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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鸦片战争后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铸成的。残酷的现实促使一部分国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在这其中，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人物，但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开端与结束。百年之后，凭吊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遭遇和异同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关键词】
林则徐 郭嵩焘 命运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 0043—03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虽然他曾受过统治者不公的责罚，但很快又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死后更是得到厚恤。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廷悼恤林则徐：“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旋赐祭葬，并赐谥“文忠”。咸丰元年四月，清廷派特员致祭，并颁发了封建社会里被士大夫引为荣耀的《御祭文》和《御赐碑文》。[1] 可以说是极尽殊荣。
反观郭嵩焘，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终其一生，于立功立言，畅快淋漓之时不多，郁闷悲悯之时不少；于处世交友，肝胆之交甚少，开罪之人尤多 。尤其是在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简直被朝野的卫道士们视为“卖国贼”。更有甚者编出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光绪三年八月初三出使期间，其所著《使西纪程》基本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事实，但却迅速引起顽固派的公愤。李慈铭骂他：“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肝肺，而刻之者又何心也？”[3]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3年后郭嵩焘被召回，到达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遍及全城的揭帖，指责他“沟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诟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此后再未被起用过。其逝后，李鸿章曾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者不准行。”
林则徐备受尊崇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是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是勤政爱民的光辉典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已经成为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而林则徐的忠君爱国主要体现在反对鸦片输入，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和斗争中。他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祸福、处境顺逆总是竭其心力，倔强地为维护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抗争，并为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步潮流。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凡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格，他也不缺乏。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亦非常坚决。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和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晚年回到家乡，他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消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名，勿为吾子孙可也。”[4]此外，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同为忠君爱国，效法西方，自强图存的先行者，为何二者生前死后的境遇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
问题主要在于两人在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及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林公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
与之相比，郭嵩焘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文化在总体上要优于中国文化。郭曾言：“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郭嵩焘对传统的夷夏观念进行了有力批判，从古至今，西方各国一直被中国人列入“夷狄蛮貊”之列。他指出，中国视自己为天朝上国，视别人为“蛮夷”的做法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因为，西方各国“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更为可悲的是，当西方人把中国列入半文明国家，甚至“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全然不知，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反对传统的夷狄观的基础上，郭嵩焘进一步批驳了中国人夜郎自大心理，并认为这是夷狄观产生的思想根源。他说：“中国士大夫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约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夷狄观是封建小农经济土壤里滋生出来的一种盲目自大思想，长期以来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去客观地认知周围的世界。郭对这种狭隘思想观念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对中国人走出中世纪、走向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肯定西方文明批判传统夷狄观的基础之上，郭嵩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根本主张。
首先，他指出了中西方在“国本”上有着根本差别。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可以看出郭嵩焘已经明确认识到，中西在“造船制器”方面的差距实质是“政教”有别造成的，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等皮毛上的东西是不够的，也是本末倒置、劳而无功之举。
其次，他从多个角度描述了中西方“政教”方面的差别。
关于民选议会的描述，他说：“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两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8]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大英帝国的民选议会决定国家政策，由其下设的市长负责制对民众实行顺应民意的管理，民选议会和市长负责制相结合，是连结英国国王和民众相互沟通，和平共处的纽带，国家虽然不乏时盛时衰的现象，但是千余年来却不曾因漏洞百出而没落，代有人才、学问而出，人人效仿，所以国力昌盛，这才是大英帝国的立国之本。如此，国王的意志容易贯彻执行而不必左右为难，民众的呼声难以违背而社会易于安定。而这样的立国之本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所从未有过的。郭嵩焘以此发现而自豪，“能辨此者鲜矣”。 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描述，他说：“西洋一切情事，皆著资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辩，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以无以自立。故无感有恣意妄为者。”
关于“法治”还是“德治”的描述，他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
道德属私人领域，法律属公共领域，两者比较，郭氏大力提倡以法治国，并看到西方法律通过不断修订而日趋细化、完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会越来越大，要想保持自闭于西方体系之外的中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极不现实的。因此，“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通过驻外考察，郭氏异常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一事实，这也能反映出他在苦苦思索，孜孜探求一条强国富民之路的先驱者的精神。
最后，郭氏得出结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向西方“政教”体制学习，而且刻不容缓，闭关自守是根本行不通的。
