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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盛行于西北高原上的优秀民歌,以其质朴深沉、高亢激越而闻名于世。传唱的地域主要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传唱的民族有汉族、回族、藏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及中亚的东干族等,“花儿”属于民族文化宝库中具有经典价值和原创意义的研究对象。
一、“花儿”民歌与典故
“花儿”中有大量典故,这些典故来自民间流传的史书、话本、杂剧、戏曲、小说等。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进度在变迁中演化,对“花儿”的研究需要更深层次的挖掘。“花儿”中所运用的典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折射出了时代性,将当时的底层大众的生活情景呈现在人们面前。“花儿”中出现的典故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农耕、生产、民生、战争等主题,也有暗喻情感、道德、人事、疾苦等主题的。从“花儿”中的典故可以看出,民族民俗文化和各民族、各地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关于“典故”,有很多提法和概念。其中,两种提法值得借鉴,一种是1979年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修订本,词语分册[上])第275页载云:【典故】1、典制和掌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属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宋史·宋敏求传》:“熟于朝廷典故。”2、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另一种是,从典故的对外翻译上来看,在《古典诗词中双关与典故的英译》一文中称:“用典,又称用事引证,即引用或活用前人说过的话,或文学作品中记载的故事或神话等,用以比喻现实,抒写情怀,从而体现出简洁含蓄、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这一典故的对外翻译概念亦是以《辞海》中典故的定义为圭臬的。
关于“花儿”,柯杨教授(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花儿学、民俗学专家)认为:“花儿”作为一种民歌,既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作用和学术价值。“花儿”研究第一人张亚雄先生在其著作《花儿集》中提出:“花儿”有以地理掌故起兴者,有以眼前事物起兴者,有以历史典故起兴者,其中尤以历史典故为多,他们的根据是“杂话本子”、“乱谈本子”和章回小说,大概以口传者为多,这是民间的学问。根据柯杨、张亚雄的上述观点,结合典故的上述定义,可以得知,“花儿”与典故关系密切,典故在传统“花儿”中占有一定比例,主要运用于比兴。通过典故,能够唤起人们一定的联想,既有配合主题抒情的作用,又产生衬托主旨的效果,对表现主题内容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花儿”中的典故分类
综观“花儿”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甘肃是“花儿”的主要盛行地区之一,甘肃临夏与“花儿”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根据武宇林教授的观点,“花儿”分为两个流派: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临夏,古称河州,而且历史上的河州地名也是有史可查的,十六国前凉置河州,北魏太平六年置枹罕镇,北魏太和中又改河州,北周时为枹罕,唐时置河州,宋熙宁中复置州,元改河州为路,明置河州卫府……解放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辖临夏、永靖、东乡、和政、积石山、广河、康乐七县,基本上为古河州辖境的中心地带。历史上河州一名沿袭久长,现在群众仍把整个临夏地区称为河州。解放后,所成立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仍然是“花儿”的主要传唱地域。
“花儿”是西北特有的一种民俗事象,又属西北各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的类型。笔者仔细阅读了相关的“花儿”论著和文献资料,将“花儿”涉及的典故进行了梳理,认为“花儿”中的典故可分为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两大类。民间传说按题材又可分为历史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综观“花儿”里的典故,其写作素材大多来源于宋元时期的民间讲谈、说唱、戏剧、杂剧、话本及明代的历史小说和白话小说等。如“姜子牙钓鱼”的典故,就是来自于宋元话本《武王伐纣评话》;“三英战吕布”的历史人物故事,出自《三国志评话》。典故作比兴的作品材料一般都是河州“花儿”中的“本子花儿”(或洮岷“花儿”中的整花),还有少量的散花。“本子花儿”是一种以演唱历史故事或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长篇“花儿”。下面就“花儿”中典故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两大类型,进行一些探究。
(一)民间传说
1、历史人物传说
从文学的角度讲,“花儿”里,以历史人物传说为起兴句的颇为普遍,其中以三国、水浒、杨家将与宋朝和薛家将与唐朝为最多,还有周文王、姜子牙、孙膑、韩信、张良等等。如:
