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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鲜外表的背后，
兄弟福利院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12年间，
兄弟福利院记录的
死亡人数有513人，
但调查团队认为
真实的数字应该更多
2020年5月20日，51岁的崔承宇听到《过去史法》修订案通过的消息后，扑通一声跪倒在韩国国会大楼前的台阶上。他是韩国一个历史大案的关键证人，修订案的通过意味着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30多年前，他与成百上千名儿童一起在一个名为兄弟福利院的地方经受了长期的性侵与虐待，最后活着走了出来。而据当年的官方记载，兄弟福利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庇护，还因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清理乞丐”有功受到总统表彰。
今年6月，一份首次由韩国政府出资的《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发布，在《中国慈善家》获得的这份长达708页的报告中，完整呈现了兄弟福利院的人权侵害经过，这一被称为韩国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事件也再次受到关注。
人间地狱
1982年春，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一名身穿校服的13岁男孩低着头，心跳得厉害。放学路上，警察把他拦下，从书包里翻出半片学校发的面包，逼他承认这是偷的。刚抽完烟的警察一把拽下男孩的裤子，点燃打火机，烫他的下体，直到他哭着承认偷了东西。随后，两名手持棍棒的男子把男孩拖到了离家只有一公里的兄弟福利院。
崔承宇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有亲人，却被关进了韩国最大的流浪者收容所。
他被安排在十几人一间的宿舍，当晚，一名身形高大的守卫走过来。“叔叔送我回家吧！”他哀求。“听话的话就送你回去。”守卫性侵了他，连续三天的侵犯让他不停地流血，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在兄弟福利院的5年时间里，崔承宇经历了无数次的性侵与殴打。
他被要求换上统一的蓝色劳动服和黑色胶鞋，成为众多劳工里的一员。在最顶峰时，兄弟福利院经营着20家工厂，把收容人员当免费劳力，大量生产木制品、金属制品、布料、鞋子等，将产品卖到日本、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崔承宇只是数万名受害者之一。《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详细列出了1975年到1987年每年的收容人数，总数多达38437人。
不时有人被打死，崔承宇回忆，他看到守卫拽住一个女人的头发，用棍棒打到她出血。还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因为反抗，被四名守卫用毯子裹起来连续暴打，血渗出了毯子，男人嘴角流血，眼睛还睁着。“我站在那里颤抖，后来再被性侵的时候，我连喊叫都不敢”。
12年间，兄弟福利院记录的死亡人数有513人，但调查团队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更多。
“我们发现，一些尸体被卖给了医科大学和医院，怀疑是被用作解剖，但时隔多年，并没有什么解剖的证据留下，也没有学校和医院愿意出来作证。”《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团队负责人、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南灿燮告诉《中国慈善家》，更多的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埋在兄弟福利院的后山中。
上世纪90年代，有建筑工人在附近山上挖出了100多块人骨，用布包着，没有坟墓，像是被人迅速且随意掩埋的。现在，兄弟福利院原址上已经高楼林立，崔承宇和另外一名受害者再次前往，站在一个被混凝土覆盖的旧水库旁，认为这是福利院留下的唯一建筑痕迹，他们都记得守卫扛着尸体袋子走向树林的场景。另外一名受害者指着一个陡坡说，那里应该还有数百具尸体埋在下面。
大慈善家
崔承宇被“收容”四年后，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在无意中发现了兄弟福利院的问题，却在调查中遇到了层层阻力。
