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川,挑战极限的帆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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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世界:您这次的环球航行,是一个人、一艘40英尺(约合12米)长的小船、不补给、不靠岸,要完成这样的航程,要做哪些必需的训练和准备工作?在长达21600海里(约合4万千米)的航程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和危险会是什么?
  郭川:我先前在欧洲训练了5年,这次回到国内挑战环球航行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毕业论文。这个项目从开始准备到现在已经3年时间,从开始决定用什么样的船,和船厂接洽,买船,到船的装备、改装、个性化,是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做这些事情。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帆船会觉得都差不多,都是一根桅杆,一个帆,但是我要做纪录航行的帆船还是有些区别的。打个比方,就如同F1赛车与普通轿车的区别,需要有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这些个性化安装的工作就持续了1年左右。再比如船上有船体,有电子设备、帆、绳索,都要联络相关的厂家,我把我的想法和他们的专业知识结合消化再实施,这是一个团队化作业的过程。另外人在船上持续待100多天,包括睡眠、饮食、船上的生活都是训练的一部分,有很多内容。至于遭遇巨大危险,概率是比较小的,我肯定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当然这种危险还是比在陆地上骑个自行车要多得多,这也是让人分泌肾上腺素,激发挑战欲望的一个因素,我的本性里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
  看世界:100多天漫长的航行,要怎么打发孤独?聚少离多,家庭、亲人之间如何联系并维持情感的?
  郭川:空间上的孤独是毫无疑问的,100多天不要得失语症才好。但我的内心不孤独,因为在做我热爱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并不是被判无期徒刑关在一个单人房里面。另外这个期间有很多技术含量的工作,每天在思考、在动手,会非常忙碌。海上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现在阳光明媚,过一会就飘来一朵云,狂风大作、乌云密布。我把它当成一个比赛,环球一圈,地球就是一个赛场。就像你跑马拉松,平常走42公里,自己走没多久肯定无味了,但这是一个比赛的话,就必须坚持下来。毕竟我没有经历过100多天单独的航行,我也很期待。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积极的心态,就足够了。至于维系与家人的情感,现在好多了,有各种通讯方式,网络、视频都可以。而且我总是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暂时的,将来还是要上岸手牵手地生活,不是说我就永远漂在海上。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亲情的支持。
  看世界:您的帆船叫“青岛”号,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郭川:当然是跟青岛这个城市有关系,我也和青岛有密切的关系。我是青岛人,在这出生长大,这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包括后来我用另一艘“青岛”号帆船做了与奥运、政府有关的一系列宣传活动等。
  看世界:作为帆船手,典型的四海为家,为什么您有这么浓厚的青岛情结?青岛在您的成长历程中、在您的帆船生涯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郭川:这个不矛盾。至于说一种情结,不是“青岛”这个符号、这两个字,而是靠一些有形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给我一种情感的联络。也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青岛长大,而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的大本营在北京,当年大学毕业就留在北京,而我人生这后面10年时间,尤其帆船方面与青岛密切相关,它带给我的东西有很多。如果我最后要选择一个城市落叶归根,那就是青岛。环球航行的标准线路是从欧洲出发回到欧洲,这样规划最简单。我当时对纪录委员会说,我要从东方、从中国出发,这就要作很多的线路规划、探讨,重新花钱请专家论证,最后得到这个许可,这算是一个情结吧,与帆船手的四海为家也不矛盾。人毕竟是陆地动物,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希望最终回到岸上,和亲人、家人、朋友在一起。
  看世界:您的履历中已经有很多个第一了,其实在开始帆船运动之前,您就热衷于很多极限运动,能数出来的几乎都玩过,可以说冒险就是您的标签,这跟您的性格有关吗?是什么触发您半路出家做帆船手的?
