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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于1936年出版，出版后立刻在美国引起轰动。1939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掀起观影狂潮，斩获多项大奖，成为好莱坞古装戏的巅峰之作。1940年，该电影被引入中国，在当时的“孤岛”上海放映，引起热烈反响。同年，在观众强烈的阅读原著的需求下，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在中国大陆出版。之后数十年来，无数中国学者对这部作品进行了翻译和不同程度的改编，《飘》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也随着时代变迁经历了一番起伏跌宕，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它们都给当时的中国和中国读者内心留下深刻印记。
关键词：《飘》;译介;20世纪中国文学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00-01
《飘》主要讲述的是美国内战前后发生在亚特兰大及其附近一个种植园的故事，以女主人公斯嘉丽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描写了围绕在其身边的瑞德、艾希礼、梅兰妮等主要人物的命运交织起伏。成功再现了南北战争前后南方人的思想风貌和社会风貌，展现战争年代纷乱动荡的大环境下特殊人物的特殊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他人、社会、自我等内外在力量的斗争。它通过斯嘉丽这一人物形象给万千读者带去了强大的心灵冲击和巨大的行动力量，它也是让后人站在内战中了解内战的绝佳资料。
在作品中，斯嘉丽的身份是一位富裕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但她却绝不是一位天真娇弱的贵族小姐。复杂的性格决定了其起起落落的一生，她坚强但固执，勇敢又冷酷，聪明却狭隘，她不顾贵族传统，不管外人眼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没有堕落。当战争的硝烟弥漫亚特兰大，她在危急时刻选择留下来陪伴将要生产的梅兰妮。当塔拉庄园一片狼藉，母亲离世父亲疯癫时，她选择咬牙坚持守护庄园，守护支撑自己内心的故土的力量，重建塔拉。当瑞德失望离去时，她也还是在莫大的痛苦和虚空中轻叹一声“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正是这样的乐观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使得斯嘉丽能够在一次次困境中站起来，与一味沉浸于南方旧传统，逃避现实，萎靡不堪的艾希礼不同，斯嘉丽向我们展现的是当人类面对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世界全面崩塌时，人应当如何凭借强劲坚韧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的勇气重新创造生活，建构信仰。
《飘》之所以能在中国读者群中引起强烈反响，斯嘉丽这一形象及其背后所代表和传达的意义是一大原因。再加上电影对当时美国南方日常生活风俗的展示，对人物穿着、语言、行为举止的精妙刻画，对战争场景的表现，无不带给人新奇的体验和感官享受。但《飘》作为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的影响。
1940年夏，《飘》的同名改编电影以《乱世佳人》的中文名字在中国上海上映，电影一经放映，引起巨大轰动，一连热映四十余天而热度不减，“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电影剧本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同年，傅东华先生翻译的中译本《飘》在上海出版，通俗流畅，大众化的翻译风格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和接受。此后，傅译本还曾多次再版。1945年4月，唯明于重庆完成了繁体字英汉对照节本《飘》，该书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减，相当于一个故事梗概。40年代还出现了三个《飘》的改编剧本。50年代起，《飘》再无新译本产生，老译本亦无重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直至1979年开始，浙江人民文学社再版发行1940年傅译本《飘》。
在《飘》被译介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不同时期政治历史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受到當时中国文学观念、文化需求、大众审美的影响。它的受欢迎、被压制和再畅销的过程，是通俗文学和文化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
194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关头。但在当时的“孤岛”上海，文学艺术却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一些作家和翻译家活跃起来，涌现出不少原创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飘》就是其中一例。除此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之外，《飘》等通俗翻译文学能畅销一时还与大众需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家破人亡，国家衰败的背景下，处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深受内心压抑无法排遣，他们需要能够带给他们慰藉、愉悦的文学艺术，排解内心苦闷，而不是只能欣赏抗日革命题材的话剧电影等。这样的读者期待给《飘》的译介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40年代，《飘》总体上是受欢迎的畅销小说。
1950年代，学界和读者掀起了一场对《飘》评价的高潮，小说的译介和评价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遭到了大规模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千方百计压制中国，害怕新生无产阶级势力壮大进而威胁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交好，对抗美国，形成反美反帝高潮，一切美国文学艺术更是绝对抵制，被批为反动的腐朽的文化。《飘》在批判美国的文化浪潮中受到了猛烈抨击。作者对于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同情，对南北战争的态度，主人公斯嘉丽为追求成功达到个人目的而不顾他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成为了批评的矛头所指。《飘》在50年代被定义为“反动文学”、“坏小说”。
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使得所有正常的文学艺术活动停滞不前，对《飘》的评价也未出现新的定位。
