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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这些考古人如何在二里头寻找茫茫禹迹，寻找华夏民族的源头
地里的麦子已收割完毕。
跨过洛河大桥，汽车驶入偃师的乡村地带。一路上，不时有中青年男女骑着电动摩托车，行色匆匆赶往某个目的地；也有私家车和我们擦身而过，抛下一串串震得耳膜发痛的流行歌曲。公路两边，排列着许多新式的农家别墅，以两三层高居多。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农村的富足和滋润，让我这个在长三角出生、长大的人略感意外。
在工地上，赵海涛走走停停，分配工作，检查进程。他在一处凹坑里蹲了下来，凑近察看一块清理中的地层剖面，然后对一旁拿着刮铲的大嫂说，“这里还得再刮刮。”又转过身叫来一位技师，让他来处理下面的事。
“海涛，你该戴个帽子。”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乡迎面走过来，带着点责备，“要不晒得慌。”“我不戴。”赵海涛操着一口河南话低声咕哝着，“晒得慌也比捂着强。”
上半年的田野发掘已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开始对探方做回填。“看样子要往后拖一两周了。一有新东西、新情况，就得停下来。”年轻技师郭朝鹏告诉我，“做田野发掘，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挖出什么来。”
地表有几处裸露出来的陶片、兽骨、贝类，还有一些用白色粉灰标识的遗迹轮廓——长条的，块状的，圆形的。因为天气炎热干燥，地面因土壤的颜色、密度、软硬不同自然干裂出了不同形状。即使外行如我，也能觉察出一点泥土里的秘密。
“考古发掘的基本功之一是认土和辨土，”赵海涛说。哪里是宫殿，哪里是普通房基，哪里是门，哪里是柱，哪里是井和下水道，都得靠一双经过长年田野考古训练的眼睛来辨识。“商代的土，汉代的土，我们一看都认得出。”
在他的讲解中，我眼前浮现出3800年前的一座精密、复杂的大都城：它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中心区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地面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也有木结构的，上面铺有木板，可以行人。宫殿区的北面是祭祀区，它的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手工业作坊区，里头是掌握着王国“高科技秘密”的青铜器、绿松石器作坊。
这个春夏，考古队的工作是对宫殿区早期5号宫殿的基址进行发掘。赵海涛说，它是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中“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始祖。
“就目前已发掘的结果看，它至少是四进的院落。下面要重点搞清楚这几个院落的布局、结构以及它和同时共存的3号宫殿之间的关系。”
他指着脚下的一处凹槽对我说：“晚期的2号宫殿堆积在它的上面，破坏得比较严重，而且有部分很可能是人为的故意破坏——后面的人把前期的夯土层、上头的东西统统挖掉、填平了。这算是本年度的一个重大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我兴奋起来，头脑里开始迸发想象力：宫廷政变？王朝更替？或者，太史公记载的那场著名的“商汤灭夏”革命？
“也许，可能。”他淡淡地说，“我们做田野考古的，目前只能说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下面需要对它进一步鉴别、研究，结合文献做出解释和推论。”
3800年前的二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99年前任队长退休后，许宏接手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一干就是17个年头。
有整整7年时间，他每天跟个生产队小队长似的，带着工作队和四周村里雇来的老乡们，扑在河南农村这十几万平方米的黄土地上，东探西挖，晒得黝黑黝黑的。
“我是偷着乐呢。全国有几千个考古人，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大遗址，让你能在这一片热土上建功立业的？”他捂着嘴笑了，“要知道我和我前辈的名字都是和二里头连在一起的。”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寻找、踏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当年秋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分队进驻了二里头。
此后40年里，在两任队长的带领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四十多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先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小型房址、青铜冶铸作坊，出土了有着成组的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随葬的贵族墓，建立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
虽然对其王朝归属有长达数十年的论争，但国内学术界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或为夏王朝的都城，或为商早期都城。
读博士时，许宏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他常爱说一句话：在考古学界，他是搞“不动产”的。接手二里头之前，他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了一遍。
在翻阅前人留下的勘探记录时，许宏发现，1970年代该队曾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勘探到一条南北向的大路。他和同事们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后勘探出4条大道，它们构成工整的井字形结构，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已发现的遗迹划分在不同区域内。
基于经验和逻辑判断，许宏相信：如果二里头确实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该是有防御设施的。“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是王权政治的一个表征。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2003年春，正值“非典”时期，农村里搞严防死守。许宏带着队友们一路勘探发掘了2号宫殿基址的东北角——在不久前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
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图上，等画上井字形大道、宫城城圈后，这座3800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一下子清晰起来：它南北有序，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在中轴排列，有着严整规划和布局。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头宫城却是后世三千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许宏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却在制度层面方方方面面开了中国的先河。”在二里头之前，已发现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
许宏激动之余，打了一个电话向他的前辈们汇报：“他们很惊讶，说他们都把二里头打成马蜂窝了，怎么就没有找到呢。”按许宏自己的话说，这座宫城是靠着学术理念“想”出来的。
之后，许宏和同事们陆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工作队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3年，也即发现宫城的那一年，许宏40岁。他说自己和同事一道收获了一份最好的人生大礼。
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成果和细节逐步对外公布，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发了一场震动。当年，有着日本“夏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赶到二里头作现场考察。他以自己的考察和对传世文献的分析，论证了夏王朝的存在，出版了专著《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
从这一年起，过去对中国历史上夏王朝存疑的日本学界开始转向，日本的不少考古学者开始对“夏”进行探讨。原来认为二里头的主体属于商王朝的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饭岛武次教授也认可了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结论。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12年秋举办了《中国王朝の至寶》展。在“夏”之前，他们去掉了形容词“幻の”。逐渐地，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开始认可“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2005年，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称的北大教授邹衡去世前，来偃师参加学术研讨会。欢迎宴上，邹老先生向偃师地方领导介绍说：许宏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那是他们的认识，不是我的认识。”许宏不置可否地笑了。
作为任期内有重大发现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对二里头都邑到底姓夏还是姓商，他的立场和“站队”显得颇有分量。
午后，一切静悄悄的。
没有午睡习惯的我，在工作队的四合院里四处转悠。
“来，我带你去看点好的，”工作队的大厨兼库管王延朋朝我招招手。这是个爽朗爱笑的女子，约摸三十来岁，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按照赵海涛之前的吩咐，她拿着钥匙打开文物保管室，从一个柜子抽屉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头是一支打磨光滑的骨锥——“是插在发髻上的。漂亮吧？”她开心地说。
近四千年的时光流逝后，依然能看到同样的爱美之心。
我很想知道，3800年前的中原王朝居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从哪里来？如何劳作吃喝，婚丧嫁娶？贵族们如何行政、祭祀、外交？和或远或近的邻邦、部落之间，又是如何交通往来？
“这很难。”许宏说，“一个考古人的终极的梦，就是透物见人，最终目的是能透物见人，能窥见他们的思想，就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了。” 经过五十多年的勘探、发掘，许宏说他们至今仍没有发现圈起整个都城的防御性设施。而在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考古人发掘出不少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从地图上看，它们以二里头为中心，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在此之前，中原腹地城郭林立，一派群雄逐鹿的混战场面。
在技师郭朝鹏的带领下，我得以见识到工作队里的“宝贝”。简单的陈列架上，摆满了修复后的陶器，有圆底的罐、三足的鼎、蒸食用的甑，各种用于热酒、分酒、饮酒的爵和觚。置身于二里头庶民日常的锅碗瓢盆中，一股烟火气和亲切感扑面而来。这是在博物馆隔着玻璃瞻仰古文物所无法领略的体验。
郭朝鹏说，那些供都城里贵族们专享的精美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都被送往北京和洛阳工作站修复和保存，“我们这里的保存条件不行。”
这些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青铜礼器、玉器所传播、影响到的区域之广，远远超出像我这么一个依靠飞机、铁路旅行的现代人的想象：它东至豫东，南至长江上中下游的四川、两湖、浙江等地，西达黄河上游，北至燕山以北、内蒙古一带。其中，玉石璋的传播甚至已经到了今日的越南北部。
古人云：“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许宏称之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信”：“这就是软实力。周围的其他国家都是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它可能被周围国家尊为‘盟主’，是一种松散的‘国上之国’政体。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