  郭川:其实这是媒体或外界的一个印象,对我自己来说,没觉得和大家有多大不一样。也不是说我最初做那些事情就是要跳出来标新立异,为了和别人不一样,更多的是自己喜欢,是一种追求,性格里也确实有喜欢挑战的一面,当然到了现在这个程度,那肯定还是不一样了。
  成为帆船手是一个机缘,当时有机会登上朋友的船,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体验,并不是当即就决定要当一个帆船手。我做事情就是这样,会不断找机会、创造机会去体验航行。第一次是从香港到三亚的一个比赛,我稀里糊涂参加了,在船上当一名船员,其实更像是一个乘客。因为是私人的船,上别人的船就像去别人家做客一样。下来以后的好处是,别人还欢迎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就像在西方,你到别人家做客,两小时吃顿饭,如果感觉不好人家就不会再邀请你,何况是在船上两三天。所以我也幸运地得到第二次的邀请,这可能是留给人家的印象,使别人愿意接纳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我没有走弯路。帆船其实是个舶来品,我们过去600年航海历史的家底都退化得快没了,好多方面要向国外学习。好在语言帮了我,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接受,30多岁时以一个学生的心态再开始。
  看世界:您为帆船彻底改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官场生涯,这让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当时作出那样的人生选择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冲动还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郭川:关于职位方面,也并不能说是冲动,当时我是要离开。今天你们看到的只是光亮的一面,其实在体制里面,有我不喜欢的东西。做人来讲,我不喜欢的东西就不愿意去做,这可能是我个性当中的一面。那如果说收入方面,当帆船手是不赚钱的。当初离职领导说这是不可逆的,等于是归零了。我要知道这社会是这么变化,可能不会出来,当然这是调侃了。这十几年的变化很大,2000年的时候,大家生活状态相差不大,有财富的人可能离你比较远。可是你看青岛,2003、2004年时打不上车的就很少,房子两三千元每平米都不舍得买,也没有压力。现在钱比过去多很多,可是感觉并没有太多从容感、幸福感,就是被大势压迫着往前走的感觉。我其实也很有压力,很多时候在挣扎,好在这些年帆船给了我很多,包括与社会接轨的方面,人是需要有荣誉感的。所以你在做事情时,会忘掉一些东西,压力会少很多,不会那么焦虑。后来去欧洲训练比赛,义无反顾往前走,让自己视线窄一点,不要左顾右盼,如果左边看别人买了第二套房子,右边人家升官了,往前一看,你的朋友变成了亿万富翁,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看世界: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说,虽然您放弃了很多,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其实是有一种心理优越感的?
  郭川:到现在来讲,我可以认同你这个说法,但要走到这步不容易。其实从马斯洛的需求来说,人到最后是自我实现。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在经济上都相当不错,但感觉没有过去那么开心,方方面面压力很大。在交流当中,反而给我很多信心和感悟,大家对我的认可,并不是郭川是个另类、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到这个年龄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不管机遇也好,阴差阳错也好,吃苦换来的也好,得到这一切,能走到这一步我很欣慰。所以不是谈遗憾不遗憾了,而是人生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像环球航行这么难的事情,现在的准备工作已经非常非常难,如果换了另外一件事情、一种情况,我可能坚持不下来,现在反而还能应对,这与精神上自我的认可和别人的认可都有关系。
  看世界:47岁在这样的极限赛事中算是“高龄”了吧?这个年龄,一般人是喝茶、养生、进入半退休生活状态的阶段,您却选择这样更高难度的赛事,这种不断的挑战自我的强大动力来自哪里?
  郭川:47岁不算高龄,算偏高吧,四十几岁做这个事情的人有很多,很正常,在国外可能是30岁以后去做的人多一些。所以你们不要老讲这个,弄得我都要没信心了,呵呵,我自己从来不会去想那么多。
  看世界:当然您的状态完全不像实际年龄。
  郭川:对,精神方面其实弹性很大。挑战这样的赛事,我觉得还是过去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过去这几年在欧洲参加的一些赛事,包括沃尔沃、MINI,都是一种积累。我很幸运,也很兴奋,至少各方面没有感到什么不适,都处在积极的状态。这一切不仅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可,在国外专家和我的团队面前,大家都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因为外国人很直率,如果觉得这个事不靠谱的话,会直接跟你说出来。
  看世界:对您来说,帆船航海运动最大的魅力在哪儿?
