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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扬对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影响深远。体现在三本全国统编教材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将意识形态与审美同时纳入考察范围，为后来教材普遍接受；二、在苏联体系基础上加入批评论，提倡“四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文学理论教材体系。
〔关键词〕周扬；文学理论；教材
〔中图分类号〕 I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084-04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不下百种。通观这些教材，尽管编写的时代及理念不同，其中仍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大多数教材都在结构上遵循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几大部分，以及普遍强调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等等。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到今天通行的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大都如此。追根溯源，周扬的影响显而易见。可以说，正是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直接领导的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奠定了今天文学理论教材的基础。
有学者以为：“周扬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他便依据他的理论来制订或参与制订相应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他自己理论的实施。这一点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堪与匹敌的。”[1](649)这一观点可能有些夸大。但就周扬与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关系而言，其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周扬所处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的理解，使其对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由此对文艺学的发展予以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如影随形，周扬的影响鲜有人能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20世纪60年代两本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的影响上。本文将以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的五次讲话为中心，对比其直接领导下的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本《文学概论》及今天通行的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以求展现周扬对1960年以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影响。
一、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周扬无法回避的中心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扬就开始以苏联文论为基点阐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到了延安，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其更确认了这种观点。建国初期，经过第一次文代会及若干次批判运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两个口号成了新中国文艺界无法更改的权威标准，更成为检验文学成就和区分政治身份的圭臬。而这两个口号，也是周扬必须遵循的理论起点。尽管周扬在主持撰写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时鲜明地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突破，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提法，再次回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调上来。[2]作为新中国文艺最高领导，其对意识形态与文学及文学理论关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两个口号之上的。表现在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编写的五次讲话中，就是对《文学概论》所应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的反复确认。
对于文学，周扬有一个始终不曾改变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的性质。”[3](256)在周扬那里，对文学的控制，是文艺政策和《文学概论》的主要任务。因而，在整个文科教材建设中，《文学概论》的意义很特殊。这一点，长期深受毛泽东熏陶的周扬说得很清楚：“过去毛主席说，干部都应学点文艺理论。《文学概论》这本书如果编得好，不仅学生学，干部也可以学。所以，我们要花点力量。”[4](237)显然，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绝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党的文艺政策一样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周扬对《文学概论》如此重视的原因所在。要编好《文学概论》，首先要明白“先决问题是这本书讲些什么，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这本教材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穿在里面”[4](227-228)。此外，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与党的文艺政策关系密切，“文学概论可以讲讲党的文艺政策、无产阶级文学与文艺政策、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文艺政策”[4](234)。对于《文学概论》，周扬在后来的讲话中增加了本质论这一章，并将之放在第一章。这样，《文学概论》先要讲清文学的本质。周扬以为，教材在讲述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他问题时，应该“先对文学现象加以分析，批判地看过去的意见，归结到毛主席的看法”[4](259)。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扬对文学的理解尤其是对《文学概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作用放在第一位，因此，对于整个教材的结构、指导思想及要达到的目标，都最终指向了主流意识形态。
但周扬毕竟长期与文艺打交道， 对文学的特性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始终要避免《文学概论》直接变成党的文艺政策， 对读者强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文学概论》要尽量避免直接灌输， 应采用间接渗透的方式。对此，他说：“编教科书要少发议论，应根据材料， 不要以向读者‘发命令’的口吻来谈， 而要用著书者的口气。”[4](236)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对当时提交的大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的提纲，整个说来，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文艺思想， 方向是对的， 但在叙述上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 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4](240)不仅如此，《文学概论》应该有对一般文学规律的系统讲述，这样，“前面系统地叙述了规律的知识，就容易帮助学生正确地了解和体会我们的政策。不至于仅仅把政策看成条文， 而知道政策是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总结出来的， 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4](240)。显然，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应该以形象与生动的叙述巧妙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大旗。这种见解，深得治国之妙，充分展示了长期深受毛泽东熏陶的周扬在政治上的成熟。