1986年12月，31岁的金容远刚从首都调到釜山市下属的地方检察院。他去山中捕猎时，发现几十名衣衫褴褛的劳工在手持棍棒的监工监视下开垦山地，旁边还趴着几条松绑的猎犬。
金容远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涉及一起重大犯罪事件。因为假如是士兵干活，他们应该穿着军服，而假如是劳改犯，那么监工们应该持枪，而并非棍棒。
他随即展开调查，发现福利院实行严格的军队化管理，设置组长、小队长、中队长等职位，有多名收容人员被打死。在福利院院长朴仁根的房间還发现了存有大量日元现金的金库，金容远于1987年1月拘留了朴仁根等5人。
当时，50多岁的朴仁根社会形象极为光鲜，他热衷于慈善事业，是韩国和平统一政策咨询会常任委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筹备阶段，朴仁根因为“清理”流浪者有功，还获得过国家表彰，有很高的知名度。时任总统全斗焕评价说，“因为朴院长，路边都没有乞丐了，多好啊！”
让金容远意外的是，调查才刚刚开始就被要求结案。从他的直接上司、釜山高检检察长朴熙泰，到釜山市市长，再到总统府青瓦台秘书室长、警察总长、法务部长官，纷纷要求“简单处理、尽快结案”。金容远坚持调查，却被以海外进修的名义送到美国。
“由于没有釜山地方检察厅批准，我无法调查福利院死人事件，拿到的朴仁根11.4亿韩元贪污证据，也被釜山地方检察厅改成了7亿韩元以下。根据法律，如果贪污金额超过10亿韩元，就要被判无期徒刑。”金容远回忆。
1989年7月，朴仁根因违反绿地法和外汇管理法等罪名被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把此前被关押的时间算在内，他在判决之后的第九天就出狱了。
“无罪”
崔承宇不是唯一的证人。对于当年无法调查的兄弟福利院侵犯人权问题，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南灿燮调查团队对149名受害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其中21人进行深入采访，拿到了更多的受害者证言。
多名受访者形容兄弟福利院是“地狱一样的地方”，儿童的房间没有厕所，只能在桶里大小便，由于空间过于狭小，只能蜷缩着睡觉。每天凌晨5点起床，劳动10小时以上，饭菜经常是不熟或馊的，太饿了就只能吃老鼠和蜈蚣。冬天总会感觉冷，因为衣服太薄了。 每当有政府官员、外国使团来访，朴仁根都会挑选一批健康的人出来展示，把其他人关在宿舍禁止外出。而每天晚上大门一锁，守卫们就开始对上百名孩子实施虐待和性侵。
近九成的受访者受过殴打，八成以上看到或听到与死亡有关的消息。“有的残疾人因为大便不能自理，冬天被剥掉衣服揪着头发拖到厕所里，守卫们让他们躺在地板上，用拖把沾水，边洗边打，还不时踩一脚。”有受访者回忆。
还有受害者家属说，他的哥哥被关进福利院之后不到四天，就收到医院通知去认领尸体。哥哥的尸体被白布盖着，有穿着福利院衣服的人站在门外，他们拒绝告知死亡原因，也拒绝给家属任何遗物。
兄弟福利院1986年发行的刊物称未成年人比例不到30%，但南灿燮调查团队发现，受访者多数家境贫寒，高达85%的人被收容时不满18岁，真正的流浪者只有不到6%。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姐姐在亲戚家，因为想念姐姐，我一个人去找她，结果迷路了，被抓进了兄弟福利院。”有受访者说。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者是直接或间接被警察送进去的。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资料证明朴仁根涉嫌杀人，而在当年长达六个月的调查中，朴仁根没有回答检察官的任何问题，没能留下任何嫌疑人审问调查记录，所以他至今都是“无罪”的。
朴仁根也从未承认自己有罪。他在2004年接受韩媒采访时说，“为了管理兄弟福利院，我和家人都住在里面，与流浪者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是流浪者的入住还是离开，整个过程都有警方的批准和协助，我却仍然受到污蔑和中伤。”
国家犯罪
正如朴仁根所说，他对福利院的经营离不开政府协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处于军政府独裁时期，兄弟福利院事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1961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发动政变，韩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政府统治。1972年，朴正熙颁布了超越宪法的紧急措施，总统可以凭自身判断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威胁政权的民主化势力和思想犯进行管制。1975年，为排查反动人士，政府对首都650万市民全部入户调查，并安排预备役士兵管理基层。
