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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6岁的张福林是温州龙湾人，在他的身上有着多个耀眼的头衔：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副会长、龙湾担保协会会长、温州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去年，龙湾警方陆续接到报警，称龙湾区担保行业协会会长张福林及其妻叶挺英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以资金周转和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调查中，警方发现，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张福林身边的亲朋好友、当地一些公务员纷纷将手中的闲钱交给他放贷。
2013年1月14日，警方立案。此时，涉案金额达3000多万元的张福林闻风而逃。
1月的某一天，广西东兴，中越边境，一条小船从中国驶向越南芒街，船上坐着一个冲色焦虑的中年男子，他叫张福林，一听口音就知道不是当地人，他此番去越南没走陆路口岸而选择坐船，只因为他是“跑略”偷渡的。他的妻子叶挺英也跟着以合法身份从东兴口岸出逃到越南与他汇合。
没人想到，这对“跑路”夫妇俩曾是亿万富豪。
警方经侦查发现，张福林及其妻子叶挺英已出逃越南。温州市警方迅速启动警务协作机制，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进行追捕。1月22日，龙湾警方派员前往广西东兴开展抓捕工作。
东兴市警方接到通报后，立即启动中越警务合作机制，向越南芒街市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要求协助抓捕张、叶2名涉案逃犯。
3月27目，张福林、叶挺英夫妇在越南芒街市城郊一出租屋被越南警方抓获，并于28目移交广西警方。
“他很狡猾，为了躲避侦查换了20多张电话卡。”东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有关负责人说，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张福林经常与国内有电话联系，但他每次通话结束后都将电话卡丢掉，因此无法锁定他的落脚点。不过，根据警方掌握到的相关信息，还是确定了他在越南芒街市。
3月27目，张福林夫妇被越南移交给广西警方时，当地温度高达二三十摄氏度，当地村民都穿着短袖，而张福林夫妇当天却依旧穿着冬装。
29日上午，温州市警方赶到东兴，与当地警方办理移交手续。30日，张福林夫妇将被我市警方押解回温。
张福林夫妇被带到广西东兴公安局后，曾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专访。
他们夫妇俩被移交给广西警方时，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而且夫妻俩的信用卡都存在透支记录。当时张福林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谁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面容憔悴的矮个男子，曾是亿万富翁。
“如果他们走诉讼途径，不到公安机关报警，其实我是不会逃的。”张福林称，如果潜逃到其他国家，必须事先做好很多准备工作，而他正好有个表姐在越南做海蜇生意。1月13目，他从东兴偷渡到越南芒街，1月14日，其妻通过合法手续进入越南。
张福林告诉记者，偷渡到越南后，他租下了越南芒街郊区海边一出租屋，租期半年，每月租金二三人民币。在越南期间，虽然身边少了追债的人，耳根清净了些，但日子过得也很苫，其间，还被骗了50多万元。
“在国外东躲西藏的日子实在很苦，现在被抓到反而心安了许多。”张福林说，他会面对现实，坦然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
张福林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接连传出，让很多“担保公司”走向绝路，他也遭受了牵连，收不回欠款，又还不出钱，他夜不能寐。
“我家里全部的资产都抵押出去了，还了5亿多元借款。”张福林说，他的资金大多借给了房地产商、能源开发商，当时这些行业全被套牢，无法还款。讨债的人纷至沓来，他只好把名下的房产、公司或卖或抵债，最后仍有3000多万元的债务无法偿还。
即便镣铐加身，谈起过往，张福林仍止不住兴奋。
张福林称，1989年到1995年期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丽水和温州两家农药厂的厂长，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周围“借鸡生蛋”的比比皆是，他不甘于就此沉寂。1997年，他从农药行业抽身而退，成立一个基金会，募集到大批资金后，转战重庆房地产市场。2003年，在政策严控楼市的情况下，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他回到温州，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担保行业在这个时候进入张福林视线。
记者查阅网上的相关报道发现，就在2010年7月，他还作为一个温商考察团的团长，赴台湾商谈参股台湾银行事宜，“谋划大陆民间资本进军台湾金融业。”
张福林说，在最“成功”时，几千万的资金写个收据就放出去了。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当时很多亲朋好友、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都拼命塞钱给他，求他帮忙放贷。
但是，好景不长。
知情人指出，龙湾法院上月刚审理一起起诉张福林的案子，对方是一名公务员，以2分左右月息借给他近百万元，“由于彼此是朋友关系，对方也没有打算报警”。而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旁听席上坐了5名市民，都自称是张福林非法吸存一案的受害人。
目前，法院已经查封了张福林位于市区的一套房子，该房子存在抵押。该知情人分析，张福林名下应该没什么财产了，不然受害人也不会申请查封这套房子。
