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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中国千年科举制度利弊之争到百年“后科举社会”科举制度功过之争，其间正名与平反之声未有间断，观其变化与性质，略可分为意识性、开放性、系统性及实践性四阶段。再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以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为研究视角，不难发现社会精英——士子阶层心理素质与知识结构远离科学意识，存在东方思维模式的教育传统与现代科技发展的矛盾。
关键词 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天人合一；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3）02-046-05
收稿日期 2012-06-11
[作者简介] 范哗，男，云南昆明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考试研究。
一、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四阶段小议
科举制自隋唐初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其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显著增强，制度是非功过之争论，在科举时代便为朝廷所关注。唐至晚清，中国科举史历经六次著名科举存废之争，其影响既深亦远。
无论科举时代，亦或后科举时代，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声此起彼伏，未有间断。依广义概念而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史，自中唐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至刘海峰教授首创科举学，于正式意义上公开倡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再到对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未来发展之展望，可概述为四个阶段，现简述如下：
1.意识性阶段。自唐代宗宝应二年，中国发生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共经历了唐文宗时期进士科存废之争；宋神宗时期学校与科举之争、经术与文学之争；朱元璋时期科举与荐举反复之争，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徳与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以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虽发生于科举时代不同时期，但所争之事皆事关朝廷选才任贤、维护社会安定及国家统一之要务，终由最高统治者定夺。其间，科举制旋罢旋复，甚有长达34年未开科之事，但始终不断“加饰”而不废，细观其因，并非仅因废科举而别无良法美意替代之，实为科举选才机制中蕴含普世价值，是其于中国帝制后期始终不废之保障。
就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广义概念而论，虽未有直接提及正名与平反之词，但从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各自指导思想来看，其中确实暗含正名与平反的博弈之争。如唐代宗宝应二年科举存废之争，缘起科举制于唐高宗时加试诗赋，士子渐少研习《六经》《三史》，于投牒之中孕“露才扬己”的风尚引起，杨馆视科举为毁坏士子“言行敦实”之坏制，欲罢科举，采用察举之法，而翰林学士则以“进士行来已久，遂废之，恐失人业”为由，保进士科不废。依此可见，翰林学士所论，其实质是肯定进士科长久施行之成果的，并非认为进士科酿成的“露才扬己”之风有碍科举制度的存在，反以科举“遂废之”，则“恐失人业”之担心为由，婉言反对杨馆废科举之观点，实属为科举制客观存在必要性正名之言行。
朱元璋明洪武三年，特设科举以求治国贤才，连续三年开科后，却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但因科举废，所用察举选才法缺乏评选人才之客观准绳，选官多且滥，故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由此看出，朱元璋以所选多无治国能事之后生少年为由废科举，体现其认为科举制于人才选拔方面无利之观点，下诏“罢废科举不用”之举动，则为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最高统治集体否定科举之行为。然而，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恢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则为重新考察科举制作为人才选拔机制，其综合表现明显优于察举制之反思，其举之内在作用即为科举制平反。
科举史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暗含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意味最深的，当属乾隆三年舒赫徳与鄂尔泰为代表的集团之间所发生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舒赫徳明确指出“科举考试空疏无用，难以选拔人才，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礼部与鄂尔泰则极力主张“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并进一步认为“表、判、策论等考试问题于测验人才方面有特定价值”。此观点直接而鲜明地肯定了科举制度之良，并具一定唯物主义辨证性，相较前五次科举存废论争观点，其思想及内容更具客观价值。纵观科举史，此次科举存废论争，可被视为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在对科举制选才效用与制度优劣问题的探讨上，于“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前最后一次高层正面争锋与较量。
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科举保存派基本实现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但就其内涵而言，仅暗含于意识行为之中，始终未有公开倡导正名与平反之论，但此行为却又实存正名与平反之意，构成整个事件之中最为朴素的正名与平反内容。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科举史六次科举存废之争，属自觉意识下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争论，论争双方，皆难以意识到或主动意识到以制度正名与平反为其行为目的，论争双方行为充满阶级性，局限于阶级意识之下的为维护封建君主统治而进行的争论之中。概言之，争论之目的属阶级性，而非学术性；争论之内容仅为制度之存废，而非其功过是非及事实真相之讨论，这可被视作中国科举时代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意识性阶段之本因。
