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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上承先秦两汉之上古中国，下启隋唐之中古中国。这又是动荡的年代，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184）到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中国。凡400余年，中国仅有21年的太平。这一时期，人们失去了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爱情为主要题材的吴歌大量出现，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一朵亮眼的奇葩。《子夜歌》作为吴歌中重要的代表作品，了解其中爱情主题的形成对了解这一时期总的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人关于南朝民歌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但大多是集中于西曲吴歌总的宏观层面，或两者相较，较少有单独的对《子夜歌》的分析。本文在前人对南北朝民歌论述基础之上，探讨《子夜歌》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及产生此种形象的深层原因。
一、《子夜歌》产生的时间、地域与作者
长江流域一带，自古多民歌。如《越人歌》和《诗经》中的《汉广》等。到魏晋南北朝时，南方民歌以诞生于长江、汉水流域的民歌为主。这些民歌大量采用民间俗语，以表达爱情为主。其以《子夜歌》等为代表。
《子夜歌》共42首，《子夜四时歌》共75首，皆存于《乐府诗集》，属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清商曲辞主要分为西曲和吴歌。吴歌先于西曲产生，并对西曲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早在三国时，吴歌就已经在江南一带流传，并作为吴国君臣的娱乐项目之一。总体来说，“吴歌为江南民歌，西曲为荆楚民歌”。
关于《子夜歌》的由来，历史上并没有定论，但大体来说，可以确定其最晚产生于东晋。《宋书·乐志》：“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古今乐录》：‘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子夜歌》当是东晋孝武帝之前的作品。且并非是一人、一时、一地所作，而应是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三吴地区所著的一个集合。如：
落日出前门，瞻瞻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口朱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第一首诗是一个男子对路过的女子表达爱意，第二首诗则是一个女子怀念心上人。它们的抒情主体不同，这就表明《子夜歌》并非同一人所写。此外，男子的住所是在一条道路的旁边。傍晚时分有打扮美丽的女子路过，那这条道路便不大可能是乡野的道路。南北朝时期的平民房屋，大多以草屋为主，如《宋书·后妃传》载明帝陈贵妃：“丹阳建康人，屠家女也……家贫，有草屋两三间。”所以，这首诗歌的发生场景很可能是在城市中，且并非一般平民居所。而从第二首诗“暮思还后渚”可以得知，第二首诗中主人公的住所应该是临近水边，所以处于城外的可能性比城内要大。
从诗歌中的修辞格来看，其一、其四十一的作者当受过一定的教育，不然很难写出“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之句。而“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的语言更口语化，民歌气息更浓烈，其作者应当常处社会下层。同时，从女主人公穿锦衣、唱艳歌、弹琴来看，也不大可能是乡野之人，其更有可能是歌伎。魏晋南北朝时期，蓄伎之风盛行。范晔、谢安等人也有蓄伎的记载：“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每游赏，必以妓女从。”这些人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且生活与农事隔绝，故出自她们之手的民歌地点多在城中，诗歌中的意象多为闺阁物品。
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子夜歌》作者并非一人，且作者成分复杂。第二，诗中地点或在城市里，或在城外江渚边，或在闺阁中。第三，既然地点、作者不同，那成诗时间自然也不会相同。
二、《子夜歌》爱情主题形成原因
每個时代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文学。文学外部因素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也是影响文学特征的重要因素。吴地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基本土壤;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商业的繁荣、生活的富裕奢靡为《子夜歌》的创作提供了题材。总之，《子夜歌》中抒情主体的特征、抒情手法的特色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自然条件的影响