《文学概论》为政治服务，或者说《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性是周扬言说的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是当时的政治语境所不能容忍的。周扬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正如他说：“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肯定，如为人民服务、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我们的立场要坚定不移。”[4](227)但在不越过底线的范围内，周扬对《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性仍有灵活的阐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文学为政治服务，是周扬的一贯立场。在这五次讲话中，周扬对这点仍然强调，但口气有所松动。他说：“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得多，这是必要的，但文艺的特点也要讲”[4](231)“政治仍要强调，但不能把政治与艺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同起来”[4](239)。关于世界观与技巧方法，他首先强调“世界观是方向问题，非常重要。世界观不解决，而拥有经验、才能、技巧，那就会产生对我们很有害的作品。”[4](238)但他接着又认为“不能由此就否定经验、才能、技巧”“在世界观解决后，经验、才能、技巧三方面就起决定的作用”[4](238)。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他首先摆出毛泽东的观点，“毛主席说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是政治标准第一，都是从政治观点来评价文艺的”，他因此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4](235)但他也说：“艺术标准第二并非它并不重要。否则就会导致庸俗化的理解，艺术给伟大影响于政治，甚至没有政治的艺术有时候也可起政治的作用。”[4](240)
我们看到，尽管周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这不是指示，只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4](256)，但由于其中宣传部副部长的特殊身份，加之在讲话中自然流露出的权威语气，其在讲话中的要点依然被两本教材基本接受。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不仅在各章中涉及意识形态，更是单列专章“文学与政治”，并在教材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5]蔡仪本《文学概论》晚出，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从其编写说明看，出版的时候有些内容被修改，但也鲜明地提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6]而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或“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提法，被后来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进一步发展为“审美意识形态”。[7]同时，周扬关于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相对松动的讲话，又给两本文学理论教材关注文学的艺术性作了理直气壮地铺垫。在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前提下，对文学理论的审美特性也作了一定程度地探讨，这是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本《文学概论》在新时期仍然成为通行教材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与审美特性同时存在，也成了后来文学理论教材的普遍特点。
二、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
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文科教材建设之前，已经有好几本文学理论教材存在。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建国初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二是在1958年反对“厚古薄今”的“教育革命”中，由各校学生和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对于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苏联文学理论教材影响巨大。可以说，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基本由苏联文学理论教材奠定基础。但就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来看，上述两类教材都不大适应新的形势，新教材的编写势在必行。
建国初期翻译的苏联教材，以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影响最大。其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8](5)这种“三分法”很快被中国学界接受。1957年教育部编订的《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就明确指示：“本课讲授内容除绪论外，分成三个单元：（一）文学和生活；（二）文学作品的分析；（三）文学发展的过程。”[9](2)这里的三个单元显然就是季靡菲耶夫“三分法”的转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迅速恶化，“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理论教材显然不能继续使用。而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编写的教材，正如周扬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五八年以后，教育革命，思想解放，青年人集体编了不少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10](143)而且这些教材有着严重的左倾倾向，完全颠覆了苏联模式带来的“三分法”结构，基本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建国后提出的“双百”方针和“两结合”口号的翻版，显然也不能继续使用。这样，新的全国统编教材就必须进行话语重建。但就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而言，苏联教材的“三分法”在当时看来是无法绕过的，尤其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因此，当时的上海编写组（以群本）和北京编写组（蔡仪本）的提纲基本参照了苏联教材的“三分法”，即本质论、创作论和发展论。客观而言，这种“三分法”在当时而言确实有其合理性。作为一个长期与文艺打交道并在四十年代就编写过马列文艺思想教材的高层领导，周扬显然也认识到了这点。但周扬对这一体系仍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五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将文艺批评单列出来。这样，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就变成了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批评论（后来改为鉴赏论）。
虽然将文艺批评单列出来是周扬的创见， 但对文艺批评的强调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就提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并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1](868)这一点，出版于1959年、基本照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学新论》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本教材总共只有七章， 第六章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和标准”。[12]周扬跟随毛泽东多年， 对这一观点十分重视，这也是其将批评论单列出来的原因。在第一篇讲话中，周扬就已经提出“文艺批评可以单独搞一章” [4](232)。第二篇讲话更是将文艺批评列为教材四大内容之一， 他说：“文学概论将来是不是包括这样几部分：（1）文学的外部关系，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2）文学的内部关系，即文学的特征等；（3）文学批评；（4）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 [4](239)第三篇讲话， 周扬依然强调“文学鉴赏与批评还是讲一讲好”。[4](247)到了第四篇讲话，周扬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体系已经成熟，他将结构分为五编十章，批评论（鉴赏论）成为整个体系中的第四编，总共有两章的内容，分别是“第九章‘文学的鉴赏与批评’”及“第十章‘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4](253)