许宏认为：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这也是他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类科普小书的书名——《最早的中国》。
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论证脚下这片土地的价值与地位，而是希望把“最早中国”的诞生放在一个更大的文明发展框架中来思考与追踪。
“小麦、绵羊、黄牛、用骨头占卜的习俗，这些东西，最初在东亚大陆是没有的，从龙山时期开始一点点往东传。二里头至今没有发现家马，驯养的家马最早发现在殷墟时期，之前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到最后，这些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像二里头这样大范围管控人群的高度复杂的政治化实体，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本土找到它的来源。是无中生有呢，还是受外来的影响和刺激，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2014年，他和犹太裔女学者郭静云打了一回动静很大的笔仗。事情缘起于郭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针对她运用的材料、逻辑和推导方式的硬伤，许宏在博客上写了洋洋洒洒一系列商榷文章。
许宏说自己在学术规范上是个“很拧巴的人”，但他认为郭静云的视野有可赞许之处，“她原是外国人，能把东亚文明放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框架中来思考，有些认识是富于启发性的。而我们的本土学者一谈上古时代，视野里只有夏商周、只有中原这么小一块地盘，以前的考古研究就仅仅以复原三代王统历史为目的了。”
“中国从来也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尤其是青铜时代。在西风东渐的青铜潮之下，催生出最早的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扎实的考古材料做这方面的支撑。中国文明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怀着兼容并蓄的胸怀，积极地吸纳，再自我创新、生发出来的新文明。”
西来的青铜潮究竟是如何从两河流域及周边，途经中亚，传到东亚而之中原，与中原文化如何在碰撞后产生裂变、蝶化，这将是许宏下一本面向公众的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要讲述的故事。
考古工作队为我安排的临时住处，原是队长许宏的宿舍。
这是一间紧凑的单人房，有几只书架、柜子，一张半旧的单人床，靠窗摆着一张半旧的写字台。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压着两张已发黄褪色的旧照片：一张里面躺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婴儿，另一张上，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女孩依着窗台歪着头甜甜地笑。
从眉目辨识，照片里的小女孩应该是许宏提到过的女儿。
1999年许宏到二里头时，他的女儿刚刚出生。如今，照片里的胖娃娃已是17岁的女高中生了。许宏也在二里头待到了17个年头。
每年的田野发掘从3月开始。到6月底，中原大地进入高温酷暑，工作队转入室内的整理、修复阶段。9月天气凉爽下来，田野工作再次启动，然后一直忙到11月份霜冻降临。
一到秋天，许宏收拾行李赶往二里头时，女儿就会和他撒娇：“北京最好的季节，爸爸都不在北京陪我玩呢。”
从北京出发到偃师，许宏最喜欢、也坐得最多的是K字打头的过夜车，“晚上睡一觉，最不耽误事。”近几年有了高铁，车程由10个小时缩短为4个多小时，再加上从二里头村到洛阳龙门高铁站的路程。如今，他往来于两个城市需要7个多小时。
“许博士你回来啦。”每次从北京回到二里头村，村干部、老乡们都这么和他打招呼。这个河南洛阳附近的小村子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了。
考古行业有一句谚语：“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到头守空房。”许宏自觉亏欠家人很多。幸好，在报社工作的太太独立、能干，几乎凭一己之力把闺女拉扯大。现在，他已进入后期综合研究阶段，相对也有了更多时间待在北京。在北京时，他每天忙完工作就回家给妻子和孩子做饭，很是满足。
副队长赵海涛也当了父亲。有时，他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宝贝女儿最新的手工作业，以及儿童古诗歌教程。他的微信ID叫作“面朝大地”。
常年在二里头村蹲点，他每次回到北京反而不习惯，“太堵，到哪里都不方便。出去办一件事，然后一天就没了。”他喜欢吃工作队食堂的馒头，都是大厨王延朋亲手揉的，“海涛是不吃外头卖的馒头。”她说。
我问赵海涛：热爱这废墟里的事业么？“既然吃这个，”他敲敲手中的面碗，“就尽量把它做好。” 食堂的饭桌上，摆着一瓶开了封的白酒。看着像是在工地上劳碌一天后的小酌。“许队能喝，一顿能喝个半斤多吧。”技师郭淑嫩说，“他现在回来一趟，晚上很少在食堂吃，外头常有朋友请，应酬多。”
这也是身为工作队长的一项“业务能力”。
除了科研、把握田野工作的方向，许宏说自己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协调、统筹和外联上。在队里十几号人的吃喝拉撒、用水用电之外，他得“和地方各级干部喝得了酒，和企业家们能应酬，和老乡拍得了桌子、扯得上皮”。
二里头都邑遗址被周边几个自然村包围，它的中心区就在农地上。1980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工作队搞勘探、发掘，要和农户们一户一户地协商，一般按每亩一季半麦子的价钱赔偿。有时，他们也会碰上“钉子户”，碰到难缠的，跑到工地上来骂人的也有。
“他会找老乡吃个饭，一起喝一点酒，在钱上再多补一点。然后，事情就好办了。”郭淑嫩指了指桌上的酒瓶。考古队在当地长年驻扎，经费也不宽裕，标准抬高就不可能降下来，个别处理是最“经济”的方式。情感上、经济利益上，他都要照顾安抚到。
对于许宏的综合能力，工作队上下都很认可，和他打过交道的乡亲们觉得他亲切，从村官到镇、市各级地方干部也很买他的账。
“能耐大，不是书呆子。方方面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当。说话柔和，和工地打工的老乡们都处得很好。”前大队干部、和三任考古队队长都有交情的郭振亚评说道：“这样，才方便开展工作嘛。”
考古工作队的大门平日紧闭。门外是二里头村的一处公共空间，旁边竖着6个白底红字的隶书大字——“夏都文化广场”。
夕阳西下，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广场的树阴凉处，打着扇子摆着龙门阵，一派悠闲、自得的乡间景象。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在另一群人里卷起的风暴，他们一无所知，也不会关心。
自1959年被发掘以来，二里头遗址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风暴眼。关于它的王朝归属，半个多世纪以来，“参与论证人数之多，发表论文之多，是其他课题中不曾见的。”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对一个历史悠长、在近代又因落后蒙受屈辱的国族，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夏王朝找到考古实证，还寄托着考古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情结和论证五千年文明辉煌的天赋“使命”。
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以二重史论法证明《史记》中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相应地，他们进一步推论：《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这一共识，奠定了中国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发现的。然而，他以文献记载和当时对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推测二里头“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有关夏商分界的讨论中占主流地位长达20年。
1977年，河南登封县召开了“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在这次北大研究夏商考古学的学者孙庆伟所称的“神奇的会议”上，刚升上副教授的考古学家邹衡突然抛出二里头四期全为“夏都”之说，将此前学界二十多年已建立起来的一套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全部推翻。孙庆伟称邹衡为“搅局者”。学界随后群起而攻之。
之后20年，个性执拗的邹衡“一意孤行”，并把大部分学术精力花在论证和捍卫他的观点上。对夏商文化的分界，也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2000年前后，邹衡的“二里头夏都说”成为新的学界共识。近些年，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
伴随着观点分歧和学术论战，这些把大半生岁月都献给夏商周考古的知名学者中，有的“同室操戈”，有的“师生反目”，也有曾经交好的友人从此形同陌路。采访中，我听闻了学界大牛之间各种恩怨交织的故事版本，和划分山头、门派的种种说法。
“听上去很可爱，是吧。但说真的，其实很可悲。”一位学者和我谈起这些胶着至今的恩怨，轻轻摇头，“据说，美国的小学生从五年级就要学习区别事实与观点了。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却还是搅成了一团。”
1996年，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开始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整个工程投入千万，这是国内人文学科前所未有的“豪举”。在国家之力的保证下，项目调动了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力量，应用包括C14测年等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上古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
这项明显带着“凝聚力工程”色彩的大课题于1999年结项验收，通过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出一份夏、商、周三代年表。2000年，专家组对外公布成果：定夏朝约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安阳）约在公元前1300年……
作为夏王朝存在的最有利证据的二里头文化，被工程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一锤定音地认定其四期全部为“夏”文化。
然而，在外界，这个国内屡得大奖的“断代工程”却遭遇了十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相关问题涉及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直言：“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
在漩涡中，75岁高龄的邹衡教授再次展现了他的刚烈与执拗。他是“断代工程”专家组21位成员之一，兼任“夏代年代学课题组”组长。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宣传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工程持低调和有所保留的态度。1999年，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就夏文化上限问题和某首席科学家“商谈”。他也就此公开自己的学术立场——专家组所公布的夏代始年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不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对于二里头的王朝归属，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一直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只要考古发掘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铁证出土，二里头到底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没有定论，”他说，“在各种假说里，你可以说很有可能是、极有可能是、最有可能是，但是你不能说一定是。” “像许老师这样不提夏商的，在考古界属于极少数。”赵海涛说道。他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阶段，目前，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