江南地区适宜的气候、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长江流到江南一带时，因江南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故水势放缓，形成柔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这也就影响了《子夜歌》中抒情主体明丽、柔媚的形象，如“丝发披两肩”“光风动纨素”。柔美的自然山水、富饶的物产让人们不必如北方人一般为了生存费尽心力。人们在其中得到性灵的陶冶，形成了以柔美、恬静、文雅为主的审美准则。《子夜歌》中的女子形象是多情的，爱情就是她们的全部。同时，她们全都在符合柔美、恬静等共同审美准则的基础上表现出自己或缠绵，或活泼，或决绝的独特个性特征。
江南地带从地理上来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上庄稼一年二熟或两年三熟，这使得当地物产丰富。这又为《子夜歌》中采用丝、莲等谐音双关提供了现实基础。据统计，在42首《子夜歌》中，有18首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其所采用的双关也多用江南盛产的丝、莲等物。在《子夜歌》中，大致有以下的谐音：莲、棋、梧、梳、匹等。其中，“莲”谐“怜”;“棋”谐“期”;“梧”谐“吾”;“梳”谐“疏”;“匹”谐“匹”。
此外，俗语的使用也是吴地赋予《子夜歌》的特色之一，在42首《子夜歌》中，采用“侬”“郎”“欢”等富有吴地色彩的词共有29首。其中出现“侬”的诗有11首;出现“欢”有8首;出现“郎”的诗有10首。这是民歌的特征，更是《子夜歌》的突出特点之一。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江南于六朝前，被视作尚未开化之地。在司马迁眼中，江南一带“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但是经过吴国与两晋的开发，在《隋书》中，其已经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富饶之地。 这一时期，自战国变法后所建立的自耕农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庄园经济。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大规模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剩余劳动价值增加，使得商品流动加快，商业经济迅速发展。
此外，东晋与南朝由于偏安一隅，加之南方地域开发程度低，所以商业与海外贸易得到了大力发展。当时商业交易对象除了南朝统治范围内的各地以外，还包括山地丘陵中的少数民族、岭南、交趾、海外、北朝、塞外、西域等地。“交易对象下到贩夫走卒，上到王公贵族。”《晋书·江统传》说：“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大量出现，商妇也随之产生。南朝民歌的作者中，商妇应该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子夜歌》中，“今夕已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等句都有表达思念之意。从意象与语言词汇的组织来看，诗中主人公应该是处于一个物质条件较为优越的情境下：燃着蜡烛，来照亮只有一人弈子的棋局。所以这些诗中的主人公很可能是商妇或歌伎。但是歌伎与商妇相比，没有自由身，囿于身份，表达不太如商妇方便。此外，诗中除了寂寞、忧郁，还隐隐有一层悠闲的意思。这是歌伎等以色艺侍人的群体很少表达的情感。所以这些诗是商妇所写的可能性更大。商妇们由于长期与丈夫分离，对丈夫的期盼与爱则成为她们独守空闺的唯一精神支柱，所以在出自她们之手的诗中，对于爱情表现得格外直接大胆与痴缠，颇有几分声嘶力竭之状。
将《子夜歌》其三十三和《明月何皎皎》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子夜歌》中抒情主体具有声嘶力竭、不遗余力的特点。《子夜歌》与《明月何皎皎》都是以抒情主体夜晚看见明月而不眠开篇，从而进入诗歌创作之中。在两首诗的前两句中，都有如下相同意象：长夜、不眠、明月、孤床。虽然《子夜歌》中没有明显写出“床”这个意象，但是“夜长不得眠”这句诗已经隐含了“孤床”这个意象。此后的部分，两首诗都体现了抒情主體的情感抒发。通过“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明月何皎皎》中的抒情主体在直接抒情之后还有流泪，这在直接之余显得有几分回旋的余地;而“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的抒情主体因思念丈夫过度而出现幻听，这在平淡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思念之情，这股情感会随着读者的回味越来越强烈。作者也就这样塑造出一位抒情直接深刻且声嘶力竭的女性形象。
商业的发达不只造就了《子夜歌》的作者，更是《子夜歌》得以诞生的重要物质基础。南朝乐府民歌主要诞生于荆州一带与扬州地域。《子夜歌》产生于建康地带。建康，在东晋南北朝时属扬州。在永嘉之乱以后的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经济总体上呈现衰退的情况。除扬州外，最为富庶的荆州在南朝宋时被拆分为荆、雍、郢、湘等州。扬州区域因为自吴国开始便一直是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得到大力发展，所以不但没有衰颓，反而呈现出抑制不住的繁荣。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域较荆州经济更为发达，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这里人员聚集，人口流动大，商业发达，文化氛围浓厚。这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了解这些情况，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吴歌先于荆州地区的西曲诞生。
