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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伊始，“奔牛·上海-城市大型公共艺术展（CowParade）”吸引了无数市民与游客的目光，夺人眼球的彩色牛群为上海平添了时尚和活力，同时也意味高品质艺术在上海，已经开始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单边走向互动，从美化城市走向营销城市。
1999年在瑞士苏黎世诞生以来，奔牛国际公共艺术展已经席卷了第八十个城市，对主办方之一的翡翠画廊总裁张熹来说，这次活动更是一次对艺术的公共管理模式、公众艺术教育的系统化尝试。身为艺术家、 “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和“英国翡翠画廊”的负责人，加拿大归国的张熹，将自己十数年的热情倾注于上海公共文化事业，为上海民众提供了内容充实、题材多样的公益艺术活动。在张熹看来，公共艺术在于使大众能够平等享受高品质艺术，而中国的公共艺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艺术家和国际知名文化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您认为公共艺术应该如何定义？
我是60年代生人，这个时期比较敏感，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中国进入了“文革”中后期。我是学艺术的，那时的教育告诉我们：艺术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当然我们对群众这个概念的界定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用阶级论界定，但在我看来群众在今天的内涵相当丰富。因为层次非常丰富，艺术在服务于人的时候，常常会更注重高端，以赚取更多回报。音乐会的高昂票价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广场舞虽然给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带来很好的娱乐，但是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我们的群众文艺样式单一、艺术生活枯燥。所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国的大众艺术丰富度不够。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文化活动都是免费的，民众可以享受国家带来的文化，但在我们国家享受高端艺术必须花钱，这似乎不合理。可是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形式，为什么不能引进？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就十分在意如何把艺术作为多样化呈现出来。我们既关注高端艺术，又关注艺术和大众的互动——这就成为我们的新课题。我从事这个课题有十多年了，成立非企业组织“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当时我做了这个系统，致力于公众艺术，音乐、戏剧、雕塑等的普及。
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上海创建这个公共文化系统？
上海有着非常宽松自由、勇于创新的文化气氛。我们创造了音乐节，创造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创造了陆家嘴浪漫滨江艺术季，把诗歌、环境、雕塑、演唱结合起来，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做了八年，从没有一点资源到获得政府关注并给予支持——上海文化基金一直把朱家角音乐节作为一个资助对象，说明公共艺术在上海是有深厚土壤的。我们有这个愿景，政府也愿意支持。做这个事情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提升到高品质：互动性、艺术性、教育性、娱乐性更强，和城市的粘着性更强——也就是说要有城市特色。
经过八九年的经验和实践，我们自己做了很多功课。除了朱家角音乐节，我们还有“新视角”、环保艺术展、草地诗会等等，这些都是公众艺术活动，在上海很成功。四年前我们在陆家嘴这里举办过“陆家嘴国际雕塑研讨会”，讨论如何规划城市空间，上海政府作为专题在研究，我也是被邀请参与讨论。馈赠“回翔绿洲”的时候，也引发了我对公共艺术的思考。后来“奔牛”来了，我们也想方设法引进到上海。
1999年以来Cow Parade已席卷全球十多载，分别在70多个国际城市成功举办。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为全球最大、最著名、持续最久的跨国公共艺术？您希望“奔牛·上海”获得怎样的效果？
奔牛节是一个我最早关注、最想引入上海的大型项目。对民营力量来说难度颇大，基于我们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公共艺术就是要整合、连通社会资源，这次“奔牛·上海”是我们翡翠画廊和SMG，特别是SMG演艺中心的合作，他们也有这样的公共理念，这绝非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愿，而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这是一个大前提。
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我自己参考了一些国外的形式让它与本土相结合，陆家嘴是我自己结合的。作为自己摸索的东西，这些仅仅是个开始。我们需要更高品质的活动出现，奔牛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到今天为止上海正好是第八十个城市，在这期间筹集的募款已经有上亿，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艺术、慈善的活动，数千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运营商在参与。活动特色就是牛只可画的面积比较大，就像一张画布。我们知道牛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创始人的想法是非常巧妙的，把牛这样一种可爱的动物作为画布来思考，请艺术家、各类创意人员，在牛身上发挥自己的创意能力，描绘一头艺术牛，用牛群集结的形式营销一座城市。这种有趣的形式很快风靡全世界，目前应该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次公共艺术项目。因此这个项目无论从过去的发起、到管理、推广经验都是非常成熟的品牌，有相当高的品质，同时我们把国外的资源带进来了，国外的标准流程带进来了，这个很重要，就像“中国好声音”。高品质流程保证了在上海开展这次文化活动的基础。 “CowParade”的主旨其实就是在营销一个城市，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奔牛节，对上海进行一次成规模的营销。