所谓“原史”，是指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中间的一段时期，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时，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
若非时空穿越，二里头的“定性”悬疑似乎永无天日——因为“任何借助出土器物、时空对证、C14测年等科技手段、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的，依然只是一种‘最优级’假说，依然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在许宏北京和二里头的个人书架上，我都看到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传记和相关著作。1929年初，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李济早年留学哈佛，受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一直秉持“科学主义至上”的学术取向。据他弟子张光直回忆，只要没有考古材料，他就闭口不提。
2009年元旦，许宏开了博客，开始面向公众进行写作。对于一名还在不停“下蛋”的学者来说，他灌水灌得相当勤奋，并常和网友互动，回答文史爱好者提的问题。在博客上，他贴出了“商假说”系列博文12篇，也把自己对考古学界的夏商分界争论、“五千年文明之说”、治学态度、学术规范，以及和国际学界之间的鸿沟的反思与批判带进了公众的视野。
如今，他是小众畅销书作家，有18万粉丝的小圈子“网红”，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面向文化大众的科普、文史讲座。
许宏说自己希望能给公众一点启蒙：把“思维复杂化”，留出空间，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某个权威甚至“科学家集团”抛出来的一个确定答案。“难道现在的学界共识就一定正确、更接近真理么？有一种说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难道，这句话现在就过时了么？”
他越来越像一个言辞委婉、态度温和、观点犀利的“搅局者”。
在新近一次面向公众的文史讲座里，他以“偃师城”、“郑州城”提及早已盖棺定论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颇有颠覆已有的学界共识之势。他的理由很简单——关于这两处遗址的国族归属，同样也缺乏考古“铁证”。
一位做全球史研究的友人在微信群和他开玩笑，说他是“考古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把上古历史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许宏把考古学从文本的误导中解救出来，“两人都为上古历史的解放事业做了北斗星一般的贡献。”
许宏说自己很感恩，在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学术思维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学者可以独立发声，文责自负，不害怕袒露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许宏刚刚拒绝了一家电视台的邀请。他们想拍一档考古题材的纪录片，请他作节目的学术顾问。“我一看，悬念、猎奇，把考古拍成了法制、罪案节目。”
一提及市面上流行的《盗墓笔记》、各种寻宝题材的小说、影视剧，以及充斥电视屏幕的鉴宝类节目，许宏和赵海涛都皱起了眉头：“很劣质，不靠谱。”
“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是为了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更看重的是背景关系，而不是仅仅要那个东西。”许宏正色道，“一旦文物离开它的原位，价值就减半甚至被破坏了。”
2002年春天，二里头的麦地一片青色。例行的田野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个队员向许宏走过来，靠近他，低声说：“许老师，出铜器了。”许宏走到他所指的地方一看，泥土里露出半个铜铃。根据墓坑的大小，他判断这是碰上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贵族墓了。
工作队挖到贵族墓的消息在工地上传开了。很快，这个消息会散播到四周村落。许宏当即决定：白天抓紧时间清理墓葬，晚上大家轮班看守发掘现场。
当时，工作队有3名研究人员，6名技师，9名实习学生。大家分成两班轮流守夜值班。王宏章把队里的吉普开到工地上，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灯，朝黑乎乎的墓穴口照一下。陪他们守夜的，还有从邻村借来的一条大狼狗。
上半夜，实习生们还挺兴奋的。到下半夜，气温下降，一个个开始犯困哆嗦。技师们让学生先回去睡觉，他们继续值后半夜。“一连在工地上看守三四个晚上。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在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呢。”老技师王宏章回忆。
在白天清理的过程中，技师们发现泥土里露出一小片绿松石片，然后又是一片，接着又一片，从墓主人骸骨肩部一直到胯部。根据后来测量的结果，足足有70厘米长。
以前，他们在贵族墓葬里也发现过绿松石器，一般都是镶嵌在铜托上，15-20厘米长。“但这个很奇怪，一是它很长；另一方面它下面没有铜托，说明很有可能原本是镶嵌在木头、皮革一类的有机质上，到后来腐烂了。”许宏说。
白天清理，晚上守夜，连续几天下来，大家都面露倦色，许宏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此外，露天工地的安保也是个问题。他打电话向北京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助，对方建议他整体提取。
“我们就把墓葬的一部分切割下来，用木箱装起来，周围灌上石膏加固，然后用铁丝、绳子绑好，上上下下铺好这么厚的一层海绵。”王宏章比划了一下。他们装上车，先把大木箱拉回了工作队驻地。
工作队的储藏室在二楼。大木箱很重，6个小伙子一起抬怎么也抬不到二楼，“另外，因为里头有青铜器，我们也怕不安全，工作队的安保条件不行。”
队里只有许宏住一楼。王宏章说：队长，就放你屋里吧。“我说可以啊。”大木箱就被搁在他的床旁边了。
两个月后，由王宏章开车，陈国梁和郭淑嫩押车，三人从偃师出发，把大木箱送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里。
一年多后，考古所的专家开箱清理。一条长度达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绿松石片组成的绿松石大龙从泥土里呈现出来。赵海涛借来一台尼康数码相机，拍下了它的身姿和面相。 “从正上方看，它的身体、尾巴都在游动。正面看它，它瞪着你，好像催着你读出它的身份。”许宏诗意地描述了和它的再次相见。2014年出版的《二里头：1999-2006》，就选用绿松石龙形器为书的封面。
讲完这个令人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故事，许宏觉得最最庆幸的是他们在现场清理中的谨慎和及时住手，“用竹签一拨，甚至轻轻吹一口气，绿松石片就会移位。要是碰上没经验的学生来清理，看到一片就很兴奋地从土里抠出一片，我们就看不到这条龙了。”
据考古所专家对遗骸的分析：墓主是一名男性，35岁左右。
乡村的夜晚很安静。躺在床上休息时，我忽然意识到：许队长和那位贵族男子“同居”两个多月的房间，正是我所住的客房——很有可能，“他”当时就睡在这张床的旁边！
有一瞬间，胸口猛地跳动一下。他是谁？到底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还有知觉，何以面对自己三四千年之后的遭际？
从某种角度说，考古挖掘就是今人在打搅已安息在地下的古人，即使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以前都不愿意回答。”许宏神色肃然，下意识地转换了一个坐姿。他坦言年轻时真没想这么多——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又是共产党员，觉得搞杀鸡祭血之类的开工仪式都是封建迷信。
1980年代，在山东大学留校当教师时，他每年会带着学生去做考古实习。在从田野发掘现场回驻地的路上，师生们一边走一边开玩笑。当时有个女生抱着出土的古人骸骨，男生就打趣说看她跟抱着个娃娃似的。女生也嘻嘻哈哈地回：你们再笑，骨头就要从我手里掉下来了。
田野作业回来，大家就把收拾好的骸骨、陶器等墓里出的随葬品直接往床底下一放，等待上交或继续整理，然后倒头呼呼大睡。“你看，我们应该说是没有禁忌的。”许宏说。
世纪之交后，来二里头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中，有台湾和日本的博士生。每当他们看到这边习以为常的古人遗骸处理方式，以及四周村落的孩童们对泥地里的陶片、骨片肆意踢玩、胡闹的情景，许宏能感受到他们的神色、语气里的惊讶与责备。
“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很难为情。大陆这边是太没有禁忌了。”他感慨，“考古的伦理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有时也会想，换成我，我也不愿意自己被拿到博物馆去展出。”
几千年来，位于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一直是人口密集地区。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位于古伊洛河北岸高地。根据历史上的水文记录，即便伊洛河的夹河滩地因为洪水泛滥成灾，这里安然无恙。按常理，这里会是后代村落选址的理想地点。可是，周边村民很少有向宫殿区占地筑屋的。尤其地势偏低的圪垱头村，村民们宁可自挖泥土填平低地——当地流传着这块高地是神鬼居所、不能侵入的说法。自东汉起，这里是京都洛阳京畿的大型墓地所在。
“要不是这里的农民对鬼神有敬畏，恐怕宫殿区难以像现在这么完整地保存下来。”许宏总结道。
年岁渐长，他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开始有所敬畏了：十几年来，他带领工作队作考古发掘时，会避开那些晚近墓穴；探索古代宫殿布局时，“挖到最重要的晚期遗存的表面，就住手。”
二里头都邑遗址现存面积有300万平方米，五十多年间发掘了4万平方米，仅占1%多一点。
“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现在看来，还要适当抑制人的好奇心，还是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些东西。”
傍晚6点半后，工作队的大门打开了。
闯进来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副大墨镜，活像电视新闻里的恐怖分子。这是队里的技师载着仪器、工具和下午的发掘收获回来了。
“年轻人比我们懂保养啊。”晚些回来的老技师们笑着打趣。王宏章撸起袖子，露出黑白分明的两截胳膊。
四合院的长廊上，放了两排二三十来个箩筐，箩筐上贴着标签，里面是清洗、整理过的陶片、兽骨、石片。等田野工作结束，技师们就要对这些碎片进行鉴别、整理、修复。
“这个还没有办法靠仪器，主要靠经验了，要对那个时代的陶器形状、种类非常熟悉才行。”郭朝鹏说。他特别佩服队里几位老技师，能从探方挖出来的“垃圾”里找出几十乃至成百上千个碎片，然后拼出一件陶器的原样来。
在社科院考古所下属的工作队，二里头队技师“认陶片”的技术颇有名气。
考古工作队由两个梯队组成：队长许宏、赵海涛是社科院研究人员，属于“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技师七八名，由工作队在当地招聘、培训，一般是高中文化程度。此外，是从附近村落雇来的农民工。
王宏章、王丛苗和郭淑嫩是队里最资深的技师。1980年代进工作队时，他们都还是没成家的姑娘小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3人如今都到了或接近退休的年纪，每日依旧在工地上勘探、发掘，带教队里新进的年轻人。
王宏章话不多，心很细，对工作队里大小事务都留着心。许宏称他是“我们的大总管”。
进队不久，他就被安排去北京学了半年摄影——用的是海鸥120相机，自己设个暗房冲洗胶卷。当年考古所给的拨款很少，一个季度发十来个黑白胶卷和一个彩色胶卷。“很省着用，一般的墓葬、灰坑都不拍照，只有挖到陶器、玉器才照，兽骨也不照。”这让王宏章感到遗憾：当时许多的发掘成果只有文字记录，没有图片，给后期研究带来麻烦。
刚进队时，他们一个月拿45块钱的工资，三四年后涨到60块，之后每年一块五、一块七地提上来。“工资算很低，比周围的厂矿企业工人的待遇都低。”直到2011年 ，情形才有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一个高级技师每月工资三千多块，“终于基本跟外头持平了。”
因为待遇的问题，二里头前前后后出走了三四十个技师，近的去了郑州，更远的，跑到深圳、广州。“还是做考古发掘，拿的比我们这里多得多，多出一半是有的。”
在大伙眼里，王宏章是公认的能人、聪明人。“真是很厉害的，没有他不会的事，拍照、修复、勘探、发掘、绘图、开车。”王延朋边说边数算。连工作队这座四合院，也是他在80年代负责工程建起来的。 “我都不明白像他那么一个出色能干的人，怎么就一直待在我们这里没走呢？”赵海涛和我私下聊起。
“都替我瞎吹呢。”王宏章黝黑的脸上露出一点难为情的神色：自己之所以一直待着，一是离家近，一是家里条件还可以，不用他挣很多钱。“不说为事业吧，还是喜欢做这个事，就一直踏踏实实做着。”
