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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影业陷入低迷。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当，我国电影产业在下半年逐步恢复生机，全年票房超200亿元，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当前，抗疫形势依旧严峻，中国电影产业即面危局又逢变局，如何化危为机，不仅“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是我们亟需思考的问题。
电影产业包括制片、发行、放映三大环节，制片是后两者的基础。离开优质的电影产品，就不会有健康的电影产业。我们需要创作出更多兼具艺术感染力和市场号召力的佳作，填补国外大片撤档延期带来的空白。
近几年，国内多地都把电影作为拉动文化产业和传播城市形象的突破口，建设影视基地，加大扶持力度，吸引企业落地生根。海南省自2020年6月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后，新增影视企业600余家[1];厦门市近两年新增影视企业近1000家[2];佛山市自2016年南方影视中心落户以来，影视企业从65家增长到1700家[3];青岛市2019年新增影视企业300余家[4]。这必然对影视产业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既可能孕育出新的增长极，也可能面临同质建设导致的集而不群、群而不忧的风险。
文章利用产业网络分析法创建中国制片企业合作网，分析其拓扑结构、聚集特性、核心节点、空间分布，刻画当前我国制片产业的整体格局，提出我国制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路径，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绝地反击、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電影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文化产品，电影创作需要多主体合作完成。如果将制片企业视为节点、企业间的合作视为连线，则形成该片的制片网络，进而生成中国电影整体制片网络。研究表明，各国家电影制片网络结构不尽相同。好莱坞电影网络是大量中小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形成的“桦树状”结构，印度宝莱坞电影网络是围绕着家族企业形成的“榕树状”结构，这也是印度电影产业成功的关键。[5]制片企业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集聚特性，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以及中国横店都是典型的电影产业集群。企业间的跨集群合作使城市成为网络中的节点，企业合作网扩展为城际合作网。Bathelt等学者提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指出产业集群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同时实现本地和跨区域的联合，即内部企业密切合作并建立有效的城际合作。[6]
电影制片网络可用二元组G（V，E）表示，V为节点即企业集合，E为企业间连线集合。若网络中任何一对节点之间都有路径相连，该网络为连通网络，否则为非连通网络。非连通网络包括若干连通子网络，其中节点数量最多的被称为最大连通子网络。
网络权力是网络交换和协调过程中不同节点的控制和影响能力。[7]企业的网络权力越高，表明企业越处于产业网络的核心位置。制片企业在网络中的权力对其出品影片票房有显著影响。文章采用PageRank算法衡量网络中节点权力。PageRank是谷歌搜索引擎判断网页重要性的核心算法，其思想是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由与之相连节点的数量、重要性以及与之相连节点的连接数等因素共同决定。节点v的PageRank值可表示为：
d为阻尼系数，一般设置为0.85，U（v）为节点v的邻节点集合，N（u）为节点u的连接数。
电影是高投入、高风险行业，倾向于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电影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协调好公平竞争和规模化发展之间的关系。[8]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常用指标。文章用它衡量网络中节点间权力分布是否均衡。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节点间权力很均衡，在0.2～0.29之间表示权力比较均衡，在0.3～0.39之间表示权力不均衡，在0.40～-0.59之间表示权力很不均衡，0.6以上表示权力极不均衡[9]。网络权力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n为网络中节点数量，μ为网络中各节点PageRank平均值，|PR（i）—PR（j）|为节点间PageRank差值的绝对值。
（二）数据来源
出品影片的票房是衡量制片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电影票房两极分化显著。2020年，我国上映影片的数量和票房都大幅降低。综合考虑操作可行性和样本代表性，文章以2016-2019年度票房前50名的国产影片为分析样本。国产影片的制作投资方分为出品公司和联合出品公司。出品公司是影片的主要投资方，也是影片内容的把控者，而联合出品公司一般只拥有影片署名权与收益权，较少参与内容决策。因此，文章以出品公司作为制片主体，未收录联合出品公司。
