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我们来谈谈狗。

狗肉地位下降

　　据考古学家研究，最晚从商代开始，狗就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了。唐人贾公彦在《周礼》疏中提到：“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观其善恶；若食犬，观其肥瘦。”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狗的三种世俗功能分别是狩猎、看门和充当食材。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食犬文化。在商周时期，狗肉是贵族食物，曾是周天子宴客的御席珍馐之一。春秋到两汉时期，中国的食狗人群扩大，从贵族扩展至平民。与此同时，屠狗者也逐渐增多，甚至发展成了一种职业。战国时期的刺客聂政“家贫，客游以为狗屠”，春秋时期力士朱亥、战国高渐离以及汉代开国功臣樊哙都是屠狗出身。到了秦汉，狗肉已经成为重要的肉食来源。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屠狗食狗之风主要在北方盛行。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大批北方人口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的食狗之风开始在南方流行。
　　隋唐是中国人对于食用狗肉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唐人颜师古在为《樊哙传》做注时，评论“以屠狗为业”时写道：“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以屠为业。”这表明唐人已不常食狗。而平时食狗之人多为恶少，唐人段成式的笔记体小说《酉阳杂俎》续集卷一中，便记载东都恶少李和子“常攘狗及猫食之”。
　　隋唐以后，狗肉地位急剧下降。在北方地区，狗肉已不再是象征尊贵地位的、上流社会用来宴请贵宾的食物。在正式的宴饮场合，狗肉已经风光尽失。即便是在普通民眾的宴席上，也只有非正式场合才能吃到狗肉。俗语“挂羊头卖狗肉”，大致可以说明狗肉的地位肯定没有羊肉地位高，仅作为一种用来滥竽充数的食材。
　　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提到过狗的吃法和疗效，诸如狗肉、狗胆均可食用，可滋阴补阳，对肾脏和胃大有裨益。而明人王圻及其子王思义撰写的类书（相当于现在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鸟兽三·犬》提及：“食犬，若今菜牛也。其中“若今”二字拉开了过去和写作者当下的距离，由此可以推断，到《三才图会》成书的明朝，食犬的习惯已经逐渐衰落。到清代，清人段玉裁在《玉篇·犬部》中称：“狗，家畜，以吠守。”此处突出的只有狗作为家畜看门守卫的功能了，不再有食用功能。
　　到了民国，广东地区政府曾因卫生原因下过禁令，称“狗肉燥烈，对于卫生，极为不合”，因此“于夏至日，督员严行巡查。如有故违，定必拘案究办”。时至今日，虽几经调整变换，食狗这一古老传统仍在一片争议声中延续。

作为陪伴的狗狗

　　上面说到狗的世俗功能，一是食用，第二便是狩猎和看门了。到魏晋之后，尤其对于上层人士而言，养狗更多的是为了狩猎，或者是当宠物。
　　最迟在唐朝，小型观赏犬已然成为宫廷贵妇的宠物。在唐代画家周昉描绘唐朝贵妇生活的《簪花仕女图》中，就出现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宠物犬。这种观赏犬叫作“拂林狗”，唐朝初期从高昌传入，唐人王涯有《宫词》一首：“白雪狗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白雪狗儿”指的便是白色的小狗，由于深宫中无人问津，因此小狗踏实睡在地毯上，不受惊扰。
　　到宋朝，宠物狗不仅流行于宫廷，在民间也极为常见，城市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宠物市场。在描写北宋宣和年间东京汴梁城生活旧事的《东京梦华录》中，宋人孟元老提到，开封府的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除此之外，市场上也有狗粮贩售：“养犬，则供饧糠。”南宋人周密在回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武林旧事》中，罗列了杭州城名目繁多的宠物商品和服务，诸如“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有学者表示，改猫犬的意思可能是为宠物猫、宠物狗做美容。而宋人洪迈在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提到了宋人员琦，“养狗黑身而白足，名为‘银蹄’，随呼拜跪，甚可爱。忽失之，揭榜募赎。”为小狗命名，在走失之后招贴寻狗告示，这样的做法似乎已与今人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