应该说，对批评论的重视，是周扬长期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然反应，也是其长期思考文艺的结果。虽然他将批评论单列出来有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无疑，批评论的加入，使得整个体系更丰富和科学。正是在周扬的反复强调下，两本教材都基本接受了这种结构：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除绪论外分为三编，而批评论正是其中的第三编，共分两章，第十章为“文学鉴赏”，第十一章为“文学批评”。[5]蔡仪本《文学概论》总共分为九章，第八章为“文学欣赏”，第九章为“文学批评”。[6]两本教材都很好地贯彻了周扬的指示。客观而言，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鉴赏论的结构体系确实是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较为合理的体系，对文学的认识也具有很多可取之处。因此，这一结构一直被后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延续。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共分五编，第五编为“文学消费与接受”，由三章组成：第十四章“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第十五章“文学接受过程”、第十六章“文学批评”。[7]虽然主要在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学术规范下写成，但周扬讲话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学理论摆脱苏联模式并逐渐建立体系的过程中，周扬的影响很大。尽管其否认建立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雄心，他说：“我在河北的讲话，报上加了个《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标题，就不恰当。”[4](229)但周扬一直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他在五次讲话中倡导的修正苏联模式后的体系，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批评论（鉴赏论）的体系，由周扬直接领导的两本全国统编教材以文本的方式确立下来，成为后来文艺理论教材的“前理解”。就整个体系来说，批评论的加入意义重大，尤其对今天而言更是如此。苏联文学理论教材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将文学理论科学化，因此偏重理论的阐述，而忽视具体操作，这也是其不将批评论列入体系的原因。而这种重理论轻批评的风气，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至为深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使得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科学化或者说理论化，使得理论话语成了文艺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知识形态，批评反而可有可无。这是导致文艺学学科合法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渐行渐远，几乎要分道扬镳的尴尬处境。
同时，我们看到，周扬抛弃了文学理论教材单一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试图在讲话中平衡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关系。这种将意识形态与审美同时纳入视野的做法，成为后来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通例。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双重言说，也成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独特品格。这是周扬讲话及其直接领导的两本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的一大特色。然而，功利的意识形态与无功利的审美之间并非天然和谐相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且，不同的时代，二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是周扬及两本统编教材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文艺学界的问题。在周扬的讲话中，他往往采用一种游移的言说方式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他既肯定意识形态的无可动摇的地位，也强调审美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游移的言说策略，使得周扬讲话对很多问题含混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两本统编教材也是如此。实际上，周扬及两本统编教材都没有很好地处理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后来的教材大都如此。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试图借用西方理论消除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鸿沟，将二者融合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中，充分展现了当代学界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然而，这种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有待时间检验。
〔参考文献〕
［１］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A]. 忆周扬[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２］支克坚. 周扬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３］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A]. 周扬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４］周扬. 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A].周扬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５］以群主编. 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
［６］蔡仪主编. 文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７］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８］（苏联）季靡菲耶夫. 文学原理（第一部）[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 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0］周扬. 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A]. 周扬文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著. 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马胜利）
Between Ideology and Aesthetic
——Zhou Yang's Influence on Three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s
