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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技术理性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存在受到人们的质疑。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文学研究应该为何以及如何？文学表达了人在面对存在时的情感与反应，个体需要拒绝遗忘，保持精神性和先锋性，以回应复杂的时代精神状况。
关键词：技术理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技术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存在受到质疑。柏拉图式的对纯粹思辨的兴趣，在技术和群体的包围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的自我实存、人的高贵性，渐渐被遗忘。工具理性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人的完整性遭到分割。大学的学科划分和研究也走向破碎。中国现当代文学，狭义上属于文学范畴，广义上属于人文学科。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不同在于它指向人的实存，表达人在面对世界时的情感与反应。它记录了人在面对存在时的喜悦与兴奋，恐惧与颤粟。在技术统治世界时，文学更需要为机器统治下的时代提供温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现代大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分支。在技术理性的时代，各行各业被划分得细致。个体的存在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位置，处于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环。个体的自我实存不断受到挤压，或者消失。技术的统治只需要各就其位的螺丝。任何企图僭越秩序的个体都会受到警告。可是，人文学科的存在，即使人文学科自身受到技术的渗透，依然为个体找回自我实存提供精神资源。人的高贵仅仅表现于存在力图实现自身的上升运动之中。这也许就是人文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存在意义。我们需要它提供爱、情感、道德等非理性因素，来对抗工具理性的冰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个体，时刻不能忘记其肩负的使命。不能在技术统治下物化、群体化，失却个体实存的独立声音。虽然，这很理想化。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价值、理性价值受到质疑。高高在天的那个人的存在也遭到怀疑。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如此普世性的价值与信仰危机。虽然早在19世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率先就对天国的那个人的存在发出挑战。东方也不例外。不过，与西方遭受的信仰危机不同，东方是在遭到技术理性的冲击后开始反省。日本在1868年后进入“明治维新”时代，清王朝则在一次又一次与西方工具理性的交锋下在1911年走向灭亡。按照目前学科体制的划分，以进化论时间观为指导，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满清王朝逐渐灭亡的时候产生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源头，存在强烈的技术理性思维，渴求以技术理性对抗西方武力的侵略。“五四”时期，“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潮。反倒是鲁迅，在当时清醒地看到更深层面的人的实存，揭示出传统中国思维中的“劣根性”。只是，“救亡”很快压倒“启蒙”。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席勒化”的倾向。知识分子逐渐依附于群体、政治。1949年，当中国大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个体实存被逐渐取消。文学的存在意义在于与政治合作，巩固意识形态的地位。层级分明的作家协会、报刊、审查等组织的建立，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或者，不合作的个体则遭到放逐。这一僵化的文学制度到后来愈发可怖。当今天我们回过头去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依旧令人类深思。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东方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斯大林式的文学制度对取消个体实存的企图，在中国大陆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这一现象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当学科也被纳入体制，成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一环，个体在此时面临着选择。一方面，各类协会的建立，有效地将个体存在进行收编和改造。群体不需要异质的声音。整齐、统一是其特性。国家机器的运转，个体各就其位形成合力，是群体最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人是高贵性的生物，在面对集体无意识时，个体渴望突围实现自我实存。可是，在技术的时代，个体选择突围存在巨大风险。人被限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人类必须通过在庞大机器下的劳作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而且，鲜明的层级的存在使得个体渴望在国家机器中到达金字塔尖。虽然几乎没有个体能够最终完成这一夙愿。不过这却符合国家机器设定者的初衷。所以，个体的反抗意味着将失去生活资料的来源。这是现代个体丧失自我实存的很大原因。除却层级森严的体制秩序，国家机器中的审查、暴力机构的存在，也无时不刻地对个体进行监督。而这些机构营造的恐怖气氛，让个体在实现自我实存时蒙上了阴影。在过去发生的灾难中，国家机器不仅取消个体的独立性，还通过暴力取消个体身体的合法性。卡夫卡在《城堡》中营造的现代人在面对冰冷的、无所不在的，却又不可见的国家机器，让每一个个体不禁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当K面临审判的时候，却没有具体的原因。
那么，在面对无所不在的秩序时，个体要放弃自我实存，与群体合流吗？“秩序井然的机器严格地界定了被原子化的人的功能、义务和权利，所有的人都被视作完全可以互换的东西，这样它就压制了创造性，压制了个人的冒险，因为这些因素威胁了秩序。”①维护秩序成为了国家机器存在的因由。可是，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俄国也有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个体保存其存在的尊严，在十年浩劫中，遇罗克、张志新、顾准也没有丧失个体实存，虽然他们的身体的合法性最终被取消。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虽然那个肩住黑暗闸门的人可能最终会被黑暗所吞噬，但是一丝光明渗入了铁屋子，会刺痛更多个体的双眼。放弃自我实存，个体将被群体收编。而保存个体实存，将为日渐僵化的技术时代带来活力。时代的进步需要创新与变革，需要有个体对国家机器的秩序提出质疑。这是美好的愿望，也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一直呼唤的精神界战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先锋性，它的发展将一直处于未完成性中，反映时代的精神状况及个体在面对复杂时代时的困惑。