正是在全社会加强管制的1975年，朴正熙下达了“内务部第410号训令”，即清理街头流浪者的命令。警察开始大肆抓捕流浪者、做街头生意的人、残疾人、走失或没有监护人的儿童及反动人士，包括手持反政府宣传单的大学生。
“内务部第410号训令成为警察抓捕流浪者的重要依据，他们为了业绩而大肆抓人。对福利院而言，政府会根据收容人员的人数来提供补贴，这也是兄弟福利院能持续运营的原因。” 南灿燮说。
在韩国举办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前夕，时任总统全斗焕下达指示，要求加大对街头流浪者的管制，政府给福利院提供财政补贴。1986年，即兄弟福利院事件曝光的前一年，韩国36家流浪者机构共收留了1.6万人，国家向福利机构共发放约80亿韩元的补贴。
南灿燮团队认为内务部第410号训令不符合法治精神，因为训令只是行政机构内部用来规范业务流程的一种规定，对外没有任何约束力，并且训令本身对流浪者的定义并不明确，也违反了尽量减少公民权利侵害的原则。在兄弟福利院事件中，虽然兄弟福利院和釜山市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方是国家，可以认为是一种“国家犯罪”。
掩盖真相
从兄弟福利院出来之后，崔承宇一度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怀疑，无法融入社会，且身体状况极为糟糕，30多岁时牙齿全部掉光，他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弟弟为了找他，也被关进兄弟福利院，因长期遭受精神困扰于2009年自杀。
后来，他遇到另一位受害者韩钟善。韩钟善9岁被关进兄弟福利院，遭受性侵和殴打，出来之后历尽艰辛找到当年同样被关进去的父亲和姐姐，才发现两人已经精神失常。
2012年，以韩钟善为主人公的书籍《活着的孩子》出版之后引发关注。社会活动家汝俊敏牵头成立兄弟福利院对策委员会，2019年，愿意为兄弟福利院事件发声的受害者和家属达到300多人。
汝俊敏参与了南灿燮团队的学术调查，负责受害者采访，但她发现这并不容易。“由于很多受害者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本来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和采访，但是在调查当日却突然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告诉《中国慈善家》，最终接受问卷调查的人数只有149人，比预想的250人少了很多，深入采访对象也从40人缩小到21人。
女性的心理障碍和顾虑则更为严重，在149名受访者中，只有6名女性。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有过自杀行为，身体和精神都受到疾病的长期折磨。
而对于韩国民众来说，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且发生在军政府执政的特殊时期，事件并未引起太大波澜。尤其是年轻群体，许多人仅仅表示“听到过有这件事情”而已。
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于韩国政界。2014年，朴槿惠政府就该事件进行调查，但由于留存资料太少、缺乏相关法律的原因，没有任何进展，2016年又以证据陈旧为由拒绝重启调查。时任韩国内政部官员安正泰解释说，针对某一件人权事件开展调查，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开启不好的先例。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太多了，不可能给每个案件都制定单独的法律。
“掩盖真相的人，自然是害怕真相的。上世纪80年代干预兄弟福利院案件审理的人，是韩国保守派的元老和重要人物，现在还活跃在政坛。”南灿燮说，当年审理案件的大法院法官金荣准，在朴槿惠政府时期一度被提名为国务总理。帮助朴仁根的釜山高检检察长朴熙泰后来成了大国家党的党代表，2010年成为国会议长。与朴仁根关系密切的张成满成为国会副议长，他的儿子是现在未来统合党的国会议员。
朴仁根的“慈善活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关闭兄弟福利院后，他在釜山市政府的批准下变更法人名称，继续以兄弟福利支援财团的名义运营福利机构、温泉、研究所和学校，分别设在儿媳、大儿子、夫人和大女儿名下。2005年，财团违规从釜山一家银行长期无抵押贷款，总额达118亿韩元。直到2012年舆论发酵后，朴仁根家族才彻底关闭财团，2016年，朴仁根因病去世。