我们从片头字幕中获取影片的出品公司数据，确定各公司所在城市。参与同一部影片出品的公司及其所在的城市间存在连线，连线的权重表示合作的次数，若影片所有出品公司位于同一城市，则创建该城市的自连接。文章创建了历年及整体的制片企业合作网与城际合作网，并利用Gephi、Python等对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制片企业合作网分析
2016-2019年中国制片企业合作网共包含449个节点、1985条边。文章首先分析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而重点研究网络中的核心节点。
（一）整体结构：高连通性、权力均衡
我们首先通过网络连通性、网络规模和网络权利分布三方面特征刻画中国制片产业的整体状况。图1中，节点对应企业，节点大小表征企业合作伙伴数量，节点间边对应企业间合作关系，边的厚度表征企业间的合作次数。从中可以看到，网络中存在较清晰的“中心-边缘”结构，多数连接围绕少数中心节点展开。网络由多个围绕单部影片出品形成的小型子网络构成，子网络以少数关键节点为纽带相连接。网络中多数连线很细，1985条边中有1824条的权重为1，说明大多数企业间联系是基于电影项目的临时性合作，并未形成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网络中存在14个连通子网络，其中，规模最大的子网络包含418个节点，占节点总数的93%。网络中节点间的平均路径长度为2.96，表明网络整体连通性较好但联系不够紧密。网络中13个小规模连通子网络中的节点所对应的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所出品影片的票房都在当年40名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信息和资源连通性对制片企业票房的重要影响。 网络规模指网络中节点的数量，它包括单部影片制片企业子网络平均规模及网络整体规模两方面。单片制片企业子网的规模即该片出品公司的数量。好莱坞一部电影通常有1家或2家出品公司，我国一部影片则往往有4家到5家出品公司。在文章的200部影片样本中，仅有15部影片的制片企业子网规模为1，不乏《攀登者》《西游记女儿国》等大制作票房口碑却不及预期的作品。这表明我国制片企业尚不具备独立驾驭大制作影片的能力，更倾向于加强合作、分摊风险、提高制片质量。近几年，我国制片企业合作网的整体规模变化不大，但各年度网络中节点企业的流动性较大，筛选后发现只有25家企业连续4年被收录进企业合作网络，足见当前中国电影制片产业竞争之激烈。
近几年，我国制片企业合作网络的权力基尼系数虽逐年递增，但均低于0.2，企业间权力分布很均衡。说明我国制片产业集中度不够，缺少领导型企业。电影制作投资大、风险高且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垄断地位对企业规避风险、利润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八佰》《姜子牙》这样的大片对票房的带动是中小成本影片不能比的。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创作更多能提升电影工业水平的“高概念”电影，我国需要在良性竞争的前提下尽快培育出几家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领导型企业。
（二）核心节点：资源互补、权力更迭
掌控更高权力的核心节点是我国电影制片产业的中坚力量，决定了我国制片产业的基本样貌。文章利用公式（1）计算网络中企业节点的权力，列出了近年来权力最高的企业节点，如表2：
分析上表可发现，近几年中国电影自产业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国有与民营”“5大 N小”的制片格局正在被改写。
国有影视企业与民营影视企业间实力的天平正加速倾斜。入选权力榜单的39家企业中，只有中影、上影、华夏电影、蓝色星空影业4家国有影视企业，其余国有影视企业仍在探索市场化之路，在榜单中难见身影。大型国有影视企业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优势，但制片能力的短板使它们主控作品较少，主要作为影片的联合出品方参与。尽快加强创作能力是后疫情时期国有影视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巨头强势介入以及新兴企业的崛起，民营企业中话语权的更迭再次开启。2016-2019年，华谊、万达、光线、博纳、乐视五大民营影视企业可谓喜忧参半：万达、博纳是连续4年进入榜单的影视企业;光线影业在整合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拓新求变，在国漫创作上获得突破，主控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华谊兄弟受“税务风波”及冯小刚等核心创作者号召力下降影响，表现起伏不定;更名为乐创文娱的乐视影业更是跌到了榜单的百名之外。拥有技术、渠道和资金加持的互联网公司，通过项目跟投和资本并购逐渐打通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新的领导型企业。互联网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基于传统工业基础上的好莱坞前面。[10]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具有创作活力的小制作公司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心麻花、真乐道、坏猴子相继进入权力榜单，于谦作为股东的墨客行影业成立伊始便出品了《老师·好》《反贪风暴4》等作品，高居权力榜单第10名。此外，英皇、寰亚、安乐等香港企业也依托制作优势，深化与内地企业的合作，也在权力榜单中占有稳定地位。
