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微信、没微博、没手机、没电话，不看新闻、不翻日历、不问爸妈，也知道即将过年的信息。
　　小县城过年前，准会有两次大堵车，一次是腊月二十三，一次是腊月二十八，一年到头，也就堵这么两次。逢农历三、八为会，这两天是年前最后两个会，县城的交通主干道堵满了赶“两会”的人。
　　我上的小学就在这条公路边，我家也在这条公路边，从学校放学，回家有三里地，中间路过全县最大的农贸市场，那是最堵的地方。各种车横竖在马路上，汽车不停按喇叭，自行车有铃的按铃，没铃的，也喊着“走！走！走！”但都走不动。这其中，最威风的还是毛驴拉的木制“地排车”，每次总有那么几辆，车上码着“一座山”的白菜或捆着几只山羊，赶毛驴的人一手持长鞭，一手紧拽缰绳，大喝“吁！吁！吁！”使人望而生畏。
　　每次我都要花费至少半个小时，才能穿过这段二百米的核心拥堵地带。现在回想起来，同样是堵，可堵在路上的人，脸上并没有多少焦虑，眼睛里也没有那种急躁的火焰。相反，多数人都是笑逐颜开，仿佛赶上堵车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堵的过程中，还常能碰到熟人，老远就挥挥手，大声打招呼，顺便还会问两句，例如“你们家馍蒸好了吗？”“忙活的咋样了？”之类的话。离得近的，还会从兜里掏出烟，不由对方分说，嗖的一下就扔过去，白色的烟卷在天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那边一手扶住车把，一手迎空接住，点着，还没抽完，又一支烟飞了过来，只好先夹在耳朵上，吐着烟气和寒气说：“我这根长着呢，还长着呢。”
　　农贸市场南边的路，也只有在过年时才会繁华。一进腊月，路两边就摆满了各种卖鞭炮的摊子。摊主穿着绿大衣，竖着领子，戴着耳套，站在自己的摊位前，手里拿着老虎钳子，夹着一个从鞭上拆下来的炮，用嘴里的烟点着，就把胳膊伸直，脑袋转向另一方，砰的一声，炮在老虎钳子中炸个粉碎。
　　那简直就是一个战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谁家的炮响，谁家的生意就会好。那时候过年买炮，都要挑响的买，邻居们在一起比炮，也是以响声决胜负。经常听说谁家今年买了特别响的炮，一下子就震碎了几块窗户玻璃。
　　按现在的标准看，那种特别响的鞭炮都不是正规厂家生产。那会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正规的鞭炮生产廠家，县城倒有一家浏阳鞭炮厂的销售点，门头在一条路的路口，每年都会季节性地开门迎客一两个月，卖鞭炮的是两三个瘦小的湖南人，互相说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也听不懂的方言，他们的鞭炮虽然包装精致，但在动静上不符合县城人的听觉习惯，所以生意还不如那些卖鞭炮的摊子火爆。
　　对于那些卖鞭炮的摊子来说，不管卖多卖少，几乎都不会赔钱，只是挣多挣少的问题。真正的风险是摊子着火，我们管这种情况叫炸摊子，其概率非常高，在各个摊主的试炮表演中，空气里到处都是火星，再小心也难以防范。所以，会不会炸摊子，是一件难以预防的事，只能靠运气。
　　每年都会看到炸摊子的情景，有时候是炸一个，有时候是炸一串，有时候是炸一次，有时候还会炸上好几次。通常，是一声巨响，接着一阵乱响，升起一阵白烟，烟雾中，有“二踢脚”拔地而起，有五彩的烟花空中盛开，你来不及分辨，哪些是“闪光雷”，哪些是“夜明珠”，响声就慢慢消失，残余的白烟中，还有几个蹿天猴时不时蹦出来，有气无力地飞到一边，噼啪响上两下。这时候，烟已散去，黑如焦炭的地面上，还堆几个烧烂了的烟花壳子，后面是一张欲哭无泪的脸。
　　也许，这个摊子里不仅有他一年的积蓄，还有明年的希望，有儿女的学费，也有父母住院的救命钱，短短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此负责，只能自己默默承受。
　　后来我渐渐明白，很多人的生命并不像烟花，璀璨之后消失，让人惊叹其短暂的美丽。更多看似辉煌过的人生，仅仅只是一次炸摊子，意外也好，必然也罢，短暂地被人注目之后，就又会回归到惨淡的起点。那些等不到夜晚的烟花，等不到除夕的鞭炮，混乱潦草地抱在一起，急不可待地化作尘灰，正是为了告诫孤注一掷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