例1、周文王访贤在渭水河,手扯了子牙的车辇。尕妹好比我心里的油,阿哥们想你者可怜。
例2、你唱个杨家的杨令公,我唱个三国的子龙,我们是维人的真君子,半路上不闪缠你们。
例3、关老爷拉马者出曹营,张翼德城头上打了鼓了,尕妹的身子一根葱,可惜你田地里受了苦了。
例4、唐太宗宫里做一梦,梦见了白袍的将军。抓住手者尕妹啦问,尕妹是没转着眼睛。
这几首都是早期创作的“花儿”。第一首中历史人物传说在宋元时话本《武王伐纣评话》中有记载:“文王翌日早晨,排列对仗,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姜尚诗毕,文王大喜,深谢贤良。西伯侯用手扶姜尚,并众臣扶定姜尚上车北进”。以上述典故中的人物作比兴,暗喻美好的爱情,怀有珍惜、思念之情。第二首里有北宋名将杨业,现有记载杨业父子事迹的史书主要有曾巩的《隆平集》、王偁的《东都事略》、《宋史》、《辽史》,另外,在欧阳炯的《十国春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上也有点滴记载。根据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一文考察,主要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古话本、杂剧、戏曲、小说等体裁的杨家将事迹一直流传于世,杨家将正义、忠义、保家卫国的英勇艺术形象也已深入人心,以此起兴,不仅暗喻对忠贞的感情的向往和内心表白,同时,也反映出为人处世的原则立场。第三首中前两句引自根据《三国志》改编的《三国演义》十七回“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关老爷就是关羽。关羽出曹营,过五关斩六将后,张飞擂鼓,关羽斩蔡阳的一段故事,早期人们对关羽忠义执着的崇拜心理,即使在爱情诗歌里也不例外,借用关羽故事暗喻爱情,可能是出门在外多年,回来看到恋人受苦,抒发对恋人怜惜之情愫。第四首中,白袍的将军指的是薛仁贵,薛仁贵是唐朝大将,文学剧目中有白袍小将保主救驾的故事,如“薛仁贵乃异服其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而出,所向无前,这是唐朝与高丽的战争中,薛仁贵保护唐太宗而英勇善战的一幕,后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这里作比兴,表达了失恋的阿哥对尕妹的钦慕赏识,得不到尕妹的倾心,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理状态。
2、史事传说
史事传说,一般都是“本子花儿”(整花),篇幅较长。《赤壁大战》部分原文如下:“曹操要带兵八十三万呢,要叫孙权听见呢,急者心慌麻乱呢”。“镰刀割了刺香了,周瑜计策用的妙,蒋干过江中圈套,群英会上叙旧交。“镰刀割了紫草了,蒋干把书信偷跑了,曹操的大事不好了。红心柳的四张杈,给曹操给的难场大,把蔡瑁张允亏杀下。鸡儿要下鸡蛋呢,孔明稀不能干呢,他到曹操营里借箭呢。打曹要用大火攻,诸葛亮登台借东风”。“葽一条,一条葽,黄盖兵将准备好,大小船里装柴草,上面再用清油浇”。“黄盖眼睛挤一挤,大小船上猛起火;曹家兵马烧完了。孙权在不作难了。”
上述是洮岷型整“花中”关于史事传说的一个例子。表面看,仅仅是对原历史传说故事梗概的粗略复述,但观其全貌,从“花儿”民俗事象的角度看,它是属于隐含性民俗事象,所谓隐含性民俗事象即指包容在“花儿”内容之中的、但与“花儿”无表面联系的其他民俗事象,如:唱词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有关传说、神话和故事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隐含性民俗事象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时尚。暗含一些人生哲理,比如,暗喻人生中的坎坷,有时会很顺利的解决,迈向下一个坎;有时却也艰难;有时也犯糊涂、猜疑,终酿苦果等;有时相互商量,就会产生大智慧等。总之,智慧的人生总会有好结果,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从今天来看,我们不能忽视“花儿”中史事传说的文化价值和其中蕴涵的某些真理,值得用“花儿”的艺术视角诠释人生。同时,对这样的史事传说应予以加工,编制成反映时代文化的大型花儿舞剧,以弘扬民族民俗文化。
3、地方风物传说
地方风物传说在“花儿”中也很普遍,如:斧头剁了红桦材,三仙女塑有风采,如何像天上飞下来,给人间撒花降幅来。这是一首歌颂莲花山的“花儿”,说的是关于三仙女塑的由来。现在“三仙女”塑像位于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唐坊滩一块巨石之上,高3米,宽3.4米,汉白玉色的。三仙女塑对于这一地域的人们来说,既是寄情于景物,又是民间的信仰,表达了莲花山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二)神话传说
“花儿”中关于神话传说的“本子花”(整花)也较多,如:《西游记》、《嫦娥奔月》、《盘古开天辟地》、《八仙过海》等。比如下面的比兴句:
例5、油菜开花一片黄,大石头上虎乘凉,始修金顶送桥梁,神话自古到今扬。
例6、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天兵们抓不的个住了。不是阿哥们心痛得很,阳世上没走的个路了。
例7、十月里牡丹霜杀干,瞭时稀不难寒呢。张果老是八仙里老神仙,毛驴要驮四大名山呢,踏着赵州桥烂呢。
