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一群美丽的女人，也是一群创造的女人，她们用充满幻想的笔触描绘自己的梦境、回忆、痛苦与极乐，每个人都有一个传奇故事。
正在美国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奇境记：美国和墨西哥超现实主义女画家的冒险”，涵盖了47位艺术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名称源自卡洛尔1865年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她们的生平如同47个不同版本的“漫游奇境”。
提到超现实主义，许多人会想起达利《记忆的永恒》中挂在树枝上软塌塌的怀表。1924年，诗人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在巴黎诞生，标志着梦境和潜意识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解放出来。但在男权话语掌控的艺术世界里，女艺术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不公平地忽略了。这次展览是对这批伟大女性艺术家地位的重新认识，具有艺术史里程碑式的价值，被认为是美国2012年不可错过的20个大展之一。
超现实主义本身对女艺术家来说具有非常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画派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女性艺术家，女性群体也第一次用艺术语言诉求自己的生命理想与社会理想。
“每一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策展人说。实际上，这些女艺术家不仅仅只是奇境中的爱丽丝，更是无数奇境的创造者。要探索她们作品中的神秘世界，或可从探索其生命旅程开始。
弗里达：身着火焰的无足鸟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这个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画家已成为一个符号。
美国人和欧洲人疯狂地迷恋这个天生美貌的墨西哥女人。女导演Julie Taymor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是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片，并获多项奥斯卡提名。早在上世纪40年代，法国时尚杂志上就刊登过弗里达的大幅照片：鲜艳、浓烈、忧郁。
弗里达的作品惊世骇俗，鲜有女性画家的作品如此撕裂、血腥和伤痛，这是因为弗里达的一生承受了太多“超现实”的痛苦：她6岁小儿麻痹，18岁遭受车祸，一根钢扶手穿透了她的腹部，割开了子宫，盆骨破碎，脊椎锁骨肋骨断裂，右脚粉碎性骨折。她一生经历了30多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右腿从膝盖以下截肢瘫痪。弗里达自己并不愿意被归类于超现实主义，因为她认为“我所描绘的都是我的现实”。
墨西哥现代艺术三大巨匠之一、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成为弗里达人生的“第二次事故”。迭戈欣赏她、深爱她，他们两人拥有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但是迭戈风流成性，不断交往模特、影星以及学生，甚至与弗里达的妹妹私通，给弗里达造成极大痛苦。后来她也背叛过迭戈，成为一个沉浸在调情和双性恋中的“荡妇”，传说她曾与流亡到墨西哥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有过一段爱情。弗里达与迭戈经历了结婚、离婚、复婚的纠缠半生的疯狂婚姻史。
在弗里达的一生中，肉体和心灵的疼痛从未停息，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疼痛。她“喝起龙舌兰酒来像个流浪歌手”，“喝醉了能把任何男人打翻在桌下”，在她灵魂深处却是“喝酒是想把痛苦掩埋，但这该死的痛苦会游泳”。1953年，在她去世的前一年的画展上，弗里达被人用担架抬到美术馆里接受祝贺。她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
弗里达最初是以迭戈妻子的身份被大众认识的。实际上，她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迭戈。迭戈对弗里达说：“我永远也画不出你这样的画，我是在画外面的世界，而你，是在画人里面的世界。”毕加索曾写信给迭戈说：“不论是德拉因、你或我，都画不出弗里达的那种自画像”。
弗里达是个娇小玲珑的美女，她的自画像却体现出另一种精神人格：强硬的面部轮廓，连在一起的浓眉，唇边的小胡须和审视的目光，“身着华丽服饰却有着僧侣般的威严”。她的作品受到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祭坛画的影响，鲜艳的民族服装、延伸着根须的热带植物，与肉体的痛苦、爱情的绝望与死亡的阴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残忍的献祭感。这些奇异的美学特质，表达出一种顽强而骄傲的苦难，也使得弗里达作品的深度超越了大部分女性画家。
