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午，编辑部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来电话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姓毕，是位退休教师。她说她的儿子叫赵煜，现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八大队一中队服刑。前天去监狱会见时，儿子特地对母亲说：“我们这里的干警对艾滋病犯人特别人道主义，我每天去病房值班都亲眼目睹那感人的一幕幕，常常被感动得睡不着觉。你一定要抽空给检察风云杂志社的记者打个电话，让他们来采访一下，让广大读者了解这里发生的动人事情……”
　　于是，6月21日本刊记者沿着这条来自监狱内的线索，走进提篮桥监狱，来到专门从事内科传染病病人护理工作的八大队一中队，采访了该队的领导，还有身患艾滋病、肝病、肺病等多种疾病的犯人何一吨。当何一吨被狱管人员带到我们面前时，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微笑着略带些腼腆，我们一行几位都被他这种乐观精神所感动。就在记者开口要问他话时，他十分感激地用手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队领导说：“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才使我有今天。”没有了悲观，他的话匣子很快就打开了……
　　
　　穷苦出生，让我把人生看得平淡乏味
　　
　　一个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明白饥饿会是怎么一回事。自从我打娘胎里出来，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我。记事起，我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幻想有一天能填饱肚子。因排行老二，所以吃亏的事我摊得多。这样幼小的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伺机复仇的念头，等长大后好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常理，要想改变命运，唯有靠勤奋好学。然而，像我那样的家庭，读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或许是出于好奇，见姐姐念书，我也哭闹着要去，父母执拗不过，勉强让我上了三年学。
　　一辈子都没有迈出过大山一步的父母，有一年夏天，却突然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起，问我们谁能回答山的那边是什么样？我们三个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摸摸自己的脑袋说不出来。父母算是很善于想像，拍拍我的后脑勺说，山的那边还是山。你们长大后，要是能走到山的那边去，也算是为我们何家光宗耀祖了。从此以后，我总在设想有一天一定要走出这座山，到没有山的地方去。
　　尽管只念了三年书，但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口中得知，山的那边不光有山，还有城市、海洋、草原、森林……这些只在书本上看到的一幅幅画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梦，一个十几年一直在做的梦。春去秋来，我都在期盼着一件事：那就是快快长大成人，去寻找自己的梦。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山好像被撕开一道缝，一些外面的消息从这道缝里传过来，这对于山里像我这样的壮小伙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诱惑。穷怕了的人们，早已对人生看得淡了，他们对生命更是看得如同山里的一根野草。生与死，只是人生的两个客栈。当我有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孩子们都在幼小的年龄，我不想让他们也像我及我的祖辈那样，甘作大山的儿女，一辈子守着山，为山付出自己的一切，所以我决定出去闯一闯。
　　第二天，太阳还没有从山的那边露出身影，我已早早起床，收拾行李。最后一次从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朝山外走，那一天是1994年冬至，那一年我才27岁。
　　
　　贩毒抢劫，让我在期盼中饱尝牢狱之苦
　　
　　迷迷糊糊地跟着村里的几个想到山外闯闯的人，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了广东的省会广州。到了广州，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山外的世界。五颜六色的衣服，川流不息的车辆，鳞次栉比的楼房，这些都只是在山里时梦里所见到的。我们几个在一位打工的老乡的带领下，七拐八弯地来到一片破旧的、写满“拆”字的、低矮的房屋前。老乡说，你们和我们一起暂时就住在这里，没有我的同意，你们不许乱跑，以免丢失。
　　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那个老乡第一次点名让我陪他到外面走一趟。当时我那种被选中的喜悦心情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一直跟在他的后面，我们两个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带着我顺着小巷钻进钻出，不知道钻了多少条小巷，最后来到一间房子前。一个戴鸭舌帽的人站在门前，老乡向四处望了望，鬼鬼祟祟地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往那人的手里一塞，那人则把早已准备好的钞票也往老乡手里一塞，然后形同陌路似的又各走各的。这一趟，我在莫名其妙中得到了100元的奖赏，这100元让我高兴得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从此以后，我们几个人轮换着跟那个老乡到外面去，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拿着各自的奖赏，彼此做着发财的梦想。去了几次以后，路线熟了，老乡把包交给我们去换钞票。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那包里是毒品，也不需要知道那里是什么，因为每趟的奖赏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忘掉一切。零零星星地我们干了将近一年，我们的腰里也积攒了一点钱，虽然不多，但足可以抵在家里几年的收入。我想等凑到一定数字就把它寄回去，谁知这一想法很快被一种诱惑给挡在门外，那种诱惑就是老乡把我们引到了吸毒的路上。第一次吸毒我感到飘飘欲仙，美不可言。
