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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界多称钱钟书为宋诗派，因为他的《宋诗选注》影响深远，也因为钱钟书为当代饱学之士，其诗亦不免多涉“学问议论”。“诗分唐宋”虽然不是钱钟书首先提出，却在他的《谈艺录》里阐释得最充分，以风格特色而非朝代地域划分作家与作品种类，是钱钟书诗学最鲜明的特征。钱钟书强调：“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肌理见胜。”如果略为深入钱钟书的诗论，可以说，就“唐”“宋”两种诗风分判，钱钟书倒更加倾心于唐而非服膺于宋，他的大量文字可以让读者分辨此中幽微，他与别人的一些谈话也可为佐证，如李慎之在《忆胡绳》一文中谈钱钟书：“他虽然宗唐，自己做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做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杨绛答和歌问，说钱钟书：“他爱诗，非常爱诗。他不是那种豪放的，但他自诩自己顶多是个名家。他写那些品位别人作品的东西，写得很好。他主要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一个大诗人，他比较注意形式，用字，还有声律很讲究。”李慎之所云，可见钱钟书学诗宗唐而终落于宋，这是钱钟书晚年对朋友的坦白之言；杨绛所云，则是在钱钟书的学术著作《管锥编》、《谈艺录》和创作《槐聚诗存》出版多年，先生亦已故去十余载之后的平心之论。
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补订本，其后在1986年重新印刷时又有补订，至1987年又增加最新补正文字七十余则。可以说，《谈艺录》在作者早年著述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也间有补正反思。作者不曾专门阐述自己的反思，其中一些前后结论大相径庭的内容，倘读者不比较前后版本，遽以引述，就可能“强瓜皮以撘李皮”，自误误人。钱钟书在《谈艺录》一书中对黄庭坚及旧传黄庭坚所撰《建章录》的论述辨证，可见一斑。
读《谈艺录》，并参照《宋诗选注》，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黄庭坚的评价大不同于历代崇奉“宋体”者。以入选篇数比较，《宋诗选注》所选黄庭坚作品仅寥寥三首，而在传统诗史上地位低于黄庭坚的陈与义选十首，杨万里选十首，范成大选十二首，连并不以诗名著称的秦观和姜夔也各入选四首，而在《谈艺录》中被钱钟书批评甚多的陆游竟入选二十七首，为黄庭坚的九倍。仅此偏颇，就可以看出《宋诗选注》初版时钱钟书对黄庭坚的不以为然。再读《谈艺录》对黄庭坚的论述，更可窥钱钟书于宋诗历来成说呈现颠覆意态。在《谈艺录》最初版本里，钱钟书就对黄庭坚不甚推崇，他引述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广征博引，八面受敌，是钱钟书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写作风格，为避免魏泰因与苏轼、黄庭坚政见歧异，为人评价不高而所论遭诟，钱钟书又引述一贯推崇黄庭坚的沈作哲《寓简》所云“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和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要紧字，融液为诗”，以圆转阐明黄庭坚诗弊。诚然，“以学问入诗”是宋诗最明显的特征，黄庭坚自承：“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因为对文治的推崇，造成文人地位的高贵。到苏轼、黄庭坚之世，几十年太平致使士子攻读的内外环境，较之前代大诗人若李白、杜甫，社会动荡和生世坎坷的刺激显然已经减弱，而历史之积累、典籍之浩瀚又势必成为文章诗词之借代取材。此种状态，优劣俱在。比起苏轼，黄庭坚在诗歌语汇语法的琢磨融冶方面更加用心，所谓“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为后世诗人开辟了新的道路。比较之下，苏轼还在“唐”“宋”之间，而黄庭坚则纯然“宋”体。所以，“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苏轼就没有成为宋诗的代表而逊位于黄庭坚。启功曾经说“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讲出来的”，也形象地拈明了两者之区别。可是，宋诗特别是黄庭坚诗，如果仅仅是读书多使事广，恐怕还难以自立并追驷唐风。后世对黄庭坚认识和研究方面的一些讹误，也加深了对黄庭坚诗风的片面理解。