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世时，我们互相写信，信的结尾都是‘to life’（致敬生命）。他去世后，每次我想偷懒的时候，一想到和他通的信，我就不敢懈怠。”
　　此刻的中国，每分钟有超过8个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分钟有超过5个人因癌症逝世，癌症潜伏在每一个人身边。人们谈癌色变，被大量伪科学和谣言裹挟着生活在恐惧中，又因为恐惧，造成更多的误解。
　　“生物男”李治中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些“误解”。为此，他去美国念了癌症生物学博士，还在研发了格列卫的诺华制药做了8年新药科学家。但他在实验室中的努力始终赶不上国内各种癌症谣言的传播速度，于是，6年前，他开始以“菠萝”为笔名，写文章辟谣以及进行各种癌症科普。
　　6年间，他孜孜不倦地一遍遍重复着“红薯不防癌”、“牛奶不致癌”、“人的体质不分酸碱”、“转基因食品致癌并无定论但喝酒会致癌”、“澳大利亚并没有战胜癌症”……
　　2018年，李治中辞去了药厂的工作，回国做专注于儿童癌症科普的“向日葵儿童公益”，因为，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儿童癌症患者群，却没有一个专业的儿童癌症科普网站。
　　人类战胜癌症的战斗还很漫长，但在癌症消亡之前，李治中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消灭关于癌症的谣言。
　　以下是“菠萝”李治中的口述——

误解

　　很多人知道我是做癌症科普的，一听就摆手，不想聊，感觉不吉利，好像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听不看，家里人就不会得癌症。
　　但事实上，我国现在每年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数目超过400万，因癌症去世的人超过280万。这是什么概念？每分钟有超过8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分钟有超过5人因癌症逝世，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患癌的熟人。
　　我们如何去面对癌症？首先就需要去了解它。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癌症没有那么可怕。
　　例如，为什么癌症患者越来越多？因为现代人活得越来越长。癌症发生的最大风险因素不是空气污染、转基因食品，而是寿命。无论男女，当年龄超过55岁之后，癌症的发病率就会明显上升。以前的皇帝很少听说有得癌症的，那是因为他们死得早。有数据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从秦始皇到光绪的平均寿命只有39.8岁。
　　很多人听到癌症第一反应就是“死”，陷入恐慌。大约两年前，罗一笑事件爆发的时候，有人转给我一篇文章，标题是：“罗一笑是病死的还是治死的？”一个号称财经作家的人一上来就说“得了白血病，基本上就是个死”。但事实上，白血病是过去30年中，5年生存率变化最明显的两种癌症之一。现在白血病5年的生存率已经超过70%，某些亚型白血病生存率甚至超过90%，全球有超过3500万人带癌生存。
　　正因为对癌症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再加上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缺乏常识教育和科学思维，没人喜欢听科学家说什么成功率90%，他们喜欢听的是“隔壁老王吃了这款神药立马好了”，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令人痛心的故事。
　　也是在3年前，一个90后女演员徐婷，才26岁，患上淋巴癌后没有接受正规治疗，而是去山东烟台找到一位神医，不仅每天被放血，还拔火罐、刮痧，导致大量毛细血管破裂，短短一个月，就免疫系统全失。最后，她不是死于淋巴瘤，而是死于严重的感染。从她做出这个选择到去世，不到3个月。
　　但是事实情况是，就在徐婷去世前后，美国一批晚期淋巴瘤患者尝试了化疗配合CAR-T疗法，简单来说，这种疗法是从病人体内拿一些免疫细胞出来进行基因改造，让它们对癌细胞有更强的殺伤力，再放回病人体内，采用这种疗法后，82%的患者肿瘤缩小，64%的患者肿瘤消失。
　　还有魏则西事件。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刺痛。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一年半以前，我已经写过科普文章说明他接受的这种疗法是无效的，当时我用的标题是《谋财不害命，中国的免疫疗法现状》。但魏则西还是没能看到。
　　我常常想，如果徐婷、魏则西们能及时地知道正确的信息，可能就可以活得更久。癌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比癌症更可怕的，是人们对癌症的误解。