据悉，从去年开始，张福林渐渐地成为龙湾法院的“常客”。其妻子叶挺英及叶挺英的弟弟，所开设的民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或者因为借钱，或者因为替人担保，被银行、小贷公司及个人告上法院。
龙湾法院一名法官指出，在他印象中，张福林从未在被告席上出现过。
而记者注意到，和被^告上法院的被动局面相比，他也有过主动出击的时候。如2010年，他曾向龙湾法院起诉项某索要10万元欠款。去年8月14日，张福林曾在“海鹤”药业债权人会议E出现过，早前提交重整申请的“海鹤”药业，债权人申报债务总额高达20亿余元，经温州中院审查确认的债务有逾12亿元，—份拥有135户债权人的名单中，有张福林的名字，他涉及的金额为1.29亿元。
在温州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记忆中，2009年是张福林业务做得最好的一年，当时，他的担保规模达到了4亿-5亿元，还不包括贷款业务。而张福林则自称，鼎盛时他手头的资金有10多亿元。
“我们给中小企业做贷款担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挡在银行前面。”郭炳钞说，现在银行都存在不少坏账，金融风波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温州市经贸委2010年的一份统计显示，截至当年上半年，温州市42家信用担保机构实现收入为4971万元，其中担保业务收入3915万元，实现利润296万元。尽管利润增长率同比增长107%，但担保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平均每家担保公司的利润只有7万元，有7家担保公司处在亏损状态。平均4310万元的资本金，半年时间实现7万元的利润，年化收益率只有0.3%多一点。
张福林夫妇名下的温州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达5000万元，他们显然看不上这点利润。
“当国家银根抽紧，一些急用钱的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去找担保公司，以5%、7%甚至10%的利息，几千万、几亿元的‘承揽’过来。”张福林说。
银监会一名熟悉担保业务的人士指出，信用担保的“微利”甚至亏损，也导致了不少担保公司开始“转型”或者“异化”。担保业“异化”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在名不副实，挂着担保公司的牌子却不做担保业务。同时，许多担保公司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实际上，张福林等人一直在悬崖边走路，风稍微刮大点，对他们都是致命的。
据警方透露，去年年底也有受害人报警，但被张福林通过还钱一一化解，直至后来大批量受害人报警。
“从去年开始，他们在交流时，就听到张福林问，‘这事那事该怎么办’？”在郭炳钞看来，张福林一直在坚持，那3000多万元很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张福林有无涉足其他产业，郭炳钞称，只听对方提过有在做房产。
伴随着张福林落网，温州市整个担保行业仍未走出寒冬。
“2012年和2011年相比，担保公司的数量少了一半，如今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几乎没有了，而融资性担保公司也从过去最多时的51家缩水为40家。”郭炳钞说，担保公司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政府有关方面多关注担保行业发展状况，出台措施引导担保行业走出困境。（本报综合）
去年，龙湾警方陆续接到报警，称龙湾区担保行业协会会长张福林及其妻叶挺英在2010年上半年开始，以资金周转和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调查中，警方发现，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张福林身边的亲朋好友、当地一些公务员纷纷将手中的闲钱交给他放贷。
2013年1月14日，警方立案。此时，涉案金额达3000多万元的张福林闻风而逃。
1月的某一天，广西东兴，中越边境，一条小船从中国驶向越南芒街，船上坐着一个冲色焦虑的中年男子，他叫张福林，一听口音就知道不是当地人，他此番去越南没走陆路口岸而选择坐船，只因为他是“跑略”偷渡的。他的妻子叶挺英也跟着以合法身份从东兴口岸出逃到越南与他汇合。
没人想到，这对“跑路”夫妇俩曾是亿万富豪。
警方经侦查发现，张福林及其妻子叶挺英已出逃越南。温州市警方迅速启动警务协作机制，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进行追捕。1月22日，龙湾警方派员前往广西东兴开展抓捕工作。
东兴市警方接到通报后，立即启动中越警务合作机制，向越南芒街市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要求协助抓捕张、叶2名涉案逃犯。
3月27目，张福林、叶挺英夫妇在越南芒街市城郊一出租屋被越南警方抓获，并于28目移交广西警方。
“他很狡猾，为了躲避侦查换了20多张电话卡。”东兴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有关负责人说，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张福林经常与国内有电话联系，但他每次通话结束后都将电话卡丢掉，因此无法锁定他的落脚点。不过，根据警方掌握到的相关信息，还是确定了他在越南芒街市。
3月27目，张福林夫妇被越南移交给广西警方时，当地温度高达二三十摄氏度，当地村民都穿着短袖，而张福林夫妇当天却依旧穿着冬装。
29日上午，温州市警方赶到东兴，与当地警方办理移交手续。30日，张福林夫妇将被我市警方押解回温。
张福林夫妇被带到广西东兴公安局后，曾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专访。
他们夫妇俩被移交给广西警方时，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而且夫妻俩的信用卡都存在透支记录。当时张福林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只有几件衣服，谁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面容憔悴的矮个男子，曾是亿万富翁。