  郭川:这个问题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其实现在它已经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了。比如我现在做这个事情(环球航行),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脑子里想着它,可以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哪怕天天吃一样的速食品,都无所谓。这就是它对我的吸引力,可以让你整个精神专注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可能就不一样。人到了这个年龄,感觉还可以像20多岁的人一样拼搏,这就足够了。谈到帆船,再具体到每天的航海上,比如今天风和日丽的,多开心啊,我觉得比在办公室里坐着要开心。可一会儿乌云密布,带来惊涛骇浪。一种反差,带动你肾上腺素的分泌,调动你所有的勇气、智慧和精力来应对,不能躲避。然后马上又雨过天晴,安静下来。就是说前面是不确定的,不断有挑战,人有时是需要有这种反差的。
  看世界:与前人相比,今天单人环球帆船航行有什么有利和不利的地方?
  郭川:这些年已经好很多,我们有那么先进的装备,那么好的导航、通讯,发达的全球救援体系,纯粹冒险的感觉已经少很多。但在几百年前,就像我们穿的东西哪有这么高科技,又轻又保暖,防水又透气,那时海上的生活多么艰苦,人类对地球的了解又有限,也没有先进的气象云图,未知的因素有很多,只能粗浅地去探索,那样的冒险精神是很值得尊敬的。像麦哲伦他们的航行,回得来一定会有减员的。当然现在的技术对人的要求更高,在船上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怎么操作复杂的电子设备、追求最高的效率,竞技性、专业性要求更高,对一个水手来说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看世界:帆船航海,看似浪漫实则艰苦,还伴随着危险。您这些年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帆船赛事中遭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郭川:在海上时常有危险,很多事上岸就忘记了。最近的一次危险就是去年在欧洲MINI赛事上。大风大浪下船侧翻了,当时是单人,人掉到海里,只抓住船舷边上一点。如果人船完全分离,那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在海里,别人如果第一时间不能找到你,生还机会就很渺茫,那次不说劫后余生也是虚惊一场。
  看世界:2008年,您被挑选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绿蛟龙”号的船员。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全球最著名、最艰苦的帆船比赛,代表了全球帆船的最高水平,获得参赛资格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郭川:对中国船员来说,门槛相对低,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船员。为什么我有这个机会,不是我和世界级的水平一样了,而是在中国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这点不谦虚地讲,我是最具代表性的。当时试训期间的几个人当中就留下了我,所以比较幸运,也给了我一个吃苦的机会。
  看世界:能成为沃尔沃帆船赛的船员是至高的荣誉,但听说您在航程中患上抑郁症,一度决定退出比赛?
  郭川:那时候身体是真的出现了问题,吃抗抑郁的药,感到沮丧,各种不适。我是所在船队11个船员中唯一的媒体船员。我们船队都由世界冠军、世界级的水手组成,大家每天24小时在一起。他们彼此很熟悉,很多船员是参加了上一届沃尔沃和美洲杯的,一个眼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像一个巴西球队里,突然加入一个蹩脚的中国球员,马上就上世界杯去踢球,你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过去我在体制内工作为什么被提升到那个程度,就是因为我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我应该和他们一样,但事实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从小开始训练,百里挑一的。像伊恩·沃克尔获得过两届奥运会银牌,有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有全英帆船联合会的会长,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骨子里面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要得到一种认同,所以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了压力,自己把自己压垮了。最后我走出来了,沃尔沃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从深度、宽度上增长了很多,使我的内心强大了。也正是经历过这一段,我现在才敢做环球航行,是有备而去。
  看世界:在帆船这个领域您有没有最佩服的水手,或者说您心目中有无一个探险英雄榜?