建康地域水系发达，水上贸易频繁，商业发达，沿江城市繁荣，且属于京畿地区，动乱较少，人民的生活较为安定。水上贸易影响了《子夜歌》明媚柔和的总体特征;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有条件讴歌爱情。
综上得出，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了《子夜歌》诞生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子夜歌》以爱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其催生出的大量商妇与商品贸易下人们较为开放活跃的思想使《子夜歌》抒情主体具有了坦率、缠绵等特征。
（三）社会心理的影响
东汉末年战乱后，儒家便逐渐式微。曹魏时代，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士大夫们已经不再以儒家为自己的信仰准则。曹操用人不拘其品德，唯才是举。竹林七贤各个离经叛道。这一时代的人们在抛弃儒家之后，转而关注道家学说。虽然中途经过了西晋司马氏对儒家的孝道的提倡，但是由于司马氏自身得国不正，且司马氏自身属于在贵族家庭中流传了三四世的腐化家族，其努力未达到应有的效果。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懿、师、昭父子狐媚隐谋，积心篡夺。晋武帝坐享先业，亦深染遗毒。”所以这样一个朝廷所提倡的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也不会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共认。恶劣的政治环境促使大量文人醉心玄学。
士大夫阶层在抛弃儒家之后转而将道家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的情况在三国时代便已经初现端倪，在两晋蔚为大观。这些人崇尚自身独立精神，强调特立独行。如何晏喜着妇人装，且爱食五石散。玄学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人们思想的主流。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更甚以往，天灾人祸频发，人们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中，除了佛教思想大行其道之外，玄学也成为士大夫尤其是上层人士的精神寄托之所在。及时行乐、任情纵娱成为人们的普遍思想，如《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更有甚者，以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来表达自我，如刘伶醉酒之后裸奔。
人们受玄学思想的影响，价值取向转变为重视自我，通过自我内心的修养以实现自身人生价值。这凸显出人性的自觉，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改变了文学的功能与目的。对比汉乐府与南朝乐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乐府诗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汉乐府的产生是为了察时政，而南朝乐府只是为了采集民间诗歌以满足统治者的娱乐所需。此外，汉乐府所表达的内容多种多样，涵盖广泛;而南朝乐府则以情歌为主题。
在生命多艰、命途多舛的现实和玄学的影响下，人们越发重视自我价值，重视人性的独立。整个社会风气对女性也更为宽容。女性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有了独立性与自主性，如胡灵太后、徐昭佩等。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山阴公主：“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这表现出南朝女性鲜明的独立平等的意识。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对性爱的直言不讳，如《子夜歌》第十七首：“绿揽迮题锦，双裙今复开。已许腰中带，谁共解罗衣？”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
由于永嘉南渡及此后的战乱，大量流民由北入南。同时，南方大开发也促进了南方山林中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建康和荆州地域属于主要人口接纳区。而这两个地域则先后产生了吴歌和西曲。《子夜歌》中女性对爱情的直率真诚、对性爱的不加掩饰甚至入歌唱之，或许也还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影响。
相较于雅乐，以《子夜歌》为代表的吴歌以爱情为主题，歌唱男欢女爱更为统治阶级所喜爱。据王运熙考证，如今所存的吴歌中，宋少帝、宋孝武帝皆有拟作存世。《乐府诗集》中更保存有宋武帝、宋汝南王、梁武帝、王金珠的拟作。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整个社会对吴歌多呈积极的态度。统治阶级对《子夜歌》的喜好对《子夜歌》的创作、拟作、流传、保存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三、结语