有意思的是，弗里达的这种粗犷痛楚之美却与当代审美风尚契合起来。她生前一定没有想到，数十年后自己居然成为时尚宠儿。除了各类传记、电影对她的追捧之外，时尚界还推出过一系列向女画家致敬的时装秀。弗里达被时尚化的过程使更多人认识到这个特立独行的生命，当然也在某种程度消解了理解弗里达的深度。
弗里达的作品并非只是对苦痛的记录，她的画作中不仅有痛与爱，还有对生与死、思想和时间、民族与血缘的思索。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上的自画像》中，弗里达的右边是工业化的美国，左边是早期西班牙文明。画面出现的骷髅，在墨西哥文化中是生死轮回的象征。在许多作品中，她将太阳和月亮一起画入天空，呈现出一个混沌的、原生的、莽莽苍苍的世界，体现着墨西哥远古神话的氛围。她的画作既是属于弗里达的，又是属于墨西哥的。
1954年，弗里达离世，她的遗言是：“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卡琳顿：重返女神崇拜的爱丽丝
利奥诺拉?卡琳顿(Leonora Carrington)的一生概要如下：小时因叛逆行为被两所学校开除，20岁私奔，23岁被送进精神病院，24岁结婚，第二年离婚，四年后再嫁。30岁在纽约一夜成名。近60年后，其画作拍出了在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最高价。和弗里达不一样的是，卡琳顿从个人生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后居然活到94岁。
超现实主义男性艺术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布勒东提出的“小孩式女人”模式：天真、美丽、纯洁。但是几乎所有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都与这种模式截然不同，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以男艺术家的缪斯、模特或爱人的身份出现的。卡琳顿的名字也曾与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画家恩斯特相联，但她后来的生命旅程却更接近《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爱丽丝：好奇、智慧、富于创造性，藐视既定的社会规则，在未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卡琳顿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纺织商家庭，19岁时，她前往伦敦学习艺术。在那里遇见了麦克斯?恩斯特，迅速陷入热恋。恩斯特因此抛弃了妻子，和她私奔到法国。但是，这对艺术家伉俪的美好时光很快被二战摧毁。恩斯特两次遭到法国和德国当局的逮捕，后来在艺术赞助人古根海姆的帮助下逃到美国。而卡琳顿则逃往西班牙。在极度焦虑的折磨下精神崩溃。她的父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在那里接受了残酷的“痉挛式治疗法”。最终卡琳顿逃出神经病院，到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她又通过与外交官雷纳托的权宜婚姻逃到了墨西哥。自此一直居住在那里。
精神病院和战争的阴影一直是卡琳顿内心深处的噩梦。捆缚的形象、带着面纱的幽灵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在油画《绿茶》中，一个女子站在一个圆圈中，身上的毯子好像紧身衣一样包裹着她，这可能源自卡琳顿在精神病院的记忆。
不过，当卡琳顿远离战争和男权话语圈之后，在美洲却发现了自我表达的自由。“她创造了神话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神奇的人类和动物，眼镜蛇与山羊、乌鸦合为一体变成树木。”国家艺术理事会这样描述她的作品。
卡琳顿对神秘主义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炼金术、凯尔特神话、藏传佛教、萨满教、分析心理学、母系社会女神崇拜、占卜等知识成为卡琳顿灵感的众多来源。因此，她作品中的象征涵义非常复杂。但在这些象征物背后，恒定不变的是她对女性力量的信仰。卡琳顿认为，“女人不需要去诉求权力，因为权力自始至终都在那里，我们只是拿回这些被侵犯、盗窃和毁坏的，曾经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
于是，早期的监禁形象从卡琳顿的绘画中淡化了，代之以改变宇宙的创造女神。在《蛋的守护神》中，一个有着月亮般明净的面容，身体却变成山一样高大的女巨人，看护着一只蛋——创造力的象征。
卡琳顿在早期玛雅文化中找到了一种内心的依托。她在1963年为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创作的壁画《玛雅的神秘世界》，表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墨西哥，“部落们举行着无数辉煌庆典”，一个绽放着古代玛雅文明的古代墨西哥。