辟谣

　　我在清华念本科的时候，是学干细胞的。那时，我也觉得癌症和我没啥关系，我对它的了解，就是一坨长得很快的细胞，一个肿块。
　　大四那年，我母亲患上了乳腺癌，癌症一下子入侵了我的生活。我在网上查了一整晚资料，翻了十几页都找不到什么靠谱信息。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患者的信息非常闭塞，市面上没有什么好药。
　　母亲的病，让我决定本科毕业后去美国杜克大学学习癌症生物学。我希望对癌症有更多的理解，去探究——癌症到底是什么？
　　毕业后选择去药厂。我希望能够研发出一些好药。我选择了诺华制药，主要负责新型癌症靶向和免疫新药的研发。
　　在药厂工作的同时，我也很关注国内的一些状况。我记得是2013年，我身边有朋友开始转那种伪科学文章。我很难过，一边是科研人员在想尽办法对抗癌症，另一边，无数伪科学在肆无忌惮地传播。
　　我就在人人网上写了一篇科普文，讲的是癌症是什么，为什么会致命。那篇文章只有一百多个阅读，大部分都是好友在转，但大家都鼓励我，这是我做科普的开端。
　　从那之后，我每晚9点开始写文章，每天写2至3个小时，大概一周出一篇。从第一篇科普文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在文后附上参考文献，这是为了区别于伪科学——任何结论都需要有靠谱的来源。
　　但我又发现，只有靠谱还不够，还需要生动、短小、易懂。于是，在花6至8个小时写完一篇文章后，我再用1至2个小时把它删短，加一些比喻和幽默的话。
　　有一次，我想辟谣“红薯能防癌”。那时候刚出了一个很靠谱的研究，“休闲时间运动”可以防癌，比如走路、跑步、游泳、健身等，也就是“锻炼”可以防癌。当然，平时工作性质相关的“运动”，比如重体力劳动者、专业运动员的大量体力活动，不算在内。我就在文章结尾用一首小诗把这两个重点结合了一下：原来/红薯真可以防癌/如果你是/每次都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买到红薯的小孩。 　　有一段时间，营销号在炒作“牛奶致癌”，我赶紧辟谣——从现有的科学证据来看，单纯喝牛奶致癌的概率，大概等于“买彩票中头奖，但在领奖途中被雷劈死”的概率。
　　一个接一个地辟谣，渐渐地，也总结出了一些谣言和伪科学的特点。
　　例如，很多伪科学文章中都会出现一个穿白大褂的外国老爷子，其中有一位在癌症伪科学文中出镜率特别高，好像他一出现，就代表着靠谱和权威。但事实上，我定睛一看，那位老爷子的真实身份是世界最老医生的纪录保持者，美国乔治亚州100岁的沃尔特·华生。只是，这位老爷子并不是肿瘤科医生而是妇产科医生。他最牛的事迹是一生接生过近两万个小孩，和癌症没有半分钱关系。
　　除了莫名其妙的外国医生照片，如果一篇文章中动不动就出现CCTV新闻画面、标题里好多感叹号、求转发愿望超浓烈、结尾各种无关广告、点“阅读原文”跳出奇怪东西，那十有八九都是“伪科学神帖”。还有一句想特别提醒大家的真理：封面图女人衣服穿得越少，伪科学的概率越高。
　　多数老百姓为什么看到伪科学想转？因为伪科学总是斩钉截铁，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希望。而我做这些科普，也是想给大家带来希望。