第一首是关于甘肃莲花山上神虎送梁的传说。据神话传说,明朝在甘肃莲花山九顶峰修建真武大帝庙时,梁柱已造成,苦于山高无路,难以运上。某夜,雷声震天,黑夜通明,见一黑虎,背驮栋梁,大吼一声,跃上九顶。翌日,料场已空,遥望九顶峰上,庙已凌云而立。神虎送梁传说被认为是佛祖显灵,以神虎来佑护、帮助人们,达成心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首的主体内容不是很明确,或许是徭役太重,或许是怀才不遇,或许是生存境况堪忧,使得这个青年暗自神伤,无路可走,渴望得到不受任何束缚的生活,前两句以孙悟空大闹天宫比兴,来暗喻所渴望得到的生活,是在现实社会里无法做到、得到的一种情绪。第三首是八仙之一张果老过赵州桥的神话传说。赵州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根据唐代中书令张嘉贞为赵州桥所写的“铭文”中有:“赵郡**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李春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由于史书缺乏记载,他的生平、籍贯及生卒年月已无法得知。四大名山大概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关于赵州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造,这座大桥建成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倒骑着毛驴,来到桥头,正巧碰上鲁班,于是他便问道: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他走。鲁班心想:这座桥,骡马大车都能过,一个人算什么,于是就请他上桥。谁知,张果老却用毛驴驮着四大名山上桥,桥竟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当然这只是人们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以纪念古代的能工巧匠。
以上所述,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神话传说,基本是描述那时社会底层劳动民众的生产、生活的现实图景,反映早期的“花儿”创作人的民间心态,它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反映人们对生产的艰辛、生活的酸甜苦辣,社会的疾愤,或对爱情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精神的寄托等心理状态,具有生命本真的原生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些“花儿”典故在今天看来已成为历史,但越是历史的越是值得挖掘的。“花儿”是多民族创造的、表达各民族人民普遍认识和心声的民歌,是值得保护和传承的。
三、对“花儿”中典故的思考
1、“花儿”典故中的民间信仰
从“花儿”典故中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与民间信仰相关。民间信仰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有对历史人物忠勇的崇拜现象,有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神话人物的崇拜现象,其象征意蕴表现着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反映其内在的秩序,也迎合了中华民族感情和精神的需要。比如像玉皇大帝、屈原、关羽、张飞、孟姜女等,尤其有关关羽的民间信仰,传播甚广,崇拜者众。这些民间信仰都源自于宗教。谈到宗教,自然而然想到“花儿”会。
民俗学专家柯杨先生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多次到甘肃洮岷地区进行民俗调查,在1990年发表于台湾《国文天地》上的《洮岷花儿与农家生活》一文中说道:今天的“花儿”会,是从古老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早期的“花儿”,大多是求神、酬神、娱神之歌,是与神的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黄金钰(甘肃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曾从事作曲、编辑、书法等工作)在其论文《再论花儿的起源》中也曾说过:“‘花儿’”最早并不是就唱情歌,而是祭祀用的实用歌。一切艺术,最早都是发源于宗教活动,特别是歌舞,因为原始人和神交流的语言就是歌舞。以后,随着宗教意识的淡漠,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变成纯艺术,‘花儿’也是这样,它开始是在寺庙里唱给神的宗教歌”。从柯杨、黄金钰的观点,不难看出,“花儿”的宗教背景反映劳动民众的认识、感情和需求。尽管这种宗教背景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表现的思想、意志、情感,则是倾向于广大人民群众,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与“花儿”中典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一致性。在宗教意识淡化的今天,应善于发现“花儿”典故中的积极成分,使宗教的积极成分向着民俗文化的方向发展。
2、“花儿”中典故比兴的爱情
至于“花儿”典故中暗喻的爱情,尽管有一些被认为是低俗不雅的,这与创作者的学识和知识水平有关。但多数是人们表达单纯、真挚、可信赖的爱情观取向。对今天的启示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时代里,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导致婚外情(恋)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的道德观、爱情观有些扭曲,对社会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反对婚外情,提倡爱情专一,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外情没了,家庭也就稳定了,家庭稳定,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源泉。