PENG Min-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Zhou Yang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s. There are mainly two aspects through studying three national textbooks. Firstly, he integrates ideology and esthetic into the inspection scope simultaneously, which was generally accepted by afterward textbooks. Secondly, he joins the criticism theo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Thus he advocates four parts in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That consummates the system of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Zhou Yang；literature theory；textbook
〔关键词〕周扬；文学理论；教材
〔中图分类号〕 I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084-04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不下百种。通观这些教材，尽管编写的时代及理念不同，其中仍然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大多数教材都在结构上遵循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几大部分，以及普遍强调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等等。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到今天通行的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大都如此。追根溯源，周扬的影响显而易见。可以说，正是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直接领导的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奠定了今天文学理论教材的基础。
有学者以为：“周扬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他便依据他的理论来制订或参与制订相应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他自己理论的实施。这一点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堪与匹敌的。”[1](649)这一观点可能有些夸大。但就周扬与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关系而言，其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周扬所处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和文艺学学科的理解，使其对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由此对文艺学的发展予以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如影随形，周扬的影响鲜有人能及。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20世纪60年代两本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的影响上。本文将以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的五次讲话为中心，对比其直接领导下的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本《文学概论》及今天通行的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以求展现周扬对1960年以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影响。
一、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周扬无法回避的中心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扬就开始以苏联文论为基点阐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到了延安，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其更确认了这种观点。建国初期，经过第一次文代会及若干次批判运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两个口号成了新中国文艺界无法更改的权威标准，更成为检验文学成就和区分政治身份的圭臬。而这两个口号，也是周扬必须遵循的理论起点。尽管周扬在主持撰写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时鲜明地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是对毛泽东《讲话》的突破，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提法，再次回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调上来。[2]作为新中国文艺最高领导，其对意识形态与文学及文学理论关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两个口号之上的。表现在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编写的五次讲话中，就是对《文学概论》所应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的反复确认。
对于文学，周扬有一个始终不曾改变的观点：“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的性质。”[3](256)在周扬那里，对文学的控制，是文艺政策和《文学概论》的主要任务。因而，在整个文科教材建设中，《文学概论》的意义很特殊。这一点，长期深受毛泽东熏陶的周扬说得很清楚：“过去毛主席说，干部都应学点文艺理论。《文学概论》这本书如果编得好，不仅学生学，干部也可以学。所以，我们要花点力量。”[4](237)显然，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绝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党的文艺政策一样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周扬对《文学概论》如此重视的原因所在。要编好《文学概论》，首先要明白“先决问题是这本书讲些什么，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这本教材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贯穿在里面”[4](227-228)。此外，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与党的文艺政策关系密切，“文学概论可以讲讲党的文艺政策、无产阶级文学与文艺政策、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文艺政策”[4](234)。对于《文学概论》，周扬在后来的讲话中增加了本质论这一章，并将之放在第一章。这样，《文学概论》先要讲清文学的本质。周扬以为，教材在讲述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他问题时，应该“先对文学现象加以分析，批判地看过去的意见，归结到毛主席的看法”[4](259)。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扬对文学的理解尤其是对《文学概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作用放在第一位，因此，对于整个教材的结构、指导思想及要达到的目标，都最终指向了主流意识形态。
但周扬毕竟长期与文艺打交道， 对文学的特性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始终要避免《文学概论》直接变成党的文艺政策， 对读者强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文学概论》要尽量避免直接灌输， 应采用间接渗透的方式。对此，他说：“编教科书要少发议论，应根据材料， 不要以向读者‘发命令’的口吻来谈， 而要用著书者的口气。”[4](236)他在第二次发言中对当时提交的大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目前的提纲，整个说来，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文艺思想， 方向是对的， 但在叙述上应当采用历史的方法， 不要只用概念的方法。”[4](240)不仅如此，《文学概论》应该有对一般文学规律的系统讲述，这样，“前面系统地叙述了规律的知识，就容易帮助学生正确地了解和体会我们的政策。不至于仅仅把政策看成条文， 而知道政策是从事物的发展规律中总结出来的， 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4](240)。显然，在周扬看来，《文学概论》应该以形象与生动的叙述巧妙地渗透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大旗。这种见解，深得治国之妙，充分展示了长期深受毛泽东熏陶的周扬在政治上的成熟。