总统的愧疚
2017年，韩国进步派代表人物、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总统，结束了韩国延续近十年的保守派统治。
再次看到希望的崔承宇与其他受害者们在国会前搭建起简易帐篷，他们削發、绝食、哭诉，甚至爬上国会大楼的屋顶，目的只有一个——呼吁通过《过去史法》修订案。
2005年，韩国国会通过《过去史法》，截至2010年，第一期的过去史委员会针对约9000起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民众伤亡事件进行了调查，但兄弟福利院事件并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只要牵扯到历史案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时效，而兄弟福利院事件中对于杀人罪的认定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成立调查机构，给受害者洗清屈辱并进行补偿。”韩国放送通信大学法学系教授崔正学这样解释法律修订案的重要性。
2020年5月20日，在删掉了朝野争议颇大的受害者赔偿相关内容之后，在国会滞留多年的《过去史法》修订案终于获得通过。第二期过去史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将对类似兄弟福利院事件一样的人权侵害历史事件重新调查。
韩国总统文在寅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1987年兄弟福利院事件首次曝光的时候，我作为釜山地方律师协会人权委员，曾参与过事件的调查。后来因为设施被关闭，没有能够揭露真相，对此始终心怀愧疚和遗憾。”
而在此前，釜山市市长和检察总长时隔30年后首次向受害者公开致歉，“对不起，道歉来得太迟了，被隐藏的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在国会前露宿了整整927天之后，《过去史法》修订案通过，崔承宇和其他受害者终于回家了。崔承宇期待文在寅政府重启调查，“赔偿不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国家能查明真相，告诉我为什么会被抓进去，希望国家能承认错误，洗掉我们身上流浪者的烙印，历史应该被正确书写。”他说。
兄弟福利院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12年间，
兄弟福利院记录的
死亡人数有513人，
但调查团队认为
真实的数字应该更多
2020年5月20日，51岁的崔承宇听到《过去史法》修订案通过的消息后，扑通一声跪倒在韩国国会大楼前的台阶上。他是韩国一个历史大案的关键证人，修订案的通过意味着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30多年前，他与成百上千名儿童一起在一个名为兄弟福利院的地方经受了长期的性侵与虐待，最后活着走了出来。而据当年的官方记载，兄弟福利院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庇护，还因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清理乞丐”有功受到总统表彰。
今年6月，一份首次由韩国政府出资的《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发布，在《中国慈善家》获得的这份长达708页的报告中，完整呈现了兄弟福利院的人权侵害经过，这一被称为韩国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事件也再次受到关注。
人间地狱
1982年春，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一名身穿校服的13岁男孩低着头，心跳得厉害。放学路上，警察把他拦下，从书包里翻出半片学校发的面包，逼他承认这是偷的。刚抽完烟的警察一把拽下男孩的裤子，点燃打火机，烫他的下体，直到他哭着承认偷了东西。随后，两名手持棍棒的男子把男孩拖到了离家只有一公里的兄弟福利院。
崔承宇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有亲人，却被关进了韩国最大的流浪者收容所。
他被安排在十几人一间的宿舍，当晚，一名身形高大的守卫走过来。“叔叔送我回家吧！”他哀求。“听话的话就送你回去。”守卫性侵了他，连续三天的侵犯让他不停地流血，他觉得自己要死了。在兄弟福利院的5年时间里，崔承宇经历了无数次的性侵与殴打。