3、丰富“花儿”典故内容,进教材、进课堂的思考
早期“花儿”中的典故,有歌颂历史人物的,有描述历史史事的,也有一些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在元明清时期,经过评话、话本、杂剧、小说等多体裁的丰富和渲染,使典故本身更加丰富,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是很好的历史辅助教材。可以使“花儿”走进课堂,通过这些“花儿”中比兴的典故,编创一些具有新时代主题和意义的新“花儿”,既培养中小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民俗文化的感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又使“花儿”能传承下去。
4、关于“花儿”典故走向世界的思考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其中包括“端午节”、“甘肃花儿”等中国申报的22个项目。使甘肃省拥有了第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对于西北“花儿”来说意义重大。可见,西北“花儿”这一最具地方色彩、最具乡土情致的民间歌谣,正在散发着无穷魅力。正如武宇林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所述,西北“花儿”流传年代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歌唱民族之多、民间“花儿”会声势之大,属世界罕见,令不少国外专家学者惊叹不已。
“花儿”不仅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而且,属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范畴。因为“花儿”民歌中所涉及的典故比兴,无论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还是经文学渲染的艺术作品,都触及了西北高原各族人民的文化元素、民族精神和民族融合发展等,为我们研究各民族的文化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花儿”应该走向世界,“花儿”中典故亦应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用“花儿”中的典故编创大型“花儿”音乐剧、舞剧,在国内巡回展演,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展演,让更多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了解“花儿”,熟悉“花儿”,不失为一种弘扬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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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萍(1976-)女,宁夏人,宁夏银川市图书馆工作,工程师。现在读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发表论文5篇。)
一、“花儿”民歌与典故
“花儿”中有大量典故,这些典故来自民间流传的史书、话本、杂剧、戏曲、小说等。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进度在变迁中演化,对“花儿”的研究需要更深层次的挖掘。“花儿”中所运用的典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折射出了时代性,将当时的底层大众的生活情景呈现在人们面前。“花儿”中出现的典故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农耕、生产、民生、战争等主题,也有暗喻情感、道德、人事、疾苦等主题的。从“花儿”中的典故可以看出,民族民俗文化和各民族、各地区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关于“典故”,有很多提法和概念。其中,两种提法值得借鉴,一种是1979年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修订本,词语分册[上])第275页载云:【典故】1、典制和掌故。《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亲属至尊,降礼下臣,每赐宴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宋史·宋敏求传》:“熟于朝廷典故。”2、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另一种是,从典故的对外翻译上来看,在《古典诗词中双关与典故的英译》一文中称:“用典,又称用事引证,即引用或活用前人说过的话,或文学作品中记载的故事或神话等,用以比喻现实,抒写情怀,从而体现出简洁含蓄、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这一典故的对外翻译概念亦是以《辞海》中典故的定义为圭臬的。
关于“花儿”,柯杨教授(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花儿学、民俗学专家)认为:“花儿”作为一种民歌,既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作用和学术价值。“花儿”研究第一人张亚雄先生在其著作《花儿集》中提出:“花儿”有以地理掌故起兴者,有以眼前事物起兴者,有以历史典故起兴者,其中尤以历史典故为多,他们的根据是“杂话本子”、“乱谈本子”和章回小说,大概以口传者为多,这是民间的学问。根据柯杨、张亚雄的上述观点,结合典故的上述定义,可以得知,“花儿”与典故关系密切,典故在传统“花儿”中占有一定比例,主要运用于比兴。通过典故,能够唤起人们一定的联想,既有配合主题抒情的作用,又产生衬托主旨的效果,对表现主题内容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花儿”中的典故分类