“奇境”对于爱丽丝们来说，既是令她困惑的外部世界，也是她自身漂浮和碎片化的人格特征。在《连在一起的房子》中，卡琳顿描绘了一所完全由女人占据的房子，画布分割为许多不同空间，画面中的人物或隐或没，穿过墙壁，或者围在一口大锅的前面进行炼金术的仪式。
除了绘画作品之外，卡琳顿还出版了多部幻想小说，被评价为“20世纪最具创造力的英国幻想艺术家和作家之一”。2011年5月23日，利奥诺拉?卡琳顿在墨西哥死于肺炎并发症。墨西哥国家艺术委员会发表声明：“最后一位超现实主义者，英籍画家、作家和雕塑家利奥诺拉?卡琳顿去世，时年94岁。”
巴罗：外星球的女魔法师
艺术家通常是孤独的。如果说弗里达的孤独是一种痛楚的孤绝，卡琳顿的孤独是幽灵般的幻像世界，而巴罗的孤独就好像一个外星球上的女魔法师，神秘而理性，热衷于发明创造，在空寂的宇宙之中独自航行。
巴罗疏离主流的个性使得她险些被艺术史忽略。实际上她不仅是最优秀的超现实画家之一，而且也应属于20世纪全世界最杰出艺术家之列。
雷米迪欧斯?巴罗(Remedios Varo)出生于1908年的西班牙，父亲是一个发动机工程师。西班牙内战期间，巴罗逃到巴黎。在那里她受到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并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法国超现实诗人本杰明?皮瑞特（当她去世后人们才发现，她没有与西班牙的第一任丈夫离婚）。1941年年底，她流亡到墨西哥城，在拉丁美洲度过了她的余生。在墨西哥，她和卡琳顿等流亡艺术家结下深厚友情，并与从集中营逃生的奥地利人沃尔特?格伦相识，这是她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要关系。1949年之后，巴罗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保持着一种精美的神秘感。1963年，她在创作高峰期死于心脏病。
超现实主义“为许多女性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反叛成为一种美德，想象力成为更自由生活的通行证。”巴罗一生经历了无数次逃亡，逃离家庭，逃离婚姻，逃离战争，逃离无处不在的男性话语圈。她的作品创造出女性作为创造者的神秘宇宙，成为西方20世纪女性艺术研究中继弗里达和卡琳顿之后的又一个热点。
巴罗从父亲那里学习过机械制图，因此在她的绘画中，常常出现各种奇妙的交通工具，仿佛来自未来世界；在技法上，她喜欢用密实的笔触把颜色混合在一起——类似于蛋彩画，又让画面充满了远古世界的诗意。
巴罗的绘画非常唯美，但在优美神秘的画面背后，她不动声色地表达着对女性身份的重新界定。在《天空的食粮》中，一个坐在八角塔的女人从外太空搜集星星研磨成奶粉，喂给月亮吃。这个女人貌似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正在培育着宇宙。在《鸟类的诞生》中，厨房变成一个女性施行魔法的场所，一个女魔术师披着猫头鹰的羽毛，用炼金术罐子中的颜料画画，用放大镜捕捉着宇宙能量，使得鸟儿从纸面上翩翩飞起。按照苏珊?艾柏丝的说法，“育婴室、厨房和天井这些曾经是女性劳役的场所成为女性抗争之地。”
巴罗和卡琳顿有着深厚的友情，她们在智力、美学倾向和强烈的精神探索等方面非常相似，也都对炼金术、魔法、神话等神秘主义知识有着浓厚兴趣。但她们的绘画风格差异很大。巴罗的绘画通常从细致的初稿开始，有着精确的线条和角度。而卡琳顿重视绘画技巧，喜欢用半透明的、不精确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展示一种自由风格。
在《拟态》中，明显体现出巴罗这种不动声色的力量表达。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形体融合在椅子上的装饰纹样中，她的手静止得如同像椅子的扶手。当人模拟着没有生命的物体的时候，家具却模拟着人——一把椅子把一条腿放进抽屉，云朵穿过衣柜的门进入房间。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沉静女人所召唤的魔力。这个形象解释了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女性主义主张：女人不仅仅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而是一个貌似恍惚却力量强大的人，她使人们失去警觉，却拥有唤醒万物的能量。
巴罗在她去世前完成了最后一幅油画《静止生命的复活》。在画面里，静物复活了——桌布飘浮，盘碟升起，水果围着蜡烛旋转，形成了一个太阳系。这大概就是巴罗所信奉的宇宙观：“万物皆有灵”的和谐。
回顾这些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或可回答关于“奇境记”展览的几个疑问：为什么选择美国和墨西哥？为什么选择女性艺术家？
如果说，超现实主义的发端是在一战前的欧洲，那么它的蓬勃发展则是在二战后的美国和墨西哥。除了战争和移民等社会原因之外，这里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远离欧洲传统的自由文化氛围，而中美洲丰富的神话历史又为超现实主义提供了天然的滋养。
