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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腐，进入到新的阶段。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的反腐败宣言。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是《宣言》的核心内容。《宣言》还提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宣言》搭建了最大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平台，将对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反腐败国际合作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在此之前，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开展针对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工作的专项行动“猎狐2014”，自那一日起，上海将“猎狐”提升至“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社会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秩序、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在全国各省级机关中对此项行动，设置了最高规格的组织架构。
为表明中国警方境外追逃的决心，也为了规劝尚在境外逃亡的犯罪嫌疑人早日认清形势归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神秘的上海803公安大院向《新民周刊》记者敞开了大门。
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间总面积不过十多个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乍看上去很不起眼，却是上海整个“猎狐2014”专项行动的心脏——上海“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
100余天来，上海警方已从14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约占全国同期缉捕劝返总数的1/9，暂列全国第三，提前实现了专项行动设定的目标，尤其是在南美、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突破。
长达17年的追捕
“猎狐”警员一踏上印度尼西亚的国土，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撑力，他们说，公安部发起的“猎狐”名噪海外，他们前去缉捕犯罪嫌疑人张宏（化名）时 ，所得到的中国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配合度是以前所不敢想象的。
17年前的1997年，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的张宏逃亡印度尼西亚，从此藏匿该国，也由此成为上海在册出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年限最长的一个。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徐长华总队长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曾谈及，有些犯罪嫌疑人面对前来缉捕的中国警员很意外也很感慨，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还来抓我。
经侦总队一支队侦查员苏德荣铆足了劲，说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他也要将张宏缉捕归案。1997年8月1日，在上海某银行的溧阳路营业所，张宏冒充银行经理，伙同他人用一张伪造的企业存款证实书将某单位一张面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本票骗走并转账提现，造成被害单位巨额财产损失。
同年8月28日，上海警方接到受害单位报案，当时经侦总队尚未成立，由当时的刑侦总队八支队负责侦查。短期内，警方掌握了张宏的出逃轨迹：南京、重庆、成都、广州、北海，一路紧追不舍，但由于当时信息滞后，10月4日，张宏从海口机场出境逃往了印尼。
张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回忆，出逃时，他的女儿才刚刚6岁，他骗妻女说出差，就踏上了逃亡路。原本张宏的计划是逃到印尼后“洗白”身份，以印尼国民的身份再逃亡第三国，但未料想，刚到印尼就遇上了1998年的“排华事件”。
上海警方本已与张宏取得联系，规劝其回国投案，但“排华事件”的发生却让案件陷入了停顿。
张宏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他说，“排华事件”发生后，他不敢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整天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张宏出逃时随身带走了60多万元人民币，但到印尼后不到一年就花光陷入了窘境，用他的话讲，“用魔鬼的方式赚到的钱，最终还要用在魔鬼身上”。
张宏花钱从黑市购买印尼身份，至归案时，已经在印尼换了七次身份，其中第一年就换了五次，但前六次的身份都被骗。
为了躲避中国警察的追捕与印尼警方的盘查，张宏不得不东躲西藏，他在印尼的各个地区辗转藏匿，当过矿工、在棕榈园打过工，也在印尼海边养过鱼虾。因为从黑市购买的身份证是假的，被执法人员盘查时，他每次都不得不花钱打点，最贵的一次送给对方一块劳力士手表，最便宜的一次花了差不多十多元人民币的印尼盾就脱身了。
因为逃亡，张宏的妻子最终在国内起诉离婚，2000年，张宏在印尼与一名华侨女子结婚，但隐瞒了他被中国警方追捕的内情。
再婚后的张宏收养了两名养女，并信奉了当地盛行的宗教，以求内心的安宁，五年前，他突然有了归国了结案件的念头，却一直没有自首的勇气。
张宏最终通过一名与他相交甚好的印尼村长获得了他的第七份身份证，这一次没有花钱，所有手续齐备。
他落脚在巴厘岛，成为了一名导游，直到这时，他才敢说中国话，但却不敢讲母语上海话，事实上，因为17年间一直刻意隐瞒上海人的身份，他归案后发现自己连上海话都已不会说。
徐长华总队长总结上海境外追逃经验时首先提及了“基础信息战”的重要性，追逃在境外，但基础在国内，必须建立一人一档案，实时更新，确保基础信息扎实可靠。
“我们是上海的”
虽然对上海警方而言，张宏“生死未卜”，但却始终不曾放弃，2011年，张宏出逃第十三年，上海警方获悉张宏在巴厘岛从事导游，随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球发布了红色通报。