《子夜歌》是南朝乐府中较早出现的作品。它的出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仅文学层面便是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上承先秦两汉诗歌的发展，下启齐之永明，梁之宫体，唐宋之近体。其所包含的对爱情的向往与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更是后代诗歌所缺少的。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能够反映一定的地域特点。反过来，探究该作品的创作年代与诞生地域，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的内容，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
一、《子夜歌》产生的时间、地域与作者
长江流域一带，自古多民歌。如《越人歌》和《诗经》中的《汉广》等。到魏晋南北朝时，南方民歌以诞生于长江、汉水流域的民歌为主。这些民歌大量采用民间俗语，以表达爱情为主。其以《子夜歌》等为代表。
《子夜歌》共42首，《子夜四时歌》共75首，皆存于《乐府诗集》，属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清商曲辞主要分为西曲和吴歌。吴歌先于西曲产生，并对西曲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早在三国时，吴歌就已经在江南一带流传，并作为吴国君臣的娱乐项目之一。总体来说，“吴歌为江南民歌，西曲为荆楚民歌”。
关于《子夜歌》的由来，历史上并没有定论，但大体来说，可以确定其最晚产生于东晋。《宋书·乐志》：“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古今乐录》：‘凡歌曲终，皆有送声。子夜以持子送曲，《凤将雏》以泽雉送曲。’”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子夜歌》当是东晋孝武帝之前的作品。且并非是一人、一时、一地所作，而应是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三吴地区所著的一个集合。如：
落日出前门，瞻瞻见子度。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口朱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第一首诗是一个男子对路过的女子表达爱意，第二首诗则是一个女子怀念心上人。它们的抒情主体不同，这就表明《子夜歌》并非同一人所写。此外，男子的住所是在一条道路的旁边。傍晚时分有打扮美丽的女子路过，那这条道路便不大可能是乡野的道路。南北朝时期的平民房屋，大多以草屋为主，如《宋书·后妃传》载明帝陈贵妃：“丹阳建康人，屠家女也……家贫，有草屋两三间。”所以，这首诗歌的发生场景很可能是在城市中，且并非一般平民居所。而从第二首诗“暮思还后渚”可以得知，第二首诗中主人公的住所应该是临近水边，所以处于城外的可能性比城内要大。
从诗歌中的修辞格来看，其一、其四十一的作者当受过一定的教育，不然很难写出“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之句。而“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的语言更口语化，民歌气息更浓烈，其作者应当常处社会下层。同时，从女主人公穿锦衣、唱艳歌、弹琴来看，也不大可能是乡野之人，其更有可能是歌伎。魏晋南北朝时期，蓄伎之风盛行。范晔、谢安等人也有蓄伎的记载：“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每游赏，必以妓女从。”这些人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且生活与农事隔绝，故出自她们之手的民歌地点多在城中，诗歌中的意象多为闺阁物品。
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子夜歌》作者并非一人，且作者成分复杂。第二，诗中地点或在城市里，或在城外江渚边，或在闺阁中。第三，既然地点、作者不同，那成诗时间自然也不会相同。
二、《子夜歌》爱情主题形成原因
每個时代都有反映其时代特征的文学。文学外部因素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也是影响文学特征的重要因素。吴地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基本土壤;魏晋南北朝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商业的繁荣、生活的富裕奢靡为《子夜歌》的创作提供了题材。总之，《子夜歌》中抒情主体的特征、抒情手法的特色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自然条件的影响
江南地区适宜的气候、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长江流到江南一带时，因江南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故水势放缓，形成柔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这也就影响了《子夜歌》中抒情主体明丽、柔媚的形象，如“丝发披两肩”“光风动纨素”。柔美的自然山水、富饶的物产让人们不必如北方人一般为了生存费尽心力。人们在其中得到性灵的陶冶，形成了以柔美、恬静、文雅为主的审美准则。《子夜歌》中的女子形象是多情的，爱情就是她们的全部。同时，她们全都在符合柔美、恬静等共同审美准则的基础上表现出自己或缠绵，或活泼，或决绝的独特个性特征。