综观“花儿”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甘肃是“花儿”的主要盛行地区之一,甘肃临夏与“花儿”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根据武宇林教授的观点,“花儿”分为两个流派: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临夏,古称河州,而且历史上的河州地名也是有史可查的,十六国前凉置河州,北魏太平六年置枹罕镇,北魏太和中又改河州,北周时为枹罕,唐时置河州,宋熙宁中复置州,元改河州为路,明置河州卫府……解放后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辖临夏、永靖、东乡、和政、积石山、广河、康乐七县,基本上为古河州辖境的中心地带。历史上河州一名沿袭久长,现在群众仍把整个临夏地区称为河州。解放后,所成立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仍然是“花儿”的主要传唱地域。
“花儿”是西北特有的一种民俗事象,又属西北各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的类型。笔者仔细阅读了相关的“花儿”论著和文献资料,将“花儿”涉及的典故进行了梳理,认为“花儿”中的典故可分为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两大类。民间传说按题材又可分为历史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综观“花儿”里的典故,其写作素材大多来源于宋元时期的民间讲谈、说唱、戏剧、杂剧、话本及明代的历史小说和白话小说等。如“姜子牙钓鱼”的典故,就是来自于宋元话本《武王伐纣评话》;“三英战吕布”的历史人物故事,出自《三国志评话》。典故作比兴的作品材料一般都是河州“花儿”中的“本子花儿”(或洮岷“花儿”中的整花),还有少量的散花。“本子花儿”是一种以演唱历史故事或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长篇“花儿”。下面就“花儿”中典故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两大类型,进行一些探究。
(一)民间传说
1、历史人物传说
从文学的角度讲,“花儿”里,以历史人物传说为起兴句的颇为普遍,其中以三国、水浒、杨家将与宋朝和薛家将与唐朝为最多,还有周文王、姜子牙、孙膑、韩信、张良等等。如:
例1、周文王访贤在渭水河,手扯了子牙的车辇。尕妹好比我心里的油,阿哥们想你者可怜。
例2、你唱个杨家的杨令公,我唱个三国的子龙,我们是维人的真君子,半路上不闪缠你们。
例3、关老爷拉马者出曹营,张翼德城头上打了鼓了,尕妹的身子一根葱,可惜你田地里受了苦了。
例4、唐太宗宫里做一梦,梦见了白袍的将军。抓住手者尕妹啦问,尕妹是没转着眼睛。
这几首都是早期创作的“花儿”。第一首中历史人物传说在宋元时话本《武王伐纣评话》中有记载:“文王翌日早晨,排列对仗,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姜尚诗毕,文王大喜,深谢贤良。西伯侯用手扶姜尚,并众臣扶定姜尚上车北进”。以上述典故中的人物作比兴,暗喻美好的爱情,怀有珍惜、思念之情。第二首里有北宋名将杨业,现有记载杨业父子事迹的史书主要有曾巩的《隆平集》、王偁的《东都事略》、《宋史》、《辽史》,另外,在欧阳炯的《十国春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上也有点滴记载。根据杨芷华《杨家将的历史真实》一文考察,主要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古话本、杂剧、戏曲、小说等体裁的杨家将事迹一直流传于世,杨家将正义、忠义、保家卫国的英勇艺术形象也已深入人心,以此起兴,不仅暗喻对忠贞的感情的向往和内心表白,同时,也反映出为人处世的原则立场。第三首中前两句引自根据《三国志》改编的《三国演义》十七回“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关老爷就是关羽。关羽出曹营,过五关斩六将后,张飞擂鼓,关羽斩蔡阳的一段故事,早期人们对关羽忠义执着的崇拜心理,即使在爱情诗歌里也不例外,借用关羽故事暗喻爱情,可能是出门在外多年,回来看到恋人受苦,抒发对恋人怜惜之情愫。第四首中,白袍的将军指的是薛仁贵,薛仁贵是唐朝大将,文学剧目中有白袍小将保主救驾的故事,如“薛仁贵乃异服其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而出,所向无前,这是唐朝与高丽的战争中,薛仁贵保护唐太宗而英勇善战的一幕,后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这里作比兴,表达了失恋的阿哥对尕妹的钦慕赏识,得不到尕妹的倾心,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心理状态。
2、史事传说
史事传说,一般都是“本子花儿”(整花),篇幅较长。《赤壁大战》部分原文如下:“曹操要带兵八十三万呢,要叫孙权听见呢,急者心慌麻乱呢”。“镰刀割了刺香了,周瑜计策用的妙,蒋干过江中圈套,群英会上叙旧交。“镰刀割了紫草了,蒋干把书信偷跑了,曹操的大事不好了。红心柳的四张杈,给曹操给的难场大,把蔡瑁张允亏杀下。鸡儿要下鸡蛋呢,孔明稀不能干呢,他到曹操营里借箭呢。打曹要用大火攻,诸葛亮登台借东风”。“葽一条,一条葽,黄盖兵将准备好,大小船里装柴草,上面再用清油浇”。“黄盖眼睛挤一挤,大小船上猛起火;曹家兵马烧完了。孙权在不作难了。”