2013年5月，经过2年的漫长等待，国际刑警印尼国家中心局传来消息，有一名与张宏相仿的男子因身份问题，正在接受巴厘岛移民局审查，希望中国方面进一步提供指纹、DNA等信息，以便核实。但当中国方面将张宏的相关信息搜集完毕并派员赴印度尼西亚开展进一步工作时才得知，张宏已经趁看守不备，逃离移民机关监管场所。
2014年7月，中国公安部“猎狐”，专案组获悉了张宏的新身份以及落脚点，上海警方立即向公安部、国合局汇报行动方案。
8月26日，经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市政府外事办批准，抓捕小组飞赴印尼，公安部专门安排了一名官员随行协助国际警务合作。
9月1日，正在旅行社开会的张宏被抓获，苏德荣用上海话说了一句“我们是上海的”。张宏就明白了一切。 以上海为例，2014年1月1日统计，全部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5%左右名属经侦管辖，大多是在此前我国国际警务合作尚薄弱的时期出逃境外，出逃时间在10年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最长的达17年之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有要求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引渡、遣返的力度。
“猎狐”行动全面提升了我国国际警务协作的水平，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徐长华透露，上海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防逃控逃追逃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提升防逃控逃的能力。
再狡猾的“狐狸”也将无处遁形！
中国织就国际追逃追赃网络
2014年1月1日，修改后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新增了“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的规定。这些规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腐败官员将资产转移海外的现象，并切断金融资产流失到国外的路径。公安部反洗钱中心、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也加大了对地下钱庄、涉嫌洗钱的可疑账户打击和监管。
针对“裸官”，中共中央1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各地政府随后加大对官员出境的管制，进一步收紧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境的审批。
3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中纪委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该局具有组织查办案件的职能。
5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到了7月，“猎狐”登场，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最高检对外宣布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潜逃境外人员数据库。
9月，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同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任负责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单位负责人士组成。
（首席记者/杨江）
11月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的反腐败宣言。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是《宣言》的核心内容。《宣言》还提出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宣言》搭建了最大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平台，将对今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反腐败国际合作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在此之前，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开展针对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工作的专项行动“猎狐2014”，自那一日起，上海将“猎狐”提升至“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社会公平正义、市场经济秩序、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在全国各省级机关中对此项行动，设置了最高规格的组织架构。
为表明中国警方境外追逃的决心，也为了规劝尚在境外逃亡的犯罪嫌疑人早日认清形势归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神秘的上海803公安大院向《新民周刊》记者敞开了大门。
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间总面积不过十多个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乍看上去很不起眼，却是上海整个“猎狐2014”专项行动的心脏——上海“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
100余天来，上海警方已从14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约占全国同期缉捕劝返总数的1/9，暂列全国第三，提前实现了专项行动设定的目标，尤其是在南美、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突破。
长达17年的追捕
“猎狐”警员一踏上印度尼西亚的国土，就强烈感受到了这种“国家力量”的强大支撑力，他们说，公安部发起的“猎狐”名噪海外，他们前去缉捕犯罪嫌疑人张宏（化名）时 ，所得到的中国国家层面的支持以及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配合度是以前所不敢想象的。
17年前的1997年，涉嫌金融凭证诈骗的张宏逃亡印度尼西亚，从此藏匿该国，也由此成为上海在册出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年限最长的一个。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徐长华总队长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曾谈及，有些犯罪嫌疑人面对前来缉捕的中国警员很意外也很感慨，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还来抓我。