到了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解冻了冰封多年的文学艺术，文艺界又迎来了春天。为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问题，各出版社都纷纷重印名著经典。在此背景下，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飘》，并再次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还未完全解除，对《飘》的评价依然延续着“反动”的定位。直至1980年，邓小平对《飘》的公开评论扭转了局面，从此正面客观的评价占据了主流。
90年代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通俗文学兴起。《飘》的各种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其研究和评价也更加多元化。《飘》逐渐被定位为“经典”、“名著”、“必读书目”，在新世纪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
由《飘》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可以看出，它明显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受到官方最高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才可能进入读者视野。翻译文学更是如此，只有在政治上与我国同属一方的国家的文学，符合我国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译介进入中国。这种政治对文学的捆绑与限制对20世纪文学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五四以来的大半个世纪，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各阶级各阶层也都不断试图在学习他人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于文学而言，不管是学习欧美抑或是学习日本，都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各种尝试。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列举出的真正称得上“经典”的，能走出世界，获得全世界读者认可的著作却屈指可数。学习他人很多年，似乎并未得到真传，也逐渐失去自己的特性。鲁迅先生的作品能获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的文字可以穿透每一位读者的眼睛叩击其心灵。而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必然不是只靠学习西方文学理论和风格得来的，鲁迅先生通过文字解放人，他自己必然是已经解放的，即使肉体受到外在机器的压制折磨，但灵魂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是他毕生所持守的。要写出高尚自由，深刻不朽的文字需要作家拥有解放的思想，更需要这个社会和体制为作家在创造真正自由包容的环境。
20世纪，新中国在政治道路上的探索非常曲折，在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与走自己的道路两个极端中间努力找寻平衡点。我们还害怕新生的国家再被帝国主义吞噬残害，又害怕重复闭关锁国的噩梦，所以国家机器对一切事物都强硬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说到底还是没有打破政治藩篱，实现自身的完整建构。译介外国文学并且客观的研究评论是我们学习借鉴他国文学，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如果再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阻挡，后果将是可怕的。同样，中国文学走出去也需要一定形式的译介传播。只有在考虑接受国需求的基础上推广我国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使我国文学更快更好的走向世界。
关键词：《飘》;译介;20世纪中国文学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100-01
《飘》主要讲述的是美国内战前后发生在亚特兰大及其附近一个种植园的故事，以女主人公斯嘉丽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描写了围绕在其身边的瑞德、艾希礼、梅兰妮等主要人物的命运交织起伏。成功再现了南北战争前后南方人的思想风貌和社会风貌，展现战争年代纷乱动荡的大环境下特殊人物的特殊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他人、社会、自我等内外在力量的斗争。它通过斯嘉丽这一人物形象给万千读者带去了强大的心灵冲击和巨大的行动力量，它也是让后人站在内战中了解内战的绝佳资料。
在作品中，斯嘉丽的身份是一位富裕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但她却绝不是一位天真娇弱的贵族小姐。复杂的性格决定了其起起落落的一生，她坚强但固执，勇敢又冷酷，聪明却狭隘，她不顾贵族传统，不管外人眼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没有堕落。当战争的硝烟弥漫亚特兰大，她在危急时刻选择留下来陪伴将要生产的梅兰妮。当塔拉庄园一片狼藉，母亲离世父亲疯癫时，她选择咬牙坚持守护庄园，守护支撑自己内心的故土的力量，重建塔拉。当瑞德失望离去时，她也还是在莫大的痛苦和虚空中轻叹一声“Tomorrow is another day”。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正是这样的乐观和永不言败的精神使得斯嘉丽能够在一次次困境中站起来，与一味沉浸于南方旧传统，逃避现实，萎靡不堪的艾希礼不同，斯嘉丽向我们展现的是当人类面对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世界全面崩塌时，人应当如何凭借强劲坚韧的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的勇气重新创造生活，建构信仰。
《飘》之所以能在中国读者群中引起强烈反响，斯嘉丽这一形象及其背后所代表和传达的意义是一大原因。再加上电影对当时美国南方日常生活风俗的展示，对人物穿着、语言、行为举止的精妙刻画，对战争场景的表现，无不带给人新奇的体验和感官享受。但《飘》作为翻译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的影响。
1940年夏，《飘》的同名改编电影以《乱世佳人》的中文名字在中国上海上映，电影一经放映，引起巨大轰动，一连热映四十余天而热度不减，“开了外国影片映演以来未有的记录”。电影剧本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同年，傅东华先生翻译的中译本《飘》在上海出版，通俗流畅，大众化的翻译风格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和接受。此后，傅译本还曾多次再版。1945年4月，唯明于重庆完成了繁体字英汉对照节本《飘》，该书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减，相当于一个故事梗概。40年代还出现了三个《飘》的改编剧本。50年代起，《飘》再无新译本产生，老译本亦无重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直至1979年开始，浙江人民文学社再版发行1940年傅译本《飘》。