2.开放性阶段。科举时代已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纸诏文一去不返，最初以开西学，设学堂，图自强为目的废科举的行为带有广泛而深远的偏颇与盲目。然而，废科举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及近现代社会人才任用机制出现真空，买官败脏现象随之愈发严重，穷兵黩武、强权任免官吏之流弊横行，引发众多仁达志士之深思：为何原先向往“科举废，国势昌”之景象未有出现，有的只是流弊横行的选才、任官机制，国力也并未因科举废而有所增强，选官机制并未因科举废而变得高效与清廉，反而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统治旋即陷入一个缺乏传统思想根基的漩涡，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根基也由此走向崩溃的边缘。科举制被废，不但没有使晚清中国走上封建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强民昌之路，反而使其踏上了一条千年根基加速瓦解之途。
最先将科举革废与国家命运关系作深刻思考的是曾以打倒科举制，将其踩于脚下为豪，力主罢废科举制的梁启超。梁先生自1896年至1910年间，在对待科举制之观点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虽多少让时人莫感矛盾，但其1896年撰写《变法通议·科举》、1898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等文，展现出的全新科举观，1910年在公开倡言“科举制非恶制”之基础上，一再指出“科法实为我先民之一大发明也”，甚至直接提出“复科举便”之论点，多少流露出废科举后，梁先生在深思西欧国家借用科举之精华创建高效文官考试制度取得大效后，对中国仓促革废科举制的懊悔心情，亦体现先生对科举制普世价值的再一次认同。梁启超先生直接倡言“复科举便”，无论从其字面还是其目的上来看，已带有明显正名与平反之意蕴，一改科举制之旧评，非但不再将科举制论为恶制，反而认定“科法实为我先民之一大发明也”。据此，梁启超先生敢于科举革废不久后，逆废科举之势，公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乃近代第一人。与科举时代六次科举存废之争相比较，梁启超先生之科举认识，已逐渐摆脱意识性复科举行为，实属欲将已打倒之科举制于人们心目中重新再认识、再树立，唤起人们欲废科举时，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之偏激认识的反思，也是对自己五年前为救国图强，盲目把科举打倒的一种悔悟。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看，“梁启超先生虽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不合时宜’的恢复科举之惊世之论”，却始终未能再一次引起清廷之重视，其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但梁启超先生对待科举革废，敢于从盲目废科举之激进派，转变为倡言复科举之理性派，是“他（梁启超）在深知美、日、徳等国借鉴科举制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大收其效后，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反思后的结果”。据此，梁启超先生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言行，已与科举时代科举六次存废之争中意识性正名与平反活动产生了根本不同，标志此次科举正名与平反观已进入开放性阶段。 总之，自1910年起，世界范围内科举制功过是非的讨论，声势逐渐浩大，且以科举制功大于过、利大于弊为主流结论。随着思想解放与学术环境的宽松，逐渐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为理性的科举制评价思潮，为90年代全面开展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学术活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就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开放性阶段而言，其论争目的本身已不再是为直接恢复科举制而努力。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与直接为恢复科举制为目的的意识性阶段相比较，开放性阶段已具备了更高层次的性质与内容。
3.系统性阶段。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步入系统性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思想解放与学术环境宽松的环境下，科举制研究空前活跃的结果。就此阶段而论，其思想性仍留有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开放性阶段的特征，但却已基本上丢弃了盲目与偏颇之辞。《科举学导论》评论：“20世纪80年代科举制度研究现象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此时期距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然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应是一定程度上承袭了20世纪初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开放性阶段的客观反思之风。总体评价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系统性特征，体现出科举研究系统性、全面性与客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观点的特点，其主要内容由一系列论从史出之研究后，公开以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及一系列研讨科举制是非功过的学术活动组成。
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举研究虽多少会出现观点交锋与争论，但相对于事实真理与历史真相来说，结论却都应是惟一的。科举学研究愈加客观、求真，科举制是非功过之事实真相，越深入研究，越趋向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的方向倾斜与发展，这已是当今科举制研究与科举学发展中不争的事实。