  郭川:没有一个特别的符号。在国外高水平的人很多,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也试图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有很多榜样,很难用一个人来代表。如果硬要选一个,几年前安迪·麦卡森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他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之后和世界最优秀的一些水手肩并肩接触,就能感觉他们有很真实的个性,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其实很幸运,从最初惴惴不安的一个学生,慢慢地和他们零距离走到一起,后来成为朋友。像沃尔沃结束时,组委会给我发一个奖。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所有同伴最真心地搂着我的肩膀跟我讲:“郭川,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不要犹豫,跟我联络。”比如这次我要做这个事情,他们各船的船长会给我录一段话,都是很真心地支持和祝福。像彪马的船长里德,会对着镜头说很高兴有一个人要做不间断全球航行,他是一个疯子,说着就把我搂进镜头。他是我非常尊重的、非常绅士的一个人,其实沃尔沃的历届船长们都有个人领袖魅力,跟他们相处无形中会在气场上积累一种信心。   看世界:完成环球航行之后,可有进一步的计划?
  郭川:现在没想这么多,眼前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挑战,而且不是百分百确定能成功,需要一些运气。在西方,比方说一个赞助商支持这个项目,支持你5年。为什么要5年?就是你一次完不成还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是这样的方式。所以你说下一步,下一步没准儿还是这个,就是把它完成。我们中国人可能什么事都注重一个结果,会先想到鲜花掌声。我前两天收到CNN帆船主播的邮件,他在追踪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你走到起跑线上已经付出了多少有形的准备,这个事情能够开始就已经很不容易,不要介意结果,只要有勇气往前走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不确定性,有悬念,所以自己更有动力和欲望去挑战。
  看世界:现在外面是媒体在采访您,是媒体在写您,您有将自己的经历闻见写下来的打算吗?
  郭川:当然想写,但问题是写什么东西。就像沃尔沃,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光环,我其实很想有机会把内心要垮下去那块写出来,如果是这部分,我是愿意写的,其他还真没想过要写什么。
  看世界:您这次的环球航行,是一个人、一艘40英尺(约合12米)长的小船、不补给、不靠岸,要完成这样的航程,要做哪些必需的训练和准备工作?在长达21600海里(约合4万千米)的航程中,可能遭遇的最大挑战和危险会是什么?
  郭川:我先前在欧洲训练了5年,这次回到国内挑战环球航行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毕业论文。这个项目从开始准备到现在已经3年时间,从开始决定用什么样的船,和船厂接洽,买船,到船的装备、改装、个性化,是有一个团队专门在做这些事情。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帆船会觉得都差不多,都是一根桅杆,一个帆,但是我要做纪录航行的帆船还是有些区别的。打个比方,就如同F1赛车与普通轿车的区别,需要有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这些个性化安装的工作就持续了1年左右。再比如船上有船体,有电子设备、帆、绳索,都要联络相关的厂家,我把我的想法和他们的专业知识结合消化再实施,这是一个团队化作业的过程。另外人在船上持续待100多天,包括睡眠、饮食、船上的生活都是训练的一部分,有很多内容。至于遭遇巨大危险,概率是比较小的,我肯定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当然这种危险还是比在陆地上骑个自行车要多得多,这也是让人分泌肾上腺素,激发挑战欲望的一个因素,我的本性里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
  看世界:100多天漫长的航行,要怎么打发孤独?聚少离多,家庭、亲人之间如何联系并维持情感的?