源于郭氏对“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的认识，他认为“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实“良有由然”，这就为“蕞尔小国”打败“天朝大国”找到了答案，对中国战败从感性的惊呼走向了理性上的反思，在承续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基础上深化为向西方“政教”体制学习的层面。这里包含三个问题：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批评。郭嵩焘认为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运动的总体策略只是尚“末”之举。“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尤未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在兴办洋务的具体形式上，如造船问题上，表面上是官办和民办两种思路上的分歧，而实质涉及到国富还是民富的问题。郭氏反对官办，主张民办，“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之精巧”，“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因为郭氏认识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在国富还是民富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人济其私，则无损于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郭嵩焘主张遵守“宾礼”平等外交，不可以“欺”、“蛮”、“诈”、“蠢”等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他提出：“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以刚相胜，以急其怒，其祸速而大。”他还引经据典来论证这一观点，“传曰：‘惟礼可以御侮’”。所谓“礼”表面看是礼节、礼仪，而其背后则是人与人之间应遵守诚信的交往原则，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自然也适用此原则。
第三，郭氏提出了一条朦胧的渐进式自强救国道路。早在1875年的《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中，郭嵩焘就对在学习西法以自强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批评，他说：“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强盛之理……经费出入，国有常制，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成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出使西洋后，他详细考察、分析了英、法等国强盛的原因，发现实现富强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需要军事、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和积累，即在于“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因而，他归国后更强调中国在学西法以自强方面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可急功近利。
可以说郭嵩焘是上承经世派，下启维新派，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史上对内谋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他的上述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他的思想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但近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而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落拓大起大落的戏剧人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社，1992.
[3] 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J].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60辑.
[4]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文海出版社，1984.
[5] 林则徐.林则徐日记[M].中华书局，1983.
[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7]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M].岳麓书社，1983.
[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岳麓书社，1984.
[9]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岳麓书社，1984.
鸦片战争后五十年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铸成的。残酷的现实促使一部分国人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在这其中，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人物，但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开端与结束。百年之后，凭吊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遭遇和异同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关键词】
林则徐 郭嵩焘 命运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17（2014）01— 0043—03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虽然他曾受过统治者不公的责罚，但很快又得到了清廷的重用，死后更是得到厚恤。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十二日清廷悼恤林则徐：“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旋赐祭葬，并赐谥“文忠”。咸丰元年四月，清廷派特员致祭，并颁发了封建社会里被士大夫引为荣耀的《御祭文》和《御赐碑文》。[1] 可以说是极尽殊荣。
反观郭嵩焘，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终其一生，于立功立言，畅快淋漓之时不多，郁闷悲悯之时不少；于处世交友，肝胆之交甚少，开罪之人尤多 。尤其是在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简直被朝野的卫道士们视为“卖国贼”。更有甚者编出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光绪三年八月初三出使期间，其所著《使西纪程》基本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事实，但却迅速引起顽固派的公愤。李慈铭骂他：“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肝肺，而刻之者又何心也？”[3]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3年后郭嵩焘被召回，到达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遍及全城的揭帖，指责他“沟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诟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此后再未被起用过。其逝后，李鸿章曾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者不准行。”
林则徐备受尊崇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是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是勤政爱民的光辉典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已经成为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而林则徐的忠君爱国主要体现在反对鸦片输入，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和斗争中。他忧国忧民，不顾个人安危祸福、处境顺逆总是竭其心力，倔强地为维护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抗争，并为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步潮流。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凡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格，他也不缺乏。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亦非常坚决。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和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晚年回到家乡，他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消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名，勿为吾子孙可也。”[4]此外，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同为忠君爱国，效法西方，自强图存的先行者，为何二者生前死后的境遇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