《文学概论》为政治服务，或者说《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性是周扬言说的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是当时的政治语境所不能容忍的。周扬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正如他说：“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肯定，如为人民服务、历史唯物主义等等。我们的立场要坚定不移。”[4](227)但在不越过底线的范围内，周扬对《文学概论》的意识形态性仍有灵活的阐释。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文学为政治服务，是周扬的一贯立场。在这五次讲话中，周扬对这点仍然强调，但口气有所松动。他说：“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讲得多，这是必要的，但文艺的特点也要讲”[4](231)“政治仍要强调，但不能把政治与艺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同起来”[4](239)。关于世界观与技巧方法，他首先强调“世界观是方向问题，非常重要。世界观不解决，而拥有经验、才能、技巧，那就会产生对我们很有害的作品。”[4](238)但他接着又认为“不能由此就否定经验、才能、技巧”“在世界观解决后，经验、才能、技巧三方面就起决定的作用”[4](238)。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他首先摆出毛泽东的观点，“毛主席说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是政治标准第一，都是从政治观点来评价文艺的”，他因此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4](235)但他也说：“艺术标准第二并非它并不重要。否则就会导致庸俗化的理解，艺术给伟大影响于政治，甚至没有政治的艺术有时候也可起政治的作用。”[4](240)
我们看到，尽管周扬在发言中反复强调“这不是指示，只是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4](256)，但由于其中宣传部副部长的特殊身份，加之在讲话中自然流露出的权威语气，其在讲话中的要点依然被两本教材基本接受。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不仅在各章中涉及意识形态，更是单列专章“文学与政治”，并在教材中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5]蔡仪本《文学概论》晚出，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从其编写说明看，出版的时候有些内容被修改，但也鲜明地提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6]而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或“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提法，被后来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进一步发展为“审美意识形态”。[7]同时，周扬关于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相对松动的讲话，又给两本文学理论教材关注文学的艺术性作了理直气壮地铺垫。在文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前提下，对文学理论的审美特性也作了一定程度地探讨，这是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本《文学概论》在新时期仍然成为通行教材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与审美特性同时存在，也成了后来文学理论教材的普遍特点。
二、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
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文科教材建设之前，已经有好几本文学理论教材存在。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建国初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二是在1958年反对“厚古薄今”的“教育革命”中，由各校学生和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对于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苏联文学理论教材影响巨大。可以说，新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基本由苏联文学理论教材奠定基础。但就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语境来看，上述两类教材都不大适应新的形势，新教材的编写势在必行。
建国初期翻译的苏联教材，以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影响最大。其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8](5)这种“三分法”很快被中国学界接受。1957年教育部编订的《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就明确指示：“本课讲授内容除绪论外，分成三个单元：（一）文学和生活；（二）文学作品的分析；（三）文学发展的过程。”[9](2)这里的三个单元显然就是季靡菲耶夫“三分法”的转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关系迅速恶化，“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理论教材显然不能继续使用。而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编写的教材，正如周扬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五八年以后，教育革命，思想解放，青年人集体编了不少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10](143)而且这些教材有着严重的左倾倾向，完全颠覆了苏联模式带来的“三分法”结构，基本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建国后提出的“双百”方针和“两结合”口号的翻版，显然也不能继续使用。这样，新的全国统编教材就必须进行话语重建。但就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而言，苏联教材的“三分法”在当时看来是无法绕过的，尤其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经验匮乏的情况下。因此，当时的上海编写组（以群本）和北京编写组（蔡仪本）的提纲基本参照了苏联教材的“三分法”，即本质论、创作论和发展论。客观而言，这种“三分法”在当时而言确实有其合理性。作为一个长期与文艺打交道并在四十年代就编写过马列文艺思想教材的高层领导，周扬显然也认识到了这点。但周扬对这一体系仍然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五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将文艺批评单列出来。这样，文学理论教材的结构就变成了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批评论（后来改为鉴赏论）。
虽然将文艺批评单列出来是周扬的创见， 但对文艺批评的强调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就提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并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11](868)这一点，出版于1959年、基本照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学新论》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本教材总共只有七章， 第六章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和标准”。[12]周扬跟随毛泽东多年， 对这一观点十分重视，这也是其将批评论单列出来的原因。在第一篇讲话中，周扬就已经提出“文艺批评可以单独搞一章” [4](232)。第二篇讲话更是将文艺批评列为教材四大内容之一， 他说：“文学概论将来是不是包括这样几部分：（1）文学的外部关系，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2）文学的内部关系，即文学的特征等；（3）文学批评；（4）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 [4](239)第三篇讲话， 周扬依然强调“文学鉴赏与批评还是讲一讲好”。[4](247)到了第四篇讲话，周扬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体系已经成熟，他将结构分为五编十章，批评论（鉴赏论）成为整个体系中的第四编，总共有两章的内容，分别是“第九章‘文学的鉴赏与批评’”及“第十章‘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4](253)