他被要求换上统一的蓝色劳动服和黑色胶鞋，成为众多劳工里的一员。在最顶峰时，兄弟福利院经营着20家工厂，把收容人员当免费劳力，大量生产木制品、金属制品、布料、鞋子等，将产品卖到日本、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崔承宇只是数万名受害者之一。《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详细列出了1975年到1987年每年的收容人数，总数多达38437人。
不时有人被打死，崔承宇回忆，他看到守卫拽住一个女人的头发，用棍棒打到她出血。还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因为反抗，被四名守卫用毯子裹起来连续暴打，血渗出了毯子，男人嘴角流血，眼睛还睁着。“我站在那里颤抖，后来再被性侵的时候，我连喊叫都不敢”。
12年间，兄弟福利院记录的死亡人数有513人，但调查团队认为真实的数字应该更多。
“我们发现，一些尸体被卖给了医科大学和医院，怀疑是被用作解剖，但时隔多年，并没有什么解剖的证据留下，也没有学校和医院愿意出来作证。”《兄弟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团队负责人、韩国东亚大学教授南灿燮告诉《中国慈善家》，更多的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埋在兄弟福利院的后山中。
上世纪90年代，有建筑工人在附近山上挖出了100多块人骨，用布包着，没有坟墓，像是被人迅速且随意掩埋的。现在，兄弟福利院原址上已经高楼林立，崔承宇和另外一名受害者再次前往，站在一个被混凝土覆盖的旧水库旁，认为这是福利院留下的唯一建筑痕迹，他们都记得守卫扛着尸体袋子走向树林的场景。另外一名受害者指着一个陡坡说，那里应该还有数百具尸体埋在下面。
大慈善家
崔承宇被“收容”四年后，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在无意中发现了兄弟福利院的问题，却在调查中遇到了层层阻力。
1986年12月，31岁的金容远刚从首都调到釜山市下属的地方检察院。他去山中捕猎时，发现几十名衣衫褴褛的劳工在手持棍棒的监工监视下开垦山地，旁边还趴着几条松绑的猎犬。
金容远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涉及一起重大犯罪事件。因为假如是士兵干活，他们应该穿着军服，而假如是劳改犯，那么监工们应该持枪，而并非棍棒。
他随即展开调查，发现福利院实行严格的军队化管理，设置组长、小队长、中队长等职位，有多名收容人员被打死。在福利院院长朴仁根的房间還发现了存有大量日元现金的金库，金容远于1987年1月拘留了朴仁根等5人。
当时，50多岁的朴仁根社会形象极为光鲜，他热衷于慈善事业，是韩国和平统一政策咨询会常任委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筹备阶段，朴仁根因为“清理”流浪者有功，还获得过国家表彰，有很高的知名度。时任总统全斗焕评价说，“因为朴院长，路边都没有乞丐了，多好啊！”
让金容远意外的是，调查才刚刚开始就被要求结案。从他的直接上司、釜山高检检察长朴熙泰，到釜山市市长，再到总统府青瓦台秘书室长、警察总长、法务部长官，纷纷要求“简单处理、尽快结案”。金容远坚持调查，却被以海外进修的名义送到美国。
“由于没有釜山地方检察厅批准，我无法调查福利院死人事件，拿到的朴仁根11.4亿韩元贪污证据，也被釜山地方检察厅改成了7亿韩元以下。根据法律，如果贪污金额超过10亿韩元，就要被判无期徒刑。”金容远回忆。
1989年7月，朴仁根因违反绿地法和外汇管理法等罪名被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把此前被关押的时间算在内，他在判决之后的第九天就出狱了。
“无罪”
崔承宇不是唯一的证人。对于当年无法调查的兄弟福利院侵犯人权问题，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南灿燮调查团队对149名受害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其中21人进行深入采访，拿到了更多的受害者证言。
多名受访者形容兄弟福利院是“地狱一样的地方”，儿童的房间没有厕所，只能在桶里大小便，由于空间过于狭小，只能蜷缩着睡觉。每天凌晨5点起床，劳动10小时以上，饭菜经常是不熟或馊的，太饿了就只能吃老鼠和蜈蚣。冬天总会感觉冷，因为衣服太薄了。 每当有政府官员、外国使团来访，朴仁根都会挑选一批健康的人出来展示，把其他人关在宿舍禁止外出。而每天晚上大门一锁，守卫们就开始对上百名孩子实施虐待和性侵。