同时我们还想调动上海各个类别的艺术从业人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平面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以及从事视觉艺术方面的人员，把他们对这座城市、地区乃至国家的热爱，通过他们的创意，呈现在牛身上。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城市创意力量的大集结，特别是中坚力量，比如金星，我们还准备请顾长卫、徐帆、周迅来画，艺术家都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更希望大众参与，为此我们设置奖励机制，我们还让中小学生画牛，用上千牛头把孩子的创意发挥出来。这是一个类似于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艺术节，把民众的创意力量调动起来了。
上海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我们希望“奔牛·上海”能和本地很多知名国际品牌和民族商业品牌进行跨界合作。支持民众创意，同时支持上海的商业系统的发展，让品牌和艺术联动起来，同时推广他们的系统。
我们希望艺术能和民众亲密无间的接触。这是一种探索。当然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人站在它们旁边拍照，用手抚摸，这非常好。但有的触摸过度就成了“拳打脚踢”。我国的公共艺术一直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上海就出现过街头雕塑《打电话女孩》被偷事件，我们也在尝试公共艺术的公共管理化模式，如何管理放置在城市中五百头牛，怎么叫它们和民众互动，这是一个新问题——公众艺术教育。艺术工作者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这么多牛，仅仅展览是不够的。我们还设置了很多小牛训练营，叫孩子来画牛，有专门老师教他们画，培养他们对牛只的感情，如何把自己的想象力体现在牛身上。这是奔牛节的教育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对奔牛节的期许。 翡翠画廊20世纪80年代成立，经营管理模式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推广公共艺术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翡翠画廊在伦敦属于历史比较悠久的画廊。在伦敦的新邦德街、索斯比拍卖行大楼对面就是我们的总部。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公共艺术，在梅菲尔区就有很多翡翠画廊为社会提供的公共艺术，比如在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一般放置的都是有年代的雕塑，唯一放置的两个比较现代的作品，一个是戴安娜王妃纪念碑，另一个《伊希斯》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是一个与古埃及神话相关的鸟的形象，倡导我们对自然的保护。伦敦很多地方都放置着我们的雕塑，在阿联酋、西班牙、阿塞拜疆、俄罗斯等地，都有我们的公共艺术。这种系统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和我们国内以往的方式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个案都不一样，面对不同的条件限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从雕塑样式到空间关系，从土地权属到相关费用问题等等，这有很多技巧在里面。翡翠画廊现在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回翔绿洲”就是第一个动作，现在的奔牛就是第二个，未来还会做很多。
应该如何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公益性文化事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平衡？
要走出这样一个误区，只要是公益的就不能谈效益。我们公益也要考虑到运转。艺术不能过度考虑效益，过度的追逐金钱会将艺术庸俗化，但艺术也必须考虑利用足够资本运转，这就需要渠道。
十年前左右我刚做这块的时候，感觉非常难，有想法却往往找不到投资人。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也面临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他们看重标准化广告作业和实际收益，对文化不理解，责任感还没有完全激发。西方不是这样，有权力和资本，就应该承担社会人的责任。他们把财产捐给社会，捐给医疗、救助、文化和艺术，而且他们不会沽名钓誉。西方很多资助事业是要求资助人匿名的，海德公园的Isis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赞助者，除了雕塑之外，我们还用赞助费在旁边建立了一个教育中心，专门对孩子进行关于自然、生态的免费教育。对于赞助者，我们就用了一些小铜牌，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仅仅是名字，没有头衔和企业名称，这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有这个传统。这次奔牛节，就有企业家来问我：如果我投入这个会有什么回报，我和他说如果你投入，你就是一个以文化、以创意推动上海城市的先行者，当然他们未必会认同这种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般做大型文化项目的公益投资是有政府投入的，但通常针对演出，公共艺术往往需要自己的投资，还需要正确的理念和坚持。公共艺术必须防止宗教、色情、暴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介入，这是我们许多年来坚持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一直把控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敏感事件。我们做公共艺术非常需要政府支持，主要是环境、政策上的关注与呵护，在此基础上取得资金上的扶持，政府文化资金应该向民营方向倾斜，但更重要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如何拿出高品质艺术来争取合作。民营文化机构应该不断提升自己获得更多信任和支持。
您对未来的上海的公共艺术事业建设有什么建议？