《谈艺录》有云：“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晋汉间事，预储为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钱钟书对翁方纲的这段记述十分重视，除《谈艺录》以为佐证，迳断“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之外，还在《宋诗选注》里再加引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黄庭坚把典故分类摘抄的《建章录》在《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等部还保存几段。”不过，这段批评黄庭坚的文字没有用在有关黄庭坚的部分，却在对刘克庄评论的一条注解里。《谈艺录》补订本三百四十五页对二十三页的“补订”仍申前说：“《建章录》见今存《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下所引最多，一万二千四十三“酒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下亦引片言只语。”又云：“《容斋四笔》卷九《书简循习》条指摘当时笔札之奇儇而‘求雅反俗’，山谷或难辞作俑之咎耶。”显然，钱钟书为慎重起见，查阅了《永乐大典》的残存影印本，署名黄庭坚《建章录》的内容果然还有若干条在录，这就比翁方纲的简而言之更加具体，也更加深了钱钟书对黄庭坚之历来成见。
在这次补订时，钱钟书家门自道，谈及自己从十六岁学诗至于欧洲留学归来结识诗人冒景璠并得见其尊人冒效鲁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且“少年负气，得闲戏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补订之”。又坦言：“出乎一时技痒，初不笃嗜黄诗也”。其实，这就是《谈艺录》一书的滥觞。钱钟书说：“《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君伯鹰同文酒之会。伯鹰盛叹黄诗之妙，渠素负诗名，言下几欲一瓣香为山谷道人，云将精选而详注之。颇称余补注中欧梅为官妓等数则，余虽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属此类尔。”钱钟书最初考辩黄庭坚《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第一首“渺然今日望欧梅”句所云“欧梅”非指欧阳修、梅尧臣，乃黄庭坚贬官太平州时所见之官妓。得意非在考覆“欧梅”之功，应在发难黄诗穿凿之底，继而言前人之不言，成一家之言，这才是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以黄庭坚诗为笺释之本写作《谈艺录》的缘起。潘伯鹰为书画家，又是诗人兼小说家，其人久背狂名，得赠时人诗册，多弃置不阅，惟“愿做涪翁社里人”，恨不见古人；遭遇钱钟书，顿生惺惺之叹，却未知钱生意不在涪翁之社，其志竟欲对门操戈，恨古人不见我。当世多以“宋诗派”目钱，亦如加以“比较文学专家”之冠冕，誉者若挠隔靴之痒，不蒙呵斥亦已为幸，遑称知音。潘伯鹰是钱钟书老师吴宓的知友，对钱钟书颇加青眼，却未得还桃，此亦文心幽微之一解。 以上引述可见，从青年时期学诗开始，直到受冒家父子影响撺掇进行黄庭坚诗歌的校注考证到撰写《谈艺录》，又到《宋诗选注》和《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乃至于两书的重新印刷，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钱钟书对黄庭坚撰《建章录》是深信不疑，并且也坚持着自己对黄庭坚诗乃“狐穴之诗，兔园之册”之印象见解。如果钱钟书将此印象见解坚持到最后，在其全部学术中，亦无损其汪洋恣肆；非仅对黄庭坚，传统大家从司马迁到顾炎武，钱钟书亦多有质疑论难之言。
钱钟书对黄庭坚的反复批评指摘完全符合事实吗？以《建章录》为佐证对黄庭坚的评价符合黄庭坚诗风的本来面目吗？钱钟书的这些观点有没有自我反思或变化？细读钱著，可以发现，钱钟书确实是一位在学术和真理面前不断深入不断汲取也不断反思的真学者，就在《谈艺录》补订本的1986年印刷本行世之后，1987年的再印本又增加了“补正”及“补正之二”，其“补正之二”的第一条，对《谈艺录》初版问世以来包括《宋诗选注》中对有关《建章录》的说法提出了新的完全不同旧说的反证，请看：“苏象先记乃祖颂《丞相魏公谭训》卷四：祖父言：吾少在洪州，假黄庠《建章集》百余卷，所谓‘千门万户’者。后曾祖为三司判官，晏元献为使，每剪笺简之余置案上，得异事，闻奇字，即钞之贴于大册，或以籖贴之，每用一事即除去；后积甚多，次第编如钞类，谓之《类选》云。晏乃邀黄至门下，他客尚数十，使钞节史书，黄去取之。晏公出于一手编定。”