工作队有自己的食堂，但技师们一般都回家吃饭。下班后，骑着电动摩托车五六分钟就回到各自的村子了。碰到农忙，他们还可以请假回家割麦子。
在考古队和当地村民中间，他们是天然的情感纽带。攀起亲来，四周村民不是本家就是姻亲，遇上纠纷也好说话。2000年，有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两个青铜片，想卖给外人。正巧，撞见此事的技师是他本家的孙辈。在孙辈的劝说下，村民把铜片上交给工作队。
经鉴定，那是二里头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钺，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1986年，工作队向二里头村买了一块地建了自己的房子。之前，他们借住在农户的房子，工作、生活样样不方便。
建房之前，大家做了一个漂亮、细致的考古发掘。结果，在自家地盘上发掘出一个贵族墓，里头有铜铃、青铜爵，一个制骨作坊遗迹，一个很可能用于祭祀的坛类建筑基址，“直径大概七八米的夯土，圆盘型，上面立了柱子，像梅花桩一样。”王宏章比划着，精确地报出一连串数字。
“我们自己盖房子，当然要把发掘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好一些。以前这一带的老百姓盖房子，把地挖得很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看着都很心疼。”
2010年，王宏章的大儿子也招工进了考古队。儿子高中毕业后一度跑到外头闯世界，在江苏昆山的台资企业打工。三四年后，还是回到二里头村。先是跟着老技师们学发掘、测图、操作全站仪，现在又开始学习航拍、三维制图等新技术。
王宏章说，儿子一开始很不安分，因为“不自由，这活是死的”。“现在好多了，静得下来了。而且，现在工资也好了，和外头一样啰。”
2009年起，偃师一带发展起三轮摩托车、电动交通工具制造业，地方经济崛起，GDP在洛阳地区排名第一。附近年轻人在工业园区找到了就业机会，在外打工的也都回了故乡。“这几年，跑出去的人很少了。”
花花世界，有这么多机会，年轻人还会安心于一份面向大地的工作么？
“想法肯定是有过的。”郭朝鹏坐在电脑前慢悠悠地说。他一边用三维制图软件处理刚拍完的发掘现场图片，一边教我如何识别遗址上的各种土坑。听老技师说，他中间离开到郑州折腾了三四年，2010年归队的。
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校对，有郭朝鹏不小的贡献。“帮了我很大的忙。”具体负责报告的另一位主编赵海涛肯定道。
眼下，他在学习操作无人机航拍技术，正在热乎新鲜的劲头上。“这个真不错。以前租借氢气球，需要很多人，4个人4根绳子来控制。数码相机照一次，要等拿下来放到电脑里看，很麻烦。”
我拐弯抹角地问他收入和将来的职业打算。“要比工厂里好一些。毕竟，他们做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的嘛。”他嘴角露出一点笑意，“进了这里，就比较封闭了，不太接触外头了。”
“现在，咱们就相当于是坐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咧。”
在工地旁的小土包旁一坐下，老郭给我讲解起了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在满是黄土的工地上转了一上午，他一身棉布衬衫还是干干净净的，很体面，一看就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
每天只要没有其他要事，老郭就雷打不动地到遗址现场来“上班”，转转看看，帮帮忙。他称之为“体验”。在来工地打工一天赚40块钱的乡亲眼里，这叫“闲得慌”。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脚下这一片土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老郭文绉绉地解释。他说话爱用书面语，夹杂着一些古雅的文言字眼，说到某人去世叫“作古”，提到偃师地名的由来——那是周武王伐纣后“息偃戎师”。
老郭，大名郭振亚，66岁，圪垱头村人。在圪垱头乃至附近一带，他都颇有声望。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或是举办先人的周年祭祀，都会请他去张罗、主持。他通文墨、懂掌故，写得一手好字，又有一副服务乡里的热心肠。按赵海涛的说法，“放在1949年前，就是一标准的乡绅乡贤。”
1959年，老郭9岁。地里的麦子还没收割完，村里一下子多了一些北京来的“怪人”。他们拿着工具在麦子地里东挖挖，西探探。他好奇地跟在后头，一边自己琢磨。在他印象中，徐旭生是一个“瘦瘦的、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学问很大”。当时，考古队就借住在圪垱头的农户家，“条件很艰苦”。
之后半个世纪里，老郭和考古工作队的3任队长都结下了私交。谈起他们各自的籍贯、求学经历、师承、著左、乃至个性脾气，老郭如数家珍。1999年许宏一到二里头，就在队里技师的带领下，到圪垱头村来拜访老郭，向他借过往的书面资料。
老郭喜欢和这些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他打心眼里佩服有知识、学问大的人，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你看，这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差距。”
“文革”期间，老郭在公社生产队当会计。1974年春，他带着几个社员翻地栽红薯时，从土里挖出来一个三足青铜爵。
“我那时还叫不出这是啥，但是，有点明白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古董，就想去交给他们吧。结果，赵芝荃队长看到后，啊呀一声叫，高兴坏了，他那个喜悦的程度是难以言说啊。”
“为啥呢？因为这是二里头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它不是考古队挖掘出来的，是我发现的。”在考古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这件青铜爵的由来，有这么一行介绍文字：“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
老郭说自己这些年对工作队真是贡献了不少，他在家都用本子记了下来。一次，村里有人从地里挖到一件玉器，他听说后就去给对方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村民把玉上交给了工作队。“我跟他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国家的，万一被人知道的话，可能还会找你事了。”他嘿嘿一笑。 当大队干部的30年里，老郭常常在考古工作队和公社、村民之间居中协调，召集各方商量勘探、发掘要经过哪些地，怎么个赔偿法等等。
“在这几十年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老郭相当肯定地总结。他读过考古方面的书，书里提到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中很难避免和当地老百姓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这里还是很和谐的。我觉得自己也是对他们作出一定的贡献的。”
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主要是在圪垱头的农田上。圪垱头人不乐意了，私底下也跟老郭抱怨：明明主要是我们村的地，凭啥不叫它“圪垱头遗址”、“圪垱头文化”？
“我说，都已经叫这么多年了，到国际上都这么叫，哪里还有可能改得过来呢？”他又嘿嘿一笑。
2002年春，有“国宝”绿松石龙形器陪葬的贵族墓被发掘出来，因为走漏了消息，工地的安保一时很紧张。老郭把家里养的一条大狼狗借给工作队守夜巡逻。他对队长许宏说：“你放心吧，周围几个村的人，我都眼熟。要是有看起来可疑的陌生人出现，我马上给你报个信。”
趁着工地午休，我应邀去老郭家做客。他把我迎进一座敞亮的、带着天井的二层小楼。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贴着他参加某电视节目的留影。老郭的女儿在洛阳工作，儿子自办了一家小型企业，家境颇为殷实。
他带我参观了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书架上有《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以及洛阳、偃师的地方志和几大本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大部分，是历任考古工作队队长送给他的。
“他们都知道我爱学习，都送我书呢。许队送我的书最多。”对许宏一套面向公众的普及考古知识的小书，老郭尤其烂熟于心。他说自己把时间都用在学习古文化和历史上。
他向我展示了他小小的个人收藏——这些年他捡的古代陶片、石器、骨器。他一一向我介绍各是什么用途，有怎么样的工艺，这样的工艺代表了什么样的考古文化特征，俨然一个十分耐心又称职的解说员。
5月份，老郭去郑州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许队帮我安排的。我就去弄了一个列席证，门口也没人拦我。”老郭跑到夏商讨论组听了整整两天，“收获很大。”
他递给我一本红红的荣誉证书，上头写着“2015年优秀文物保护员”，颁发单位是偃师市文物局。
离开老郭家，是下午两点半后。他坚持要开着三轮车送我回工作队。半路上，他把车停了下来，转头叫我，然后他右手一挥，指着北方天际处的山脉对我说——“那就是邙山”，左手再一挥——“那是嵩山”，然后他双手合拢在胸前，“历史上有6个古都聚集在这一块洛阳盆地里，今天运气不错哦，都让你瞧清楚了。”
老郭还有两个小愿望：一是有机会再见一下自己四十多年前献的青铜爵。“东西保存在洛阳站里，海涛说什么时候帮我安排一下。如果他们允许，我想和青铜爵合个影做个留念。当时都没条件拍照。”
另外一个，等二里头博物馆建起来后，他想左一名志愿讲解员，“给四面八方来参观的公众讲解我们二里头遗址和洛阳的古文化历史。”
在郭振亚家，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的扫描复印件。
照片上，一位身着旧中山装、戴着旧八角军帽的老人拄着拐杖行走在田野里，身后是一片茂密的芝麻地，两边各有一人搀扶着。
“左边这个是我们公社书记，右边是村书记。时间大概是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郭是几年前从一堆旧杂物里发现照片原件的。他翻过来一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裴文中教授留念”。
“裴文中？”经他一提醒，我头脑里中学时代历史、生物教科书的记忆被调动了起来——著名古生物学家，北京周口店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也是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者。
“从来没听说他来过我们这里。我把照片交给许队，许队也帮我查过，说没这个记录。”老郭后来向已90岁高龄的老公社书记问过此事，“他说不记得了，上头来过这么多人，他哪里还记得？”
在工作队食堂里，我抓住饭后一段休闲时光，向副队长赵海涛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赵老师，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说：我们现代人类都是同种同源的，是东非人的后代，而且是同一位女性的后裔，因为线粒体上有相同的DNA——叫作夏娃的基因。这是真的么？
“如果这样的话，你、我以及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是不是和考古发现的周口店‘北京人’、‘元谋人’没有亲缘关系？现代人类真是起源于10万年前的东非？”
还有一个让我牵心已久的问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血统纯正的中原人小脚趾甲上有一块裂趾。真的么？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有这个特征么？”
“那你有么？”他反问道。我感觉面部微微发热——事实上，这是一个从10岁起就困扰我的问题。
赵海涛慢条斯理地开始回答：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50万年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有早期猿人存在的痕迹；它们中的一些后来灭绝了，没有进化下去；一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从10万年前到4万年前现代人类的起源时期，中国也发现一些古人类的化石，只是与10万年前相比出现了断层 。
“也许现代人类真来自非洲，也许只是暂时还没有考古发现。”他继续慢慢地说，“其实，考古学所能解答追寻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末了，他引用许宏的一句话作为这场小型“答记者问”的句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创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有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参考书目和文献：许宏著《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以及许宏部分考古学博文；《追迹三代》，孙庆伟著；《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陈淳、龚辛著；《漫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支持，特别感谢赵海涛、王宏章在采访中提供的诸多便利，以及郭振亚先生的热情接待与协助）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地里的麦子已收割完毕。