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正确定义公共艺术，公共艺术要成为真正的“公共艺术”，而不应仅仅成为少数人的福利，也不应该服从个人意志。当然这需要先定义公众，公众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态的集合，可以是里弄退休的阿姨叔叔，可以是学生，可以是上班族或国内外CEO，只要是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学习或工作的，他们都是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服务的人，他们就是群众，他们就是人民，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和艺术需求。公众艺术应该突破种种限制，成为连接艺术与社会的纽带，以个性化创新呈现人类的共同的精神需求和审美理想。
1999年在瑞士苏黎世诞生以来，奔牛国际公共艺术展已经席卷了第八十个城市，对主办方之一的翡翠画廊总裁张熹来说，这次活动更是一次对艺术的公共管理模式、公众艺术教育的系统化尝试。身为艺术家、 “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和“英国翡翠画廊”的负责人，加拿大归国的张熹，将自己十数年的热情倾注于上海公共文化事业，为上海民众提供了内容充实、题材多样的公益艺术活动。在张熹看来，公共艺术在于使大众能够平等享受高品质艺术，而中国的公共艺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艺术家和国际知名文化艺术机构的负责人，您认为公共艺术应该如何定义？
我是60年代生人，这个时期比较敏感，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中国进入了“文革”中后期。我是学艺术的，那时的教育告诉我们：艺术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群众。当然我们对群众这个概念的界定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用阶级论界定，但在我看来群众在今天的内涵相当丰富。因为层次非常丰富，艺术在服务于人的时候，常常会更注重高端，以赚取更多回报。音乐会的高昂票价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广场舞虽然给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带来很好的娱乐，但是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我们的群众文艺样式单一、艺术生活枯燥。所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我国的大众艺术丰富度不够。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文化活动都是免费的，民众可以享受国家带来的文化，但在我们国家享受高端艺术必须花钱，这似乎不合理。可是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形式，为什么不能引进？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就十分在意如何把艺术作为多样化呈现出来。我们既关注高端艺术，又关注艺术和大众的互动——这就成为我们的新课题。我从事这个课题有十多年了，成立非企业组织“上海正午文化艺术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这个课题。当时我做了这个系统，致力于公众艺术，音乐、戏剧、雕塑等的普及。
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上海创建这个公共文化系统？
上海有着非常宽松自由、勇于创新的文化气氛。我们创造了音乐节，创造了朱家角水乡音乐节，创造了陆家嘴浪漫滨江艺术季，把诗歌、环境、雕塑、演唱结合起来，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地做了八年，从没有一点资源到获得政府关注并给予支持——上海文化基金一直把朱家角音乐节作为一个资助对象，说明公共艺术在上海是有深厚土壤的。我们有这个愿景，政府也愿意支持。做这个事情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提升到高品质：互动性、艺术性、教育性、娱乐性更强，和城市的粘着性更强——也就是说要有城市特色。
经过八九年的经验和实践，我们自己做了很多功课。除了朱家角音乐节，我们还有“新视角”、环保艺术展、草地诗会等等，这些都是公众艺术活动，在上海很成功。四年前我们在陆家嘴这里举办过“陆家嘴国际雕塑研讨会”，讨论如何规划城市空间，上海政府作为专题在研究，我也是被邀请参与讨论。馈赠“回翔绿洲”的时候，也引发了我对公共艺术的思考。后来“奔牛”来了，我们也想方设法引进到上海。
1999年以来Cow Parade已席卷全球十多载，分别在70多个国际城市成功举办。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为全球最大、最著名、持续最久的跨国公共艺术？您希望“奔牛·上海”获得怎样的效果？
奔牛节是一个我最早关注、最想引入上海的大型项目。对民营力量来说难度颇大，基于我们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公共艺术就是要整合、连通社会资源，这次“奔牛·上海”是我们翡翠画廊和SMG，特别是SMG演艺中心的合作，他们也有这样的公共理念，这绝非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愿，而是我们共同的愿景。这是一个大前提。
朱家角水乡音乐节我自己参考了一些国外的形式让它与本土相结合，陆家嘴是我自己结合的。作为自己摸索的东西，这些仅仅是个开始。我们需要更高品质的活动出现，奔牛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到今天为止上海正好是第八十个城市，在这期间筹集的募款已经有上亿，因为它是一个公共的、艺术、慈善的活动，数千位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运营商在参与。活动特色就是牛只可画的面积比较大，就像一张画布。我们知道牛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创始人的想法是非常巧妙的，把牛这样一种可爱的动物作为画布来思考，请艺术家、各类创意人员，在牛身上发挥自己的创意能力，描绘一头艺术牛，用牛群集结的形式营销一座城市。这种有趣的形式很快风靡全世界，目前应该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次公共艺术项目。因此这个项目无论从过去的发起、到管理、推广经验都是非常成熟的品牌，有相当高的品质，同时我们把国外的资源带进来了，国外的标准流程带进来了，这个很重要，就像“中国好声音”。高品质流程保证了在上海开展这次文化活动的基础。 “CowParade”的主旨其实就是在营销一个城市，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奔牛节，对上海进行一次成规模的营销。