钱钟书引述后云：“则《建章录》早有之，出山谷同姓者手。然《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兴’字、卷一二零四三‘酒’字、卷一四五三七‘树’字下皆引《黄山谷建章录》云云，翁方纲误系主名，非无故也。书名盖本汉武帝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语，借喻类书之门目繁多。晏殊所编当即是名为《类要》者，今亦佚。”此黄庠乃晏殊为三司史时之门下吏。晏元献逝世于1055年，其时黄庭坚仅十岁，必与此事无涉，所以，仅此一条，即可否定《建章录》与黄庭坚之关系。《丞相魏公谭训》流传有绪，近年还被收入《全宋笔记》出版，但是，钱钟书拈出之前，关于“黄庭坚《建章录》”云云从未被人勘破。钱钟书在看到此条时，应该不免有骇然：自己多年深信之史籍竟然被颠覆，这一条反证，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多年对黄庭坚印象、认识和评价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钱钟书毕竟是钱钟书，他在《谈艺录》的最后定本里明白引述《丞相魏公谭训》，不啻部分否定了多年来对黄庭坚的成见或偏见，对于黄庭坚应该有歉然；同时，面对浮嚣之世，钱钟书可能还会有憾然：天下读书人多矣，为什么就没有人指出所谓《建章录》乃黄庠所为，与黄庭坚并无瓜葛？如果在《谈艺录》出版之初，有人据此与钱钟书商榷，钱钟书应该会服从事实；如果在《宋诗选注》未出版之际，有人据此与钱钟书商榷，可能会改变钱钟书对黄庭坚的成见，甚至改变《宋诗选注》的格局，使得这部表现出文学精彩的著作同时也呈现学术精准。钱钟书于文章学术，浩瀚渊博，亦间有“弄笔取快”之慨，其对黄庭坚之多番议论，足以见之。古籍如恒河沙，即使渊博如钱钟书，也难免遗漏未及处。宋人重学术，而学术之考据功夫必以记诵为基础，苏东坡遍写《汉书》两过，黄庭坚抄书之功不下大苏，然此《建章录》乃出彼黄非此黄，以彼黄名不彰，假此黄而传也。翁方纲是《四库全书》编纂的参与者，而《四库全书》的主要参照即《永乐大典》。《建章录》混淆“二黄”，非自翁方纲引论始，乃自《永乐大典》始，而《永乐大典》之误，亦必来自宋、元、明三代流传，其间《丞相魏公谭训》亦并行不悖。学术史的演化发展，使得一条材料的混淆，发展为“经典之错误”，竟然影响到对黄庭坚这样一位开宗立派的大诗人的具体评判，影响到对“宋诗”品质的准确认识，可见引用材料之准确性对于观念结论之作用。钱钟书尝论袁随园：“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或可为自照。钱钟书自己纠正了多年来一直沿用的这条有关黄庭坚的材料。可惜一些研究黄庭坚及宋代文学的专家似乎没有注意到钱钟书的改正，若王水照的《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一文，即继续引用翁方纲之说，以《建章录》为例，说明黄庭坚“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诗风，当得益于这类铢积寸累、孜孜矻矻的基本功的。
王水照与其日本学生内山精野曾有《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内山提出了钱钟书著作前后修改的地方，并以此向王水照请教。王水照说：“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钱钟书）的著作，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比较其他以补充完善而求“充类至尽”的改变，有关《建章录》的修订应属钱钟书著作里少见的因材料改变而可能导致结论改变的显例，王水照又是收录有《丞相魏公谭训》的《全宋笔记》一书的首席顾问，如果“对读”细致，应该明了钱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改变。要求学者教授读书不遗涓滴，处处周详圆满，虽钱钟书不能，岂能苛求于王水照？因为王水照曾得到钱钟书指点，又是研究黄庭坚的专家，取论立言，颇以钱先生为皈依，但在此有关黄庭坚评价的重要依据上，却以先生之非为是，先生已为先贤洗雪之陈渎，仍被奉为席上琼浆，则不免遗憾。
对《建章录》的引用及甄别，在钱钟书学术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例子，因为它牵涉钱钟书对黄庭坚的最终评价，如果以《谈艺录》先前之论述及《宋诗选注》中黄庭坚的入选篇数为依据，可以说钱钟书对黄庭坚评价不高，对黄庭坚为宋诗领袖的地位也颇不以为然，但是，在钱钟书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纠正《建章录》引述之错误以后，他对黄庭坚诗歌竟营营念念到难以割舍。傅璇琮在钱钟书去世一年之后回忆：“去年春节，我去钱家拜年，杨先生说，钱先生在病榻上常默诵黄庭坚的诗。”傅璇琮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钱钟书晚年对黄庭坚诗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信息，只有在细读钱钟书的著作，并与其议论謦咳融汇领略，方可理解。黄庭坚为作诗着意蓄材，非性情勃发之驱，为钩遗适韵之用，去唐诗浏亮已远。而用心细微，理路清晰，造意独特，生面别开，则其为宋诗领袖当然，亦见千古文心诗论多不谬也。