应该说，对批评论的重视，是周扬长期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然反应，也是其长期思考文艺的结果。虽然他将批评论单列出来有其意识形态目的，但无疑，批评论的加入，使得整个体系更丰富和科学。正是在周扬的反复强调下，两本教材都基本接受了这种结构：以群本《文学的基本原理》除绪论外分为三编，而批评论正是其中的第三编，共分两章，第十章为“文学鉴赏”，第十一章为“文学批评”。[5]蔡仪本《文学概论》总共分为九章，第八章为“文学欣赏”，第九章为“文学批评”。[6]两本教材都很好地贯彻了周扬的指示。客观而言，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鉴赏论的结构体系确实是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较为合理的体系，对文学的认识也具有很多可取之处。因此，这一结构一直被后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延续。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共分五编，第五编为“文学消费与接受”，由三章组成：第十四章“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第十五章“文学接受过程”、第十六章“文学批评”。[7]虽然主要在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的学术规范下写成，但周扬讲话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学理论摆脱苏联模式并逐渐建立体系的过程中，周扬的影响很大。尽管其否认建立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雄心，他说：“我在河北的讲话，报上加了个《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标题，就不恰当。”[4](229)但周扬一直在朝这一方向努力。他在五次讲话中倡导的修正苏联模式后的体系，很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本质论、创作论、发展论、批评论（鉴赏论）的体系，由周扬直接领导的两本全国统编教材以文本的方式确立下来，成为后来文艺理论教材的“前理解”。就整个体系来说，批评论的加入意义重大，尤其对今天而言更是如此。苏联文学理论教材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将文学理论科学化，因此偏重理论的阐述，而忽视具体操作，这也是其不将批评论列入体系的原因。而这种重理论轻批评的风气，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至为深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使得这种风气愈演愈烈。科学化或者说理论化，使得理论话语成了文艺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知识形态，批评反而可有可无。这是导致文艺学学科合法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渐行渐远，几乎要分道扬镳的尴尬处境。
同时，我们看到，周扬抛弃了文学理论教材单一强调意识形态的做法，试图在讲话中平衡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关系。这种将意识形态与审美同时纳入视野的做法，成为后来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通例。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双重言说，也成为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独特品格。这是周扬讲话及其直接领导的两本全国统编文学理论教材的一大特色。然而，功利的意识形态与无功利的审美之间并非天然和谐相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且，不同的时代，二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是周扬及两本统编教材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文艺学界的问题。在周扬的讲话中，他往往采用一种游移的言说方式来处理二者的关系。他既肯定意识形态的无可动摇的地位，也强调审美的合理性。正是这种游移的言说策略，使得周扬讲话对很多问题含混不清，甚至前后矛盾。两本统编教材也是如此。实际上，周扬及两本统编教材都没有很好地处理意识形态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后来的教材大都如此。童庆炳本《文学理论教程》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试图借用西方理论消除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鸿沟，将二者融合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中，充分展现了当代学界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然而，这种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有待时间检验。
〔参考文献〕
［１］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A]. 忆周扬[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２］支克坚. 周扬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３］周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任务[A]. 周扬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４］周扬. 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A].周扬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５］以群主编. 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
［６］蔡仪主编. 文学概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７］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８］（苏联）季靡菲耶夫. 文学原理（第一部）[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 文学概论试行教学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0］周扬. 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A]. 周扬文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著. 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马胜利）
Between Ideology and Aesthetic
——Zhou Yang's Influence on Three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s
PENG Min-q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Zhou Yang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s. There are mainly two aspects through studying three national textbooks. Firstly, he integrates ideology and esthetic into the inspection scope simultaneously, which was generally accepted by afterward textbooks. Secondly, he joins the criticism theo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Thus he advocates four parts in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That consummates the system of literature theory textbook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Zhou Yang；literature theory；text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