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这片摆脱战争和欧洲男权中心束缚的大地，就好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之后的全新世界。因此不难理解，大部分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成熟作品均是离开欧洲之后才完成的。而正是这些美丽、奔放、命运多舛的灵魂，在世界范围内为女性在艺术、智慧和创造力的解放注入了不可忽略的能量。
正在美国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奇境记：美国和墨西哥超现实主义女画家的冒险”，涵盖了47位艺术家从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的国际展览，名称源自卡洛尔1865年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她们的生平如同47个不同版本的“漫游奇境”。
提到超现实主义，许多人会想起达利《记忆的永恒》中挂在树枝上软塌塌的怀表。1924年，诗人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在巴黎诞生，标志着梦境和潜意识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解放出来。但在男权话语掌控的艺术世界里，女艺术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不公平地忽略了。这次展览是对这批伟大女性艺术家地位的重新认识，具有艺术史里程碑式的价值，被认为是美国2012年不可错过的20个大展之一。
超现实主义本身对女艺术家来说具有非常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画派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女性艺术家，女性群体也第一次用艺术语言诉求自己的生命理想与社会理想。
“每一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爱丽丝。”策展人说。实际上，这些女艺术家不仅仅只是奇境中的爱丽丝，更是无数奇境的创造者。要探索她们作品中的神秘世界，或可从探索其生命旅程开始。
弗里达：身着火焰的无足鸟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这个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画家已成为一个符号。
美国人和欧洲人疯狂地迷恋这个天生美貌的墨西哥女人。女导演Julie Taymor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是200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片，并获多项奥斯卡提名。早在上世纪40年代，法国时尚杂志上就刊登过弗里达的大幅照片：鲜艳、浓烈、忧郁。
弗里达的作品惊世骇俗，鲜有女性画家的作品如此撕裂、血腥和伤痛，这是因为弗里达的一生承受了太多“超现实”的痛苦：她6岁小儿麻痹，18岁遭受车祸，一根钢扶手穿透了她的腹部，割开了子宫，盆骨破碎，脊椎锁骨肋骨断裂，右脚粉碎性骨折。她一生经历了30多次手术和3次流产，最终右腿从膝盖以下截肢瘫痪。弗里达自己并不愿意被归类于超现实主义，因为她认为“我所描绘的都是我的现实”。
墨西哥现代艺术三大巨匠之一、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成为弗里达人生的“第二次事故”。迭戈欣赏她、深爱她，他们两人拥有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但是迭戈风流成性，不断交往模特、影星以及学生，甚至与弗里达的妹妹私通，给弗里达造成极大痛苦。后来她也背叛过迭戈，成为一个沉浸在调情和双性恋中的“荡妇”，传说她曾与流亡到墨西哥的苏联革命家托洛斯基有过一段爱情。弗里达与迭戈经历了结婚、离婚、复婚的纠缠半生的疯狂婚姻史。
在弗里达的一生中，肉体和心灵的疼痛从未停息，有时不得不依靠酒精、麻醉品和卷烟来缓解疼痛。她“喝起龙舌兰酒来像个流浪歌手”，“喝醉了能把任何男人打翻在桌下”，在她灵魂深处却是“喝酒是想把痛苦掩埋，但这该死的痛苦会游泳”。1953年，在她去世的前一年的画展上，弗里达被人用担架抬到美术馆里接受祝贺。她说：“我不是生病，我只是整个碎掉了。”
弗里达最初是以迭戈妻子的身份被大众认识的。实际上，她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迭戈。迭戈对弗里达说：“我永远也画不出你这样的画，我是在画外面的世界，而你，是在画人里面的世界。”毕加索曾写信给迭戈说：“不论是德拉因、你或我，都画不出弗里达的那种自画像”。
弗里达是个娇小玲珑的美女，她的自画像却体现出另一种精神人格：强硬的面部轮廓，连在一起的浓眉，唇边的小胡须和审视的目光，“身着华丽服饰却有着僧侣般的威严”。她的作品受到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祭坛画的影响，鲜艳的民族服装、延伸着根须的热带植物，与肉体的痛苦、爱情的绝望与死亡的阴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残忍的献祭感。这些奇异的美学特质，表达出一种顽强而骄傲的苦难，也使得弗里达作品的深度超越了大部分女性画家。