自1982年，董富田提出肯定科举价值的言论后，葛剑雄亦在科举深入研究基础上指出：“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至此，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全新观点已初露端倪，与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开放阶段变相复活科举制的言行相比较，或与意识性阶段中初步探索科举制是非功过的状态相比较，此全新观点更具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实用性与高效性，即：明确提出了“扬弃”的主张，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系统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扬弃观。此时期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研究，依扬弃精神，采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举正名与平反观，使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确切地说，此阶段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行为，既不同于意识性阶段直接恢复科举制之行为，亦不同于开放性阶段倡导间接恢复科举制之行为，而是欲“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取其普世价值，指导当代教育考试与人才选拔机制的改革实践。
4.实践性阶段。无论是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意识性阶段，或是开放性阶段及系统性阶段，宽泛而言，其行为都应属于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实践。但严格意义上，意识性阶段属于一种意识主导性复科举行为，科举之复也与当今科举正名与平反所取学术活动的严格意义迥然有别。
开放性阶段，其正名与平反观虽已初步形成理论，但尚处于自省与思辨之中，实难将其视为完整意义上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的实践过程。系统性阶段，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理论虽渐趋成熟，但其完整理论论证与创建尚需更多时日，行之有效且具新时代意义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实践体系并未形成，也只能被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实践理论研究阶段。系统性阶段以其研究内容的理论性及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可被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较高一级发展阶段，具有较高的研究内容，待此阶段实践理论研究趋近成熟，必将随之跨入指导教育考试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应用阶段，即更为真实意义上的实践阶段。其核心即指以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科学理论，指导当今与未来教育考试改革。从深层意义上来说，为科举制平反，并非要恢复已为历史陈迹的科举制，更不是要让科举制复活于现代社会之中，让现代人去效仿科举制，而旨在让科举制育人、选材机制之长为高考改革保驾护航，为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改革保驾护航，进而实现国家教育考试公平的理想。
二、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新视角初探
总观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四个不同发展阶段，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历史事件繁杂，至科举学首创为止，其正名与平反之声可谓渐趋浩大而有力。对此问题之研究与讨论，已不仅是科举学研究之热点，已成为科举学研究中科举制是非功过的主流观点。
然而，无论是梁启超先生“科举，法之最善者也……，科举为升平世之政”之观点，或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科举平反出现的原因”一节中分析的四大原因（深入研究的结果、论丛史出的结果、知古通今的结果、时空距离的因素），总体而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所发论辩的基点皆为1300年历史之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大量才优、德高的治国贤达，为人类文明进程之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之融合、祖国之统一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争事实，具有强烈的实证功能，彰显了科举制存活千余年的制度优势，构成了传统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的主要内容。但此传统研究视角，仅以制度之良或制度之美为基，单向开展正名与平反研究，难免有缺失之处。
以制度之优论证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虽易于使更多人尽快明白科举制度之良好本质，有力地保障了科举制度的承续，澄清对科举制度评价的迷雾，主动放弃对传统科举评价偏激之论大有裨益，但此证并非完整或无瑕疵，故无法视其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满意回答。
客观而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部分出于对欲废科举而持矫枉过正之伪言的愤慨，部分则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求真、求善的学术标准的理性追求。晚清，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为何如此急于罢废科举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科举制度严重阻碍学堂之设、科技发展及强国昌民的考虑，故有“欲废科举以补救时艰”之说。1905年晚清政府于慌乱之中停废科举，其目的在废科举、兴学堂，以求育人才、强国势。据此，若欲回顾历史，要全面论证与支撑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除深入、客观论证科举制度之优，具有普世价值外，亦应实证科举制绝非最终导致中国封建帝制后期国衰民弱、科技滞后的罪魁祸首为要义。惟有此，可于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主流观点之外，从反面论证科举制实为人们多年来误骂之制度，于另一途径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补全主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之不足，构成一正一反，立体生动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论证系统。 主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论，以论证科举制绝非导致国衰民弱、科技滞后之恶制为核心，详述千年科举制于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之处。反面论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则力主论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矛盾为核心，校正科举制为阻碍中国近代科技滞后西方传统观点之盲目与偏隘。