在《飘》被译介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不同时期政治历史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受到當时中国文学观念、文化需求、大众审美的影响。它的受欢迎、被压制和再畅销的过程，是通俗文学和文化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
1940年代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中华民族处在民族危亡关头。但在当时的“孤岛”上海，文学艺术却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一些作家和翻译家活跃起来，涌现出不少原创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飘》就是其中一例。除此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之外，《飘》等通俗翻译文学能畅销一时还与大众需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家破人亡，国家衰败的背景下，处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深受内心压抑无法排遣，他们需要能够带给他们慰藉、愉悦的文学艺术，排解内心苦闷，而不是只能欣赏抗日革命题材的话剧电影等。这样的读者期待给《飘》的译介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40年代，《飘》总体上是受欢迎的畅销小说。
1950年代，学界和读者掀起了一场对《飘》评价的高潮，小说的译介和评价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遭到了大规模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千方百计压制中国，害怕新生无产阶级势力壮大进而威胁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交好，对抗美国，形成反美反帝高潮，一切美国文学艺术更是绝对抵制，被批为反动的腐朽的文化。《飘》在批判美国的文化浪潮中受到了猛烈抨击。作者对于种植园奴隶制度的同情，对南北战争的态度，主人公斯嘉丽为追求成功达到个人目的而不顾他人利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成为了批评的矛头所指。《飘》在50年代被定义为“反动文学”、“坏小说”。
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使得所有正常的文学艺术活动停滞不前，对《飘》的评价也未出现新的定位。
到了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解冻了冰封多年的文学艺术，文艺界又迎来了春天。为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书荒问题，各出版社都纷纷重印名著经典。在此背景下，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飘》，并再次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还未完全解除，对《飘》的评价依然延续着“反动”的定位。直至1980年，邓小平对《飘》的公开评论扭转了局面，从此正面客观的评价占据了主流。
90年代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通俗文学兴起。《飘》的各种译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其研究和评价也更加多元化。《飘》逐渐被定位为“经典”、“名著”、“必读书目”，在新世纪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
由《飘》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可以看出，它明显受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受到官方最高权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才可能进入读者视野。翻译文学更是如此，只有在政治上与我国同属一方的国家的文学，符合我国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被译介进入中国。这种政治对文学的捆绑与限制对20世纪文学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五四以来的大半个世纪，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各阶级各阶层也都不断试图在学习他人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对于文学而言，不管是学习欧美抑或是学习日本，都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各种尝试。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列举出的真正称得上“经典”的，能走出世界，获得全世界读者认可的著作却屈指可数。学习他人很多年，似乎并未得到真传，也逐渐失去自己的特性。鲁迅先生的作品能获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的文字可以穿透每一位读者的眼睛叩击其心灵。而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必然不是只靠学习西方文学理论和风格得来的，鲁迅先生通过文字解放人，他自己必然是已经解放的，即使肉体受到外在机器的压制折磨，但灵魂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是他毕生所持守的。要写出高尚自由，深刻不朽的文字需要作家拥有解放的思想，更需要这个社会和体制为作家在创造真正自由包容的环境。
20世纪，新中国在政治道路上的探索非常曲折，在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与走自己的道路两个极端中间努力找寻平衡点。我们还害怕新生的国家再被帝国主义吞噬残害，又害怕重复闭关锁国的噩梦，所以国家机器对一切事物都强硬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学说到底还是没有打破政治藩篱，实现自身的完整建构。译介外国文学并且客观的研究评论是我们学习借鉴他国文学，实现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如果再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阻挡，后果将是可怕的。同样，中国文学走出去也需要一定形式的译介传播。只有在考虑接受国需求的基础上推广我国优秀文学作品，才能使我国文学更快更好的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