跨过洛河大桥，汽车驶入偃师的乡村地带。一路上，不时有中青年男女骑着电动摩托车，行色匆匆赶往某个目的地；也有私家车和我们擦身而过，抛下一串串震得耳膜发痛的流行歌曲。公路两边，排列着许多新式的农家别墅，以两三层高居多。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农村的富足和滋润，让我这个在长三角出生、长大的人略感意外。
在工地上，赵海涛走走停停，分配工作，检查进程。他在一处凹坑里蹲了下来，凑近察看一块清理中的地层剖面，然后对一旁拿着刮铲的大嫂说，“这里还得再刮刮。”又转过身叫来一位技师，让他来处理下面的事。
“海涛，你该戴个帽子。”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乡迎面走过来，带着点责备，“要不晒得慌。”“我不戴。”赵海涛操着一口河南话低声咕哝着，“晒得慌也比捂着强。”
上半年的田野发掘已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开始对探方做回填。“看样子要往后拖一两周了。一有新东西、新情况，就得停下来。”年轻技师郭朝鹏告诉我，“做田野发掘，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挖出什么来。”
地表有几处裸露出来的陶片、兽骨、贝类，还有一些用白色粉灰标识的遗迹轮廓——长条的，块状的，圆形的。因为天气炎热干燥，地面因土壤的颜色、密度、软硬不同自然干裂出了不同形状。即使外行如我，也能觉察出一点泥土里的秘密。
“考古发掘的基本功之一是认土和辨土，”赵海涛说。哪里是宫殿，哪里是普通房基，哪里是门，哪里是柱，哪里是井和下水道，都得靠一双经过长年田野考古训练的眼睛来辨识。“商代的土，汉代的土，我们一看都认得出。”
在他的讲解中，我眼前浮现出3800年前的一座精密、复杂的大都城：它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中心区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地面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也有木结构的，上面铺有木板，可以行人。宫殿区的北面是祭祀区，它的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手工业作坊区，里头是掌握着王国“高科技秘密”的青铜器、绿松石器作坊。
这个春夏，考古队的工作是对宫殿区早期5号宫殿的基址进行发掘。赵海涛说，它是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中“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始祖。
“就目前已发掘的结果看，它至少是四进的院落。下面要重点搞清楚这几个院落的布局、结构以及它和同时共存的3号宫殿之间的关系。”
他指着脚下的一处凹槽对我说：“晚期的2号宫殿堆积在它的上面，破坏得比较严重，而且有部分很可能是人为的故意破坏——后面的人把前期的夯土层、上头的东西统统挖掉、填平了。这算是本年度的一个重大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我兴奋起来，头脑里开始迸发想象力：宫廷政变？王朝更替？或者，太史公记载的那场著名的“商汤灭夏”革命？
“也许，可能。”他淡淡地说，“我们做田野考古的，目前只能说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下面需要对它进一步鉴别、研究，结合文献做出解释和推论。”
3800年前的二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发现中国第一座紫禁城
“考古人的工作有点像侦探，而且，是在支离破碎的凶杀现场进行破案。”许宏以一个带着惊悚意味的比喻打消了我想寻找确切答案的企图。1999年前任队长退休后，许宏接手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一干就是17个年头。
有整整7年时间，他每天跟个生产队小队长似的，带着工作队和四周村里雇来的老乡们，扑在河南农村这十几万平方米的黄土地上，东探西挖，晒得黝黑黝黑的。
“我是偷着乐呢。全国有几千个考古人，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大遗址，让你能在这一片热土上建功立业的？”他捂着嘴笑了，“要知道我和我前辈的名字都是和二里头连在一起的。”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寻找、踏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当年秋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分队进驻了二里头。
此后40年里，在两任队长的带领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四十多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先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小型房址、青铜冶铸作坊，出土了有着成组的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随葬的贵族墓，建立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
虽然对其王朝归属有长达数十年的论争，但国内学术界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或为夏王朝的都城，或为商早期都城。
读博士时，许宏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他常爱说一句话：在考古学界，他是搞“不动产”的。接手二里头之前，他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了一遍。
在翻阅前人留下的勘探记录时，许宏发现，1970年代该队曾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勘探到一条南北向的大路。他和同事们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后勘探出4条大道，它们构成工整的井字形结构，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已发现的遗迹划分在不同区域内。
基于经验和逻辑判断，许宏相信：如果二里头确实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该是有防御设施的。“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是王权政治的一个表征。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2003年春，正值“非典”时期，农村里搞严防死守。许宏带着队友们一路勘探发掘了2号宫殿基址的东北角——在不久前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
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图上，等画上井字形大道、宫城城圈后，这座3800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一下子清晰起来：它南北有序，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在中轴排列，有着严整规划和布局。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头宫城却是后世三千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许宏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却在制度层面方方方面面开了中国的先河。”在二里头之前，已发现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
许宏激动之余，打了一个电话向他的前辈们汇报：“他们很惊讶，说他们都把二里头打成马蜂窝了，怎么就没有找到呢。”按许宏自己的话说，这座宫城是靠着学术理念“想”出来的。
之后，许宏和同事们陆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工作队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3年，也即发现宫城的那一年，许宏40岁。他说自己和同事一道收获了一份最好的人生大礼。
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成果和细节逐步对外公布，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发了一场震动。当年，有着日本“夏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赶到二里头作现场考察。他以自己的考察和对传世文献的分析，论证了夏王朝的存在，出版了专著《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
从这一年起，过去对中国历史上夏王朝存疑的日本学界开始转向，日本的不少考古学者开始对“夏”进行探讨。原来认为二里头的主体属于商王朝的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饭岛武次教授也认可了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结论。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12年秋举办了《中国王朝の至寶》展。在“夏”之前，他们去掉了形容词“幻の”。逐渐地，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开始认可“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2005年，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称的北大教授邹衡去世前，来偃师参加学术研讨会。欢迎宴上，邹老先生向偃师地方领导介绍说：许宏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那是他们的认识，不是我的认识。”许宏不置可否地笑了。
作为任期内有重大发现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对二里头都邑到底姓夏还是姓商，他的立场和“站队”显得颇有分量。
“中央王朝”的自信
午后，一切静悄悄的。
没有午睡习惯的我，在工作队的四合院里四处转悠。
“来，我带你去看点好的，”工作队的大厨兼库管王延朋朝我招招手。这是个爽朗爱笑的女子，约摸三十来岁，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按照赵海涛之前的吩咐，她拿着钥匙打开文物保管室，从一个柜子抽屉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头是一支打磨光滑的骨锥——“是插在发髻上的。漂亮吧？”她开心地说。
近四千年的时光流逝后，依然能看到同样的爱美之心。
我很想知道，3800年前的中原王朝居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从哪里来？如何劳作吃喝，婚丧嫁娶？贵族们如何行政、祭祀、外交？和或远或近的邻邦、部落之间，又是如何交通往来？
“这很难。”许宏说，“一个考古人的终极的梦，就是透物见人，最终目的是能透物见人，能窥见他们的思想，就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了。” 经过五十多年的勘探、发掘，许宏说他们至今仍没有发现圈起整个都城的防御性设施。而在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考古人发掘出不少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从地图上看，它们以二里头为中心，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在此之前，中原腹地城郭林立，一派群雄逐鹿的混战场面。
在技师郭朝鹏的带领下，我得以见识到工作队里的“宝贝”。简单的陈列架上，摆满了修复后的陶器，有圆底的罐、三足的鼎、蒸食用的甑，各种用于热酒、分酒、饮酒的爵和觚。置身于二里头庶民日常的锅碗瓢盆中，一股烟火气和亲切感扑面而来。这是在博物馆隔着玻璃瞻仰古文物所无法领略的体验。
郭朝鹏说，那些供都城里贵族们专享的精美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都被送往北京和洛阳工作站修复和保存，“我们这里的保存条件不行。”
这些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青铜礼器、玉器所传播、影响到的区域之广，远远超出像我这么一个依靠飞机、铁路旅行的现代人的想象：它东至豫东，南至长江上中下游的四川、两湖、浙江等地，西达黄河上游，北至燕山以北、内蒙古一带。其中，玉石璋的传播甚至已经到了今日的越南北部。