三、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与科举制
科举考试中天人合一思想之源流，以塑造士子心理素质的科举考试内容为主。科考内容之一的《中庸》，于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其意即教育之根本在人性，人性之根本在天命，初步阐述了人性、教育与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之中，天道观与天命观皆为人性论之基础，提出了许多天与天道的概念范畴，如天、道、气（元气）、天人、阴阳、体用等，这些概念范畴所暗含的思想皆为天命观后的人性表现。
科考内容《论语》“秀氏”一节中，亦有表达孔子天命主宰和决定论思想之言论，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天命主宰与决定论，古代传统社会中极具社会地位之人才（君子）之首畏，便是天命，其次才是大人及圣人之言，表现出孔子对封建人才的天命观要求。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并以此决定教育工作者必须把道德修养放于首位，从孝悌出发，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全面体现出士子对国家、社会、家庭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却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育人与科学之关系。如此天命观，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培养社会精英的科学意识方面，如同消极的天命观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培养士子科学意识方面的任何志趣，其所有精力都已牢牢地集中在德行及文学素养的培养之上。黄济在对此种天人合一思想观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时，曾有一段十分精辟而透彻之论述如下：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没有把自然作为独立对象进行认识与探讨，这就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不能得到独立的研究与发展，其结果是直觉思维代替了科学实证，道德实践代替了生产实践，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此天命观可怕之处，无疑是其思想在通过千余年的沉积与放大后，逐渐成为了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士子及老百姓的共同心理素质，于人才知识结构及心理素质上严重阻碍了社会精英——士子阶层萌发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由此而知，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日渐滞后西欧之主要原因绝非科举制之弊陋，实为两千年来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促使社会精英知识结构远离科学意识使然。只要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一日不改，便一日难以唤起士子（社会精英人才）之科学意识，实现科技强国之路，这也是为何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向来有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的根本原因吧。由此推断，即使没有科举制度之存在，只要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天命观为核心把持着社会思想意识，便难有中国科技大发展之日。事实也已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骄人成就，不也正是在解放思想，发挥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下获取的吗？《科举学导论》“科举是否阻碍科学”一节中阐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辨证而相对拙于实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科技和社会有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东方模式，可能很久也不见得会发明蒸汽机，会发现万有引力。”
元代有34年未开科取士，出现“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的现象，人们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而非科技发明中，此事以实证的形式说明：中国东方模式一日不改，则中国科技之自觉发展则一日难有突破，就东方模式性质而言，其本质难以脱离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而独立存在。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摆脱神性，倡导人性为核心，在使人们精神得以解放的基础上，很好地促进了欧洲近现代科技大力发展的。
四、小结
客观而言，人才匮乏、科技落后，或国强民盛、人才兴旺，绝非教育制度所能完全左右，其间定有深层次文化与思想之原因。基于此，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正面论证与研究，确实以充分之实事说明科举制非恶制，只因人们“废科举、开学堂”急功近利之心驱使，才产生了对科举制过多偏激与不公正之对待。建立“大科举观”，全面、深入开展科举学研究，有必要使其得到正名与平反，此举不仅代表着现代学人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更表现着学术研究的自由与活泼。
[参考文献]
[1]刘海峰.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J].湖北招生考试，2005，（4）.