江南地带从地理上来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上庄稼一年二熟或两年三熟，这使得当地物产丰富。这又为《子夜歌》中采用丝、莲等谐音双关提供了现实基础。据统计，在42首《子夜歌》中，有18首采用谐音双关的手法。其所采用的双关也多用江南盛产的丝、莲等物。在《子夜歌》中，大致有以下的谐音：莲、棋、梧、梳、匹等。其中，“莲”谐“怜”;“棋”谐“期”;“梧”谐“吾”;“梳”谐“疏”;“匹”谐“匹”。
此外，俗语的使用也是吴地赋予《子夜歌》的特色之一，在42首《子夜歌》中，采用“侬”“郎”“欢”等富有吴地色彩的词共有29首。其中出现“侬”的诗有11首;出现“欢”有8首;出现“郎”的诗有10首。这是民歌的特征，更是《子夜歌》的突出特点之一。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江南于六朝前，被视作尚未开化之地。在司马迁眼中，江南一带“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但是经过吴国与两晋的开发，在《隋书》中，其已经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富饶之地。 这一时期，自战国变法后所建立的自耕农经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庄园经济。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大规模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剩余劳动价值增加，使得商品流动加快，商业经济迅速发展。
此外，东晋与南朝由于偏安一隅，加之南方地域开发程度低，所以商业与海外贸易得到了大力发展。当时商业交易对象除了南朝统治范围内的各地以外，还包括山地丘陵中的少数民族、岭南、交趾、海外、北朝、塞外、西域等地。“交易对象下到贩夫走卒，上到王公贵族。”《晋书·江统传》说：“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商业的发展，使得商人大量出现，商妇也随之产生。南朝民歌的作者中，商妇应该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子夜歌》中，“今夕已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等句都有表达思念之意。从意象与语言词汇的组织来看，诗中主人公应该是处于一个物质条件较为优越的情境下：燃着蜡烛，来照亮只有一人弈子的棋局。所以这些诗中的主人公很可能是商妇或歌伎。但是歌伎与商妇相比，没有自由身，囿于身份，表达不太如商妇方便。此外，诗中除了寂寞、忧郁，还隐隐有一层悠闲的意思。这是歌伎等以色艺侍人的群体很少表达的情感。所以这些诗是商妇所写的可能性更大。商妇们由于长期与丈夫分离，对丈夫的期盼与爱则成为她们独守空闺的唯一精神支柱，所以在出自她们之手的诗中，对于爱情表现得格外直接大胆与痴缠，颇有几分声嘶力竭之状。
将《子夜歌》其三十三和《明月何皎皎》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子夜歌》中抒情主体具有声嘶力竭、不遗余力的特点。《子夜歌》与《明月何皎皎》都是以抒情主体夜晚看见明月而不眠开篇，从而进入诗歌创作之中。在两首诗的前两句中，都有如下相同意象：长夜、不眠、明月、孤床。虽然《子夜歌》中没有明显写出“床”这个意象，但是“夜长不得眠”这句诗已经隐含了“孤床”这个意象。此后的部分，两首诗都体现了抒情主體的情感抒发。通过“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可以清晰地体会到《明月何皎皎》中的抒情主体在直接抒情之后还有流泪，这在直接之余显得有几分回旋的余地;而“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的抒情主体因思念丈夫过度而出现幻听，这在平淡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思念之情，这股情感会随着读者的回味越来越强烈。作者也就这样塑造出一位抒情直接深刻且声嘶力竭的女性形象。
商业的发达不只造就了《子夜歌》的作者，更是《子夜歌》得以诞生的重要物质基础。南朝乐府民歌主要诞生于荆州一带与扬州地域。《子夜歌》产生于建康地带。建康，在东晋南北朝时属扬州。在永嘉之乱以后的东晋南朝时代，南方经济总体上呈现衰退的情况。除扬州外，最为富庶的荆州在南朝宋时被拆分为荆、雍、郢、湘等州。扬州区域因为自吴国开始便一直是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得到大力发展，所以不但没有衰颓，反而呈现出抑制不住的繁荣。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域较荆州经济更为发达，已经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这里人员聚集，人口流动大，商业发达，文化氛围浓厚。这为《子夜歌》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了解这些情况，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吴歌先于荆州地区的西曲诞生。
建康地域水系发达，水上贸易频繁，商业发达，沿江城市繁荣，且属于京畿地区，动乱较少，人民的生活较为安定。水上贸易影响了《子夜歌》明媚柔和的总体特征;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有条件讴歌爱情。
综上得出，发达的商品经济提供了《子夜歌》诞生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子夜歌》以爱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其催生出的大量商妇与商品贸易下人们较为开放活跃的思想使《子夜歌》抒情主体具有了坦率、缠绵等特征。