有意思的是，弗里达的这种粗犷痛楚之美却与当代审美风尚契合起来。她生前一定没有想到，数十年后自己居然成为时尚宠儿。除了各类传记、电影对她的追捧之外，时尚界还推出过一系列向女画家致敬的时装秀。弗里达被时尚化的过程使更多人认识到这个特立独行的生命，当然也在某种程度消解了理解弗里达的深度。
弗里达的作品并非只是对苦痛的记录，她的画作中不仅有痛与爱，还有对生与死、思想和时间、民族与血缘的思索。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上的自画像》中，弗里达的右边是工业化的美国，左边是早期西班牙文明。画面出现的骷髅，在墨西哥文化中是生死轮回的象征。在许多作品中，她将太阳和月亮一起画入天空，呈现出一个混沌的、原生的、莽莽苍苍的世界，体现着墨西哥远古神话的氛围。她的画作既是属于弗里达的，又是属于墨西哥的。
1954年，弗里达离世，她的遗言是：“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卡琳顿：重返女神崇拜的爱丽丝
利奥诺拉?卡琳顿(Leonora Carrington)的一生概要如下：小时因叛逆行为被两所学校开除，20岁私奔，23岁被送进精神病院，24岁结婚，第二年离婚，四年后再嫁。30岁在纽约一夜成名。近60年后，其画作拍出了在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最高价。和弗里达不一样的是，卡琳顿从个人生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后居然活到94岁。
超现实主义男性艺术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布勒东提出的“小孩式女人”模式：天真、美丽、纯洁。但是几乎所有的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都与这种模式截然不同，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最初是以男艺术家的缪斯、模特或爱人的身份出现的。卡琳顿的名字也曾与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画家恩斯特相联，但她后来的生命旅程却更接近《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爱丽丝：好奇、智慧、富于创造性，藐视既定的社会规则，在未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卡琳顿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纺织商家庭，19岁时，她前往伦敦学习艺术。在那里遇见了麦克斯?恩斯特，迅速陷入热恋。恩斯特因此抛弃了妻子，和她私奔到法国。但是，这对艺术家伉俪的美好时光很快被二战摧毁。恩斯特两次遭到法国和德国当局的逮捕，后来在艺术赞助人古根海姆的帮助下逃到美国。而卡琳顿则逃往西班牙。在极度焦虑的折磨下精神崩溃。她的父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她在那里接受了残酷的“痉挛式治疗法”。最终卡琳顿逃出神经病院，到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她又通过与外交官雷纳托的权宜婚姻逃到了墨西哥。自此一直居住在那里。
精神病院和战争的阴影一直是卡琳顿内心深处的噩梦。捆缚的形象、带着面纱的幽灵常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在油画《绿茶》中，一个女子站在一个圆圈中，身上的毯子好像紧身衣一样包裹着她，这可能源自卡琳顿在精神病院的记忆。
不过，当卡琳顿远离战争和男权话语圈之后，在美洲却发现了自我表达的自由。“她创造了神话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充满了神奇的人类和动物，眼镜蛇与山羊、乌鸦合为一体变成树木。”国家艺术理事会这样描述她的作品。
卡琳顿对神秘主义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炼金术、凯尔特神话、藏传佛教、萨满教、分析心理学、母系社会女神崇拜、占卜等知识成为卡琳顿灵感的众多来源。因此，她作品中的象征涵义非常复杂。但在这些象征物背后，恒定不变的是她对女性力量的信仰。卡琳顿认为，“女人不需要去诉求权力，因为权力自始至终都在那里，我们只是拿回这些被侵犯、盗窃和毁坏的，曾经属于我们自己的神话。”
于是，早期的监禁形象从卡琳顿的绘画中淡化了，代之以改变宇宙的创造女神。在《蛋的守护神》中，一个有着月亮般明净的面容，身体却变成山一样高大的女巨人，看护着一只蛋——创造力的象征。
卡琳顿在早期玛雅文化中找到了一种内心的依托。她在1963年为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创作的壁画《玛雅的神秘世界》，表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墨西哥，“部落们举行着无数辉煌庆典”，一个绽放着古代玛雅文明的古代墨西哥。
“奇境”对于爱丽丝们来说，既是令她困惑的外部世界，也是她自身漂浮和碎片化的人格特征。在《连在一起的房子》中，卡琳顿描绘了一所完全由女人占据的房子，画布分割为许多不同空间，画面中的人物或隐或没，穿过墙壁，或者围在一口大锅的前面进行炼金术的仪式。