上述是洮岷型整“花中”关于史事传说的一个例子。表面看,仅仅是对原历史传说故事梗概的粗略复述,但观其全貌,从“花儿”民俗事象的角度看,它是属于隐含性民俗事象,所谓隐含性民俗事象即指包容在“花儿”内容之中的、但与“花儿”无表面联系的其他民俗事象,如:唱词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有关传说、神话和故事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隐含性民俗事象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时尚。暗含一些人生哲理,比如,暗喻人生中的坎坷,有时会很顺利的解决,迈向下一个坎;有时却也艰难;有时也犯糊涂、猜疑,终酿苦果等;有时相互商量,就会产生大智慧等。总之,智慧的人生总会有好结果,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从今天来看,我们不能忽视“花儿”中史事传说的文化价值和其中蕴涵的某些真理,值得用“花儿”的艺术视角诠释人生。同时,对这样的史事传说应予以加工,编制成反映时代文化的大型花儿舞剧,以弘扬民族民俗文化。
3、地方风物传说
地方风物传说在“花儿”中也很普遍,如:斧头剁了红桦材,三仙女塑有风采,如何像天上飞下来,给人间撒花降幅来。这是一首歌颂莲花山的“花儿”,说的是关于三仙女塑的由来。现在“三仙女”塑像位于甘肃省康乐县莲花山唐坊滩一块巨石之上,高3米,宽3.4米,汉白玉色的。三仙女塑对于这一地域的人们来说,既是寄情于景物,又是民间的信仰,表达了莲花山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二)神话传说
“花儿”中关于神话传说的“本子花”(整花)也较多,如:《西游记》、《嫦娥奔月》、《盘古开天辟地》、《八仙过海》等。比如下面的比兴句:
例5、油菜开花一片黄,大石头上虎乘凉,始修金顶送桥梁,神话自古到今扬。
例6、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天兵们抓不的个住了。不是阿哥们心痛得很,阳世上没走的个路了。
例7、十月里牡丹霜杀干,瞭时稀不难寒呢。张果老是八仙里老神仙,毛驴要驮四大名山呢,踏着赵州桥烂呢。
第一首是关于甘肃莲花山上神虎送梁的传说。据神话传说,明朝在甘肃莲花山九顶峰修建真武大帝庙时,梁柱已造成,苦于山高无路,难以运上。某夜,雷声震天,黑夜通明,见一黑虎,背驮栋梁,大吼一声,跃上九顶。翌日,料场已空,遥望九顶峰上,庙已凌云而立。神虎送梁传说被认为是佛祖显灵,以神虎来佑护、帮助人们,达成心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第二首的主体内容不是很明确,或许是徭役太重,或许是怀才不遇,或许是生存境况堪忧,使得这个青年暗自神伤,无路可走,渴望得到不受任何束缚的生活,前两句以孙悟空大闹天宫比兴,来暗喻所渴望得到的生活,是在现实社会里无法做到、得到的一种情绪。第三首是八仙之一张果老过赵州桥的神话传说。赵州桥在今河北省赵县,根据唐代中书令张嘉贞为赵州桥所写的“铭文”中有:“赵郡**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李春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由于史书缺乏记载,他的生平、籍贯及生卒年月已无法得知。四大名山大概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关于赵州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造,这座大桥建成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倒骑着毛驴,来到桥头,正巧碰上鲁班,于是他便问道: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他走。鲁班心想:这座桥,骡马大车都能过,一个人算什么,于是就请他上桥。谁知,张果老却用毛驴驮着四大名山上桥,桥竟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当然这只是人们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以纪念古代的能工巧匠。
以上所述,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神话传说,基本是描述那时社会底层劳动民众的生产、生活的现实图景,反映早期的“花儿”创作人的民间心态,它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反映人们对生产的艰辛、生活的酸甜苦辣,社会的疾愤,或对爱情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精神的寄托等心理状态,具有生命本真的原生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些“花儿”典故在今天看来已成为历史,但越是历史的越是值得挖掘的。“花儿”是多民族创造的、表达各民族人民普遍认识和心声的民歌,是值得保护和传承的。
三、对“花儿”中典故的思考
1、“花儿”典故中的民间信仰
从“花儿”典故中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与民间信仰相关。民间信仰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有对历史人物忠勇的崇拜现象,有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神话人物的崇拜现象,其象征意蕴表现着中国文化的道德标准,反映其内在的秩序,也迎合了中华民族感情和精神的需要。比如像玉皇大帝、屈原、关羽、张飞、孟姜女等,尤其有关关羽的民间信仰,传播甚广,崇拜者众。这些民间信仰都源自于宗教。谈到宗教,自然而然想到“花儿”会。