[2]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3]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 敏]
关键词 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天人合一；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3）02-046-05
收稿日期 2012-06-11
[作者简介] 范哗，男，云南昆明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考试研究。
一、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四阶段小议
科举制自隋唐初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其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显著增强，制度是非功过之争论，在科举时代便为朝廷所关注。唐至晚清，中国科举史历经六次著名科举存废之争，其影响既深亦远。
无论科举时代，亦或后科举时代，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声此起彼伏，未有间断。依广义概念而论，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史，自中唐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至刘海峰教授首创科举学，于正式意义上公开倡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再到对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未来发展之展望，可概述为四个阶段，现简述如下：
1.意识性阶段。自唐代宗宝应二年，中国发生首次科举存废之争始，共经历了唐文宗时期进士科存废之争；宋神宗时期学校与科举之争、经术与文学之争；朱元璋时期科举与荐举反复之争，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徳与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以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虽发生于科举时代不同时期，但所争之事皆事关朝廷选才任贤、维护社会安定及国家统一之要务，终由最高统治者定夺。其间，科举制旋罢旋复，甚有长达34年未开科之事，但始终不断“加饰”而不废，细观其因，并非仅因废科举而别无良法美意替代之，实为科举选才机制中蕴含普世价值，是其于中国帝制后期始终不废之保障。
就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广义概念而论，虽未有直接提及正名与平反之词，但从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各自指导思想来看，其中确实暗含正名与平反的博弈之争。如唐代宗宝应二年科举存废之争，缘起科举制于唐高宗时加试诗赋，士子渐少研习《六经》《三史》，于投牒之中孕“露才扬己”的风尚引起，杨馆视科举为毁坏士子“言行敦实”之坏制，欲罢科举，采用察举之法，而翰林学士则以“进士行来已久，遂废之，恐失人业”为由，保进士科不废。依此可见，翰林学士所论，其实质是肯定进士科长久施行之成果的，并非认为进士科酿成的“露才扬己”之风有碍科举制度的存在，反以科举“遂废之”，则“恐失人业”之担心为由，婉言反对杨馆废科举之观点，实属为科举制客观存在必要性正名之言行。
朱元璋明洪武三年，特设科举以求治国贤才，连续三年开科后，却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但因科举废，所用察举选才法缺乏评选人才之客观准绳，选官多且滥，故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由此看出，朱元璋以所选多无治国能事之后生少年为由废科举，体现其认为科举制于人才选拔方面无利之观点，下诏“罢废科举不用”之举动，则为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代最高统治集体否定科举之行为。然而，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恢复科举制，并定“科举之式”，则为重新考察科举制作为人才选拔机制，其综合表现明显优于察举制之反思，其举之内在作用即为科举制平反。
科举史上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暗含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意味最深的，当属乾隆三年舒赫徳与鄂尔泰为代表的集团之间所发生的第六次科举存废之争。舒赫徳明确指出“科举考试空疏无用，难以选拔人才，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但礼部与鄂尔泰则极力主张“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并进一步认为“表、判、策论等考试问题于测验人才方面有特定价值”。此观点直接而鲜明地肯定了科举制度之良，并具一定唯物主义辨证性，相较前五次科举存废论争观点，其思想及内容更具客观价值。纵观科举史，此次科举存废论争，可被视为科举制保存派与废止派，在对科举制选才效用与制度优劣问题的探讨上，于“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前最后一次高层正面争锋与较量。
六次科举存废之争中，科举保存派基本实现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但就其内涵而言，仅暗含于意识行为之中，始终未有公开倡导正名与平反之论，但此行为却又实存正名与平反之意，构成整个事件之中最为朴素的正名与平反内容。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科举史六次科举存废之争，属自觉意识下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争论，论争双方，皆难以意识到或主动意识到以制度正名与平反为其行为目的，论争双方行为充满阶级性，局限于阶级意识之下的为维护封建君主统治而进行的争论之中。概言之，争论之目的属阶级性，而非学术性；争论之内容仅为制度之存废，而非其功过是非及事实真相之讨论，这可被视作中国科举时代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意识性阶段之本因。