古人云：“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许宏称之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信”：“这就是软实力。周围的其他国家都是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它可能被周围国家尊为‘盟主’，是一种松散的‘国上之国’政体。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
许宏认为：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这也是他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类科普小书的书名——《最早的中国》。
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论证脚下这片土地的价值与地位，而是希望把“最早中国”的诞生放在一个更大的文明发展框架中来思考与追踪。
“小麦、绵羊、黄牛、用骨头占卜的习俗，这些东西，最初在东亚大陆是没有的，从龙山时期开始一点点往东传。二里头至今没有发现家马，驯养的家马最早发现在殷墟时期，之前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到最后，这些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像二里头这样大范围管控人群的高度复杂的政治化实体，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本土找到它的来源。是无中生有呢，还是受外来的影响和刺激，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2014年，他和犹太裔女学者郭静云打了一回动静很大的笔仗。事情缘起于郭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针对她运用的材料、逻辑和推导方式的硬伤，许宏在博客上写了洋洋洒洒一系列商榷文章。
许宏说自己在学术规范上是个“很拧巴的人”，但他认为郭静云的视野有可赞许之处，“她原是外国人，能把东亚文明放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框架中来思考，有些认识是富于启发性的。而我们的本土学者一谈上古时代，视野里只有夏商周、只有中原这么小一块地盘，以前的考古研究就仅仅以复原三代王统历史为目的了。”
“中国从来也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尤其是青铜时代。在西风东渐的青铜潮之下，催生出最早的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扎实的考古材料做这方面的支撑。中国文明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怀着兼容并蓄的胸怀，积极地吸纳，再自我创新、生发出来的新文明。”
西来的青铜潮究竟是如何从两河流域及周边，途经中亚，传到东亚而之中原，与中原文化如何在碰撞后产生裂变、蝶化，这将是许宏下一本面向公众的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要讲述的故事。
面向大地的候鸟
考古工作队为我安排的临时住处，原是队长许宏的宿舍。
这是一间紧凑的单人房，有几只书架、柜子，一张半旧的单人床，靠窗摆着一张半旧的写字台。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压着两张已发黄褪色的旧照片：一张里面躺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婴儿，另一张上，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女孩依着窗台歪着头甜甜地笑。
从眉目辨识，照片里的小女孩应该是许宏提到过的女儿。
1999年许宏到二里头时，他的女儿刚刚出生。如今，照片里的胖娃娃已是17岁的女高中生了。许宏也在二里头待到了17个年头。
每年的田野发掘从3月开始。到6月底，中原大地进入高温酷暑，工作队转入室内的整理、修复阶段。9月天气凉爽下来，田野工作再次启动，然后一直忙到11月份霜冻降临。
一到秋天，许宏收拾行李赶往二里头时，女儿就会和他撒娇：“北京最好的季节，爸爸都不在北京陪我玩呢。”
从北京出发到偃师，许宏最喜欢、也坐得最多的是K字打头的过夜车，“晚上睡一觉，最不耽误事。”近几年有了高铁，车程由10个小时缩短为4个多小时，再加上从二里头村到洛阳龙门高铁站的路程。如今，他往来于两个城市需要7个多小时。
“许博士你回来啦。”每次从北京回到二里头村，村干部、老乡们都这么和他打招呼。这个河南洛阳附近的小村子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了。
考古行业有一句谚语：“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到头守空房。”许宏自觉亏欠家人很多。幸好，在报社工作的太太独立、能干，几乎凭一己之力把闺女拉扯大。现在，他已进入后期综合研究阶段，相对也有了更多时间待在北京。在北京时，他每天忙完工作就回家给妻子和孩子做饭，很是满足。
副队长赵海涛也当了父亲。有时，他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宝贝女儿最新的手工作业，以及儿童古诗歌教程。他的微信ID叫作“面朝大地”。
常年在二里头村蹲点，他每次回到北京反而不习惯，“太堵，到哪里都不方便。出去办一件事，然后一天就没了。”他喜欢吃工作队食堂的馒头，都是大厨王延朋亲手揉的，“海涛是不吃外头卖的馒头。”她说。
我问赵海涛：热爱这废墟里的事业么？“既然吃这个，”他敲敲手中的面碗，“就尽量把它做好。” 食堂的饭桌上，摆着一瓶开了封的白酒。看着像是在工地上劳碌一天后的小酌。“许队能喝，一顿能喝个半斤多吧。”技师郭淑嫩说，“他现在回来一趟，晚上很少在食堂吃，外头常有朋友请，应酬多。”
这也是身为工作队长的一项“业务能力”。
除了科研、把握田野工作的方向，许宏说自己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协调、统筹和外联上。在队里十几号人的吃喝拉撒、用水用电之外，他得“和地方各级干部喝得了酒，和企业家们能应酬，和老乡拍得了桌子、扯得上皮”。
二里头都邑遗址被周边几个自然村包围，它的中心区就在农地上。1980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工作队搞勘探、发掘，要和农户们一户一户地协商，一般按每亩一季半麦子的价钱赔偿。有时，他们也会碰上“钉子户”，碰到难缠的，跑到工地上来骂人的也有。
“他会找老乡吃个饭，一起喝一点酒，在钱上再多补一点。然后，事情就好办了。”郭淑嫩指了指桌上的酒瓶。考古队在当地长年驻扎，经费也不宽裕，标准抬高就不可能降下来，个别处理是最“经济”的方式。情感上、经济利益上，他都要照顾安抚到。
对于许宏的综合能力，工作队上下都很认可，和他打过交道的乡亲们觉得他亲切，从村官到镇、市各级地方干部也很买他的账。
“能耐大，不是书呆子。方方面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当。说话柔和，和工地打工的老乡们都处得很好。”前大队干部、和三任考古队队长都有交情的郭振亚评说道：“这样，才方便开展工作嘛。”
夏的迷雾
考古工作队的大门平日紧闭。门外是二里头村的一处公共空间，旁边竖着6个白底红字的隶书大字——“夏都文化广场”。
夕阳西下，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广场的树阴凉处，打着扇子摆着龙门阵，一派悠闲、自得的乡间景象。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在另一群人里卷起的风暴，他们一无所知，也不会关心。
自1959年被发掘以来，二里头遗址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风暴眼。关于它的王朝归属，半个多世纪以来，“参与论证人数之多，发表论文之多，是其他课题中不曾见的。”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对一个历史悠长、在近代又因落后蒙受屈辱的国族，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夏王朝找到考古实证，还寄托着考古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情结和论证五千年文明辉煌的天赋“使命”。
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以二重史论法证明《史记》中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相应地，他们进一步推论：《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这一共识，奠定了中国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发现的。然而，他以文献记载和当时对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推测二里头“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有关夏商分界的讨论中占主流地位长达20年。
1977年，河南登封县召开了“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在这次北大研究夏商考古学的学者孙庆伟所称的“神奇的会议”上，刚升上副教授的考古学家邹衡突然抛出二里头四期全为“夏都”之说，将此前学界二十多年已建立起来的一套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全部推翻。孙庆伟称邹衡为“搅局者”。学界随后群起而攻之。
之后20年，个性执拗的邹衡“一意孤行”，并把大部分学术精力花在论证和捍卫他的观点上。对夏商文化的分界，也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2000年前后，邹衡的“二里头夏都说”成为新的学界共识。近些年，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
伴随着观点分歧和学术论战，这些把大半生岁月都献给夏商周考古的知名学者中，有的“同室操戈”，有的“师生反目”，也有曾经交好的友人从此形同陌路。采访中，我听闻了学界大牛之间各种恩怨交织的故事版本，和划分山头、门派的种种说法。
“听上去很可爱，是吧。但说真的，其实很可悲。”一位学者和我谈起这些胶着至今的恩怨，轻轻摇头，“据说，美国的小学生从五年级就要学习区别事实与观点了。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却还是搅成了一团。”
1996年，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开始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整个工程投入千万，这是国内人文学科前所未有的“豪举”。在国家之力的保证下，项目调动了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力量，应用包括C14测年等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上古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
这项明显带着“凝聚力工程”色彩的大课题于1999年结项验收，通过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出一份夏、商、周三代年表。2000年，专家组对外公布成果：定夏朝约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安阳）约在公元前1300年……
作为夏王朝存在的最有利证据的二里头文化，被工程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一锤定音地认定其四期全部为“夏”文化。
然而，在外界，这个国内屡得大奖的“断代工程”却遭遇了十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相关问题涉及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直言：“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
在漩涡中，75岁高龄的邹衡教授再次展现了他的刚烈与执拗。他是“断代工程”专家组21位成员之一，兼任“夏代年代学课题组”组长。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宣传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工程持低调和有所保留的态度。1999年，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就夏文化上限问题和某首席科学家“商谈”。他也就此公开自己的学术立场——专家组所公布的夏代始年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不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对于二里头的王朝归属，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一直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只要考古发掘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铁证出土，二里头到底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没有定论，”他说，“在各种假说里，你可以说很有可能是、极有可能是、最有可能是，但是你不能说一定是。” “像许老师这样不提夏商的，在考古界属于极少数。”赵海涛说道。他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阶段，目前，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
