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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医生，“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帽子，关进了“牛棚”。我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了我一包药（有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这些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加沉吟，他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刻这些药会救命的！”说完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应验了，然而救的却不是我。
发药救战友
1970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怕疼，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可我知道，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我一定会把馒头皮剥掉才吃。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习惯，全连70%以上的战友都在“红白痢疾”的摧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仍然很幸运地作为健康的强劳力，被安排在施工的最前线———虽然我当时的体格很瘦小。
但是，面对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友，我也时时被内疚所煎熬。我有药，我本可以把药拿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和我关系较好的战友，我更是如坐针毡，甚至不敢直视他们蜡黄的脸和无神的眼睛。终于有一天，我把父亲的殷殷嘱托丢到一边，鬼鬼祟祟地拿出一部分药，悄悄地分给了两位要好的战友。
除了悄悄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外，我还特别“羞涩”地叮嘱他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这里有药。父亲交给我的药竟然出奇的灵，两位战友服药不到两天，痢疾便止住了。看到他们终于有力气站起来，我内疚的心也悄悄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而，我这里有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位快要死的战友像找到了救星，接二连三到我这里来求药。看到他们步履蹒跚、有气无力的样子，面对他们可怜巴巴，几乎是乞求的眼神，我根本硬不起心肠拒绝和隐瞒，反而像做错了事似的，红着脸把父亲精心包装好的药一包包、一瓶瓶地拿出来分发给他们。每发一个人，我都会难为情地嗫嚅着叮嘱他们：“可别再告诉别人啊！”
自己没药吃
就在这一次次尴尬的叮嘱中，在战友的情谊和给自己“留一手”的矛盾中，在同情、怜悯的天性与父亲的特别嘱托激烈的碰撞中，药包渐渐见了底。最后，连四环素、土霉素等与肠道传染病不太对症的药也都发完了。直到我把那个印着“战斗在襄渝线上”的绿色旅行包翻了个底朝天，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地铺上以证明我的“清白”，失望的战友才讪讪地走了。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怕的痢疾仍然在各个帐篷里蔓延。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我不免隐隐地感到了一丝恐惧：药没了，如果病魔哪天不幸降临到我头上，我该何以应对呢？
痢疾的阴霾终于有一天黑压压地罩住了我，而且那阵势与病势似乎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和严重。当天下午，我便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三天。听胡大银后来说，体温最高时已达41.5℃，且不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唯独能听清楚的一个字就是“爸”。胡大银不解，说人在遭难时多是不由自主地喊妈，你怎么光喊爸？他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都知道只有我爸和我爸的药能救我。
三天高烧刚见消退，来势凶猛的痢疾便开始了。起初拉的全是暗红的血，一天拉二三十次，腹部一阵阵绞痛。两天以后又有了黏白的脓液，典型的中毒性红白痢疾，拉得我几次晕倒在厕所里。那些天，我时时会感到生命正在走向终结的恐惧和悲哀。战友们上工走了以后，我常常会蜷缩在帐篷里哭成淚人。我才17岁啊！我死了，爸爸妈妈会有多难受啊！这时，我才真正理解我爸说出那两个“一定”时，语气为什么会那么沉重。
两头蒜救命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每天我都挣扎着到连部找胡大银扎针。足三里、合谷、气海、关元，每天都是这几个穴位，疼、麻、胀、酸、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深深烙在了我的神经上。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的意志变得异常坚韧。
当我拉到第10天的时候，胡大银一反往常的不耐烦，留针的时间很长，而且一次次地捻针、弹针、加针，显得特别有耐心。收针以后，胡大银长叹了一口气，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小子，你真行！”然后，他从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摸出两头紫皮大蒜，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如果怕辣，就把它烤了吃。不怕辣，就生吃，生吃的效果比烤着吃好。”
那一瞬间，我眼眶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两头大蒜该是多么贵重的救命良药啊！不知道胡大银珍藏了多长时间，又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舍得拿出来给我的，正如我当初把药拿出来救别人的命一样！我如获至宝地回到帐篷里，趁着没人，立刻把那两头蒜全部剥了皮，生着嚼了，心口和胃里霎时像着了火一样，“烧”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把地往下流。