2.开放性阶段。科举时代已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纸诏文一去不返，最初以开西学，设学堂，图自强为目的废科举的行为带有广泛而深远的偏颇与盲目。然而，废科举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及近现代社会人才任用机制出现真空，买官败脏现象随之愈发严重，穷兵黩武、强权任免官吏之流弊横行，引发众多仁达志士之深思：为何原先向往“科举废，国势昌”之景象未有出现，有的只是流弊横行的选才、任官机制，国力也并未因科举废而有所增强，选官机制并未因科举废而变得高效与清廉，反而使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统治旋即陷入一个缺乏传统思想根基的漩涡，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根基也由此走向崩溃的边缘。科举制被废，不但没有使晚清中国走上封建统治者所期望的国强民昌之路，反而使其踏上了一条千年根基加速瓦解之途。
最先将科举革废与国家命运关系作深刻思考的是曾以打倒科举制，将其踩于脚下为豪，力主罢废科举制的梁启超。梁先生自1896年至1910年间，在对待科举制之观点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虽多少让时人莫感矛盾，但其1896年撰写《变法通议·科举》、1898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等文，展现出的全新科举观，1910年在公开倡言“科举制非恶制”之基础上，一再指出“科法实为我先民之一大发明也”，甚至直接提出“复科举便”之论点，多少流露出废科举后，梁先生在深思西欧国家借用科举之精华创建高效文官考试制度取得大效后，对中国仓促革废科举制的懊悔心情，亦体现先生对科举制普世价值的再一次认同。梁启超先生直接倡言“复科举便”，无论从其字面还是其目的上来看，已带有明显正名与平反之意蕴，一改科举制之旧评，非但不再将科举制论为恶制，反而认定“科法实为我先民之一大发明也”。据此，梁启超先生敢于科举革废不久后，逆废科举之势，公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乃近代第一人。与科举时代六次科举存废之争相比较，梁启超先生之科举认识，已逐渐摆脱意识性复科举行为，实属欲将已打倒之科举制于人们心目中重新再认识、再树立，唤起人们欲废科举时，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之偏激认识的反思，也是对自己五年前为救国图强，盲目把科举打倒的一种悔悟。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来看，“梁启超先生虽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不合时宜’的恢复科举之惊世之论”，却始终未能再一次引起清廷之重视，其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但梁启超先生对待科举革废，敢于从盲目废科举之激进派，转变为倡言复科举之理性派，是“他（梁启超）在深知美、日、徳等国借鉴科举制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大收其效后，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反思后的结果”。据此，梁启超先生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言行，已与科举时代科举六次存废之争中意识性正名与平反活动产生了根本不同，标志此次科举正名与平反观已进入开放性阶段。 总之，自1910年起，世界范围内科举制功过是非的讨论，声势逐渐浩大，且以科举制功大于过、利大于弊为主流结论。随着思想解放与学术环境的宽松，逐渐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为理性的科举制评价思潮，为90年代全面开展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学术活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就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开放性阶段而言，其论争目的本身已不再是为直接恢复科举制而努力。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与直接为恢复科举制为目的的意识性阶段相比较，开放性阶段已具备了更高层次的性质与内容。
3.系统性阶段。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步入系统性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思想解放与学术环境宽松的环境下，科举制研究空前活跃的结果。就此阶段而论，其思想性仍留有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开放性阶段的特征，但却已基本上丢弃了盲目与偏颇之辞。《科举学导论》评论：“20世纪80年代科举制度研究现象的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此时期距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然而，另一方面原因，则应是一定程度上承袭了20世纪初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开放性阶段的客观反思之风。总体评价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系统性特征，体现出科举研究系统性、全面性与客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观点的特点，其主要内容由一系列论从史出之研究后，公开以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及一系列研讨科举制是非功过的学术活动组成。
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举研究虽多少会出现观点交锋与争论，但相对于事实真理与历史真相来说，结论却都应是惟一的。科举学研究愈加客观、求真，科举制是非功过之事实真相，越深入研究，越趋向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的方向倾斜与发展，这已是当今科举制研究与科举学发展中不争的事实。