三、城际合作网分析
（一）整体布局：一核引领、多轴带动
城际合作网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揭示我国电影制片产业的结构。449家企业分布在包括港台在内的44个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北京是我国电影制片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企業数量占总数的32.3%，其次是上海和香港，分别占17.1%和10.2%。城际合作网权力基尼系数为0.377，各城市之间权力分布不均衡，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上海、香港为副中心，其他城市处于外围的轮轴式格局。应用ArcGIS的自然断裂法，将城市之间的合作强度划分为5级，绘制网络合作图如下：
我国制片产业分布与经济格局总体一致，但也有自身特殊之处。京津、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构成了我国制片产业的核心三角。华中的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在电影制片领域却缺乏亮点。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在制片领域也乏善可陈，是网络中城市节点最少的地区。相比华中的平淡与东北的沉寂，西北及西南地区的伊犁、喀什、山南等城市却依托政策优势异军突起，特别是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因为税收优惠政策，短时间聚集了大批影视企业。2018年“阴阳合同”事件之后，一些空壳公司纷纷逃离，但更多大公司还是选择留下，在这些投机乱象祛除之后，霍尔果斯制片产业也许能迎来真正的发展。学界常用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瑷珲-腾冲线”（也称“胡焕庸线”）描述我国东西部间在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影视资源作为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东南一西北之落差陷阱”。[11]制定政策、调度资本，人才向中西部流动，突破“胡焕庸线”是后疫情时期我国影视产业均衡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核心子网：定位不同、模式各异
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片产业中最主要的城市集群，三者发展模式和阶段也不尽相同：京津冀为“增长极”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为“点-轴”发展模式，长三角为“网状”发展模式。
北京是我国影视产业中心。在200部影片样本中，有22部影片为北京公司独立出品，只有35部影片没有北京公司参与出品。网络中，北京与36个城市存在联系，并且是上海、香港、天津等29个城市最重要的联系节点。北京也是内部企业合作最活跃的城市，91.7%的北京企业彼此间存在合作。根据“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北京具备发展成全球制片中心的潜力。北京也是中国唯一具有全生产要素整合能力的城市，因此，它对周边城市的依赖及辐射作用不及上海。天津是区域内同北京合作最密切的城市。把握雄安新区建设的大机遇，带动区域内城市发展是京津冀地区制片产业的重要课题。 长三角是目前我国制片产业最发达、结构最合理的地区。上海、金华、杭州、无锡4个城市位列网络权力排名前10位。区域内城市各具优势、联系密切，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杭州、金华为两翼，辅之以无锡、苏州、南京等城市，辐射山东、江西、福州等省的网状发展格局。作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上海对其他城市带动力很强：网络中同上海联系最紧密的10个城市有一半来自江浙两省;长三角内部合作占到上海企业合作总量的29.7%。江浙是网络中节点最密集的省份，拥有横店影城、象山影视城等大型影视基地，和上海互补性极强。2019年，安徽全省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这也将推动长三角制片合作网络再次扩容、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但制片产业却未达到应有的高度。香港在影视制作经验及人才储备上仍具一定优势，但广东却未能利用好与香港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深化影视合作。在企业合作网中，与北京、上海企业的合作占香港企业合作总量的72.2%，与湾区其他城市企业的合作仅占总量的3.6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正式落地，湾区各城市影视融合发展迎来新契机，合力组网、协同发展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制片产业腾飞的关键。
结语