所谓“原史”，是指史前时代与信史时代中间的一段时期，指在一种文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时，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其文字所记载的时期。
若非时空穿越，二里头的“定性”悬疑似乎永无天日——因为“任何借助出土器物、时空对证、C14测年等科技手段、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出的，依然只是一种‘最优级’假说，依然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在许宏北京和二里头的个人书架上，我都看到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传记和相关著作。1929年初，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李济早年留学哈佛，受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一直秉持“科学主义至上”的学术取向。据他弟子张光直回忆，只要没有考古材料，他就闭口不提。
2009年元旦，许宏开了博客，开始面向公众进行写作。对于一名还在不停“下蛋”的学者来说，他灌水灌得相当勤奋，并常和网友互动，回答文史爱好者提的问题。在博客上，他贴出了“商假说”系列博文12篇，也把自己对考古学界的夏商分界争论、“五千年文明之说”、治学态度、学术规范，以及和国际学界之间的鸿沟的反思与批判带进了公众的视野。
如今，他是小众畅销书作家，有18万粉丝的小圈子“网红”，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面向文化大众的科普、文史讲座。
许宏说自己希望能给公众一点启蒙：把“思维复杂化”，留出空间，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某个权威甚至“科学家集团”抛出来的一个确定答案。“难道现在的学界共识就一定正确、更接近真理么？有一种说法，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难道，这句话现在就过时了么？”
他越来越像一个言辞委婉、态度温和、观点犀利的“搅局者”。
在新近一次面向公众的文史讲座里，他以“偃师城”、“郑州城”提及早已盖棺定论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颇有颠覆已有的学界共识之势。他的理由很简单——关于这两处遗址的国族归属，同样也缺乏考古“铁证”。
一位做全球史研究的友人在微信群和他开玩笑，说他是“考古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运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把上古历史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许宏把考古学从文本的误导中解救出来，“两人都为上古历史的解放事业做了北斗星一般的贡献。”
许宏说自己很感恩，在一个学术权威缺失、学术思维多元化的时代，一个学者可以独立发声，文责自负，不害怕袒露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掘墓，禁忌
许宏刚刚拒绝了一家电视台的邀请。他们想拍一档考古题材的纪录片，请他作节目的学术顾问。“我一看，悬念、猎奇，把考古拍成了法制、罪案节目。”
一提及市面上流行的《盗墓笔记》、各种寻宝题材的小说、影视剧，以及充斥电视屏幕的鉴宝类节目，许宏和赵海涛都皱起了眉头：“很劣质，不靠谱。”
“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是：我们是为了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更看重的是背景关系，而不是仅仅要那个东西。”许宏正色道，“一旦文物离开它的原位，价值就减半甚至被破坏了。”
2002年春天，二里头的麦地一片青色。例行的田野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
一个队员向许宏走过来，靠近他，低声说：“许老师，出铜器了。”许宏走到他所指的地方一看，泥土里露出半个铜铃。根据墓坑的大小，他判断这是碰上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贵族墓了。
工作队挖到贵族墓的消息在工地上传开了。很快，这个消息会散播到四周村落。许宏当即决定：白天抓紧时间清理墓葬，晚上大家轮班看守发掘现场。
当时，工作队有3名研究人员，6名技师，9名实习学生。大家分成两班轮流守夜值班。王宏章把队里的吉普开到工地上，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灯，朝黑乎乎的墓穴口照一下。陪他们守夜的，还有从邻村借来的一条大狼狗。
上半夜，实习生们还挺兴奋的。到下半夜，气温下降，一个个开始犯困哆嗦。技师们让学生先回去睡觉，他们继续值后半夜。“一连在工地上看守三四个晚上。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在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呢。”老技师王宏章回忆。
在白天清理的过程中，技师们发现泥土里露出一小片绿松石片，然后又是一片，接着又一片，从墓主人骸骨肩部一直到胯部。根据后来测量的结果，足足有70厘米长。
以前，他们在贵族墓葬里也发现过绿松石器，一般都是镶嵌在铜托上，15-20厘米长。“但这个很奇怪，一是它很长；另一方面它下面没有铜托，说明很有可能原本是镶嵌在木头、皮革一类的有机质上，到后来腐烂了。”许宏说。
白天清理，晚上守夜，连续几天下来，大家都面露倦色，许宏意识到这么下去不是办法，此外，露天工地的安保也是个问题。他打电话向北京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求助，对方建议他整体提取。
“我们就把墓葬的一部分切割下来，用木箱装起来，周围灌上石膏加固，然后用铁丝、绳子绑好，上上下下铺好这么厚的一层海绵。”王宏章比划了一下。他们装上车，先把大木箱拉回了工作队驻地。
工作队的储藏室在二楼。大木箱很重，6个小伙子一起抬怎么也抬不到二楼，“另外，因为里头有青铜器，我们也怕不安全，工作队的安保条件不行。”
队里只有许宏住一楼。王宏章说：队长，就放你屋里吧。“我说可以啊。”大木箱就被搁在他的床旁边了。
两个月后，由王宏章开车，陈国梁和郭淑嫩押车，三人从偃师出发，把大木箱送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里。
一年多后，考古所的专家开箱清理。一条长度达70厘米、由两千多片绿松石片组成的绿松石大龙从泥土里呈现出来。赵海涛借来一台尼康数码相机，拍下了它的身姿和面相。 “从正上方看，它的身体、尾巴都在游动。正面看它，它瞪着你，好像催着你读出它的身份。”许宏诗意地描述了和它的再次相见。2014年出版的《二里头：1999-2006》，就选用绿松石龙形器为书的封面。
讲完这个令人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故事，许宏觉得最最庆幸的是他们在现场清理中的谨慎和及时住手，“用竹签一拨，甚至轻轻吹一口气，绿松石片就会移位。要是碰上没经验的学生来清理，看到一片就很兴奋地从土里抠出一片，我们就看不到这条龙了。”
据考古所专家对遗骸的分析：墓主是一名男性，35岁左右。
乡村的夜晚很安静。躺在床上休息时，我忽然意识到：许队长和那位贵族男子“同居”两个多月的房间，正是我所住的客房——很有可能，“他”当时就睡在这张床的旁边！
有一瞬间，胸口猛地跳动一下。他是谁？到底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他还有知觉，何以面对自己三四千年之后的遭际？
从某种角度说，考古挖掘就是今人在打搅已安息在地下的古人，即使是以科学研究的名义。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我以前都不愿意回答。”许宏神色肃然，下意识地转换了一个坐姿。他坦言年轻时真没想这么多——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又是共产党员，觉得搞杀鸡祭血之类的开工仪式都是封建迷信。
1980年代，在山东大学留校当教师时，他每年会带着学生去做考古实习。在从田野发掘现场回驻地的路上，师生们一边走一边开玩笑。当时有个女生抱着出土的古人骸骨，男生就打趣说看她跟抱着个娃娃似的。女生也嘻嘻哈哈地回：你们再笑，骨头就要从我手里掉下来了。
田野作业回来，大家就把收拾好的骸骨、陶器等墓里出的随葬品直接往床底下一放，等待上交或继续整理，然后倒头呼呼大睡。“你看，我们应该说是没有禁忌的。”许宏说。
世纪之交后，来二里头实习的考古专业学生中，有台湾和日本的博士生。每当他们看到这边习以为常的古人遗骸处理方式，以及四周村落的孩童们对泥地里的陶片、骨片肆意踢玩、胡闹的情景，许宏能感受到他们的神色、语气里的惊讶与责备。
“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很难为情。大陆这边是太没有禁忌了。”他感慨，“考古的伦理是个很复杂的话题。有时也会想，换成我，我也不愿意自己被拿到博物馆去展出。”
几千年来，位于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一直是人口密集地区。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位于古伊洛河北岸高地。根据历史上的水文记录，即便伊洛河的夹河滩地因为洪水泛滥成灾，这里安然无恙。按常理，这里会是后代村落选址的理想地点。可是，周边村民很少有向宫殿区占地筑屋的。尤其地势偏低的圪垱头村，村民们宁可自挖泥土填平低地——当地流传着这块高地是神鬼居所、不能侵入的说法。自东汉起，这里是京都洛阳京畿的大型墓地所在。
“要不是这里的农民对鬼神有敬畏，恐怕宫殿区难以像现在这么完整地保存下来。”许宏总结道。
年岁渐长，他说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开始有所敬畏了：十几年来，他带领工作队作考古发掘时，会避开那些晚近墓穴；探索古代宫殿布局时，“挖到最重要的晚期遗存的表面，就住手。”
二里头都邑遗址现存面积有300万平方米，五十多年间发掘了4万平方米，仅占1%多一点。
“考古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现在看来，还要适当抑制人的好奇心，还是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些东西。”
留下的，回来的
傍晚6点半后，工作队的大门打开了。
闯进来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副大墨镜，活像电视新闻里的恐怖分子。这是队里的技师载着仪器、工具和下午的发掘收获回来了。
“年轻人比我们懂保养啊。”晚些回来的老技师们笑着打趣。王宏章撸起袖子，露出黑白分明的两截胳膊。
四合院的长廊上，放了两排二三十来个箩筐，箩筐上贴着标签，里面是清洗、整理过的陶片、兽骨、石片。等田野工作结束，技师们就要对这些碎片进行鉴别、整理、修复。
“这个还没有办法靠仪器，主要靠经验了，要对那个时代的陶器形状、种类非常熟悉才行。”郭朝鹏说。他特别佩服队里几位老技师，能从探方挖出来的“垃圾”里找出几十乃至成百上千个碎片，然后拼出一件陶器的原样来。
在社科院考古所下属的工作队，二里头队技师“认陶片”的技术颇有名气。
考古工作队由两个梯队组成：队长许宏、赵海涛是社科院研究人员，属于“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技师七八名，由工作队在当地招聘、培训，一般是高中文化程度。此外，是从附近村落雇来的农民工。
王宏章、王丛苗和郭淑嫩是队里最资深的技师。1980年代进工作队时，他们都还是没成家的姑娘小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3人如今都到了或接近退休的年纪，每日依旧在工地上勘探、发掘，带教队里新进的年轻人。
王宏章话不多，心很细，对工作队里大小事务都留着心。许宏称他是“我们的大总管”。
进队不久，他就被安排去北京学了半年摄影——用的是海鸥120相机，自己设个暗房冲洗胶卷。当年考古所给的拨款很少，一个季度发十来个黑白胶卷和一个彩色胶卷。“很省着用，一般的墓葬、灰坑都不拍照，只有挖到陶器、玉器才照，兽骨也不照。”这让王宏章感到遗憾：当时许多的发掘成果只有文字记录，没有图片，给后期研究带来麻烦。
刚进队时，他们一个月拿45块钱的工资，三四年后涨到60块，之后每年一块五、一块七地提上来。“工资算很低，比周围的厂矿企业工人的待遇都低。”直到2011年 ，情形才有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一个高级技师每月工资三千多块，“终于基本跟外头持平了。”
因为待遇的问题，二里头前前后后出走了三四十个技师，近的去了郑州，更远的，跑到深圳、广州。“还是做考古发掘，拿的比我们这里多得多，多出一半是有的。”
在大伙眼里，王宏章是公认的能人、聪明人。“真是很厉害的，没有他不会的事，拍照、修复、勘探、发掘、绘图、开车。”王延朋边说边数算。连工作队这座四合院，也是他在80年代负责工程建起来的。 “我都不明白像他那么一个出色能干的人，怎么就一直待在我们这里没走呢？”赵海涛和我私下聊起。
“都替我瞎吹呢。”王宏章黝黑的脸上露出一点难为情的神色：自己之所以一直待着，一是离家近，一是家里条件还可以，不用他挣很多钱。“不说为事业吧，还是喜欢做这个事，就一直踏踏实实做着。”