  郭川:空间上的孤独是毫无疑问的,100多天不要得失语症才好。但我的内心不孤独,因为在做我热爱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并不是被判无期徒刑关在一个单人房里面。另外这个期间有很多技术含量的工作,每天在思考、在动手,会非常忙碌。海上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现在阳光明媚,过一会就飘来一朵云,狂风大作、乌云密布。我把它当成一个比赛,环球一圈,地球就是一个赛场。就像你跑马拉松,平常走42公里,自己走没多久肯定无味了,但这是一个比赛的话,就必须坚持下来。毕竟我没有经历过100多天单独的航行,我也很期待。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积极的心态,就足够了。至于维系与家人的情感,现在好多了,有各种通讯方式,网络、视频都可以。而且我总是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暂时的,将来还是要上岸手牵手地生活,不是说我就永远漂在海上。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亲情的支持。
  看世界:您的帆船叫“青岛”号,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郭川:当然是跟青岛这个城市有关系,我也和青岛有密切的关系。我是青岛人,在这出生长大,这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包括后来我用另一艘“青岛”号帆船做了与奥运、政府有关的一系列宣传活动等。
  看世界:作为帆船手,典型的四海为家,为什么您有这么浓厚的青岛情结?青岛在您的成长历程中、在您的帆船生涯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郭川:这个不矛盾。至于说一种情结,不是“青岛”这个符号、这两个字,而是靠一些有形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给我一种情感的联络。也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青岛长大,而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的大本营在北京,当年大学毕业就留在北京,而我人生这后面10年时间,尤其帆船方面与青岛密切相关,它带给我的东西有很多。如果我最后要选择一个城市落叶归根,那就是青岛。环球航行的标准线路是从欧洲出发回到欧洲,这样规划最简单。我当时对纪录委员会说,我要从东方、从中国出发,这就要作很多的线路规划、探讨,重新花钱请专家论证,最后得到这个许可,这算是一个情结吧,与帆船手的四海为家也不矛盾。人毕竟是陆地动物,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希望最终回到岸上,和亲人、家人、朋友在一起。
  看世界:您的履历中已经有很多个第一了,其实在开始帆船运动之前,您就热衷于很多极限运动,能数出来的几乎都玩过,可以说冒险就是您的标签,这跟您的性格有关吗?是什么触发您半路出家做帆船手的?
  郭川:其实这是媒体或外界的一个印象,对我自己来说,没觉得和大家有多大不一样。也不是说我最初做那些事情就是要跳出来标新立异,为了和别人不一样,更多的是自己喜欢,是一种追求,性格里也确实有喜欢挑战的一面,当然到了现在这个程度,那肯定还是不一样了。
  成为帆船手是一个机缘,当时有机会登上朋友的船,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体验,并不是当即就决定要当一个帆船手。我做事情就是这样,会不断找机会、创造机会去体验航行。第一次是从香港到三亚的一个比赛,我稀里糊涂参加了,在船上当一名船员,其实更像是一个乘客。因为是私人的船,上别人的船就像去别人家做客一样。下来以后的好处是,别人还欢迎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就像在西方,你到别人家做客,两小时吃顿饭,如果感觉不好人家就不会再邀请你,何况是在船上两三天。所以我也幸运地得到第二次的邀请,这可能是留给人家的印象,使别人愿意接纳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我没有走弯路。帆船其实是个舶来品,我们过去600年航海历史的家底都退化得快没了,好多方面要向国外学习。好在语言帮了我,还有对西方文化的接受,30多岁时以一个学生的心态再开始。
  看世界:您为帆船彻底改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官场生涯,这让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当时作出那样的人生选择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冲动还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郭川:关于职位方面,也并不能说是冲动,当时我是要离开。今天你们看到的只是光亮的一面,其实在体制里面,有我不喜欢的东西。做人来讲,我不喜欢的东西就不愿意去做,这可能是我个性当中的一面。那如果说收入方面,当帆船手是不赚钱的。当初离职领导说这是不可逆的,等于是归零了。我要知道这社会是这么变化,可能不会出来,当然这是调侃了。这十几年的变化很大,2000年的时候,大家生活状态相差不大,有财富的人可能离你比较远。可是你看青岛,2003、2004年时打不上车的就很少,房子两三千元每平米都不舍得买,也没有压力。现在钱比过去多很多,可是感觉并没有太多从容感、幸福感,就是被大势压迫着往前走的感觉。我其实也很有压力,很多时候在挣扎,好在这些年帆船给了我很多,包括与社会接轨的方面,人是需要有荣誉感的。所以你在做事情时,会忘掉一些东西,压力会少很多,不会那么焦虑。后来去欧洲训练比赛,义无反顾往前走,让自己视线窄一点,不要左顾右盼,如果左边看别人买了第二套房子,右边人家升官了,往前一看,你的朋友变成了亿万富翁,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做了。
  看世界: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说,虽然您放弃了很多,选择了这样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其实是有一种心理优越感的?