文章运用产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电影制片业的格局进行研究。在后疫情时期，优化网络结构是我国制片产业升级的重点。对此，提出以下两方面建议：
第一，提升国有影视企业的竞争力，扶持更多有创作能力的小型制片企业发展。我国约有几千家制片企业，如以“宝塔”类比，宝塔顶端是拥有垂直整合一体化能力的大型影视企业，塔基是大量拥有创作活力的小型企业。目前，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影视企业以及博纳、光线、万达等传统影视企业正在稳固自身地位，而中影、上影等大型国企也应补齐短板，力争在宝塔顶端占据一席之地。在疫情导致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小型制作公司作为宝塔的塔基仍需提升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样，我国制片“宝塔”将更高、更稳，形成自上而下、分工明晰的“大型国有影视企业 互联网影视企业 传统大型影视企业 创作主导型企业”的格局。
第二，提升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区域带动作用。当前，我国电影产业的核心三角结构并不稳定，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及京津冀存在差距，应成为我国制片产业补强重点。大湾区应探索一种与京津冀、长三角不同的“多核互联”的影视产业发展模式：港穗深3个核心城市发挥引领作用，其他城市也要挖掘差异优势、有所作为，形成以深圳为投融资中心，广州为创意中心，香港为制作及国际发行中心，佛山、中山等为拍摄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湾区影视产业将迎来腾飞。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鼎足而立的大格局将推动我国制片产业整体升级。
参考文献：
[1]尤梦瑜.节日搭平台 产业唱好戏[N].海南日报，2020-12-05（005）.
[2]刘晓宇.影视拍摄爱上厦门[N].人民日报，2020-11-26（010）.
[3]黄鹤婷.南方影视中心成立四周年：全力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合作试验区[N].佛山日报，2020-12-20（002）.
[4]宋波鴻.青岛2019年票房超6亿 在青影视企业突破千家[EB/OL].（2020-01-09）.http：//news.qingdaonews.com/qingdao/2020-01/09/content_21119540.htm.
[5]Taeube F，Lorenzen M.The banyan and the birch tree：Institutional field overlaps and networks relations in the Indian film industry in Bollywood[C].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2007 on Appropriability，Proximity，Routines and Innovation，2007：18-20.
[6]Bathelt H，Malmberg A，Maskell P.Clusters and knowledge：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4，28（1）：31-56.
[7]孙国强，张宝建，徐俪凤.网络权力理论研究前沿综述及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12）：47.
[8]李怀亮，金雪涛，江宝山.美国电影产业的纵向控制与产业组织政策研究[ J ].新闻界，2011（06）：40.
[9]文嫮，张强国，杜恒，罗芬.北京电影产业空间集聚与网络权力分布特征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2019（11）：1749.
[10]尹鸿.中国电影如何“由大到强”[N].人民日报，2017-12-08（文艺评论版）.
[11]邵培仁，周颖.重绘电影地图：突破华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胡焕庸线”[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41.
电影产业包括制片、发行、放映三大环节，制片是后两者的基础。离开优质的电影产品，就不会有健康的电影产业。我们需要创作出更多兼具艺术感染力和市场号召力的佳作，填补国外大片撤档延期带来的空白。
近几年，国内多地都把电影作为拉动文化产业和传播城市形象的突破口，建设影视基地，加大扶持力度，吸引企业落地生根。海南省自2020年6月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后，新增影视企业600余家[1];厦门市近两年新增影视企业近1000家[2];佛山市自2016年南方影视中心落户以来，影视企业从65家增长到1700家[3];青岛市2019年新增影视企业300余家[4]。这必然对影视产业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既可能孕育出新的增长极，也可能面临同质建设导致的集而不群、群而不忧的风险。