（三）社会心理的影响
东汉末年战乱后，儒家便逐渐式微。曹魏时代，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士大夫们已经不再以儒家为自己的信仰准则。曹操用人不拘其品德，唯才是举。竹林七贤各个离经叛道。这一时代的人们在抛弃儒家之后，转而关注道家学说。虽然中途经过了西晋司马氏对儒家的孝道的提倡，但是由于司马氏自身得国不正，且司马氏自身属于在贵族家庭中流传了三四世的腐化家族，其努力未达到应有的效果。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懿、师、昭父子狐媚隐谋，积心篡夺。晋武帝坐享先业，亦深染遗毒。”所以这样一个朝廷所提倡的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也不会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共认。恶劣的政治环境促使大量文人醉心玄学。
士大夫阶层在抛弃儒家之后转而将道家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的情况在三国时代便已经初现端倪，在两晋蔚为大观。这些人崇尚自身独立精神，强调特立独行。如何晏喜着妇人装，且爱食五石散。玄学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人们思想的主流。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更甚以往，天灾人祸频发，人们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中，除了佛教思想大行其道之外，玄学也成为士大夫尤其是上层人士的精神寄托之所在。及时行乐、任情纵娱成为人们的普遍思想，如《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更有甚者，以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来表达自我，如刘伶醉酒之后裸奔。
人们受玄学思想的影响，价值取向转变为重视自我，通过自我内心的修养以实现自身人生价值。这凸显出人性的自觉，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文学的自觉。文学的独立与自觉改变了文学的功能与目的。对比汉乐府与南朝乐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乐府诗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汉乐府的产生是为了察时政，而南朝乐府只是为了采集民间诗歌以满足统治者的娱乐所需。此外，汉乐府所表达的内容多种多样，涵盖广泛;而南朝乐府则以情歌为主题。
在生命多艰、命途多舛的现实和玄学的影响下，人们越发重视自我价值，重视人性的独立。整个社会风气对女性也更为宽容。女性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有了独立性与自主性，如胡灵太后、徐昭佩等。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山阴公主：“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这表现出南朝女性鲜明的独立平等的意识。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对性爱的直言不讳，如《子夜歌》第十七首：“绿揽迮题锦，双裙今复开。已许腰中带，谁共解罗衣？”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
由于永嘉南渡及此后的战乱，大量流民由北入南。同时，南方大开发也促进了南方山林中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建康和荆州地域属于主要人口接纳区。而这两个地域则先后产生了吴歌和西曲。《子夜歌》中女性对爱情的直率真诚、对性爱的不加掩饰甚至入歌唱之，或许也还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影响。
相较于雅乐，以《子夜歌》为代表的吴歌以爱情为主题，歌唱男欢女爱更为统治阶级所喜爱。据王运熙考证，如今所存的吴歌中，宋少帝、宋孝武帝皆有拟作存世。《乐府诗集》中更保存有宋武帝、宋汝南王、梁武帝、王金珠的拟作。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整个社会对吴歌多呈积极的态度。统治阶级对《子夜歌》的喜好对《子夜歌》的创作、拟作、流传、保存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三、结语
《子夜歌》是南朝乐府中较早出现的作品。它的出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仅文学层面便是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上承先秦两汉诗歌的发展，下启齐之永明，梁之宫体，唐宋之近体。其所包含的对爱情的向往与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更是后代诗歌所缺少的。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能够反映一定的地域特点。反过来，探究该作品的创作年代与诞生地域，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的内容，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