  郭川:到现在来讲,我可以认同你这个说法,但要走到这步不容易。其实从马斯洛的需求来说,人到最后是自我实现。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们在经济上都相当不错,但感觉没有过去那么开心,方方面面压力很大。在交流当中,反而给我很多信心和感悟,大家对我的认可,并不是郭川是个另类、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到这个年龄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不管机遇也好,阴差阳错也好,吃苦换来的也好,得到这一切,能走到这一步我很欣慰。所以不是谈遗憾不遗憾了,而是人生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像环球航行这么难的事情,现在的准备工作已经非常非常难,如果换了另外一件事情、一种情况,我可能坚持不下来,现在反而还能应对,这与精神上自我的认可和别人的认可都有关系。
  看世界:47岁在这样的极限赛事中算是“高龄”了吧?这个年龄,一般人是喝茶、养生、进入半退休生活状态的阶段,您却选择这样更高难度的赛事,这种不断的挑战自我的强大动力来自哪里?
  郭川:47岁不算高龄,算偏高吧,四十几岁做这个事情的人有很多,很正常,在国外可能是30岁以后去做的人多一些。所以你们不要老讲这个,弄得我都要没信心了,呵呵,我自己从来不会去想那么多。
  看世界:当然您的状态完全不像实际年龄。
  郭川:对,精神方面其实弹性很大。挑战这样的赛事,我觉得还是过去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过去这几年在欧洲参加的一些赛事,包括沃尔沃、MINI,都是一种积累。我很幸运,也很兴奋,至少各方面没有感到什么不适,都处在积极的状态。这一切不仅仅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认可,在国外专家和我的团队面前,大家都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因为外国人很直率,如果觉得这个事不靠谱的话,会直接跟你说出来。
  看世界:对您来说,帆船航海运动最大的魅力在哪儿?
  郭川:这个问题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其实现在它已经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了。比如我现在做这个事情(环球航行),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脑子里想着它,可以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哪怕天天吃一样的速食品,都无所谓。这就是它对我的吸引力,可以让你整个精神专注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可能就不一样。人到了这个年龄,感觉还可以像20多岁的人一样拼搏,这就足够了。谈到帆船,再具体到每天的航海上,比如今天风和日丽的,多开心啊,我觉得比在办公室里坐着要开心。可一会儿乌云密布,带来惊涛骇浪。一种反差,带动你肾上腺素的分泌,调动你所有的勇气、智慧和精力来应对,不能躲避。然后马上又雨过天晴,安静下来。就是说前面是不确定的,不断有挑战,人有时是需要有这种反差的。
  看世界:与前人相比,今天单人环球帆船航行有什么有利和不利的地方?
  郭川:这些年已经好很多,我们有那么先进的装备,那么好的导航、通讯,发达的全球救援体系,纯粹冒险的感觉已经少很多。但在几百年前,就像我们穿的东西哪有这么高科技,又轻又保暖,防水又透气,那时海上的生活多么艰苦,人类对地球的了解又有限,也没有先进的气象云图,未知的因素有很多,只能粗浅地去探索,那样的冒险精神是很值得尊敬的。像麦哲伦他们的航行,回得来一定会有减员的。当然现在的技术对人的要求更高,在船上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怎么操作复杂的电子设备、追求最高的效率,竞技性、专业性要求更高,对一个水手来说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看世界:帆船航海,看似浪漫实则艰苦,还伴随着危险。您这些年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帆船赛事中遭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郭川:在海上时常有危险,很多事上岸就忘记了。最近的一次危险就是去年在欧洲MINI赛事上。大风大浪下船侧翻了,当时是单人,人掉到海里,只抓住船舷边上一点。如果人船完全分离,那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在海里,别人如果第一时间不能找到你,生还机会就很渺茫,那次不说劫后余生也是虚惊一场。
  看世界:2008年,您被挑选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绿蛟龙”号的船员。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全球最著名、最艰苦的帆船比赛,代表了全球帆船的最高水平,获得参赛资格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郭川:对中国船员来说,门槛相对低,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船员。为什么我有这个机会,不是我和世界级的水平一样了,而是在中国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就这点不谦虚地讲,我是最具代表性的。当时试训期间的几个人当中就留下了我,所以比较幸运,也给了我一个吃苦的机会。
  看世界:能成为沃尔沃帆船赛的船员是至高的荣誉,但听说您在航程中患上抑郁症,一度决定退出比赛?