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原子化个体，必然面临技术理性和国家机器的限制。在技术时代，工具理性成为时代主潮，个体的价值被机器物化和量化。于是，作为一门更强调“务虚”的学科，它不能直接创造物质价值，自然受到冷落。而庞大的国家机器更无孔不入，为维持其秩序，对持异端声音的个体进行收编和整合。各类文学团体、组织、评奖机制、期刊审查，共同构成机器的运行秩序。个体要实现实存价值，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面对挑战，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更是人文领域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是，在强大的秩序下，当前的状况不容乐观。知识成为部分人手中的膏腴之具，成为走向机器金字塔尖的工具。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生活资料，如果将其视为目的，以知识作为手段，与国家机器合谋，这是时代面临的困境。时代呼唤有良知的声音。我们经历了太多历史的灾难。在文革结束后，很多个体在面对指责时，没有反思，将灾难指向国家机器。可是，正是那些丧失个体实存的人与国家机器的合谋，才导致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但最终，没有个体承担责任，所有的指责指向一个大写的群体：国家机器。
拒绝遗忘，保持精神性与先锋性，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需承担的责任，也是时代对她的期盼。个体的实存不仅在于要实现其生活资料，更应有更高意义上的追求。面对复杂的时代精神状况，我们不需要精神的赝品。面对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们需要有合理的价值判断。个体的独立声音很刺耳，也会给个体自身带来痛苦。面对日渐秩序井然的国家机器，若没有呐喊，没有狂人，铁屋子将愈加牢固，将压制更多的个人主体性。而如果学科的研究者们放弃个体实存性，人文精神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作为一名刚入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曾满怀高韬的理想主义，可是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也曾产生过怀疑与虚无。生活中存在一种无形的秩序，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教育也成为其中的一环。可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代的美好正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与不可预见性。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揭示人的灵魂的深与复杂，呈现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即使荒诞如一些历史事实，也有地下文学发出异质的声音。国家机器所希望达到的绝对的秩序井然是不存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需要在这个时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注 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作者介绍：吴泰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中國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技术理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技术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存在受到质疑。柏拉图式的对纯粹思辨的兴趣，在技术和群体的包围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人的自我实存、人的高贵性，渐渐被遗忘。工具理性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人的完整性遭到分割。大学的学科划分和研究也走向破碎。中国现当代文学，狭义上属于文学范畴，广义上属于人文学科。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不同在于它指向人的实存，表达人在面对世界时的情感与反应。它记录了人在面对存在时的喜悦与兴奋，恐惧与颤粟。在技术统治世界时，文学更需要为机器统治下的时代提供温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现代大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分支。在技术理性的时代，各行各业被划分得细致。个体的存在被固定在一个具体的位置，处于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环。个体的自我实存不断受到挤压，或者消失。技术的统治只需要各就其位的螺丝。任何企图僭越秩序的个体都会受到警告。可是，人文学科的存在，即使人文学科自身受到技术的渗透，依然为个体找回自我实存提供精神资源。人的高贵仅仅表现于存在力图实现自身的上升运动之中。这也许就是人文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存在意义。我们需要它提供爱、情感、道德等非理性因素，来对抗工具理性的冰冷。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个体，时刻不能忘记其肩负的使命。不能在技术统治下物化、群体化，失却个体实存的独立声音。虽然，这很理想化。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价值、理性价值受到质疑。高高在天的那个人的存在也遭到怀疑。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如此普世性的价值与信仰危机。虽然早在19世纪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率先就对天国的那个人的存在发出挑战。东方也不例外。不过，与西方遭受的信仰危机不同，东方是在遭到技术理性的冲击后开始反省。日本在1868年后进入“明治维新”时代，清王朝则在一次又一次与西方工具理性的交锋下在1911年走向灭亡。按照目前学科体制的划分，以进化论时间观为指导，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满清王朝逐渐灭亡的时候产生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源头，存在强烈的技术理性思维，渴求以技术理性对抗西方武力的侵略。“五四”时期，“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的口号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潮。