工作队有自己的食堂，但技师们一般都回家吃饭。下班后，骑着电动摩托车五六分钟就回到各自的村子了。碰到农忙，他们还可以请假回家割麦子。
在考古队和当地村民中间，他们是天然的情感纽带。攀起亲来，四周村民不是本家就是姻亲，遇上纠纷也好说话。2000年，有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了两个青铜片，想卖给外人。正巧，撞见此事的技师是他本家的孙辈。在孙辈的劝说下，村民把铜片上交给工作队。
经鉴定，那是二里头发现的第一件青铜钺，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1986年，工作队向二里头村买了一块地建了自己的房子。之前，他们借住在农户的房子，工作、生活样样不方便。
建房之前，大家做了一个漂亮、细致的考古发掘。结果，在自家地盘上发掘出一个贵族墓，里头有铜铃、青铜爵，一个制骨作坊遗迹，一个很可能用于祭祀的坛类建筑基址，“直径大概七八米的夯土，圆盘型，上面立了柱子，像梅花桩一样。”王宏章比划着，精确地报出一连串数字。
“我们自己盖房子，当然要把发掘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好一些。以前这一带的老百姓盖房子，把地挖得很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看着都很心疼。”
2010年，王宏章的大儿子也招工进了考古队。儿子高中毕业后一度跑到外头闯世界，在江苏昆山的台资企业打工。三四年后，还是回到二里头村。先是跟着老技师们学发掘、测图、操作全站仪，现在又开始学习航拍、三维制图等新技术。
王宏章说，儿子一开始很不安分，因为“不自由，这活是死的”。“现在好多了，静得下来了。而且，现在工资也好了，和外头一样啰。”
2009年起，偃师一带发展起三轮摩托车、电动交通工具制造业，地方经济崛起，GDP在洛阳地区排名第一。附近年轻人在工业园区找到了就业机会，在外打工的也都回了故乡。“这几年，跑出去的人很少了。”
花花世界，有这么多机会，年轻人还会安心于一份面向大地的工作么？
“想法肯定是有过的。”郭朝鹏坐在电脑前慢悠悠地说。他一边用三维制图软件处理刚拍完的发掘现场图片，一边教我如何识别遗址上的各种土坑。听老技师说，他中间离开到郑州折腾了三四年，2010年归队的。
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校对，有郭朝鹏不小的贡献。“帮了我很大的忙。”具体负责报告的另一位主编赵海涛肯定道。
眼下，他在学习操作无人机航拍技术，正在热乎新鲜的劲头上。“这个真不错。以前租借氢气球，需要很多人，4个人4根绳子来控制。数码相机照一次，要等拿下来放到电脑里看，很麻烦。”
我拐弯抹角地问他收入和将来的职业打算。“要比工厂里好一些。毕竟，他们做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的嘛。”他嘴角露出一点笑意，“进了这里，就比较封闭了，不太接触外头了。”
乡绅老郭的梦想
“现在，咱们就相当于是坐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咧。”
在工地旁的小土包旁一坐下，老郭给我讲解起了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在满是黄土的工地上转了一上午，他一身棉布衬衫还是干干净净的，很体面，一看就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
每天只要没有其他要事，老郭就雷打不动地到遗址现场来“上班”，转转看看，帮帮忙。他称之为“体验”。在来工地打工一天赚40块钱的乡亲眼里，这叫“闲得慌”。
“我就是想弄清楚我脚下这一片土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老郭文绉绉地解释。他说话爱用书面语，夹杂着一些古雅的文言字眼，说到某人去世叫“作古”，提到偃师地名的由来——那是周武王伐纣后“息偃戎师”。
老郭，大名郭振亚，66岁，圪垱头村人。在圪垱头乃至附近一带，他都颇有声望。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或是举办先人的周年祭祀，都会请他去张罗、主持。他通文墨、懂掌故，写得一手好字，又有一副服务乡里的热心肠。按赵海涛的说法，“放在1949年前，就是一标准的乡绅乡贤。”
1959年，老郭9岁。地里的麦子还没收割完，村里一下子多了一些北京来的“怪人”。他们拿着工具在麦子地里东挖挖，西探探。他好奇地跟在后头，一边自己琢磨。在他印象中，徐旭生是一个“瘦瘦的、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学问很大”。当时，考古队就借住在圪垱头的农户家，“条件很艰苦”。
之后半个世纪里，老郭和考古工作队的3任队长都结下了私交。谈起他们各自的籍贯、求学经历、师承、著左、乃至个性脾气，老郭如数家珍。1999年许宏一到二里头，就在队里技师的带领下，到圪垱头村来拜访老郭，向他借过往的书面资料。
老郭喜欢和这些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们打交道。他打心眼里佩服有知识、学问大的人，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你看，这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差距。”
“文革”期间，老郭在公社生产队当会计。1974年春，他带着几个社员翻地栽红薯时，从土里挖出来一个三足青铜爵。
“我那时还叫不出这是啥，但是，有点明白这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古董，就想去交给他们吧。结果，赵芝荃队长看到后，啊呀一声叫，高兴坏了，他那个喜悦的程度是难以言说啊。”
“为啥呢？因为这是二里头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它不是考古队挖掘出来的，是我发现的。”在考古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关于这件青铜爵的由来，有这么一行介绍文字：“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
老郭说自己这些年对工作队真是贡献了不少，他在家都用本子记了下来。一次，村里有人从地里挖到一件玉器，他听说后就去给对方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村民把玉上交给了工作队。“我跟他说这个东西是属于国家的，万一被人知道的话，可能还会找你事了。”他嘿嘿一笑。 当大队干部的30年里，老郭常常在考古工作队和公社、村民之间居中协调，召集各方商量勘探、发掘要经过哪些地，怎么个赔偿法等等。
“在这几十年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老郭相当肯定地总结。他读过考古方面的书，书里提到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中很难避免和当地老百姓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这里还是很和谐的。我觉得自己也是对他们作出一定的贡献的。”
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主要是在圪垱头的农田上。圪垱头人不乐意了，私底下也跟老郭抱怨：明明主要是我们村的地，凭啥不叫它“圪垱头遗址”、“圪垱头文化”？
“我说，都已经叫这么多年了，到国际上都这么叫，哪里还有可能改得过来呢？”他又嘿嘿一笑。
2002年春，有“国宝”绿松石龙形器陪葬的贵族墓被发掘出来，因为走漏了消息，工地的安保一时很紧张。老郭把家里养的一条大狼狗借给工作队守夜巡逻。他对队长许宏说：“你放心吧，周围几个村的人，我都眼熟。要是有看起来可疑的陌生人出现，我马上给你报个信。”
趁着工地午休，我应邀去老郭家做客。他把我迎进一座敞亮的、带着天井的二层小楼。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贴着他参加某电视节目的留影。老郭的女儿在洛阳工作，儿子自办了一家小型企业，家境颇为殷实。
他带我参观了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书架上有《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以及洛阳、偃师的地方志和几大本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大部分，是历任考古工作队队长送给他的。
“他们都知道我爱学习，都送我书呢。许队送我的书最多。”对许宏一套面向公众的普及考古知识的小书，老郭尤其烂熟于心。他说自己把时间都用在学习古文化和历史上。
他向我展示了他小小的个人收藏——这些年他捡的古代陶片、石器、骨器。他一一向我介绍各是什么用途，有怎么样的工艺，这样的工艺代表了什么样的考古文化特征，俨然一个十分耐心又称职的解说员。
5月份，老郭去郑州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中国首届考古学大会。“许队帮我安排的。我就去弄了一个列席证，门口也没人拦我。”老郭跑到夏商讨论组听了整整两天，“收获很大。”
他递给我一本红红的荣誉证书，上头写着“2015年优秀文物保护员”，颁发单位是偃师市文物局。
离开老郭家，是下午两点半后。他坚持要开着三轮车送我回工作队。半路上，他把车停了下来，转头叫我，然后他右手一挥，指着北方天际处的山脉对我说——“那就是邙山”，左手再一挥——“那是嵩山”，然后他双手合拢在胸前，“历史上有6个古都聚集在这一块洛阳盆地里，今天运气不错哦，都让你瞧清楚了。”
老郭还有两个小愿望：一是有机会再见一下自己四十多年前献的青铜爵。“东西保存在洛阳站里，海涛说什么时候帮我安排一下。如果他们允许，我想和青铜爵合个影做个留念。当时都没条件拍照。”
另外一个，等二里头博物馆建起来后，他想左一名志愿讲解员，“给四面八方来参观的公众讲解我们二里头遗址和洛阳的古文化历史。”
客从何处来？
在郭振亚家，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黑白照片的扫描复印件。
照片上，一位身着旧中山装、戴着旧八角军帽的老人拄着拐杖行走在田野里，身后是一片茂密的芝麻地，两边各有一人搀扶着。
“左边这个是我们公社书记，右边是村书记。时间大概是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郭是几年前从一堆旧杂物里发现照片原件的。他翻过来一看，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裴文中教授留念”。
“裴文中？”经他一提醒，我头脑里中学时代历史、生物教科书的记忆被调动了起来——著名古生物学家，北京周口店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也是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者。
“从来没听说他来过我们这里。我把照片交给许队，许队也帮我查过，说没这个记录。”老郭后来向已90岁高龄的老公社书记问过此事，“他说不记得了，上头来过这么多人，他哪里还记得？”
在工作队食堂里，我抓住饭后一段休闲时光，向副队长赵海涛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赵老师，现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说：我们现代人类都是同种同源的，是东非人的后代，而且是同一位女性的后裔，因为线粒体上有相同的DNA——叫作夏娃的基因。这是真的么？
“如果这样的话，你、我以及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是不是和考古发现的周口店‘北京人’、‘元谋人’没有亲缘关系？现代人类真是起源于10万年前的东非？”
还有一个让我牵心已久的问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血统纯正的中原人小脚趾甲上有一块裂趾。真的么？3800年前的二里头人有这个特征么？”
“那你有么？”他反问道。我感觉面部微微发热——事实上，这是一个从10岁起就困扰我的问题。
赵海涛慢条斯理地开始回答：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50万年前，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有早期猿人存在的痕迹；它们中的一些后来灭绝了，没有进化下去；一般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但是从10万年前到4万年前现代人类的起源时期，中国也发现一些古人类的化石，只是与10万年前相比出现了断层 。
“也许现代人类真来自非洲，也许只是暂时还没有考古发现。”他继续慢慢地说，“其实，考古学所能解答追寻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末了，他引用许宏的一句话作为这场小型“答记者问”的句号：“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创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有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参考书目和文献：许宏著《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以及许宏部分考古学博文；《追迹三代》，孙庆伟著；《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陈淳、龚辛著；《漫谈夏商周断代工程》。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工作支持，特别感谢赵海涛、王宏章在采访中提供的诸多便利，以及郭振亚先生的热情接待与协助）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