文章利用产业网络分析法创建中国制片企业合作网，分析其拓扑结构、聚集特性、核心节点、空间分布，刻画当前我国制片产业的整体格局，提出我国制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路径，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绝地反击、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電影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文化产品，电影创作需要多主体合作完成。如果将制片企业视为节点、企业间的合作视为连线，则形成该片的制片网络，进而生成中国电影整体制片网络。研究表明，各国家电影制片网络结构不尽相同。好莱坞电影网络是大量中小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中心形成的“桦树状”结构，印度宝莱坞电影网络是围绕着家族企业形成的“榕树状”结构，这也是印度电影产业成功的关键。[5]制片企业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集聚特性，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以及中国横店都是典型的电影产业集群。企业间的跨集群合作使城市成为网络中的节点，企业合作网扩展为城际合作网。Bathelt等学者提出“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指出产业集群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同时实现本地和跨区域的联合，即内部企业密切合作并建立有效的城际合作。[6]
电影制片网络可用二元组G（V，E）表示，V为节点即企业集合，E为企业间连线集合。若网络中任何一对节点之间都有路径相连，该网络为连通网络，否则为非连通网络。非连通网络包括若干连通子网络，其中节点数量最多的被称为最大连通子网络。
网络权力是网络交换和协调过程中不同节点的控制和影响能力。[7]企业的网络权力越高，表明企业越处于产业网络的核心位置。制片企业在网络中的权力对其出品影片票房有显著影响。文章采用PageRank算法衡量网络中节点权力。PageRank是谷歌搜索引擎判断网页重要性的核心算法，其思想是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由与之相连节点的数量、重要性以及与之相连节点的连接数等因素共同决定。节点v的PageRank值可表示为：
d为阻尼系数，一般设置为0.85，U（v）为节点v的邻节点集合，N（u）为节点u的连接数。
电影是高投入、高风险行业，倾向于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电影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协调好公平竞争和规模化发展之间的关系。[8]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常用指标。文章用它衡量网络中节点间权力分布是否均衡。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节点间权力很均衡，在0.2～0.29之间表示权力比较均衡，在0.3～0.39之间表示权力不均衡，在0.40～-0.59之间表示权力很不均衡，0.6以上表示权力极不均衡[9]。网络权力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n为网络中节点数量，μ为网络中各节点PageRank平均值，|PR（i）—PR（j）|为节点间PageRank差值的绝对值。
（二）数据来源
出品影片的票房是衡量制片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电影票房两极分化显著。2020年，我国上映影片的数量和票房都大幅降低。综合考虑操作可行性和样本代表性，文章以2016-2019年度票房前50名的国产影片为分析样本。国产影片的制作投资方分为出品公司和联合出品公司。出品公司是影片的主要投资方，也是影片内容的把控者，而联合出品公司一般只拥有影片署名权与收益权，较少参与内容决策。因此，文章以出品公司作为制片主体，未收录联合出品公司。
我们从片头字幕中获取影片的出品公司数据，确定各公司所在城市。参与同一部影片出品的公司及其所在的城市间存在连线，连线的权重表示合作的次数，若影片所有出品公司位于同一城市，则创建该城市的自连接。文章创建了历年及整体的制片企业合作网与城际合作网，并利用Gephi、Python等对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
二、制片企业合作网分析
2016-2019年中国制片企业合作网共包含449个节点、1985条边。文章首先分析网络的整体结构，进而重点研究网络中的核心节点。
（一）整体结构：高连通性、权力均衡
我们首先通过网络连通性、网络规模和网络权利分布三方面特征刻画中国制片产业的整体状况。图1中，节点对应企业，节点大小表征企业合作伙伴数量，节点间边对应企业间合作关系，边的厚度表征企业间的合作次数。从中可以看到，网络中存在较清晰的“中心-边缘”结构，多数连接围绕少数中心节点展开。网络由多个围绕单部影片出品形成的小型子网络构成，子网络以少数关键节点为纽带相连接。网络中多数连线很细，1985条边中有1824条的权重为1，说明大多数企业间联系是基于电影项目的临时性合作，并未形成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网络中存在14个连通子网络，其中，规模最大的子网络包含418个节点，占节点总数的93%。网络中节点间的平均路径长度为2.96，表明网络整体连通性较好但联系不够紧密。网络中13个小规模连通子网络中的节点所对应的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所出品影片的票房都在当年40名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信息和资源连通性对制片企业票房的重要影响。 网络规模指网络中节点的数量，它包括单部影片制片企业子网络平均规模及网络整体规模两方面。单片制片企业子网的规模即该片出品公司的数量。好莱坞一部电影通常有1家或2家出品公司，我国一部影片则往往有4家到5家出品公司。在文章的200部影片样本中，仅有15部影片的制片企业子网规模为1，不乏《攀登者》《西游记女儿国》等大制作票房口碑却不及预期的作品。这表明我国制片企业尚不具备独立驾驭大制作影片的能力，更倾向于加强合作、分摊风险、提高制片质量。近几年，我国制片企业合作网的整体规模变化不大，但各年度网络中节点企业的流动性较大，筛选后发现只有25家企业连续4年被收录进企业合作网络，足见当前中国电影制片产业竞争之激烈。