近九成的受访者受过殴打，八成以上看到或听到与死亡有关的消息。“有的残疾人因为大便不能自理，冬天被剥掉衣服揪着头发拖到厕所里，守卫们让他们躺在地板上，用拖把沾水，边洗边打，还不时踩一脚。”有受访者回忆。
还有受害者家属说，他的哥哥被关进福利院之后不到四天，就收到医院通知去认领尸体。哥哥的尸体被白布盖着，有穿着福利院衣服的人站在门外，他们拒绝告知死亡原因，也拒绝给家属任何遗物。
兄弟福利院1986年发行的刊物称未成年人比例不到30%，但南灿燮调查团队发现，受访者多数家境贫寒，高达85%的人被收容时不满18岁，真正的流浪者只有不到6%。
“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姐姐在亲戚家，因为想念姐姐，我一个人去找她，结果迷路了，被抓进了兄弟福利院。”有受访者说。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者是直接或间接被警察送进去的。
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资料证明朴仁根涉嫌杀人，而在当年长达六个月的调查中，朴仁根没有回答检察官的任何问题，没能留下任何嫌疑人审问调查记录，所以他至今都是“无罪”的。
朴仁根也从未承认自己有罪。他在2004年接受韩媒采访时说，“为了管理兄弟福利院，我和家人都住在里面，与流浪者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是流浪者的入住还是离开，整个过程都有警方的批准和协助，我却仍然受到污蔑和中伤。”
国家犯罪
正如朴仁根所说，他对福利院的经营离不开政府协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处于军政府独裁时期，兄弟福利院事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1961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发动政变，韩国从此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政府统治。1972年，朴正熙颁布了超越宪法的紧急措施，总统可以凭自身判断来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威胁政权的民主化势力和思想犯进行管制。1975年，为排查反动人士，政府对首都650万市民全部入户调查，并安排预备役士兵管理基层。
正是在全社会加强管制的1975年，朴正熙下达了“内务部第410号训令”，即清理街头流浪者的命令。警察开始大肆抓捕流浪者、做街头生意的人、残疾人、走失或没有监护人的儿童及反动人士，包括手持反政府宣传单的大学生。
“内务部第410号训令成为警察抓捕流浪者的重要依据，他们为了业绩而大肆抓人。对福利院而言，政府会根据收容人员的人数来提供补贴，这也是兄弟福利院能持续运营的原因。” 南灿燮说。
在韩国举办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前夕，时任总统全斗焕下达指示，要求加大对街头流浪者的管制，政府给福利院提供财政补贴。1986年，即兄弟福利院事件曝光的前一年，韩国36家流浪者机构共收留了1.6万人，国家向福利机构共发放约80亿韩元的补贴。
南灿燮团队认为内务部第410号训令不符合法治精神，因为训令只是行政机构内部用来规范业务流程的一种规定，对外没有任何约束力，并且训令本身对流浪者的定义并不明确，也违反了尽量减少公民权利侵害的原则。在兄弟福利院事件中，虽然兄弟福利院和釜山市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方是国家，可以认为是一种“国家犯罪”。
掩盖真相
从兄弟福利院出来之后，崔承宇一度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怀疑，无法融入社会，且身体状况极为糟糕，30多岁时牙齿全部掉光，他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弟弟为了找他，也被关进兄弟福利院，因长期遭受精神困扰于2009年自杀。
后来，他遇到另一位受害者韩钟善。韩钟善9岁被关进兄弟福利院，遭受性侵和殴打，出来之后历尽艰辛找到当年同样被关进去的父亲和姐姐，才发现两人已经精神失常。
2012年，以韩钟善为主人公的书籍《活着的孩子》出版之后引发关注。社会活动家汝俊敏牵头成立兄弟福利院对策委员会，2019年，愿意为兄弟福利院事件发声的受害者和家属达到300多人。