杨绛对钱钟书多年来于黄庭坚的评论变化应该是最清楚的，晚年在病榻上吟诵黄庭坚诗，不能不视为钱钟书具有遗言性质的学术和精神修正。在整理出版《钱钟书集》时，杨绛说：“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
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1984年中华书局再版补订本，其后在1986年重新印刷时又有补订，至1987年又增加最新补正文字七十余则。可以说，《谈艺录》在作者早年著述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也间有补正反思。作者不曾专门阐述自己的反思，其中一些前后结论大相径庭的内容，倘读者不比较前后版本，遽以引述，就可能“强瓜皮以撘李皮”，自误误人。钱钟书在《谈艺录》一书中对黄庭坚及旧传黄庭坚所撰《建章录》的论述辨证，可见一斑。
读《谈艺录》，并参照《宋诗选注》，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黄庭坚的评价大不同于历代崇奉“宋体”者。以入选篇数比较，《宋诗选注》所选黄庭坚作品仅寥寥三首，而在传统诗史上地位低于黄庭坚的陈与义选十首，杨万里选十首，范成大选十二首，连并不以诗名著称的秦观和姜夔也各入选四首，而在《谈艺录》中被钱钟书批评甚多的陆游竟入选二十七首，为黄庭坚的九倍。仅此偏颇，就可以看出《宋诗选注》初版时钱钟书对黄庭坚的不以为然。再读《谈艺录》对黄庭坚的论述，更可窥钱钟书于宋诗历来成说呈现颠覆意态。在《谈艺录》最初版本里，钱钟书就对黄庭坚不甚推崇，他引述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广征博引，八面受敌，是钱钟书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写作风格，为避免魏泰因与苏轼、黄庭坚政见歧异，为人评价不高而所论遭诟，钱钟书又引述一贯推崇黄庭坚的沈作哲《寓简》所云“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和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黄专用经史雅言、晋宋清谈、《世说》中不要紧字，融液为诗”，以圆转阐明黄庭坚诗弊。诚然，“以学问入诗”是宋诗最明显的特征，黄庭坚自承：“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因为对文治的推崇，造成文人地位的高贵。到苏轼、黄庭坚之世，几十年太平致使士子攻读的内外环境，较之前代大诗人若李白、杜甫，社会动荡和生世坎坷的刺激显然已经减弱，而历史之积累、典籍之浩瀚又势必成为文章诗词之借代取材。此种状态，优劣俱在。比起苏轼，黄庭坚在诗歌语汇语法的琢磨融冶方面更加用心，所谓“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为后世诗人开辟了新的道路。比较之下，苏轼还在“唐”“宋”之间，而黄庭坚则纯然“宋”体。所以，“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苏轼就没有成为宋诗的代表而逊位于黄庭坚。启功曾经说“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讲出来的”，也形象地拈明了两者之区别。可是，宋诗特别是黄庭坚诗，如果仅仅是读书多使事广，恐怕还难以自立并追驷唐风。后世对黄庭坚认识和研究方面的一些讹误，也加深了对黄庭坚诗风的片面理解。《谈艺录》有云：“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晋汉间事，预储为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钱钟书对翁方纲的这段记述十分重视，除《谈艺录》以为佐证，迳断“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之外，还在《宋诗选注》里再加引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黄庭坚把典故分类摘抄的《建章录》在《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等部还保存几段。”