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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近来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这是该奖成立14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作家。在中国，阎连科是争议较多的作家之一。他某些作品的遭遇曲折离奇，足以写成厚厚的传奇故事。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应当直面现实，记住我们可能已经忘却的记忆。《炸裂志》的出现使阎连科小说中对“荒唐”的表达抵达极致。这是一部试图揭示“高速发展”的悖谬之作。
“炸裂”是一个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地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两性博弈，家族的仇恨，历经沧桑依旧温暖的无功利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部乡村志，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史和心灵史。
曾经，他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让同行们咂舌。后来因为腰椎病，他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每当他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除去身体上的病痛使他感到沮丧，创作中的挫折所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同样无人体会。
始于“功利”的创作开端
宋庄：您最早读的书是什么？
阎连科：我小学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充满浪漫幻想，这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年龄吻合，让你觉得读书是如此有趣。大姐的床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完全是在她床头看完了在今天看来是“红色经典”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任何红色经典都看得非常深入。那时逮着什么看什么，但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
宋庄：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阎连科：青少年的阅读对我写作有相当的影响。很多人说我的写作故事性比较强，有很强的矛盾冲突，这应该和那段时间的阅读分不开。首先一点，少年的阅读培养了我在写作中构置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我的写作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只是这种浪漫主义和“红色经典”浪漫主义的方向不同。
《西游记》使我发现生活中确实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县城，更没见过城市。但《西游记》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家到县城有30公里，十四五岁前，那里对我是一个梦想。而这种梦想，后来就转移到了小说中的奇妙、新鲜的世界里。书中的故事是我的另外一种人生，这和我的现实完全不同。
宋庄：从阅读到写作，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阎连科：要说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还是看了张抗抗的书。当年我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去工作，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得到了这样的启发，我也就开始了创作之路。张抗抗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给我最大启发的人。
入伍时，部队见我写过东西，不管好坏，让我干了连队的文书。部队重视新闻，规定凡是在《解放军报》或国家级报纸上发一篇稿子，或者在省级报纸上发五篇，都记三等功一次。我入伍的时候，普通士兵已经不能直接提干了，考军校年纪又过了，立功提干就成了唯一的路。所以我写得挺卖力，三年立了三个三等功，还入了党。
宋庄：之后的写作，是一直摸索中前行吗？
阎连科：1985年有个转折点。写了七八个短篇后，这年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寄到《昆仑》被退回来了。不久《昆仑》编辑海波来商丘体验生活，由我“全陪”了十来天。临别时我才敢把《小村小河》拿出来，塞在后备箱里。三小时后，海波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一半就决定发表。这时我开始想，其实我能写好，写得让自己满意，让别人愿意看。在这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小说方面能走下去。
宋庄：刚开始创作时是怎样的状态？
阎连科：创作力特别旺盛。那时突然迸发出狂热的创作激情，身体又好，整天玩命吗，除了写还是写，每年都发七八个中篇，《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都有，这样持续了很多年。速度快，产量高，光《收获》一年就两个头条。
宋庄：是什么让您把写作速度放慢下来了？
阎连科：到了1995年，不是作家出文集热吗？我也出了。这时把自己以前的东西都找出来，细细读，才发现不管别人怎么说好，但不能让自己满意。那么一大堆作品，有几个值得回头一读？都是在自我复制，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我冷静下来了，决定放弃以前那种疯狂莽撞的写作，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和小说的技巧上。宁可少些，也要写好。小说需要琢磨。
作品总被“格外关注”
宋庄：《丁庄梦》作为国内第一部表现艾滋病的小说，您多次深入艾滋病村感受生活。在艾滋病村中一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吧？