汝俊敏参与了南灿燮团队的学术调查，负责受害者采访，但她发现这并不容易。“由于很多受害者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本来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和采访，但是在调查当日却突然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干脆不接电话。”她告诉《中国慈善家》，最终接受问卷调查的人数只有149人，比预想的250人少了很多，深入采访对象也从40人缩小到21人。
女性的心理障碍和顾虑则更为严重，在149名受访者中，只有6名女性。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有过自杀行为，身体和精神都受到疾病的长期折磨。
而对于韩国民众来说，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且发生在军政府执政的特殊时期，事件并未引起太大波澜。尤其是年轻群体，许多人仅仅表示“听到过有这件事情”而已。
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于韩国政界。2014年，朴槿惠政府就该事件进行调查，但由于留存资料太少、缺乏相关法律的原因，没有任何进展，2016年又以证据陈旧为由拒绝重启调查。时任韩国内政部官员安正泰解释说，针对某一件人权事件开展调查，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开启不好的先例。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太多了，不可能给每个案件都制定单独的法律。
“掩盖真相的人，自然是害怕真相的。上世纪80年代干预兄弟福利院案件审理的人，是韩国保守派的元老和重要人物，现在还活跃在政坛。”南灿燮说，当年审理案件的大法院法官金荣准，在朴槿惠政府时期一度被提名为国务总理。帮助朴仁根的釜山高检检察长朴熙泰后来成了大国家党的党代表，2010年成为国会议长。与朴仁根关系密切的张成满成为国会副议长，他的儿子是现在未来统合党的国会议员。
朴仁根的“慈善活动”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关闭兄弟福利院后，他在釜山市政府的批准下变更法人名称，继续以兄弟福利支援财团的名义运营福利机构、温泉、研究所和学校，分别设在儿媳、大儿子、夫人和大女儿名下。2005年，财团违规从釜山一家银行长期无抵押贷款，总额达118亿韩元。直到2012年舆论发酵后，朴仁根家族才彻底关闭财团，2016年，朴仁根因病去世。
总统的愧疚
2017年，韩国进步派代表人物、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总统，结束了韩国延续近十年的保守派统治。
再次看到希望的崔承宇与其他受害者们在国会前搭建起简易帐篷，他们削發、绝食、哭诉，甚至爬上国会大楼的屋顶，目的只有一个——呼吁通过《过去史法》修订案。
2005年，韩国国会通过《过去史法》，截至2010年，第一期的过去史委员会针对约9000起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民众伤亡事件进行了调查，但兄弟福利院事件并不在调查范围之内。
“只要牵扯到历史案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时效，而兄弟福利院事件中对于杀人罪的认定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成立调查机构，给受害者洗清屈辱并进行补偿。”韩国放送通信大学法学系教授崔正学这样解释法律修订案的重要性。
2020年5月20日，在删掉了朝野争议颇大的受害者赔偿相关内容之后，在国会滞留多年的《过去史法》修订案终于获得通过。第二期过去史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将对类似兄弟福利院事件一样的人权侵害历史事件重新调查。
韩国总统文在寅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称，“1987年兄弟福利院事件首次曝光的时候，我作为釜山地方律师协会人权委员，曾参与过事件的调查。后来因为设施被关闭，没有能够揭露真相，对此始终心怀愧疚和遗憾。”
而在此前，釜山市市长和检察总长时隔30年后首次向受害者公开致歉，“对不起，道歉来得太迟了，被隐藏的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在国会前露宿了整整927天之后，《过去史法》修订案通过，崔承宇和其他受害者终于回家了。崔承宇期待文在寅政府重启调查，“赔偿不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国家能查明真相，告诉我为什么会被抓进去，希望国家能承认错误，洗掉我们身上流浪者的烙印，历史应该被正确书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