自1982年，董富田提出肯定科举价值的言论后，葛剑雄亦在科举深入研究基础上指出：“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至此，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全新观点已初露端倪，与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开放阶段变相复活科举制的言行相比较，或与意识性阶段中初步探索科举制是非功过的状态相比较，此全新观点更具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实用性与高效性，即：明确提出了“扬弃”的主张，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系统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扬弃观。此时期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研究，依扬弃精神，采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举正名与平反观，使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研究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确切地说，此阶段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行为，既不同于意识性阶段直接恢复科举制之行为，亦不同于开放性阶段倡导间接恢复科举制之行为，而是欲“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取其普世价值，指导当代教育考试与人才选拔机制的改革实践。
4.实践性阶段。无论是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意识性阶段，或是开放性阶段及系统性阶段，宽泛而言，其行为都应属于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实践。但严格意义上，意识性阶段属于一种意识主导性复科举行为，科举之复也与当今科举正名与平反所取学术活动的严格意义迥然有别。
开放性阶段，其正名与平反观虽已初步形成理论，但尚处于自省与思辨之中，实难将其视为完整意义上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的实践过程。系统性阶段，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理论虽渐趋成熟，但其完整理论论证与创建尚需更多时日，行之有效且具新时代意义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实践体系并未形成，也只能被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实践理论研究阶段。系统性阶段以其研究内容的理论性及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可被视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较高一级发展阶段，具有较高的研究内容，待此阶段实践理论研究趋近成熟，必将随之跨入指导教育考试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应用阶段，即更为真实意义上的实践阶段。其核心即指以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科学理论，指导当今与未来教育考试改革。从深层意义上来说，为科举制平反，并非要恢复已为历史陈迹的科举制，更不是要让科举制复活于现代社会之中，让现代人去效仿科举制，而旨在让科举制育人、选材机制之长为高考改革保驾护航，为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机制改革保驾护航，进而实现国家教育考试公平的理想。
二、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新视角初探
总观科举制正名与平反四个不同发展阶段，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历史事件繁杂，至科举学首创为止，其正名与平反之声可谓渐趋浩大而有力。对此问题之研究与讨论，已不仅是科举学研究之热点，已成为科举学研究中科举制是非功过的主流观点。
然而，无论是梁启超先生“科举，法之最善者也……，科举为升平世之政”之观点，或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科举平反出现的原因”一节中分析的四大原因（深入研究的结果、论丛史出的结果、知古通今的结果、时空距离的因素），总体而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所发论辩的基点皆为1300年历史之科举制度，为国家选拔了大量才优、德高的治国贤达，为人类文明进程之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之融合、祖国之统一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争事实，具有强烈的实证功能，彰显了科举制存活千余年的制度优势，构成了传统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的主要内容。但此传统研究视角，仅以制度之良或制度之美为基，单向开展正名与平反研究，难免有缺失之处。
以制度之优论证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虽易于使更多人尽快明白科举制度之良好本质，有力地保障了科举制度的承续，澄清对科举制度评价的迷雾，主动放弃对传统科举评价偏激之论大有裨益，但此证并非完整或无瑕疵，故无法视其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满意回答。
客观而言，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部分出于对欲废科举而持矫枉过正之伪言的愤慨，部分则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求真、求善的学术标准的理性追求。晚清，上至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为何如此急于罢废科举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科举制度严重阻碍学堂之设、科技发展及强国昌民的考虑，故有“欲废科举以补救时艰”之说。1905年晚清政府于慌乱之中停废科举，其目的在废科举、兴学堂，以求育人才、强国势。据此，若欲回顾历史，要全面论证与支撑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除深入、客观论证科举制度之优，具有普世价值外，亦应实证科举制绝非最终导致中国封建帝制后期国衰民弱、科技滞后的罪魁祸首为要义。惟有此，可于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主流观点之外，从反面论证科举制实为人们多年来误骂之制度，于另一途径为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补全主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之不足，构成一正一反，立体生动的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论证系统。 主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论，以论证科举制绝非导致国衰民弱、科技滞后之恶制为核心，详述千年科举制于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之处。反面论证科举制正名与平反观，则力主论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矛盾为核心，校正科举制为阻碍中国近代科技滞后西方传统观点之盲目与偏隘。