不过，这段批评黄庭坚的文字没有用在有关黄庭坚的部分，却在对刘克庄评论的一条注解里。《谈艺录》补订本三百四十五页对二十三页的“补订”仍申前说：“《建章录》见今存《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二“兴”字下所引最多，一万二千四十三“酒字”，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树”字下亦引片言只语。”又云：“《容斋四笔》卷九《书简循习》条指摘当时笔札之奇儇而‘求雅反俗’，山谷或难辞作俑之咎耶。”显然，钱钟书为慎重起见，查阅了《永乐大典》的残存影印本，署名黄庭坚《建章录》的内容果然还有若干条在录，这就比翁方纲的简而言之更加具体，也更加深了钱钟书对黄庭坚之历来成见。
在这次补订时，钱钟书家门自道，谈及自己从十六岁学诗至于欧洲留学归来结识诗人冒景璠并得见其尊人冒效鲁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且“少年负气，得闲戏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补订之”。又坦言：“出乎一时技痒，初不笃嗜黄诗也”。其实，这就是《谈艺录》一书的滥觞。钱钟书说：“《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君伯鹰同文酒之会。伯鹰盛叹黄诗之妙，渠素负诗名，言下几欲一瓣香为山谷道人，云将精选而详注之。颇称余补注中欧梅为官妓等数则，余虽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属此类尔。”钱钟书最初考辩黄庭坚《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第一首“渺然今日望欧梅”句所云“欧梅”非指欧阳修、梅尧臣，乃黄庭坚贬官太平州时所见之官妓。得意非在考覆“欧梅”之功，应在发难黄诗穿凿之底，继而言前人之不言，成一家之言，这才是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以黄庭坚诗为笺释之本写作《谈艺录》的缘起。潘伯鹰为书画家，又是诗人兼小说家，其人久背狂名，得赠时人诗册，多弃置不阅，惟“愿做涪翁社里人”，恨不见古人；遭遇钱钟书，顿生惺惺之叹，却未知钱生意不在涪翁之社，其志竟欲对门操戈，恨古人不见我。当世多以“宋诗派”目钱，亦如加以“比较文学专家”之冠冕，誉者若挠隔靴之痒，不蒙呵斥亦已为幸，遑称知音。潘伯鹰是钱钟书老师吴宓的知友，对钱钟书颇加青眼，却未得还桃，此亦文心幽微之一解。 以上引述可见，从青年时期学诗开始，直到受冒家父子影响撺掇进行黄庭坚诗歌的校注考证到撰写《谈艺录》，又到《宋诗选注》和《谈艺录》补订本的出版，乃至于两书的重新印刷，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钱钟书对黄庭坚撰《建章录》是深信不疑，并且也坚持着自己对黄庭坚诗乃“狐穴之诗，兔园之册”之印象见解。如果钱钟书将此印象见解坚持到最后，在其全部学术中，亦无损其汪洋恣肆；非仅对黄庭坚，传统大家从司马迁到顾炎武，钱钟书亦多有质疑论难之言。
钱钟书对黄庭坚的反复批评指摘完全符合事实吗？以《建章录》为佐证对黄庭坚的评价符合黄庭坚诗风的本来面目吗？钱钟书的这些观点有没有自我反思或变化？细读钱著，可以发现，钱钟书确实是一位在学术和真理面前不断深入不断汲取也不断反思的真学者，就在《谈艺录》补订本的1986年印刷本行世之后，1987年的再印本又增加了“补正”及“补正之二”，其“补正之二”的第一条，对《谈艺录》初版问世以来包括《宋诗选注》中对有关《建章录》的说法提出了新的完全不同旧说的反证，请看：“苏象先记乃祖颂《丞相魏公谭训》卷四：祖父言：吾少在洪州，假黄庠《建章集》百余卷，所谓‘千门万户’者。后曾祖为三司判官，晏元献为使，每剪笺简之余置案上，得异事，闻奇字，即钞之贴于大册，或以籖贴之，每用一事即除去；后积甚多，次第编如钞类，谓之《类选》云。晏乃邀黄至门下，他客尚数十，使钞节史书，黄去取之。晏公出于一手编定。”钱钟书引述后云：“则《建章录》早有之，出山谷同姓者手。然《永乐大典》卷七九六二‘兴’字、卷一二零四三‘酒’字、卷一四五三七‘树’字下皆引《黄山谷建章录》云云，翁方纲误系主名，非无故也。书名盖本汉武帝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语，借喻类书之门目繁多。晏殊所编当即是名为《类要》者，今亦佚。”此黄庠乃晏殊为三司史时之门下吏。晏元献逝世于1055年，其时黄庭坚仅十岁，必与此事无涉，所以，仅此一条，即可否定《建章录》与黄庭坚之关系。《丞相魏公谭训》流传有绪，近年还被收入《全宋笔记》出版，但是，钱钟书拈出之前，关于“黄庭坚《建章录》”云云从未被人勘破。