问题主要在于两人在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及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分歧。林公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
与之相比，郭嵩焘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认识到了西方近代文化在总体上要优于中国文化。郭曾言：“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郭嵩焘对传统的夷夏观念进行了有力批判，从古至今，西方各国一直被中国人列入“夷狄蛮貊”之列。他指出，中国视自己为天朝上国，视别人为“蛮夷”的做法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因为，西方各国“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更为可悲的是，当西方人把中国列入半文明国家，甚至“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全然不知，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反对传统的夷狄观的基础上，郭嵩焘进一步批驳了中国人夜郎自大心理，并认为这是夷狄观产生的思想根源。他说：“中国士大夫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约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夷狄观是封建小农经济土壤里滋生出来的一种盲目自大思想，长期以来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去客观地认知周围的世界。郭对这种狭隘思想观念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对中国人走出中世纪、走向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肯定西方文明批判传统夷狄观的基础之上，郭嵩焘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根本主张。
首先，他指出了中西方在“国本”上有着根本差别。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未遑而姑务其末者。”可以看出郭嵩焘已经明确认识到，中西在“造船制器”方面的差距实质是“政教”有别造成的，只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等皮毛上的东西是不够的，也是本末倒置、劳而无功之举。
其次，他从多个角度描述了中西方“政教”方面的差别。
关于民选议会的描述，他说：“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推原其立国之本，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两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8]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大英帝国的民选议会决定国家政策，由其下设的市长负责制对民众实行顺应民意的管理，民选议会和市长负责制相结合，是连结英国国王和民众相互沟通，和平共处的纽带，国家虽然不乏时盛时衰的现象，但是千余年来却不曾因漏洞百出而没落，代有人才、学问而出，人人效仿，所以国力昌盛，这才是大英帝国的立国之本。如此，国王的意志容易贯彻执行而不必左右为难，民众的呼声难以违背而社会易于安定。而这样的立国之本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所从未有过的。郭嵩焘以此发现而自豪，“能辨此者鲜矣”。 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描述，他说：“西洋一切情事，皆著资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辩，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以无以自立。故无感有恣意妄为者。”
关于“法治”还是“德治”的描述，他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
道德属私人领域，法律属公共领域，两者比较，郭氏大力提倡以法治国，并看到西方法律通过不断修订而日趋细化、完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会越来越大，要想保持自闭于西方体系之外的中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是极不现实的。因此，“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通过驻外考察，郭氏异常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这一事实，这也能反映出他在苦苦思索，孜孜探求一条强国富民之路的先驱者的精神。
最后，郭氏得出结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向西方“政教”体制学习，而且刻不容缓，闭关自守是根本行不通的。
源于郭氏对“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的认识，他认为“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实“良有由然”，这就为“蕞尔小国”打败“天朝大国”找到了答案，对中国战败从感性的惊呼走向了理性上的反思，在承续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基础上深化为向西方“政教”体制学习的层面。这里包含三个问题：
第一，对洋务运动的批评。郭嵩焘认为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运动的总体策略只是尚“末”之举。“合肥伯相（李鸿章）及沈幼丹（沈葆桢）、丁禹生（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然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尤未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在兴办洋务的具体形式上，如造船问题上，表面上是官办和民办两种思路上的分歧，而实质涉及到国富还是民富的问题。郭氏反对官办，主张民办，“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之精巧”，“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因为郭氏认识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在国富还是民富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人济其私，则无损于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郭嵩焘主张遵守“宾礼”平等外交，不可以“欺”、“蛮”、“诈”、“蠢”等手段处理对外关系。他提出：“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以刚相胜，以急其怒，其祸速而大。”他还引经据典来论证这一观点，“传曰：‘惟礼可以御侮’”。所谓“礼”表面看是礼节、礼仪，而其背后则是人与人之间应遵守诚信的交往原则，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自然也适用此原则。
第三，郭氏提出了一条朦胧的渐进式自强救国道路。早在1875年的《条议海防事宜》奏折中，郭嵩焘就对在学习西法以自强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批评，他说：“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强盛之理……经费出入，国有常制，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成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出使西洋后，他详细考察、分析了英、法等国强盛的原因，发现实现富强是一件颇为复杂的事情，需要军事、经济、文化的同步发展和积累，即在于“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因而，他归国后更强调中国在学西法以自强方面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不可急功近利。
可以说郭嵩焘是上承经世派，下启维新派，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史上对内谋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他的上述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他的思想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但近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时而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落拓大起大落的戏剧人生，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因此，他的一生又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来新夏.林则徐年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岳麓书社，1992.
[3] 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J].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60辑.
[4]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文海出版社，1984.
[5] 林则徐.林则徐日记[M].中华书局，1983.
[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7] 郭嵩焘.郭嵩焘奏稿[M].岳麓书社，1983.
[8]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岳麓书社，1984.
[9]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M].岳麓书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