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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中国政局急转直下,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归于失败。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大部被破坏，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腥风血雨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上，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内战,我党也由此开始了对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领导：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即白区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与国民党开展合法的、隐蔽的斗争，以支援公开的武装斗争。刘少奇则是党在白区工作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创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新局面，在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具魅力，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智慧，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艰难曲折的岁月。
积极抵制“左”倾错误，却被
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白区斗争形势固然险恶，但最令少奇同志感到困惑的却是来自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跌入低潮。而党内某些领导人却不顾客观事实，仍认为革命处于高潮，要求采取一切斗争手段使之“高涨再高涨”、“进攻、进攻再进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在白区的工作屡屡受挫，革命力量损失极大。为了扭转白区工作的不利局面，刘少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少奇同志深知，在中共党内，“左”倾思潮是有根源的。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就发觉在工人群众中有一种自发的“左”倾情绪。他们往往提出许多过高的要求，如无限制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扩大工会权力等。如达不到这些要求，则动辄以罢工或怠工相威胁。刘少奇曾试图加以说服和劝阻，但收效甚微，并为此遭受党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他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安源当时的状况和自己苦闷的心情：“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后来在广州、武汉等地刘少奇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他的警觉和深思。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把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了一条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1年10月5日，秉性正直的刘少奇给中共临时中央写了题为《关于工运的意见》的信，陈述了他对工人斗争形势和策略的看法，并对临时中央关于工人斗争形势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此却十分恼火，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认为他“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并先后两次派人同他谈话，要他对是否接受中央批评即刻表态。少奇同志没有屈服，他再次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重申自己的观点。不久，刘少奇被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怀着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了组织处理，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基层工厂的火热斗争中去，但捍卫真理的决心却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一些少壮派军人发生了“左”倾盲目行为。为提请党对此事的警觉，在北平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给当时党中央负责人洛甫（即张闻天）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谈了自己对群众中“左”倾行为的见解。少奇同志认为，工人中间存在的“左”倾情绪，除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幼稚阶段因而有自身的弱点外，主要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一味迁就、纵容这种情绪，犯了“左”倾错误。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着。”“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力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少奇同志的这些精辟见解，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批评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
竟被指责为“反提纲”、“反决议”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工人“左”倾情绪的问题上刘少奇受到了党内的指责和批评，那么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他受到的压力则更大，这压力甚至来自于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联共党内。
所谓“黄色工会”，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与把持的工人组织，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在中国，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出现的，如上海报界工会、上海邮务工会、南洋烟草工会等在工人中还颇具影响。如何对待这些黄色工会，实际上涉及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我们党对工人运动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
1930年8月，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黄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当年参加这次大会的杨尚昆回忆说：“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职工国际的帽子确实吓人：“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卢福坦就曾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如下批评：根据你从赤色国际回来后所发表的许多意见，表明你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央将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你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要接受中央的这个批评。
面对巨大的压力，少奇同志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3月，他又撰写了《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少奇同志充分阐述了在白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遗憾的是，少奇同志的这些文章再次拉开了他同中共临时中央的距离，进而惹火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1932年3月，王明在他的“左”倾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再版书后”中，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批判。中共临时中央掌握的刊物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公开、半公开地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少奇同志之前所撰写的那些文章，也就正好成了挨批的靶子。
剖析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等重大关系，提出
一整套白区斗争策略，终被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白区斗争因形势的险恶、敌我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我们不少的斗争只能采取秘密的形式。但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必须适当地组织一些公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公开斗争如何与合法斗争结合的问题。
少奇同志认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工厂法”、“工会法”，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压迫工人阶级，束缚工人群众，但国民党为了欺骗工人阶级，又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例如，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10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制；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进行抚恤救济等。为此，共产党就要善于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中这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规定的利益，并借此揭露国民党的欺骗，这样便更有益于工运工作。假如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一概持“绝对反对”的态度，而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那就不仅一事无成，更会有一些反面作用产生，使自己孤立起来。少奇同志主张，进行合法斗争不但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国民党开展的其他活动、运动我们也可加以利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活动、民族扫墓活动、纪念节活动，乃至于儿童节活动、植树活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
利用国民党开展的这些运动进行斗争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使国民党和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因为这种斗争和要求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民党不便制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共产党能够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的合法斗争就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他们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设课堂、发新衣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在于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北方局利用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形势，进行了许多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如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前后，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他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少奇同志还在1937年二、三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
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在血的事实面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清算，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的正确性逐步为全党所公认。在1937年6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称赞刘少奇在系统地指出党过去一段时间在白区工作中所害的病症的问题上，“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中国国内的第一人。
积极抵制“左”倾错误，却被