“如果他们走诉讼途径，不到公安机关报警，其实我是不会逃的。”张福林称，如果潜逃到其他国家，必须事先做好很多准备工作，而他正好有个表姐在越南做海蜇生意。1月13目，他从东兴偷渡到越南芒街，1月14日，其妻通过合法手续进入越南。
张福林告诉记者，偷渡到越南后，他租下了越南芒街郊区海边一出租屋，租期半年，每月租金二三人民币。在越南期间，虽然身边少了追债的人，耳根清净了些，但日子过得也很苫，其间，还被骗了50多万元。
“在国外东躲西藏的日子实在很苦，现在被抓到反而心安了许多。”张福林说，他会面对现实，坦然接受相应的法律制裁。
张福林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接连传出，让很多“担保公司”走向绝路，他也遭受了牵连，收不回欠款，又还不出钱，他夜不能寐。
“我家里全部的资产都抵押出去了，还了5亿多元借款。”张福林说，他的资金大多借给了房地产商、能源开发商，当时这些行业全被套牢，无法还款。讨债的人纷至沓来，他只好把名下的房产、公司或卖或抵债，最后仍有3000多万元的债务无法偿还。
即便镣铐加身，谈起过往，张福林仍止不住兴奋。
张福林称，1989年到1995年期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丽水和温州两家农药厂的厂长，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周围“借鸡生蛋”的比比皆是，他不甘于就此沉寂。1997年，他从农药行业抽身而退，成立一个基金会，募集到大批资金后，转战重庆房地产市场。2003年，在政策严控楼市的情况下，已赚得盆满钵满的他回到温州，开始寻找新的商机。
担保行业在这个时候进入张福林视线。
记者查阅网上的相关报道发现，就在2010年7月，他还作为一个温商考察团的团长，赴台湾商谈参股台湾银行事宜，“谋划大陆民间资本进军台湾金融业。”
张福林说，在最“成功”时，几千万的资金写个收据就放出去了。在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当时很多亲朋好友、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都拼命塞钱给他，求他帮忙放贷。
但是，好景不长。
知情人指出，龙湾法院上月刚审理一起起诉张福林的案子，对方是一名公务员，以2分左右月息借给他近百万元，“由于彼此是朋友关系，对方也没有打算报警”。而法院在开庭审理此案时，旁听席上坐了5名市民，都自称是张福林非法吸存一案的受害人。
目前，法院已经查封了张福林位于市区的一套房子，该房子存在抵押。该知情人分析，张福林名下应该没什么财产了，不然受害人也不会申请查封这套房子。
据悉，从去年开始，张福林渐渐地成为龙湾法院的“常客”。其妻子叶挺英及叶挺英的弟弟，所开设的民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或者因为借钱，或者因为替人担保，被银行、小贷公司及个人告上法院。
龙湾法院一名法官指出，在他印象中，张福林从未在被告席上出现过。
而记者注意到，和被^告上法院的被动局面相比，他也有过主动出击的时候。如2010年，他曾向龙湾法院起诉项某索要10万元欠款。去年8月14日，张福林曾在“海鹤”药业债权人会议E出现过，早前提交重整申请的“海鹤”药业，债权人申报债务总额高达20亿余元，经温州中院审查确认的债务有逾12亿元，—份拥有135户债权人的名单中，有张福林的名字，他涉及的金额为1.29亿元。
在温州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记忆中，2009年是张福林业务做得最好的一年，当时，他的担保规模达到了4亿-5亿元，还不包括贷款业务。而张福林则自称，鼎盛时他手头的资金有10多亿元。
“我们给中小企业做贷款担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挡在银行前面。”郭炳钞说，现在银行都存在不少坏账，金融风波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就更大了。
温州市经贸委2010年的一份统计显示，截至当年上半年，温州市42家信用担保机构实现收入为4971万元，其中担保业务收入3915万元，实现利润296万元。尽管利润增长率同比增长107%，但担保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还是非常有限，平均每家担保公司的利润只有7万元，有7家担保公司处在亏损状态。平均4310万元的资本金，半年时间实现7万元的利润，年化收益率只有0.3%多一点。
张福林夫妇名下的温州民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达5000万元，他们显然看不上这点利润。
“当国家银根抽紧，一些急用钱的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便去找担保公司，以5%、7%甚至10%的利息，几千万、几亿元的‘承揽’过来。”张福林说。
银监会一名熟悉担保业务的人士指出，信用担保的“微利”甚至亏损，也导致了不少担保公司开始“转型”或者“异化”。担保业“异化”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在名不副实，挂着担保公司的牌子却不做担保业务。同时，许多担保公司热衷于高风险投资、高息借贷甚至非法集资。
实际上，张福林等人一直在悬崖边走路，风稍微刮大点，对他们都是致命的。
据警方透露，去年年底也有受害人报警，但被张福林通过还钱一一化解，直至后来大批量受害人报警。
“从去年开始，他们在交流时，就听到张福林问，‘这事那事该怎么办’？”在郭炳钞看来，张福林一直在坚持，那3000多万元很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张福林有无涉足其他产业，郭炳钞称，只听对方提过有在做房产。
伴随着张福林落网，温州市整个担保行业仍未走出寒冬。
“2012年和2011年相比，担保公司的数量少了一半，如今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几乎没有了，而融资性担保公司也从过去最多时的51家缩水为40家。”郭炳钞说，担保公司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政府有关方面多关注担保行业发展状况，出台措施引导担保行业走出困境。（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