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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27098亿元，同比增长7.8%，符合市场预期。其中，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6%，低于此前的预测值7.7%，是近12个季度以来首次“破8”。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行态势，且降幅有所扩大，并创1992年以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回调时间最长纪录。这既是多重周期因素交织，内外需求叠加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0%。其中，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逾85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创下自2008年四季度同比增幅9.2%以来的季度新低，且前两个月曾出现同比负增长；而二季度进出口总额较一季度环比增长了14.1%，同比增速也回升了1.3个百分点。4月、5月、6月的进出口增幅分别为6.1%、11.5%和12.4%，月度连续回升，显示外贸数据温和反弹。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上半年不含农户的总额为15071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0%，与一季度持平。其中，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71%；在稳定投资的财政政策下，二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同比累积增速由一季度末的1.8%升至8.3%，可见投资亦逐步回稳。而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幅也比去年同期收窄，但5月、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分别为0.84%与1.08%，增幅有所扩大。从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等对经济影响颇大的关键数据来看，上半年整体经济下行，但二季度亦已呈现出低位回稳的姿态。不可否认，目前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之中，但从各项指标数据来看，整体经济并无“硬着陆”之虞。
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二季度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6%的增长，是很不容易、很不错的。从全球范围而言，这仍然是比较高的速度。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速预计5%左右，巴西增速预计1.2%左右；发达国家中，欧元区二季度经济预计负增长0.3%，美国二季度预计增长1.6%。尽管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但对于经济增速低于8%，其实不必恐慌。虽然中国从1978年～2010年的32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9.9%，此前连续7年，中国把年度经济目标设置为8%左右，但8%绝非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红线”。
今年上半年GDP增幅是7.8%，可总量已是2005年GDP总量的1.246倍，况且今年初已经把目标下调为7.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快速的人口老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
再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所以，中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强调稳增长，其实就是稳就业，而稳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
从目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看，7.6%的增速并没有形成大的冲击。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0万人左右，外出农民工增长了2.6%，就业保持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4%，增速均高于经济增速。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放弃高增长目标，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为7.5%是合适的，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经济增速的适度下行，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阶段的转换。应当把经济下行压力尽可能转化为调结构、抓改革的动力。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会有更加迫切的动力，推动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社会各界也应当抓住并充分利用好深化改革的机遇。
然而，在具体的经济部门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非易事。尽管宏观数据显示，经济虽处低位，却已初步企稳之势正在形成，但若从企业相关数据来看，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仅97.5%，同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且数据
在二季度连续下降。采购经理指数（PMI）二季度平均51.3，虽然在临界值之上，但从4月的53.3到5月的50.4，再到6月的50.2，总体呈现下行趋势。企业利润恶化情况持续，1～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为负的2.4%，已是连续5个月处于负增长状态。宏观数据与企业数据呈现分岐，主要是由于本轮经济减速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实体经济扭曲，虽然信贷扩张和基建投资加速，令短期数据有所好转，但结构失衡的问题并未解决。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不仅没让过剩产能淘汰，反而令产能进一步扩张，而现在却要将高价买入的库存割价卖出，利润必然受到挤压。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企业转型停滞，资本流向虚拟经济，圈钱引发泡沫，随后实体经济逐渐呈现空心化趋势，从而加重了这一轮的危机。经济下滑，各级政府就不断强调要稳增长。稳增长是必要的，但稳增长绝不能指望再一轮的信贷膨胀。要知道，上一轮信贷膨胀带来的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仍未完全消化，且已大大延误了结构转型的时间。
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和习惯于高速增长的环境，但现在则必须理性看待经济增速放慢，正确对待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增长后，正从快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变。经济增速放缓后，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更高，这要求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依靠土地、资金、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依靠效率和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