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白区斗争形势固然险恶，但最令少奇同志感到困惑的却是来自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跌入低潮。而党内某些领导人却不顾客观事实，仍认为革命处于高潮，要求采取一切斗争手段使之“高涨再高涨”、“进攻、进攻再进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在白区的工作屡屡受挫，革命力量损失极大。为了扭转白区工作的不利局面，刘少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少奇同志深知，在中共党内，“左”倾思潮是有根源的。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就发觉在工人群众中有一种自发的“左”倾情绪。他们往往提出许多过高的要求，如无限制地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扩大工会权力等。如达不到这些要求，则动辄以罢工或怠工相威胁。刘少奇曾试图加以说服和劝阻，但收效甚微，并为此遭受党内的指责，被斥为“机会主义”。他在后来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安源当时的状况和自己苦闷的心情：“在‘二七’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要求进攻，这种情形将我苦闷欲死。”后来在广州、武汉等地刘少奇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更为严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他的警觉和深思。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把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了一条更为“左”倾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1年10月5日，秉性正直的刘少奇给中共临时中央写了题为《关于工运的意见》的信，陈述了他对工人斗争形势和策略的看法，并对临时中央关于工人斗争形势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临时中央领导人对此却十分恼火，否决了刘少奇的意见，认为他“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并先后两次派人同他谈话，要他对是否接受中央批评即刻表态。少奇同志没有屈服，他再次给中央写了《关于工运问题》的信，重申自己的观点。不久，刘少奇被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怀着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了组织处理，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基层工厂的火热斗争中去，但捍卫真理的决心却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一些少壮派军人发生了“左”倾盲目行为。为提请党对此事的警觉，在北平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给当时党中央负责人洛甫（即张闻天）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谈了自己对群众中“左”倾行为的见解。少奇同志认为，工人中间存在的“左”倾情绪，除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幼稚阶段因而有自身的弱点外，主要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一味迁就、纵容这种情绪，犯了“左”倾错误。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这一点我提出过很多次，也是很多次被当作机会主义来批评过我的。然而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着。”“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一切的‘左’倾错误，认为这些‘左’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力发扬，而且谁要说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人的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少奇同志的这些精辟见解，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批评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
竟被指责为“反提纲”、“反决议”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工人“左”倾情绪的问题上刘少奇受到了党内的指责和批评，那么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他受到的压力则更大，这压力甚至来自于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联共党内。
所谓“黄色工会”，是指由资产阶级控制与把持的工人组织，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在中国，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出现的，如上海报界工会、上海邮务工会、南洋烟草工会等在工人中还颇具影响。如何对待这些黄色工会，实际上涉及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我们党对工人运动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
1930年8月，刘少奇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黄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当年参加这次大会的杨尚昆回忆说：“联共派驻职工国际的领导人不顾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一律在黄色工会里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并提出了决议案。少奇同志不赞成，认为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黄色工会势力很大而赤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企图在里面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主张赤色工会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待条件成熟时，才可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是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孤立起来。在执委会表决这个决议案时，少奇同志坚决反对，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另一个决议案，这就冒犯了职工国际领导人，说他的决议案是‘反提纲’、‘反决议’。这种提法是很吓人的，因为这是当时联共批判托洛茨基的语言。”
职工国际的帽子确实吓人：“职工国际领导人给少奇同志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且一直戴到国内，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同志不明真相，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据此攻击少奇同志。”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卢福坦就曾对少奇同志提出过如下批评：根据你从赤色国际回来后所发表的许多意见，表明你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央将在党的会议上宣布你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要接受中央的这个批评。
面对巨大的压力，少奇同志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从1931年11月至1932年3月，他又撰写了《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少奇同志充分阐述了在白区开展工人运动的策略思想。遗憾的是，少奇同志的这些文章再次拉开了他同中共临时中央的距离，进而惹火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1932年3月，王明在他的“左”倾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再版书后”中，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批判。中共临时中央掌握的刊物上也接连发表文章，公开、半公开地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少奇同志之前所撰写的那些文章，也就正好成了挨批的靶子。
剖析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等重大关系，提出
一整套白区斗争策略，终被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白区斗争因形势的险恶、敌我力量的悬殊决定了我们不少的斗争只能采取秘密的形式。但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必须适当地组织一些公开斗争，这样就出现了公开斗争如何与合法斗争结合的问题。
少奇同志认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工厂法”、“工会法”，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压迫工人阶级，束缚工人群众，但国民党为了欺骗工人阶级，又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例如，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10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制；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进行抚恤救济等。为此，共产党就要善于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中这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规定的利益，并借此揭露国民党的欺骗，这样便更有益于工运工作。假如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一概持“绝对反对”的态度，而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那就不仅一事无成，更会有一些反面作用产生，使自己孤立起来。少奇同志主张，进行合法斗争不但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国民党开展的其他活动、运动我们也可加以利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活动、民族扫墓活动、纪念节活动，乃至于儿童节活动、植树活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
利用国民党开展的这些运动进行斗争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使国民党和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因为这种斗争和要求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民党不便制止；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共产党能够取得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更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的合法斗争就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他们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设课堂、发新衣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在于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北方局利用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形势，进行了许多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如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6年前后，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写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多篇文章，提出一整套策略方针。特别是1936年4月他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阐明了白区斗争中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是中共关于白区工作的第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件，是指导白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共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随后，少奇同志还在1937年二、三月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总结中共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刘少奇的这一举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的先声。
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在血的事实面前，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受到清算，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的正确性逐步为全党所公认。在1937年6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称赞刘少奇在系统地指出党过去一段时间在白区工作中所害的病症的问题上，“是一针见血的医生”。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历史性的评价：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无论是提出白区斗争的一整套策略方针，还是全面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刘少奇都是中国国内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