阎连科：“走进”艾滋村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但我的方便之处是我是河南人，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另一方面，和我同去的是个美籍华人医学人类学家，对艾滋病非常有研究，我是以他助手的名义出现在村里的。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而且到村里后，我们除了询问他们的病情，其余什么都不问。一不拍照，二不记笔记，三不问当年卖血的情况，这样，就能很快走进他们的生活。有了这样的心态，什么困难也都无所谓了。
宋庄：为什么您的作品题材一般都会引起特别关注？
阎连科：大概是因为我的写作和现实总是有那种过分紧张的关系吧。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热切而个人的表达，必然容易引起读者的争议。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余华的《兄弟》等都是这样。彼此的差别，就是有的作家会吸取教训，而有的作家却表现出了固执。
宋庄：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您第一次提出了“神实主义”创作观，这一独特的文学新概念，主要观点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是“神实主义”的一些零碎准备，像火花一样迸出来， 到了《发现小说》，就相对有些条理了。读者们可以看看《发现小说》，那些观点在那里有比较清楚的交代。但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有很多小说之外的东西，读来会更加亲切和有趣。这两本书是互补的，是自圆其说的，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比如说，我认为一个作家一定是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是长篇。而全部故事的发展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小说中全部的故事链条都是因和果。在19世纪的写作中，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一百斤的结果就必须有一百斤的原因。小说中因果关系的全面性和对等性，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必须遵守的“全因果”。而到了20世纪的卡夫卡，他的小说故事中是“零因果”，是没有原因的结果。到了马尔克斯写作，他为故事提供了“半因果”。有原因，但和结果不相称，不对等。卡夫卡极其注重个人存在，几乎不关注社会的复杂性和广阔性。马尔克斯极其关注社会现实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但他不用“全因果”的逻辑去分析，也不用“零因果”的目光去看待，而是用半因果的思维去关注。从因果关系来考虑，我们在写作上逃脱不了这三种因果关系。但在我说的神实主义创作中，有了更新鲜的因果关系，即“内因果”，内因果是神实主义最根本的灵魂。 我以很多小说为例，解释了神实主义的内因果，我相信会有不少读者和写小说的人，看完后会心一笑，有所感慨；但是批评家会是怎样的态度，我就不敢说了。
宋庄：《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这两部作品都有些学术意味，刚拿到手时，很容易和您现在的身份联系起来，是为了教学需要吗？
阎连科：完全不是。《发现小说》这部文学随笔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给我的写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可以让我继续向前走，也可能会使对我的误读相对减少些。可是，我也觉得写完了《发现小说》，我自己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设置了一道门坎。下一步小说怎么写？能否透过这个门窗看到新的出口，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提到的神实主义，有很多人不一定赞同。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谈论一些作品时，老是和20世纪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总是把莫言和魔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对莫言是一种不公和不解；我们总是把贾平凹和明清小说联系在一起，其实忽视了他小说中内在的现代性。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作品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20世纪，它们的星星点点之光，在文学中被忽视了，也因此消失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余华的《兄弟》，但他是如此直接地关注几十年来的中国现实，这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的，而《兄弟》中的某种“神实”的情节，反而成了最被大家诟病的。
历来最受争议的小说，恰恰是最可能提供新的文学思维的。在《发现小说》中，我其实是冒着得罪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风险，小心翼翼地说了深层的现实主义在中国走不通的看法，也讲了走不通的例子。那么，怎样完成今天的现实主义完成不了，又要独具个性的写作？如何给自己的写作找到一个出口或者借口，不至于使自己的写作如此被争论和诟病，这就有了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神实主义”的最早的提法。
《炸裂志》——超级自信的新作品
宋庄：2013年，您又拿出了一部超级自信的作品——《炸裂志》。对于这部新作，您曾经说过：“我的任何小说都没有像《炸裂志》这样，写出我们社会那么蓬勃发展的力量，那种无可阻挡的朝气。”可是这朝气背后其实更多的是隐患和忧虑。