调整或许是痛苦的，但唯有调整才有出路，调整得越快，经济发展也将越快。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发展，都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慢，在于支撑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体制、机制、政策甚至管理方式，现在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也要求必须加快转型。只有这样，下定决心调结构，才能“稳增长”，构筑好中国此后中长期稳定发展的新格局；只有眼前服从服务于长远，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才是真正有保障的。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延续了下行态势，且降幅有所扩大，并创1992年以来季度累计同比增速回调时间最长纪录。这既是多重周期因素交织，内外需求叠加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0%。其中，一季度的进出口总额逾85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创下自2008年四季度同比增幅9.2%以来的季度新低，且前两个月曾出现同比负增长；而二季度进出口总额较一季度环比增长了14.1%，同比增速也回升了1.3个百分点。4月、5月、6月的进出口增幅分别为6.1%、11.5%和12.4%，月度连续回升，显示外贸数据温和反弹。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上半年不含农户的总额为15071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0%，与一季度持平。其中，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71%；在稳定投资的财政政策下，二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回升，同比累积增速由一季度末的1.8%升至8.3%，可见投资亦逐步回稳。而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822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幅也比去年同期收窄，但5月、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分别为0.84%与1.08%，增幅有所扩大。从进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等对经济影响颇大的关键数据来看，上半年整体经济下行，但二季度亦已呈现出低位回稳的姿态。不可否认，目前经济正处于下行通道之中，但从各项指标数据来看，整体经济并无“硬着陆”之虞。
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二季度中国经济能够实现7.6%的增长，是很不容易、很不错的。从全球范围而言，这仍然是比较高的速度。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速预计5%左右，巴西增速预计1.2%左右；发达国家中，欧元区二季度经济预计负增长0.3%，美国二季度预计增长1.6%。尽管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又高了起来，但对于经济增速低于8%，其实不必恐慌。虽然中国从1978年～2010年的32年间，经济年平均增长9.9%，此前连续7年，中国把年度经济目标设置为8%左右，但8%绝非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红线”。
今年上半年GDP增幅是7.8%，可总量已是2005年GDP总量的1.246倍，况且今年初已经把目标下调为7.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快速的人口老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
再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所以，中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强调稳增长，其实就是稳就业，而稳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
从目前的就业和收入情况看，7.6%的增速并没有形成大的冲击。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0万人左右，外出农民工增长了2.6%，就业保持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4%，增速均高于经济增速。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放弃高增长目标，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为7.5%是合适的，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宏观政策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系而言，宏观政策要顺应而不是抵触增长阶段的转换，特别要防止过度放宽宏观政策，而使经济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经济增速的适度下行，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阶段的转换。应当把经济下行压力尽可能转化为调结构、抓改革的动力。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会有更加迫切的动力，推动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社会各界也应当抓住并充分利用好深化改革的机遇。
然而，在具体的经济部门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非易事。尽管宏观数据显示，经济虽处低位，却已初步企稳之势正在形成，但若从企业相关数据来看，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仅97.5%，同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且数据
在二季度连续下降。采购经理指数（PMI）二季度平均51.3，虽然在临界值之上，但从4月的53.3到5月的50.4，再到6月的50.2，总体呈现下行趋势。企业利润恶化情况持续，1～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为负的2.4%，已是连续5个月处于负增长状态。宏观数据与企业数据呈现分岐，主要是由于本轮经济减速根源在于经济结构失衡与实体经济扭曲，虽然信贷扩张和基建投资加速，令短期数据有所好转，但结构失衡的问题并未解决。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不仅没让过剩产能淘汰，反而令产能进一步扩张，而现在却要将高价买入的库存割价卖出，利润必然受到挤压。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企业转型停滞，资本流向虚拟经济，圈钱引发泡沫，随后实体经济逐渐呈现空心化趋势，从而加重了这一轮的危机。经济下滑，各级政府就不断强调要稳增长。稳增长是必要的，但稳增长绝不能指望再一轮的信贷膨胀。要知道，上一轮信贷膨胀带来的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仍未完全消化，且已大大延误了结构转型的时间。
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和习惯于高速增长的环境，但现在则必须理性看待经济增速放慢，正确对待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增长后，正从快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变。经济增速放缓后，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求更高，这要求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过去依靠土地、资金、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依靠效率和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
调整或许是痛苦的，但唯有调整才有出路，调整得越快，经济发展也将越快。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发展，都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慢，在于支撑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体制、机制、政策甚至管理方式，现在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这也要求必须加快转型。只有这样，下定决心调结构，才能“稳增长”，构筑好中国此后中长期稳定发展的新格局；只有眼前服从服务于长远，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才是真正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