三、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与科举制
科举考试中天人合一思想之源流，以塑造士子心理素质的科举考试内容为主。科考内容之一的《中庸》，于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其意即教育之根本在人性，人性之根本在天命，初步阐述了人性、教育与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之中，天道观与天命观皆为人性论之基础，提出了许多天与天道的概念范畴，如天、道、气（元气）、天人、阴阳、体用等，这些概念范畴所暗含的思想皆为天命观后的人性表现。
科考内容《论语》“秀氏”一节中，亦有表达孔子天命主宰和决定论思想之言论，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依此天命主宰与决定论，古代传统社会中极具社会地位之人才（君子）之首畏，便是天命，其次才是大人及圣人之言，表现出孔子对封建人才的天命观要求。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并以此决定教育工作者必须把道德修养放于首位，从孝悌出发，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全面体现出士子对国家、社会、家庭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却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育人与科学之关系。如此天命观，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对于培养社会精英的科学意识方面，如同消极的天命观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培养士子科学意识方面的任何志趣，其所有精力都已牢牢地集中在德行及文学素养的培养之上。黄济在对此种天人合一思想观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时，曾有一段十分精辟而透彻之论述如下：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没有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没有把自然作为独立对象进行认识与探讨，这就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不能得到独立的研究与发展，其结果是直觉思维代替了科学实证，道德实践代替了生产实践，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都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此天命观可怕之处，无疑是其思想在通过千余年的沉积与放大后，逐渐成为了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士子及老百姓的共同心理素质，于人才知识结构及心理素质上严重阻碍了社会精英——士子阶层萌发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由此而知，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日渐滞后西欧之主要原因绝非科举制之弊陋，实为两千年来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促使社会精英知识结构远离科学意识使然。只要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一日不改，便一日难以唤起士子（社会精英人才）之科学意识，实现科技强国之路，这也是为何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向来有视科技发明为“奇技淫巧”的根本原因吧。由此推断，即使没有科举制度之存在，只要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天命观为核心把持着社会思想意识，便难有中国科技大发展之日。事实也已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骄人成就，不也正是在解放思想，发挥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前提下获取的吗？《科举学导论》“科举是否阻碍科学”一节中阐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辨证而相对拙于实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科技和社会有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东方模式，可能很久也不见得会发明蒸汽机，会发现万有引力。”
元代有34年未开科取士，出现“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的现象，人们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而非科技发明中，此事以实证的形式说明：中国东方模式一日不改，则中国科技之自觉发展则一日难有突破，就东方模式性质而言，其本质难以脱离天人合一思想之天命观而独立存在。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摆脱神性，倡导人性为核心，在使人们精神得以解放的基础上，很好地促进了欧洲近现代科技大力发展的。
四、小结
客观而言，人才匮乏、科技落后，或国强民盛、人才兴旺，绝非教育制度所能完全左右，其间定有深层次文化与思想之原因。基于此，科举制正名与平反之正面论证与研究，确实以充分之实事说明科举制非恶制，只因人们“废科举、开学堂”急功近利之心驱使，才产生了对科举制过多偏激与不公正之对待。建立“大科举观”，全面、深入开展科举学研究，有必要使其得到正名与平反，此举不仅代表着现代学人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更表现着学术研究的自由与活泼。
[参考文献]
[1]刘海峰.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J].湖北招生考试，2005，（4）.
[2]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3]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