　　那次以后，那种感觉就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飘荡，像是一个形影不离的魔鬼。有了第一次，就急切地盼望着第二次。特别在思妻念子的时候，那种急切的心情更甚。开始几次，老乡免费让我们尝尝，后来，他竟以每克200元的价格卖给我们。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钱很快化作云烟，时间不长竟又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按照老乡的路子走，自己去贩毒。
　　以毒养毒，这是每个吸毒者的必由之路，也是不归之路。我就这样，用边贩边吸的方式过了5年。5年中，我从用鼻子吸到静脉注射，经历着吸毒者的一道道程序。在静脉注射时，由于交叉使用针头，我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当时，我们只知道作践自己，根本不管什么艾滋病。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后悔。因无钱吸毒，我后来走上了抢劫的道路，并落了个14年有期徒刑。
　　
　　关爱有加，监狱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2002年12月23日，我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分在十监区二分监区。今年年初，我突然高烧不退，全身泛起块块红斑，奇痒难熬。经医生多次复查，一个月后被确诊为艾滋病。当我得知自己有艾滋病以后，惊恐万状，思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好像生命已走向终点。我知道，一旦得了此病，就会在歧视的状态下生活。这残酷的打击，很快使我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一连几天情绪暴躁，整日寡言不语，卧床不起，甚至采取绝食、自戕的极端手段来抗拒治疗。我还写下了“拒绝治疗，后果自负”的承诺书，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尽快了此一生。
　　就在我自暴自弃、讳疾忌医、不敢面对现状的时刻，我所在监区和医院病区的干警们，并没有用鄙夷的目光看待我，也没有歧视我的身世、行为和病情。反而，队长们用善良的言行来感化我，缓释我不良情绪的宣泄。记得我刚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时，全院和我所在的监区立即引发了“地震”。此时，十监区和八监区的正副大队长们率有关中队的干警来病区探望我，他们并没有远离我。驻院的八监区一中队的姚松祥中队长，要求大家多给我一份关爱。病区的护理人员，不顾我还患有肝炎、开放性肺结核病有被感染的危险，坚持每天早晚两次护理，使我始终生活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尤其是当我高烧至40度时，姚警官亲自督阵，和其他护理人员一道，对我进行冰袋降温和酒精擦拭全身穴位的物理散热降温，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待我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看见干警站在我的面前时，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这么多年，我遇到过那么多打击，都没有流泪，这也是我自懂事以来的第二次流泪。
　　我是监区里的“三无”（无接见、无接济、无信件往来）对象，所以我对精神和物质都十分渴望。我所在十监区的领导十分重视我的病情与生活，他们对我的关爱使我树立了生活的信心。监区里为我开展了一个“奉献一份爱心，挽救艾滋患者”的教育与食物募集活动，领导们自掏腰包为我买来了大量营养品及鲜花。当一颗糖、一块糕、一只水果、一束鲜花摆在我的病床前时，我感到他们真的是太好了，真情在世间无处不在。
　　现在，每天我都积极配合医生做常规治疗，不再像从前那样轻视生命了。我想好好活着，假如能等到活着出去的那一天，我会将这里的一切告诉给每一个人，因为是他们的善心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相关链接：艾滋病罪犯问题困扰中外
　　
　　艾滋病是一种很特殊的疾病，人们一般对之有恐惧感。患艾滋病的人本身也容易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所以患艾滋病的人犯罪对社会有双重的危害。一方面是其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另一方面是其在被抓捕、羁押或收监过程中处理不当易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如何既實现对其犯罪行为的处罚，又不危害和传染其他的人，我国在实体和程序法上都缺乏相关的规定，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难题，司法机关进行了很多尝试。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韩玉胜教授认为，这些尝试对惩罚犯罪、完善法律有着积极的意义。及时将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关押，走出了以往“抓了放、放了又抓”的怪圈，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威严，同时也消除了犯罪隐患，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由于监狱一般很拥挤，且充满紧张和恐惧氛围，医疗卫生设施也较差，所以在国外的许多监狱里，艾滋病的感染率很高，其他疾病如乙肝、丙肝和结核病的流行率也超过外界。据联合国艾滋病预防中心调查，在法国的监狱中，艾滋病的感染率是一般人群感染率的10倍。而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的调查也显示，监狱艾滋病的感染率几乎是正常人群的6倍。同样受到感染威胁的还有监狱管理人员。所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预防艾滋病在监狱内或羁押场所的传播，是世界司法界面临的共同的难题，设立专门的艾滋病人羁押点，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韩玉胜介绍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对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羁押、收监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有一些国家已经部分实行了单独关押。如美国阿拉巴马州莱姆斯通改造所就是专门关押艾滋病罪犯的监狱，这里共关押了200多名服刑人员。还有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也有一所专门关押艾滋病犯人的监狱，约100名艾滋病人在此服刑。但这些屈指可数的专门监狱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有待于专门制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