阎连科：我说这本书传递的是正能量，因为确实写出了社会发展中的蓬勃力量。有人说，看《炸裂志》像跑步一样让人停不下来。读者在跑，书中的人物也在跑，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每个作家都有忧虑和担心。30年前年轻人怀着乌托邦的理想，虽然像美国发射到宇宙上的飞船，不知能否抵达，但是有渺茫的星光存在，心向往之；可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3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人心也像黑洞看不到底，焦虑不安，忧虑重重，望不到来处。这部小说背后更大的力量，不是怀疑或担忧的态度，而是提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长跑的问题。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会出现什么问题、去哪里歇息、歇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说不论怎么惊心动魄，迭荡起伏，最后还是有着清晰的结局，整个炸裂城，所有的钟表、手表上的时针、秒针都在一夜之间不走了，有多半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从表上、钟上掉下来。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坏钟表的垃圾场。
宋庄：“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透视出时代变迁中必然的欲望。从一个村子透视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样的写法并不是特别新鲜，但是您的写作却因为荒诞、夸张的手法，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是否格外用力？
阎连科：每天的写作量和以前差不多，但是信息量更大，在构思上没有一秒钟的卡壳。完成开头后，全部情节都等在那里。一个村庄变成北京、上海、深圳了，这是我头脑中预定的线索；全城都做一个梦，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梦走，这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一瞬间产生的，有了这个梦，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以前的写作，从没有像这次这么酣畅淋漓。
宋庄：您的小说从不重复自己的写作经验，每一部都具有小说形式的探索性，但是这种探索是否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阎连科：我的读者群也许没那么大，但是读者同样会期待你的写作带来一点惊喜和意外，如果没有意外，读者会认为你江郎才尽，离你而去。写作过程也是和读者较量的过程。不能说一点不重复自己，但如果能有一点突破，哪怕是错的，写作会有激情和意义。读者也会有新鲜感。有的书有好的故事、好的人物，老少皆宜，像《麦田守望者》；也有的书有人捧也会被人骂，像《洛丽塔》。《炸裂志》也许不是一本让所有人喜欢的书，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挑选能理解它的读者。
宋庄：听说“炸裂”一词来自韩语，这样的借鉴对表达这部作品的主题有帮助吗？
阎连科：大约四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去韩国，看到大学门口贴的布告上有两个中国字“炸裂”，说讲座报名已经满了，要“爆炸”了。《炸裂志》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状态。我认为混乱、无序等这些词都不准确，只有“炸裂”才能把复杂的中国变革、人格的分裂一下子抓住，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为什么人心不古？不古到什么程度？小说在试图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写金钱、权力和欲望，彻底解下了欲望的遮羞布。我想把窗纱捅破、把窗帘拉开，让大家看清楚蓬勃向上的发展背后的东西。
宋庄：小说的结尾很有寓意。是否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阎连科：这个结局肯定和现在的心境、处境有某种联系。小说里炸裂村的阎连科写了《炸裂志》，可是后面还有“地方志”，哪一个更真实可靠？ 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作品至少在结构上更丰满，没那么简单化，有书中书，人中人的感觉。这一段历史是“阎连科”书写的个人化的历史，而不是文件。
重新拾起断线的梦想
宋庄：您目前是怎样的创作状况？
阎连科：我想，对我来说，不能长期让写作和读者隔绝。很多作品一定在我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没有被大量读者看到，会让我的写作变得封闭和孤立。现在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散文，写大自然中的空气、蓝天、花草、树木，这一定是可以通过并出版的一本书。
宋庄：这些是您想要表达的吗？
阎连科：是。我从80年代看完《瓦尔登湖》之后，就有一个梦想，哪怕只写十万字，一定要给自己一次集中表达对大自然纯粹感受的机会。我非常喜欢《瓦尔登湖》，这次写作纯粹是向梭罗的一次致敬。
宋庄：您还有什么梦想？
阎连科：我有很多梦想，但很多已断了念头。我20岁当兵，在部队26年，在我的中短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文学，写军营的生活。我对中国的军事文学的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它几乎是落后得不可思议。军事文学的文学资源是前苏联文学，可几十年过去，我们没有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更何况，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学境界，也是一种模式的写作。把中国的军事文学放到世界文学里，不值得一谈。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我当了26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
宋庄：写作中的“独特经历”，会影响到您的写作和情绪吗？
阎连科：现在不会。从2003年到现在，正是40岁到50岁的过渡时间，是作家的思考、精力最成熟的时候，没能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这其中的懊悔无人能体会。所以，我今后不会让那种经历影响我的写作了。除非，在我的人生中，还有更大的意外在等待着我。
