。此外，据检察机关指控，刘家义还分别“吃”过经济庭庭长陈和平3.7万元和执行庭庭长王春友3.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有了上级领导这种“吞吃”模范和榜样，想不培养“优秀”的下属都难。而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吞吃”能手中，阜南县法院院长刘玉就堪称典范。9月13日，已经调任颍东区法院院长的刘玉在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受审，外界对此少有耳闻，11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有期徒刑9年的判决。据法院认定，其在1998年至2004年时任阜南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法院院长期间，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利用基建、协调案件、干部提拔等机会“吃”下贿赂58.8万元。其中，10余次收受的是本院那些渴望提拔的下属。随着案件的次第审理表明，在众多被中院院长吃过的区、县院院长和副院长之中，甚至还存在有故意空着官位，等着想升官发财的庭长、副庭长以及普通审判员前来上钩的。
就是这么一种“吃来吃去”的风气，“吃”得当时阜阳中院乌烟瘴气，一直笼罩在“腐败”的阴影之下。据有消息称，反腐风暴过后，阜阳中院由于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法官的悉数获刑，结果连基本工作都难以开展。为此，去年6月份，安徽省高院“空降”省院研究室主任袁春(省高院审委会委员)到阜阳，担任阜阳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另外下派两名挂职的副院长协助工作。
基层法官“吃”当事人
中院院长“吃”县、区院院长和本院业务庭长的，区、县院院长回头再去“吃”自己院里法官的，那处在这条“食物链”最末端的法官们又去“吃”谁的呢？当然“吃”当事人的。其实这点也不新鲜，那些处在“高端”的院长们也会通过这些法官办理的案件收受当事人。所以他们不仅要“吃”，还要连本带利地“吃”。而处在“食物链”最底层的当事人只有被“吃”的份。这其中，阜南县农民张子海就是一位典型代表。正是这位不肯被“吃”的农民揭开了阜阳法院系统的黑幕。
1996年，阜南县农民张子海为了讨回当地县政府拖欠的29万元吃喝招待费，将阜南县政府告到了阜阳市中院。1998年，阜阳市中院下达《民事调解书》，要求阜南县政府于当年12月20日前还清债务。但据张子海介绍，他当时实际上只拿到了3万元，还不够偿还因该案主审法官、经二庭副庭长薛懿“吃拿卡要”而欠下的债务。
为讨回欠款，张子海四处奔波。不忍看到家人被债务困扰的苦情，他长年累月不敢回家看自己年迈的母亲，甚至一次次“死的心都有”。直到2002年，他才偶然得知，早在2000年审理这个案件的经二庭副庭长薛懿就和朋友王雪从阜南县政府领走了其中的24万元执行款。于是张子海开始投诉，历经9年的辗转艰辛，最后在媒体的关注下，他终于将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二庭原副庭长薛懿推上了被告席。薛懿的事发，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阜阳法院系统“窝案”决堤。据阜阳市纪委通报的情况表明，1997年夏至2004年12月，薛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27次索要或收受他人43万元现金。
薛懿的“吞吃”本领在阜阳中院算得上“才华出众”，但在中院或其他法院的法官也差不了多少。
1999年，阜阳市外贸粮油果菜公司破产案件由中院经济一庭审理。此间，阜阳一建筑公司诉外贸粮油果菜公司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正在执行。债权申报登记后，建筑公司的亓某多次找到时任庭长的陈和平，请其在破产清偿时给予照顾。但光去找没有用，还得想办法牺牲一点。看到陈和平“爱莫能助”的态度，亓某只好于2000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到陈和平的家中送了2万元“打点费”，并且表示希望能够优先受偿。陈和平“笑纳”此款后，即对主办法官做出了安排。2002年，外贸粮油果菜公司开始拍卖，亓某得到消息后，有点不放心，再次送给了陈1万元“巩固款”，并叮嘱陈和平在清偿时一定要帮忙。最终，亓某的3万元果然没有白花。2003年8月8日，经一庭将116万元汇入亓某的帐户。为了表示感谢，亓某到陈和平家中又送上了2万元。
同样在中院的执行庭，对于那些手拿判决书来求助的当事人，执行与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好处”。送了钱，判决就能得到顺利执行，否则难说。2000年9月，太和县第二建筑公司经理张某手持一份生效判决书，找到原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庭庭长王春友，要求执行。王一开始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以执行标的太大，执行异常困难为由，进行刁难，逼着申请执行人主动提出愿意被“吃”。果然，在王春友的“循循善诱”之下，张某妥协了，允诺将执行标的的利息25万元一半都给王，王这才答应尽快“出手”，并很快就为张某执行来了10万元和15万元的执行款，在王的办公室和宾馆，收受张某贿金1万元和2万元。2002年11月，工程款全部执行到位后，王春友又“吃”下了张某送来的10万元。
通过协调案件收取当事人的好处是法官的看家本领。刘家义如此，刘玉如此，办案人员亦如此。检察机关指控，刘家义通过协调一起刑事案件，多次收取被告人姐姐送来的钱款，案件在定性中刘家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玉干涉案件更为彻底，直接安排办案人员重罪轻判，或者对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追究刑事责任，从而4次收取当事人家属6.5万元。
令人发指的是，当时阜阳中院的猎食范围甚至包括了“性”。一次，一名案犯强奸、轮奸了多位少女，但在其母亲与刑一庭庭长巫继成发生了关系后，巫大力相助,差点让案犯逃出法网。
就是这样，在阜阳法院腐败案件背后始终隐藏着这条无形的腐败“食物链”，吃来吃去，最终吃的还是百姓。“食物链”吃掉了法律的尊严，也吃掉了百姓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