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兵是危险性最大的兵种之一，在演习中，千分之三的死亡率是被允许的。战时，飘在空中的他们或许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而在汶川，“如果撞到悬崖上，那就回不来了。”
　　
　　海拔四五千米的高空，飞机开始盘旋。机舱缺氧，压得耳膜钻心地疼。舱门打开后，气流猛地灌进来，裹着冰碴割在脸上。地面上，高压电线纵横交错，碎石遍地。
　　从来没有这样过：没有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标识，没有地面引导。只有不到5秒的时间——跳!
　　这是一次“自杀式空降”，台湾《联合报》称。即使在“铁军”空降老兵李振波1300多次的跳伞生涯里，也前所未有。
　　空降兵某师是在12日晚上11点接到紧急任务的：连夜领550套伞，马上组织好先遣小分队，准备救灾，空降下去。计划是在汶川东北的茂县即刻实施空降。那时，汶川通讯完全中断，从都江堰到达震中汶川的213国道被塌方的泥石流堵死。
　　5月13日6点17分，湖北。113位空降特种兵坐上满载跳伞器械的汽车，拉着警报直奔机场。
　　12：20分，伊尔－76飞机径直到达四川茂县坡西村上空。云高且厚，能见度几乎为零，外面雨也很大，砸在玻璃上迅速凝结成冰。飞机绕了几圈，因为机门结冰没法打开，无法实施空降，只得返航去往成都某军用机场。
　　不久，空军下了死命令：“必须跳，悬崖峭壁也得跳，不管气象条件如何。”
　　空降研究所所长李振波47岁，理论上已经超过跳伞的年龄，那天下午，已经两三年没有跳过伞的李振波提交了请战书。
　　李振波选择了翼伞——在两种常见的伞型里，圆伞是伞控制人，靠空气阻力下降，翼伞是人控制伞，靠伞和空气的摩擦产生推进速度，便于方向调整。
　　空降兵是危险性最大的兵种之一，在演习中，千分之三的死亡率是被允许的。“我们是天杀的伞兵”——美军这样自我解嘲。战时，飘在空中的他们或许成为敌人的活靶子；而在汶川，“如果撞到悬崖上，那就回不来了”，李振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5月14日空降的15名人甚至根本没顾得上和家人联系。他们留下了8封生死状和7封请战书——这后来被媒体传为遗书。“这不是遗书。遗书和军人是不相称的。”李振波说，
　　11点47分。茂县坡西村，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河流。4999米海拔的着陆场上空，15名空降兵背上翼伞，逐个跃出。急剧下坠，寒气沁人。一、二、三、四，捅拉环。伞“噗”一下撑开，像是飞了起来。
　　腰猛地往下拽，扯一下，李振波骑在了一棵果树上。任务完成得很好，大家都落在百米范围内，有的落到了菜地上。
　　山体滑坡，沿途飞石，茂县通往外界的路全堵了。滞留的父老乡亲和游客们围上来。“好多人都哭了。”李振波也激动得红了眼睛。
　　14日中午，湖北的空降兵某师大本营。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出现了一行字幕：14日12时20分，15名空降兵成功伞降茂县。目前，伞降人员已与指挥部取得联系。由于天气仍然持续变坏，剩余83人未能继续实施伞降。军区的俱乐部一下子沸腾了，大家兴奋地讨论着，“地面部队过不去，就应该把我们所有的空降兵都带过去”。
　　战士们开始争相请战，但名额有限。一位叫罗波的战士写下了保证书，而在另一支部队里，空降兵某部一位指挥员继承了铁军最原始的誓师传统——写血书。他用一把裁纸刀割破了右手中指，在白纸上写下：我坚决要到前线抗震救灾。但直到今天，他还留守在湖北的办公室里，他有点不甘心地说，“部队就这样，让你上，再大困难也要上，不让上，再想上也不能上，一切行动听指挥是三大纪律第一条”。
　　在这次投入的12万兵力中，伞兵占了不到十分之一。但他们的作用无法代替——在震中汶川以北，那些被封闭多时的“孤岛”上，是他们舍命从天而降，带来了食品和希望。
　　截至5月29日，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的空降人数为25人。为了请缨跳伞，这个加强营的300多名特种兵战士写了800多封请战书。空降部队过来了一万多人，有的在一线救援，有的在后方空投物资。
　　“跳伞第一人”李振波从汶川回来后，嘴唇蜕了两层皮。他每天坐在机场跑场里，四块塑料板拼成的凳子上，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像牧羊人一样守着这些物资”。
　　罗波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引导物资的跳伞候选人名单里——这是他又一次声泪俱下的保证书争取来的。但快十天了，他一直在机场待命。“没什么希望了，现在好多地方都能进车了。”罗波这么说着，一面始终目不转睛地望着操场角落里十来个装着跳伞器械的木箱子。
　　
　　(徐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