不知道该归功于胡大银的银针还是大蒜，拉到第12天半时，赖在我腹内的痢疾终于被赶走了。第13天早晨，我就被动员加入了背粮的队伍。好在这次只到瓦房店，比到紫阳县城近了二十多里，而且指导员怕我出事，一直在后边紧跟着我，时不时还替我背一会儿。
在瓦房店的磅秤上，我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下85斤，比患病前整整少了20斤。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应验了，然而救的却不是我。
发药救战友
1970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怕疼，不去胡大银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可我知道，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我一定会把馒头皮剥掉才吃。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习惯，全连70%以上的战友都在“红白痢疾”的摧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仍然很幸运地作为健康的强劳力，被安排在施工的最前线———虽然我当时的体格很瘦小。
但是，面对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战友，我也时时被内疚所煎熬。我有药，我本可以把药拿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和我关系较好的战友，我更是如坐针毡，甚至不敢直视他们蜡黄的脸和无神的眼睛。终于有一天，我把父亲的殷殷嘱托丢到一边，鬼鬼祟祟地拿出一部分药，悄悄地分给了两位要好的战友。
除了悄悄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外，我还特别“羞涩”地叮嘱他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这里有药。父亲交给我的药竟然出奇的灵，两位战友服药不到两天，痢疾便止住了。看到他们终于有力气站起来，我内疚的心也悄悄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而，我这里有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几位快要死的战友像找到了救星，接二连三到我这里来求药。看到他们步履蹒跚、有气无力的样子，面对他们可怜巴巴，几乎是乞求的眼神，我根本硬不起心肠拒绝和隐瞒，反而像做错了事似的，红着脸把父亲精心包装好的药一包包、一瓶瓶地拿出来分发给他们。每发一个人，我都会难为情地嗫嚅着叮嘱他们：“可别再告诉别人啊！”
自己没药吃
就在这一次次尴尬的叮嘱中，在战友的情谊和给自己“留一手”的矛盾中，在同情、怜悯的天性与父亲的特别嘱托激烈的碰撞中，药包渐渐见了底。最后，连四环素、土霉素等与肠道传染病不太对症的药也都发完了。直到我把那个印着“战斗在襄渝线上”的绿色旅行包翻了个底朝天，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地铺上以证明我的“清白”，失望的战友才讪讪地走了。看着他们佝偻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可怕的痢疾仍然在各个帐篷里蔓延。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我不免隐隐地感到了一丝恐惧：药没了，如果病魔哪天不幸降临到我头上，我该何以应对呢？
痢疾的阴霾终于有一天黑压压地罩住了我，而且那阵势与病势似乎比别人来得更加猛烈和严重。当天下午，我便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三天。听胡大银后来说，体温最高时已达41.5℃，且不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唯独能听清楚的一个字就是“爸”。胡大银不解，说人在遭难时多是不由自主地喊妈，你怎么光喊爸？他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都知道只有我爸和我爸的药能救我。
三天高烧刚见消退，来势凶猛的痢疾便开始了。起初拉的全是暗红的血，一天拉二三十次，腹部一阵阵绞痛。两天以后又有了黏白的脓液，典型的中毒性红白痢疾，拉得我几次晕倒在厕所里。那些天，我时时会感到生命正在走向终结的恐惧和悲哀。战友们上工走了以后，我常常会蜷缩在帐篷里哭成淚人。我才17岁啊！我死了，爸爸妈妈会有多难受啊！这时，我才真正理解我爸说出那两个“一定”时，语气为什么会那么沉重。
两头蒜救命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每天我都挣扎着到连部找胡大银扎针。足三里、合谷、气海、关元，每天都是这几个穴位，疼、麻、胀、酸、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深深烙在了我的神经上。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的意志变得异常坚韧。
当我拉到第10天的时候，胡大银一反往常的不耐烦，留针的时间很长，而且一次次地捻针、弹针、加针，显得特别有耐心。收针以后，胡大银长叹了一口气，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小子，你真行！”然后，他从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摸出两头紫皮大蒜，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如果怕辣，就把它烤了吃。不怕辣，就生吃，生吃的效果比烤着吃好。”
那一瞬间，我眼眶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两头大蒜该是多么贵重的救命良药啊！不知道胡大银珍藏了多长时间，又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舍得拿出来给我的，正如我当初把药拿出来救别人的命一样！我如获至宝地回到帐篷里，趁着没人，立刻把那两头蒜全部剥了皮，生着嚼了，心口和胃里霎时像着了火一样，“烧”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把地往下流。
不知道该归功于胡大银的银针还是大蒜，拉到第12天半时，赖在我腹内的痢疾终于被赶走了。第13天早晨，我就被动员加入了背粮的队伍。好在这次只到瓦房店，比到紫阳县城近了二十多里，而且指导员怕我出事，一直在后边紧跟着我，时不时还替我背一会儿。
在瓦房店的磅秤上，我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下85斤，比患病前整整少了2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