近几年，我国制片企业合作网络的权力基尼系数虽逐年递增，但均低于0.2，企业间权力分布很均衡。说明我国制片产业集中度不够，缺少领导型企业。电影制作投资大、风险高且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垄断地位对企业规避风险、利润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八佰》《姜子牙》这样的大片对票房的带动是中小成本影片不能比的。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创作更多能提升电影工业水平的“高概念”电影，我国需要在良性竞争的前提下尽快培育出几家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领导型企业。
（二）核心节点：资源互补、权力更迭
掌控更高权力的核心节点是我国电影制片产业的中坚力量，决定了我国制片产业的基本样貌。文章利用公式（1）计算网络中企业节点的权力，列出了近年来权力最高的企业节点，如表2：
分析上表可发现，近几年中国电影自产业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国有与民营”“5大 N小”的制片格局正在被改写。
国有影视企业与民营影视企业间实力的天平正加速倾斜。入选权力榜单的39家企业中，只有中影、上影、华夏电影、蓝色星空影业4家国有影视企业，其余国有影视企业仍在探索市场化之路，在榜单中难见身影。大型国有影视企业拥有完善的产业链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优势，但制片能力的短板使它们主控作品较少，主要作为影片的联合出品方参与。尽快加强创作能力是后疫情时期国有影视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巨头强势介入以及新兴企业的崛起，民营企业中话语权的更迭再次开启。2016-2019年，华谊、万达、光线、博纳、乐视五大民营影视企业可谓喜忧参半：万达、博纳是连续4年进入榜单的影视企业;光线影业在整合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拓新求变，在国漫创作上获得突破，主控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华谊兄弟受“税务风波”及冯小刚等核心创作者号召力下降影响，表现起伏不定;更名为乐创文娱的乐视影业更是跌到了榜单的百名之外。拥有技术、渠道和资金加持的互联网公司，通过项目跟投和资本并购逐渐打通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新的领导型企业。互联网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基于传统工业基础上的好莱坞前面。[10]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具有创作活力的小制作公司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心麻花、真乐道、坏猴子相继进入权力榜单，于谦作为股东的墨客行影业成立伊始便出品了《老师·好》《反贪风暴4》等作品，高居权力榜单第10名。此外，英皇、寰亚、安乐等香港企业也依托制作优势，深化与内地企业的合作，也在权力榜单中占有稳定地位。
三、城际合作网分析
（一）整体布局：一核引领、多轴带动
城际合作网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揭示我国电影制片产业的结构。449家企业分布在包括港台在内的44个城市，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北京是我国电影制片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企業数量占总数的32.3%，其次是上海和香港，分别占17.1%和10.2%。城际合作网权力基尼系数为0.377，各城市之间权力分布不均衡，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上海、香港为副中心，其他城市处于外围的轮轴式格局。应用ArcGIS的自然断裂法，将城市之间的合作强度划分为5级，绘制网络合作图如下：