宋庄：您曾经谈到“初步写作、成为作家都是有方法的”，那么，您认为文学院能培养出大作家吗？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院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但王安忆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开头。马原也是。至少有这么一个势头：今天的大学愿意和作家发生更多的联系，愿意让文科的学生和文学有亲近。
宋庄：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成就了自己还是使自己受到伤害？
阎连科：无所谓成就还是损害，无非是和别人不一样。书被禁不等于是好作品，被争议不等于是好作家，我只是更正直、更笨一点。今天我的性格仍然很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全部就是这么一个倔字。
“炸裂”是一个耙耧山脉深处的村庄。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荒诞、夸张地呈现了一个百人乡村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变迁，将经济发展中走向富裕的狂野欲望，撕心裂肺的两性博弈，家族的仇恨，历经沧桑依旧温暖的无功利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部乡村志，同时也是一部精神史和心灵史。
曾经，他写小说一天数千字乃至上万字让同行们咂舌。后来因为腰椎病，他再也不能坐在桌前写一篇小说，甚至连稍长的一封信也不能坐下写了。每当他趴在床上写作时，时常黯然伤神，流下泪来。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对坐在桌前写作的那种怀念。
除去身体上的病痛使他感到沮丧，创作中的挫折所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同样无人体会。
始于“功利”的创作开端
宋庄：您最早读的书是什么？
阎连科：我小学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充满浪漫幻想，这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年龄吻合，让你觉得读书是如此有趣。大姐的床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完全是在她床头看完了在今天看来是“红色经典”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任何红色经典都看得非常深入。那时逮着什么看什么，但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
宋庄：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阎连科：青少年的阅读对我写作有相当的影响。很多人说我的写作故事性比较强，有很强的矛盾冲突，这应该和那段时间的阅读分不开。首先一点，少年的阅读培养了我在写作中构置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我的写作有很强的浪漫主义，只是这种浪漫主义和“红色经典”浪漫主义的方向不同。
《西游记》使我发现生活中确实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县城，更没见过城市。但《西游记》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我家到县城有30公里，十四五岁前，那里对我是一个梦想。而这种梦想，后来就转移到了小说中的奇妙、新鲜的世界里。书中的故事是我的另外一种人生，这和我的现实完全不同。
宋庄：从阅读到写作，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阎连科：要说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还是看了张抗抗的书。当年我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去工作，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得到了这样的启发，我也就开始了创作之路。张抗抗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给我最大启发的人。
入伍时，部队见我写过东西，不管好坏，让我干了连队的文书。部队重视新闻，规定凡是在《解放军报》或国家级报纸上发一篇稿子，或者在省级报纸上发五篇，都记三等功一次。我入伍的时候，普通士兵已经不能直接提干了，考军校年纪又过了，立功提干就成了唯一的路。所以我写得挺卖力，三年立了三个三等功，还入了党。
宋庄：之后的写作，是一直摸索中前行吗？
阎连科：1985年有个转折点。写了七八个短篇后，这年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村小河》，寄到《昆仑》被退回来了。不久《昆仑》编辑海波来商丘体验生活，由我“全陪”了十来天。临别时我才敢把《小村小河》拿出来，塞在后备箱里。三小时后，海波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一半就决定发表。这时我开始想，其实我能写好，写得让自己满意，让别人愿意看。在这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小说方面能走下去。
宋庄：刚开始创作时是怎样的状态？
阎连科：创作力特别旺盛。那时突然迸发出狂热的创作激情，身体又好，整天玩命吗，除了写还是写，每年都发七八个中篇，《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都有，这样持续了很多年。速度快，产量高，光《收获》一年就两个头条。
宋庄：是什么让您把写作速度放慢下来了？
阎连科：到了1995年，不是作家出文集热吗？我也出了。这时把自己以前的东西都找出来，细细读，才发现不管别人怎么说好，但不能让自己满意。那么一大堆作品，有几个值得回头一读？都是在自我复制，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讲。我冷静下来了，决定放弃以前那种疯狂莽撞的写作，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和小说的技巧上。宁可少些，也要写好。小说需要琢磨。
作品总被“格外关注”
宋庄：《丁庄梦》作为国内第一部表现艾滋病的小说，您多次深入艾滋病村感受生活。在艾滋病村中一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吧？