钱钟书在看到此条时，应该不免有骇然：自己多年深信之史籍竟然被颠覆，这一条反证，甚至会影响到自己多年对黄庭坚印象、认识和评价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钱钟书毕竟是钱钟书，他在《谈艺录》的最后定本里明白引述《丞相魏公谭训》，不啻部分否定了多年来对黄庭坚的成见或偏见，对于黄庭坚应该有歉然；同时，面对浮嚣之世，钱钟书可能还会有憾然：天下读书人多矣，为什么就没有人指出所谓《建章录》乃黄庠所为，与黄庭坚并无瓜葛？如果在《谈艺录》出版之初，有人据此与钱钟书商榷，钱钟书应该会服从事实；如果在《宋诗选注》未出版之际，有人据此与钱钟书商榷，可能会改变钱钟书对黄庭坚的成见，甚至改变《宋诗选注》的格局，使得这部表现出文学精彩的著作同时也呈现学术精准。钱钟书于文章学术，浩瀚渊博，亦间有“弄笔取快”之慨，其对黄庭坚之多番议论，足以见之。古籍如恒河沙，即使渊博如钱钟书，也难免遗漏未及处。宋人重学术，而学术之考据功夫必以记诵为基础，苏东坡遍写《汉书》两过，黄庭坚抄书之功不下大苏，然此《建章录》乃出彼黄非此黄，以彼黄名不彰，假此黄而传也。翁方纲是《四库全书》编纂的参与者，而《四库全书》的主要参照即《永乐大典》。《建章录》混淆“二黄”，非自翁方纲引论始，乃自《永乐大典》始，而《永乐大典》之误，亦必来自宋、元、明三代流传，其间《丞相魏公谭训》亦并行不悖。学术史的演化发展，使得一条材料的混淆，发展为“经典之错误”，竟然影响到对黄庭坚这样一位开宗立派的大诗人的具体评判，影响到对“宋诗”品质的准确认识，可见引用材料之准确性对于观念结论之作用。钱钟书尝论袁随园：“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或可为自照。钱钟书自己纠正了多年来一直沿用的这条有关黄庭坚的材料。可惜一些研究黄庭坚及宋代文学的专家似乎没有注意到钱钟书的改正，若王水照的《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一文，即继续引用翁方纲之说，以《建章录》为例，说明黄庭坚“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诗风，当得益于这类铢积寸累、孜孜矻矻的基本功的。
王水照与其日本学生内山精野曾有《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内山提出了钱钟书著作前后修改的地方，并以此向王水照请教。王水照说：“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钱钟书）的著作，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比较其他以补充完善而求“充类至尽”的改变，有关《建章录》的修订应属钱钟书著作里少见的因材料改变而可能导致结论改变的显例，王水照又是收录有《丞相魏公谭训》的《全宋笔记》一书的首席顾问，如果“对读”细致，应该明了钱先生在此问题上的改变。要求学者教授读书不遗涓滴，处处周详圆满，虽钱钟书不能，岂能苛求于王水照？因为王水照曾得到钱钟书指点，又是研究黄庭坚的专家，取论立言，颇以钱先生为皈依，但在此有关黄庭坚评价的重要依据上，却以先生之非为是，先生已为先贤洗雪之陈渎，仍被奉为席上琼浆，则不免遗憾。
对《建章录》的引用及甄别，在钱钟书学术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例子，因为它牵涉钱钟书对黄庭坚的最终评价，如果以《谈艺录》先前之论述及《宋诗选注》中黄庭坚的入选篇数为依据，可以说钱钟书对黄庭坚评价不高，对黄庭坚为宋诗领袖的地位也颇不以为然，但是，在钱钟书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纠正《建章录》引述之错误以后，他对黄庭坚诗歌竟营营念念到难以割舍。傅璇琮在钱钟书去世一年之后回忆：“去年春节，我去钱家拜年，杨先生说，钱先生在病榻上常默诵黄庭坚的诗。”傅璇琮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钱钟书晚年对黄庭坚诗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信息，只有在细读钱钟书的著作，并与其议论謦咳融汇领略，方可理解。黄庭坚为作诗着意蓄材，非性情勃发之驱，为钩遗适韵之用，去唐诗浏亮已远。而用心细微，理路清晰，造意独特，生面别开，则其为宋诗领袖当然，亦见千古文心诗论多不谬也。
杨绛对钱钟书多年来于黄庭坚的评论变化应该是最清楚的，晚年在病榻上吟诵黄庭坚诗，不能不视为钱钟书具有遗言性质的学术和精神修正。在整理出版《钱钟书集》时，杨绛说：“谁都有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见。钱钟书常说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调一致的，只不过同出钱钟书笔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