  郭川:那时候身体是真的出现了问题,吃抗抑郁的药,感到沮丧,各种不适。我是所在船队11个船员中唯一的媒体船员。我们船队都由世界冠军、世界级的水手组成,大家每天24小时在一起。他们彼此很熟悉,很多船员是参加了上一届沃尔沃和美洲杯的,一个眼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像一个巴西球队里,突然加入一个蹩脚的中国球员,马上就上世界杯去踢球,你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过去我在体制内工作为什么被提升到那个程度,就是因为我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所以我看到他们的时候觉得我应该和他们一样,但事实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从小开始训练,百里挑一的。像伊恩·沃克尔获得过两届奥运会银牌,有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有全英帆船联合会的会长,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骨子里面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要得到一种认同,所以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了压力,自己把自己压垮了。最后我走出来了,沃尔沃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从深度、宽度上增长了很多,使我的内心强大了。也正是经历过这一段,我现在才敢做环球航行,是有备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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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错过巴黎或者米兰时装周的最新流行展也没有关系,流行并非只在T台上展现,时尚也不仅局限在巴黎和米兰。在异彩纷呈的电影里,抢眼服饰比比皆是。        在《穿普拉达的女王》这部以时尚界为背景的影片中,满天飞舞的名牌服饰和梅丽尔·斯特丽普的老辣演技无疑是最大看点。电影迷可以欣赏斯特丽普的表演,时尚迷则可以像寻宝一样发掘片中女主角服饰品牌的归属。      1. 两大美女娜塔丽·波特曼和斯嘉丽·约
在欧洲,很多店铺下午5点准时下班,商业街上的店最多也就开到晚上七八点。周末,很多店铺干脆不开门。就连理发店也是按时上下班,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赚钱,难道人们不是下班了才能去理发吗? 没有选择,欧洲人只能聚集在营业时间很长的酒吧和咖啡店。一杯啤酒,一杯咖啡消磨整个晚上。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从以前的“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用”转变成“做这件事情有趣吗”。在公园里晒太阳,和没有任何工作关系的朋友聊天,没什
年近60岁的祖罗夫很想像常人一样,在退休之后颐养天年。但身为“最后的纳粹捕手”的他,在退休前还有一个夙愿未了——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生”。他会不会如愿以偿呢?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专门抓纳粹的中心    祖罗夫,1948年生于纽约,在以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是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当1945年美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诺曼底发现了东洋人,盟军试图对话,但谁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在韩国导演姜帝圭的作品《登陆之日》的预告片的开头,浮现的正是这些字。  在电影网站,对该电影最多的评论却是“韩国人的意淫之作”。其实,网友大多并没有了解历史的细节,这个故事并非姜帝圭“意淫”出来。  他是一个朝鲜人,他生于1920年,原籍朝鲜新义州,1938年加入日本关东军,后来在中苏边境沦为苏军俘虏,随后被编入苏联
从《唐山大地震》的唐山市政府,到《非诚勿扰1》的杭州,再到《非诚勿扰2》的北京和三亚,通过全国几万块大银幕来营销,打造城市旅游和文化品牌,已经成了一种时髦。  一个城市和一个企业在本质上并没有不同,一个城市本身也要和其他城市竞争,不管是吸引投资,还是吸引旅游,只要有竞争的地方就需要营销和品牌的推广。营销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电影应该是营销推广的利器之一,但是如果借助拍摄的电影或电视剧没有火呢?   
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对于身处政坛的政客们来说,这种体味最为深刻。政治舞台的高光和权力带来的无上快感一直都是部分政要高官们所恋恋不舍的。因此,为了避免人走茶凉的悲剧,很多已经到站下台的政客往往会谋求东山再起。  当年谢安从东山复出入仕时,门阀里流传着大意为“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这样一句话。而如今世界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政客们,除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更多的还是谋求重掌权柄的快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