经侦总队一支队侦查员苏德荣铆足了劲，说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他也要将张宏缉捕归案。1997年8月1日，在上海某银行的溧阳路营业所，张宏冒充银行经理，伙同他人用一张伪造的企业存款证实书将某单位一张面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本票骗走并转账提现，造成被害单位巨额财产损失。
同年8月28日，上海警方接到受害单位报案，当时经侦总队尚未成立，由当时的刑侦总队八支队负责侦查。短期内，警方掌握了张宏的出逃轨迹：南京、重庆、成都、广州、北海，一路紧追不舍，但由于当时信息滞后，10月4日，张宏从海口机场出境逃往了印尼。
张宏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回忆，出逃时，他的女儿才刚刚6岁，他骗妻女说出差，就踏上了逃亡路。原本张宏的计划是逃到印尼后“洗白”身份，以印尼国民的身份再逃亡第三国，但未料想，刚到印尼就遇上了1998年的“排华事件”。
上海警方本已与张宏取得联系，规劝其回国投案，但“排华事件”的发生却让案件陷入了停顿。
张宏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他说，“排华事件”发生后，他不敢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整天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张宏出逃时随身带走了60多万元人民币，但到印尼后不到一年就花光陷入了窘境，用他的话讲，“用魔鬼的方式赚到的钱，最终还要用在魔鬼身上”。
张宏花钱从黑市购买印尼身份，至归案时，已经在印尼换了七次身份，其中第一年就换了五次，但前六次的身份都被骗。
为了躲避中国警察的追捕与印尼警方的盘查，张宏不得不东躲西藏，他在印尼的各个地区辗转藏匿，当过矿工、在棕榈园打过工，也在印尼海边养过鱼虾。因为从黑市购买的身份证是假的，被执法人员盘查时，他每次都不得不花钱打点，最贵的一次送给对方一块劳力士手表，最便宜的一次花了差不多十多元人民币的印尼盾就脱身了。
因为逃亡，张宏的妻子最终在国内起诉离婚，2000年，张宏在印尼与一名华侨女子结婚，但隐瞒了他被中国警方追捕的内情。
再婚后的张宏收养了两名养女，并信奉了当地盛行的宗教，以求内心的安宁，五年前，他突然有了归国了结案件的念头，却一直没有自首的勇气。
张宏最终通过一名与他相交甚好的印尼村长获得了他的第七份身份证，这一次没有花钱，所有手续齐备。
他落脚在巴厘岛，成为了一名导游，直到这时，他才敢说中国话，但却不敢讲母语上海话，事实上，因为17年间一直刻意隐瞒上海人的身份，他归案后发现自己连上海话都已不会说。
徐长华总队长总结上海境外追逃经验时首先提及了“基础信息战”的重要性，追逃在境外，但基础在国内，必须建立一人一档案，实时更新，确保基础信息扎实可靠。
“我们是上海的”
虽然对上海警方而言，张宏“生死未卜”，但却始终不曾放弃，2011年，张宏出逃第十三年，上海警方获悉张宏在巴厘岛从事导游，随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全球发布了红色通报。
2013年5月，经过2年的漫长等待，国际刑警印尼国家中心局传来消息，有一名与张宏相仿的男子因身份问题，正在接受巴厘岛移民局审查，希望中国方面进一步提供指纹、DNA等信息，以便核实。但当中国方面将张宏的相关信息搜集完毕并派员赴印度尼西亚开展进一步工作时才得知，张宏已经趁看守不备，逃离移民机关监管场所。
2014年7月，中国公安部“猎狐”，专案组获悉了张宏的新身份以及落脚点，上海警方立即向公安部、国合局汇报行动方案。
8月26日，经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市政府外事办批准，抓捕小组飞赴印尼，公安部专门安排了一名官员随行协助国际警务合作。
9月1日，正在旅行社开会的张宏被抓获，苏德荣用上海话说了一句“我们是上海的”。张宏就明白了一切。 以上海为例，2014年1月1日统计，全部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5%左右名属经侦管辖，大多是在此前我国国际警务合作尚薄弱的时期出逃境外，出逃时间在10年以上的犯罪嫌疑人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最长的达17年之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就有要求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引渡、遣返的力度。
“猎狐”行动全面提升了我国国际警务协作的水平，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徐长华透露，上海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防逃控逃追逃工作长效机制，不断提升防逃控逃的能力。
再狡猾的“狐狸”也将无处遁形！
中国织就国际追逃追赃网络
2014年1月1日，修改后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新增了“要求拥有海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申报相关情况”的规定。这些规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腐败官员将资产转移海外的现象，并切断金融资产流失到国外的路径。公安部反洗钱中心、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也加大了对地下钱庄、涉嫌洗钱的可疑账户打击和监管。
针对“裸官”，中共中央1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各地政府随后加大对官员出境的管制，进一步收紧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境的审批。
3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中纪委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该局具有组织查办案件的职能。
5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
到了7月，“猎狐”登场，公安部召开会议，部署“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
最高检对外宣布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加大对重点案件的督办力度，健全潜逃境外人员数据库。
9月，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同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任负责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单位负责人士组成。
（首席记者/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