同时我们还想调动上海各个类别的艺术从业人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平面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以及从事视觉艺术方面的人员，把他们对这座城市、地区乃至国家的热爱，通过他们的创意，呈现在牛身上。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城市创意力量的大集结，特别是中坚力量，比如金星，我们还准备请顾长卫、徐帆、周迅来画，艺术家都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还不够，我们更希望大众参与，为此我们设置奖励机制，我们还让中小学生画牛，用上千牛头把孩子的创意发挥出来。这是一个类似于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艺术节，把民众的创意力量调动起来了。
上海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我们希望“奔牛·上海”能和本地很多知名国际品牌和民族商业品牌进行跨界合作。支持民众创意，同时支持上海的商业系统的发展，让品牌和艺术联动起来，同时推广他们的系统。
我们希望艺术能和民众亲密无间的接触。这是一种探索。当然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人站在它们旁边拍照，用手抚摸，这非常好。但有的触摸过度就成了“拳打脚踢”。我国的公共艺术一直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上海就出现过街头雕塑《打电话女孩》被偷事件，我们也在尝试公共艺术的公共管理化模式，如何管理放置在城市中五百头牛，怎么叫它们和民众互动，这是一个新问题——公众艺术教育。艺术工作者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这么多牛，仅仅展览是不够的。我们还设置了很多小牛训练营，叫孩子来画牛，有专门老师教他们画，培养他们对牛只的感情，如何把自己的想象力体现在牛身上。这是奔牛节的教育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对奔牛节的期许。 翡翠画廊20世纪80年代成立，经营管理模式已经相当成熟了。在推广公共艺术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翡翠画廊在伦敦属于历史比较悠久的画廊。在伦敦的新邦德街、索斯比拍卖行大楼对面就是我们的总部。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公共艺术，在梅菲尔区就有很多翡翠画廊为社会提供的公共艺术，比如在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一般放置的都是有年代的雕塑，唯一放置的两个比较现代的作品，一个是戴安娜王妃纪念碑，另一个《伊希斯》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是一个与古埃及神话相关的鸟的形象，倡导我们对自然的保护。伦敦很多地方都放置着我们的雕塑，在阿联酋、西班牙、阿塞拜疆、俄罗斯等地，都有我们的公共艺术。这种系统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和我们国内以往的方式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个案都不一样，面对不同的条件限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从雕塑样式到空间关系，从土地权属到相关费用问题等等，这有很多技巧在里面。翡翠画廊现在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回翔绿洲”就是第一个动作，现在的奔牛就是第二个，未来还会做很多。
应该如何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公益性文化事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平衡？
要走出这样一个误区，只要是公益的就不能谈效益。我们公益也要考虑到运转。艺术不能过度考虑效益，过度的追逐金钱会将艺术庸俗化，但艺术也必须考虑利用足够资本运转，这就需要渠道。
十年前左右我刚做这块的时候，感觉非常难，有想法却往往找不到投资人。我们国家的企业家也面临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起步的资本积累阶段，他们看重标准化广告作业和实际收益，对文化不理解，责任感还没有完全激发。西方不是这样，有权力和资本，就应该承担社会人的责任。他们把财产捐给社会，捐给医疗、救助、文化和艺术，而且他们不会沽名钓誉。西方很多资助事业是要求资助人匿名的，海德公园的Isis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赞助者，除了雕塑之外，我们还用赞助费在旁边建立了一个教育中心，专门对孩子进行关于自然、生态的免费教育。对于赞助者，我们就用了一些小铜牌，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仅仅是名字，没有头衔和企业名称，这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有这个传统。这次奔牛节，就有企业家来问我：如果我投入这个会有什么回报，我和他说如果你投入，你就是一个以文化、以创意推动上海城市的先行者，当然他们未必会认同这种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般做大型文化项目的公益投资是有政府投入的，但通常针对演出，公共艺术往往需要自己的投资，还需要正确的理念和坚持。公共艺术必须防止宗教、色情、暴力、意识形态等问题介入，这是我们许多年来坚持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一直把控得很好，没有出现任何敏感事件。我们做公共艺术非常需要政府支持，主要是环境、政策上的关注与呵护，在此基础上取得资金上的扶持，政府文化资金应该向民营方向倾斜，但更重要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如何拿出高品质艺术来争取合作。民营文化机构应该不断提升自己获得更多信任和支持。
您对未来的上海的公共艺术事业建设有什么建议？
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正确定义公共艺术，公共艺术要成为真正的“公共艺术”，而不应仅仅成为少数人的福利，也不应该服从个人意志。当然这需要先定义公众，公众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态的集合，可以是里弄退休的阿姨叔叔，可以是学生，可以是上班族或国内外CEO，只要是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学习或工作的，他们都是城市公共空间应该服务的人，他们就是群众，他们就是人民，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和艺术需求。公众艺术应该突破种种限制，成为连接艺术与社会的纽带，以个性化创新呈现人类的共同的精神需求和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