反倒是鲁迅，在当时清醒地看到更深层面的人的实存，揭示出传统中国思维中的“劣根性”。只是，“救亡”很快压倒“启蒙”。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席勒化”的倾向。知识分子逐渐依附于群体、政治。1949年，当中国大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后，个体实存被逐渐取消。文学的存在意义在于与政治合作，巩固意识形态的地位。层级分明的作家协会、报刊、审查等组织的建立，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或者，不合作的个体则遭到放逐。这一僵化的文学制度到后来愈发可怖。当今天我们回过头去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这一灾难性的场景依旧令人类深思。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东方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斯大林式的文学制度对取消个体实存的企图，在中国大陆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这一现象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当学科也被纳入体制，成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一环，个体在此时面临着选择。一方面，各类协会的建立，有效地将个体存在进行收编和改造。群体不需要异质的声音。整齐、统一是其特性。国家机器的运转，个体各就其位形成合力，是群体最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人是高贵性的生物，在面对集体无意识时，个体渴望突围实现自我实存。可是，在技术的时代，个体选择突围存在巨大风险。人被限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人类必须通过在庞大机器下的劳作才能获得生活资料。而且，鲜明的层级的存在使得个体渴望在国家机器中到达金字塔尖。虽然几乎没有个体能够最终完成这一夙愿。不过这却符合国家机器设定者的初衷。所以，个体的反抗意味着将失去生活资料的来源。这是现代个体丧失自我实存的很大原因。除却层级森严的体制秩序，国家机器中的审查、暴力机构的存在，也无时不刻地对个体进行监督。而这些机构营造的恐怖气氛，让个体在实现自我实存时蒙上了阴影。在过去发生的灾难中，国家机器不仅取消个体的独立性，还通过暴力取消个体身体的合法性。卡夫卡在《城堡》中营造的现代人在面对冰冷的、无所不在的，却又不可见的国家机器，让每一个个体不禁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当K面临审判的时候，却没有具体的原因。
那么，在面对无所不在的秩序时，个体要放弃自我实存，与群体合流吗？“秩序井然的机器严格地界定了被原子化的人的功能、义务和权利，所有的人都被视作完全可以互换的东西，这样它就压制了创造性，压制了个人的冒险，因为这些因素威胁了秩序。”①维护秩序成为了国家机器存在的因由。可是，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俄国也有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个体保存其存在的尊严，在十年浩劫中，遇罗克、张志新、顾准也没有丧失个体实存，虽然他们的身体的合法性最终被取消。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②虽然那个肩住黑暗闸门的人可能最终会被黑暗所吞噬，但是一丝光明渗入了铁屋子，会刺痛更多个体的双眼。放弃自我实存，个体将被群体收编。而保存个体实存，将为日渐僵化的技术时代带来活力。时代的进步需要创新与变革，需要有个体对国家机器的秩序提出质疑。这是美好的愿望，也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一直呼唤的精神界战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先锋性，它的发展将一直处于未完成性中，反映时代的精神状况及个体在面对复杂时代时的困惑。
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原子化个体，必然面临技术理性和国家机器的限制。在技术时代，工具理性成为时代主潮，个体的价值被机器物化和量化。于是，作为一门更强调“务虚”的学科，它不能直接创造物质价值，自然受到冷落。而庞大的国家机器更无孔不入，为维持其秩序，对持异端声音的个体进行收编和整合。各类文学团体、组织、评奖机制、期刊审查，共同构成机器的运行秩序。个体要实现实存价值，面临严峻的考验。所以，面对挑战，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更是人文领域需要思考的问题。只是，在强大的秩序下，当前的状况不容乐观。知识成为部分人手中的膏腴之具，成为走向机器金字塔尖的工具。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生活资料，如果将其视为目的，以知识作为手段，与国家机器合谋，这是时代面临的困境。时代呼唤有良知的声音。我们经历了太多历史的灾难。在文革结束后，很多个体在面对指责时，没有反思，将灾难指向国家机器。可是，正是那些丧失个体实存的人与国家机器的合谋，才导致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浩劫。但最终，没有个体承担责任，所有的指责指向一个大写的群体：国家机器。
拒绝遗忘，保持精神性与先锋性，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需承担的责任，也是时代对她的期盼。个体的实存不仅在于要实现其生活资料，更应有更高意义上的追求。面对复杂的时代精神状况，我们不需要精神的赝品。面对一个具体的作家作品，我们需要有合理的价值判断。个体的独立声音很刺耳，也会给个体自身带来痛苦。面对日渐秩序井然的国家机器，若没有呐喊，没有狂人，铁屋子将愈加牢固，将压制更多的个人主体性。而如果学科的研究者们放弃个体实存性，人文精神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作为一名刚入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曾满怀高韬的理想主义，可是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后，也曾产生过怀疑与虚无。生活中存在一种无形的秩序，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教育也成为其中的一环。可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代的美好正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与不可预见性。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其揭示人的灵魂的深与复杂，呈现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即使荒诞如一些历史事实，也有地下文学发出异质的声音。国家机器所希望达到的绝对的秩序井然是不存在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需要在这个时代发出独立的声音。
注 释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作者介绍：吴泰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中國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