我国制片产业分布与经济格局总体一致，但也有自身特殊之处。京津、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构成了我国制片产业的核心三角。华中的湖北、湖南、河南三省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在电影制片领域却缺乏亮点。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在制片领域也乏善可陈，是网络中城市节点最少的地区。相比华中的平淡与东北的沉寂，西北及西南地区的伊犁、喀什、山南等城市却依托政策优势异军突起，特别是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因为税收优惠政策，短时间聚集了大批影视企业。2018年“阴阳合同”事件之后，一些空壳公司纷纷逃离，但更多大公司还是选择留下，在这些投机乱象祛除之后，霍尔果斯制片产业也许能迎来真正的发展。学界常用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瑷珲-腾冲线”（也称“胡焕庸线”）描述我国东西部间在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影视资源作为整个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东南一西北之落差陷阱”。[11]制定政策、调度资本，人才向中西部流动，突破“胡焕庸线”是后疫情时期我国影视产业均衡发展的重要课题。
（二）核心子网：定位不同、模式各异
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片产业中最主要的城市集群，三者发展模式和阶段也不尽相同：京津冀为“增长极”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为“点-轴”发展模式，长三角为“网状”发展模式。
北京是我国影视产业中心。在200部影片样本中，有22部影片为北京公司独立出品，只有35部影片没有北京公司参与出品。网络中，北京与36个城市存在联系，并且是上海、香港、天津等29个城市最重要的联系节点。北京也是内部企业合作最活跃的城市，91.7%的北京企业彼此间存在合作。根据“全球管道-本地蜂鸣”模型，北京具备发展成全球制片中心的潜力。北京也是中国唯一具有全生产要素整合能力的城市，因此，它对周边城市的依赖及辐射作用不及上海。天津是区域内同北京合作最密切的城市。把握雄安新区建设的大机遇，带动区域内城市发展是京津冀地区制片产业的重要课题。 长三角是目前我国制片产业最发达、结构最合理的地区。上海、金华、杭州、无锡4个城市位列网络权力排名前10位。区域内城市各具优势、联系密切，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杭州、金华为两翼，辅之以无锡、苏州、南京等城市，辐射山东、江西、福州等省的网状发展格局。作为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上海对其他城市带动力很强：网络中同上海联系最紧密的10个城市有一半来自江浙两省;长三角内部合作占到上海企业合作总量的29.7%。江浙是网络中节点最密集的省份，拥有横店影城、象山影视城等大型影视基地，和上海互补性极强。2019年，安徽全省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区域，这也将推动长三角制片合作网络再次扩容、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但制片产业却未达到应有的高度。香港在影视制作经验及人才储备上仍具一定优势，但广东却未能利用好与香港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深化影视合作。在企业合作网中，与北京、上海企业的合作占香港企业合作总量的72.2%，与湾区其他城市企业的合作仅占总量的3.6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正式落地，湾区各城市影视融合发展迎来新契机，合力组网、协同发展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制片产业腾飞的关键。
结语
文章运用产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电影制片业的格局进行研究。在后疫情时期，优化网络结构是我国制片产业升级的重点。对此，提出以下两方面建议：
第一，提升国有影视企业的竞争力，扶持更多有创作能力的小型制片企业发展。我国约有几千家制片企业，如以“宝塔”类比，宝塔顶端是拥有垂直整合一体化能力的大型影视企业，塔基是大量拥有创作活力的小型企业。目前，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影视企业以及博纳、光线、万达等传统影视企业正在稳固自身地位，而中影、上影等大型国企也应补齐短板，力争在宝塔顶端占据一席之地。在疫情导致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小型制作公司作为宝塔的塔基仍需提升抵抗风险的能力。这样，我国制片“宝塔”将更高、更稳，形成自上而下、分工明晰的“大型国有影视企业 互联网影视企业 传统大型影视企业 创作主导型企业”的格局。
第二，提升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区域带动作用。当前，我国电影产业的核心三角结构并不稳定，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及京津冀存在差距，应成为我国制片产业补强重点。大湾区应探索一种与京津冀、长三角不同的“多核互联”的影视产业发展模式：港穗深3个核心城市发挥引领作用，其他城市也要挖掘差异优势、有所作为，形成以深圳为投融资中心，广州为创意中心，香港为制作及国际发行中心，佛山、中山等为拍摄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湾区影视产业将迎来腾飞。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鼎足而立的大格局将推动我国制片产业整体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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