除了绘画作品之外，卡琳顿还出版了多部幻想小说，被评价为“20世纪最具创造力的英国幻想艺术家和作家之一”。2011年5月23日，利奥诺拉?卡琳顿在墨西哥死于肺炎并发症。墨西哥国家艺术委员会发表声明：“最后一位超现实主义者，英籍画家、作家和雕塑家利奥诺拉?卡琳顿去世，时年94岁。”
巴罗：外星球的女魔法师
艺术家通常是孤独的。如果说弗里达的孤独是一种痛楚的孤绝，卡琳顿的孤独是幽灵般的幻像世界，而巴罗的孤独就好像一个外星球上的女魔法师，神秘而理性，热衷于发明创造，在空寂的宇宙之中独自航行。
巴罗疏离主流的个性使得她险些被艺术史忽略。实际上她不仅是最优秀的超现实画家之一，而且也应属于20世纪全世界最杰出艺术家之列。
雷米迪欧斯?巴罗(Remedios Varo)出生于1908年的西班牙，父亲是一个发动机工程师。西班牙内战期间，巴罗逃到巴黎。在那里她受到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并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法国超现实诗人本杰明?皮瑞特（当她去世后人们才发现，她没有与西班牙的第一任丈夫离婚）。1941年年底，她流亡到墨西哥城，在拉丁美洲度过了她的余生。在墨西哥，她和卡琳顿等流亡艺术家结下深厚友情，并与从集中营逃生的奥地利人沃尔特?格伦相识，这是她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要关系。1949年之后，巴罗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保持着一种精美的神秘感。1963年，她在创作高峰期死于心脏病。
超现实主义“为许多女性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反叛成为一种美德，想象力成为更自由生活的通行证。”巴罗一生经历了无数次逃亡，逃离家庭，逃离婚姻，逃离战争，逃离无处不在的男性话语圈。她的作品创造出女性作为创造者的神秘宇宙，成为西方20世纪女性艺术研究中继弗里达和卡琳顿之后的又一个热点。
巴罗从父亲那里学习过机械制图，因此在她的绘画中，常常出现各种奇妙的交通工具，仿佛来自未来世界；在技法上，她喜欢用密实的笔触把颜色混合在一起——类似于蛋彩画，又让画面充满了远古世界的诗意。
巴罗的绘画非常唯美，但在优美神秘的画面背后，她不动声色地表达着对女性身份的重新界定。在《天空的食粮》中，一个坐在八角塔的女人从外太空搜集星星研磨成奶粉，喂给月亮吃。这个女人貌似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正在培育着宇宙。在《鸟类的诞生》中，厨房变成一个女性施行魔法的场所，一个女魔术师披着猫头鹰的羽毛，用炼金术罐子中的颜料画画，用放大镜捕捉着宇宙能量，使得鸟儿从纸面上翩翩飞起。按照苏珊?艾柏丝的说法，“育婴室、厨房和天井这些曾经是女性劳役的场所成为女性抗争之地。”
巴罗和卡琳顿有着深厚的友情，她们在智力、美学倾向和强烈的精神探索等方面非常相似，也都对炼金术、魔法、神话等神秘主义知识有着浓厚兴趣。但她们的绘画风格差异很大。巴罗的绘画通常从细致的初稿开始，有着精确的线条和角度。而卡琳顿重视绘画技巧，喜欢用半透明的、不精确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展示一种自由风格。
在《拟态》中，明显体现出巴罗这种不动声色的力量表达。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形体融合在椅子上的装饰纹样中，她的手静止得如同像椅子的扶手。当人模拟着没有生命的物体的时候，家具却模拟着人——一把椅子把一条腿放进抽屉，云朵穿过衣柜的门进入房间。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沉静女人所召唤的魔力。这个形象解释了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女性主义主张：女人不仅仅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而是一个貌似恍惚却力量强大的人，她使人们失去警觉，却拥有唤醒万物的能量。
巴罗在她去世前完成了最后一幅油画《静止生命的复活》。在画面里，静物复活了——桌布飘浮，盘碟升起，水果围着蜡烛旋转，形成了一个太阳系。这大概就是巴罗所信奉的宇宙观：“万物皆有灵”的和谐。
回顾这些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或可回答关于“奇境记”展览的几个疑问：为什么选择美国和墨西哥？为什么选择女性艺术家？
如果说，超现实主义的发端是在一战前的欧洲，那么它的蓬勃发展则是在二战后的美国和墨西哥。除了战争和移民等社会原因之外，这里还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远离欧洲传统的自由文化氛围，而中美洲丰富的神话历史又为超现实主义提供了天然的滋养。
对于女性艺术家来说，这片摆脱战争和欧洲男权中心束缚的大地，就好像爱丽丝掉进“兔子洞”之后的全新世界。因此不难理解，大部分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成熟作品均是离开欧洲之后才完成的。而正是这些美丽、奔放、命运多舛的灵魂，在世界范围内为女性在艺术、智慧和创造力的解放注入了不可忽略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