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闲读了点与杂文有关的古书，大致知道了古时杂文长啥样，一语以概之：理圆，练于骨。此语的知识产权属于刘勰。
　　通常说法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杂文”这个概念的是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约465—532年），他在其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单列“杂文”一章，论之曰，“必使理圆”，“练于骨”。所谓“理圆”，即“理正”，也可以理解为“主题思想”正确。“理正”是前提，“理正”了文章的骨架自会坚挺。在当时语境下，“理圆”是指“修齐治平”，利国利民，“理圆”先入为主，所著之文必是“正气歌”，乃至壮怀激烈，气吞山河。刘勰的这一文学主张影响深远，时移而积极意义不易。
　　但据我所见，“杂文”之名的提出，有早于刘勰者。《晋书·干宝传》：东晋高产文学家、史学家干宝（283―351年），“注《周易》《周官礼》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有明显刺世倾向的《搜神记》也为他所撰，彪炳史册的杂文家鲁迅的《铸剑》即取材于《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干宝注《周易》《周官礼》，撰《搜神记》，其主旨，与刘勰的“理圆，练于骨”之说巧合。
　　“杂文”（杂家之文）之名的提出，更有早于干宝者。我在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年）所撰《汉书·艺文志》中看到如下文字：“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班固所说到的“知国体，见王治”，与刘勰的“理圆，练于骨”之说巧合。
　　班固在《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在189家中，能入其法眼的只有9家，他点名了的有“儒、墨，名、法”这四家。他没有点名的其他诸子百家，也都是杂文大家，当不会有异议。下面略具各家之长。
　　道家，“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纵横家，“通辩辞，善机变，长谋略”，为兜售其主张，“无所不出，無所不入”，治国安邦与有功焉。辞赋家，辞，首推楚辞，屈原之《离骚》，“犹离忧也”，处江湖之远，仍忧国忧民；赋，“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也。兵家，“武备也”，“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以师克乱而济百姓也”。以上，无不合于“理圆，练于骨”。
　　《艺文志》未将所列诗、书、易、礼、乐、春秋、孝经、小说等归入杂文。事实上，它们也都是极其精美的杂文。《诗》者，“言志”。《书》者，“圣人则（效法）之”。《易》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礼》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乐》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春秋》者，“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孝经》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小说家”者（与明清小说不是一回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以上，无不合于“理圆，练于骨”。
　　不少《艺文志》没有提到的文体也是精美的杂文。史书中有现成的杂文，比如《史记》的“太史公曰”，都是短小精干的杂文。政论包括奏章写好了是杂文，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艺文志》之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都是现当代杂文家难以超越的杂文高标。唐宋八大家文起八代之衰，他们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杂文。唐诗宋词中有杂文，曰讽刺诗词。小说夹杂在叙事中的议论，是精美的杂文。戏剧舞台上的大段独白和插科打诨，何尝不是精美的杂文。曲艺中不只相声，不乏雅俗共赏的杂文。以上，无不合于“理圆，练于骨”。
　　总而言之，自打杂文这一文体出现以来，一直都在强调文章思想性的重要性，非“理圆”，难以顺“理”成章。
　　新时代要有新贡献，杂文当有新作为。打铁还须自身硬，得“练于骨”，先需“理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最大的统领全局的“理”，学深学透，方可写出理直气壮的杂文。此，亦继承发扬杂文优良传统之所必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