民俗学专家柯杨先生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多次到甘肃洮岷地区进行民俗调查,在1990年发表于台湾《国文天地》上的《洮岷花儿与农家生活》一文中说道:今天的“花儿”会,是从古老的迎神赛会和祭祀活动演变而来的。早期的“花儿”,大多是求神、酬神、娱神之歌,是与神的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黄金钰(甘肃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曾从事作曲、编辑、书法等工作)在其论文《再论花儿的起源》中也曾说过:“‘花儿’”最早并不是就唱情歌,而是祭祀用的实用歌。一切艺术,最早都是发源于宗教活动,特别是歌舞,因为原始人和神交流的语言就是歌舞。以后,随着宗教意识的淡漠,才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变成纯艺术,‘花儿’也是这样,它开始是在寺庙里唱给神的宗教歌”。从柯杨、黄金钰的观点,不难看出,“花儿”的宗教背景反映劳动民众的认识、感情和需求。尽管这种宗教背景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带有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表现的思想、意志、情感,则是倾向于广大人民群众,影响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与“花儿”中典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一致性。在宗教意识淡化的今天,应善于发现“花儿”典故中的积极成分,使宗教的积极成分向着民俗文化的方向发展。
2、“花儿”中典故比兴的爱情
至于“花儿”典故中暗喻的爱情,尽管有一些被认为是低俗不雅的,这与创作者的学识和知识水平有关。但多数是人们表达单纯、真挚、可信赖的爱情观取向。对今天的启示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时代里,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导致婚外情(恋)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人的道德观、爱情观有些扭曲,对社会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在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反对婚外情,提倡爱情专一,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婚外情没了,家庭也就稳定了,家庭稳定,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源泉。
3、丰富“花儿”典故内容,进教材、进课堂的思考
早期“花儿”中的典故,有歌颂历史人物的,有描述历史史事的,也有一些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在元明清时期,经过评话、话本、杂剧、小说等多体裁的丰富和渲染,使典故本身更加丰富,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和发展的历史,是很好的历史辅助教材。可以使“花儿”走进课堂,通过这些“花儿”中比兴的典故,编创一些具有新时代主题和意义的新“花儿”,既培养中小学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民俗文化的感情,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又使“花儿”能传承下去。
4、关于“花儿”典故走向世界的思考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其中包括“端午节”、“甘肃花儿”等中国申报的22个项目。使甘肃省拥有了第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对于西北“花儿”来说意义重大。可见,西北“花儿”这一最具地方色彩、最具乡土情致的民间歌谣,正在散发着无穷魅力。正如武宇林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所述,西北“花儿”流传年代之久、流传地域之广、歌唱民族之多、民间“花儿”会声势之大,属世界罕见,令不少国外专家学者惊叹不已。
“花儿”不仅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而且,属于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范畴。因为“花儿”民歌中所涉及的典故比兴,无论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还是经文学渲染的艺术作品,都触及了西北高原各族人民的文化元素、民族精神和民族融合发展等,为我们研究各民族的文化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花儿”应该走向世界,“花儿”中典故亦应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用“花儿”中的典故编创大型“花儿”音乐剧、舞剧,在国内巡回展演,走出国门,向世界人民展演,让更多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了解“花儿”,熟悉“花儿”,不失为一种弘扬民族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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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萍(1976-)女,宁夏人,宁夏银川市图书馆工作,工程师。现在读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发表论文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