　　所以，2016年我开始在公众号里为大家介绍一些抗癌新药。我愿意用我所学、加上在药厂工作的经验，去告诉大家，这个药好不好，那个疗法值不值得期待。许多新药还没有在中国上市，但我想让大家知道，科研工作者没有停下来，大家不要放弃希望。
　　2018年5月，我建了一个40岁以下的癌症患者互助群——“菠萝的年轻朋友们”。200多号人，患的癌症各异，但是都乐观、坦诚、积极学习新知识。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共同学习，分享资料，互相支持，一起辟谣。

“Big Picture”

　　2018年春节前一天，我正式从制药公司辞职，举家回国，全职做儿童癌症公益。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我做出这个决定大概只用了两三个星期。之所以决定做中国儿童癌症公益，也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合理的事。
　　当下，全世界的儿童癌症患者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好用的药太少了。一个数据是，过去近30年，我们开发了200多个抗癌新药，只有3个是给孩子们的。
　　对于中国的患癌儿童而言，他们的处境更是艰难。
　　每一年，中国有4万个儿童得癌症，而中国患癌儿童的5年存活率，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个问题——不了解，信息严重缺失。
　　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儿童肿瘤这一学科，是成人肿瘤科医生在治疗儿童肿瘤。但儿童肿瘤并不是小一号的成人肿瘤，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成人的很不一样。就拿脑胶质瘤来说，得了这个病，同样的药物可能成人吃了好转了，儿童吃了却没有效果，一些药物在儿童身上是完全无效的。
　　我曾经在百度上搜“儿童癌症”，第一个出来的居然是“儿童为什么会得癌？大多数还是跟妈妈有关”，非常奇葩，而且一点进去全是广告。
　　这也促使我开始做向日葵儿童公益，我们想做一个系统性的、中国最好的、最全面的、最权威的、最专业的、最信得过的儿童癌症科普网站。我们还要做科研。为什么要回到中国来做科研？因为这件事只有在中国能做。
　　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儿童癌症患者群，因为人口越多，患者越多。对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不好的，但是对科研来说却是极其好的。我之前在诺华做了多年横纹肌肉瘤的研究，这是一种儿童肿瘤，一件特别棘手的事就是案例少、样本少。我们试验常用的横纹细胞瘤的细胞系，在实验室里养了40年了。它们还真的和小孩身上的肿瘤细胞一样吗？我个人很怀疑。
　　而在中国，对于某一种亚型的儿童癌症来说，中国一个主任医师一天经手的患者量，有可能超过美国一个医生的全年。
　　这次回国，我在网络上征集了近万名志愿者，他们身份不同，有博士在读的学生、协和医生、上海交大教授、麦肯锡咨询师、哈佛毕业的律师、美国顶尖药企的研究员等等。我们希望未来搜索“儿童癌症”，出来的都是向日葵平台的文章，让每一位儿童都不再被误诊，并接受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最好的治疗。
　　可能每个选择癌症科研方向的人一开始都被某种东西触动过，但是慢慢就被生活磨没了，所以，我在夜深人静时，常去回想一个“big picture”，想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Tom，是一名制药科学家，他亲手合成的肺癌二代靶向新药Zykadia（色瑞替尼）已经上市，全世界上万患者将从中受益。但同时，他也是一名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和癌症战斗5年多，2017年11月在美国去世，享年45岁。
　　他是我的榜样。在治疗间隙，他还跑到实验室和人讨论科研课题;在癌症扩散的时候，还做网站帮其他患者寻找合适的临床试验;他也做癌症科普，他的文字被大家自发地翻译成中文、西班牙文、俄文、捷克文、荷兰文。
　　他在世时，我们互相写信，信的结尾都是“to life”（致敬生命）。他去世后，每次我想偷懒的时候，一想到和他通的信，我就不敢懈怠。因为很怕以后在另一个世界再见到他，他问我：“菠萝，多活了这么些年，说说你到底干了些啥？”
　　至于希望，我曾给媒体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还有多远？”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道——也许在不远的未来，会有人说：“还记得2016年那会儿大家都以为癌症是绝症吗？真是太搞笑了。”
　　（张楠荐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