阎连科：“走进”艾滋村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但我的方便之处是我是河南人，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另一方面，和我同去的是个美籍华人医学人类学家，对艾滋病非常有研究，我是以他助手的名义出现在村里的。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也不知道我是一个作家。而且到村里后，我们除了询问他们的病情，其余什么都不问。一不拍照，二不记笔记，三不问当年卖血的情况，这样，就能很快走进他们的生活。有了这样的心态，什么困难也都无所谓了。
宋庄：为什么您的作品题材一般都会引起特别关注？
阎连科：大概是因为我的写作和现实总是有那种过分紧张的关系吧。作家对现实和历史热切而个人的表达，必然容易引起读者的争议。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三恋》、余华的《兄弟》等都是这样。彼此的差别，就是有的作家会吸取教训，而有的作家却表现出了固执。
宋庄：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您第一次提出了“神实主义”创作观，这一独特的文学新概念，主要观点是什么？
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是“神实主义”的一些零碎准备，像火花一样迸出来， 到了《发现小说》，就相对有些条理了。读者们可以看看《发现小说》，那些观点在那里有比较清楚的交代。但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有很多小说之外的东西，读来会更加亲切和有趣。这两本书是互补的，是自圆其说的，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认识，也是非常个人化的。比如说，我认为一个作家一定是会讲故事的人，尤其是长篇。而全部故事的发展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小说中全部的故事链条都是因和果。在19世纪的写作中，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一百斤的结果就必须有一百斤的原因。小说中因果关系的全面性和对等性，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必须遵守的“全因果”。而到了20世纪的卡夫卡，他的小说故事中是“零因果”，是没有原因的结果。到了马尔克斯写作，他为故事提供了“半因果”。有原因，但和结果不相称，不对等。卡夫卡极其注重个人存在，几乎不关注社会的复杂性和广阔性。马尔克斯极其关注社会现实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但他不用“全因果”的逻辑去分析，也不用“零因果”的目光去看待，而是用半因果的思维去关注。从因果关系来考虑，我们在写作上逃脱不了这三种因果关系。但在我说的神实主义创作中，有了更新鲜的因果关系，即“内因果”，内因果是神实主义最根本的灵魂。 我以很多小说为例，解释了神实主义的内因果，我相信会有不少读者和写小说的人，看完后会心一笑，有所感慨；但是批评家会是怎样的态度，我就不敢说了。
宋庄：《发现小说》和《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这两部作品都有些学术意味，刚拿到手时，很容易和您现在的身份联系起来，是为了教学需要吗？
阎连科：完全不是。《发现小说》这部文学随笔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给我的写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子，可以让我继续向前走，也可能会使对我的误读相对减少些。可是，我也觉得写完了《发现小说》，我自己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设置了一道门坎。下一步小说怎么写？能否透过这个门窗看到新的出口，这对我是很大的挑战。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提到的神实主义，有很多人不一定赞同。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谈论一些作品时，老是和20世纪的作品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总是把莫言和魔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对莫言是一种不公和不解；我们总是把贾平凹和明清小说联系在一起，其实忽视了他小说中内在的现代性。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作品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20世纪，它们的星星点点之光，在文学中被忽视了，也因此消失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余华的《兄弟》，但他是如此直接地关注几十年来的中国现实，这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到的，而《兄弟》中的某种“神实”的情节，反而成了最被大家诟病的。
历来最受争议的小说，恰恰是最可能提供新的文学思维的。在《发现小说》中，我其实是冒着得罪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风险，小心翼翼地说了深层的现实主义在中国走不通的看法，也讲了走不通的例子。那么，怎样完成今天的现实主义完成不了，又要独具个性的写作？如何给自己的写作找到一个出口或者借口，不至于使自己的写作如此被争论和诟病，这就有了在《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中“神实主义”的最早的提法。
《炸裂志》——超级自信的新作品
宋庄：2013年，您又拿出了一部超级自信的作品——《炸裂志》。对于这部新作，您曾经说过：“我的任何小说都没有像《炸裂志》这样，写出我们社会那么蓬勃发展的力量，那种无可阻挡的朝气。”可是这朝气背后其实更多的是隐患和忧虑。
阎连科：我说这本书传递的是正能量，因为确实写出了社会发展中的蓬勃力量。有人说，看《炸裂志》像跑步一样让人停不下来。读者在跑，书中的人物也在跑，但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每个作家都有忧虑和担心。30年前年轻人怀着乌托邦的理想，虽然像美国发射到宇宙上的飞船，不知能否抵达，但是有渺茫的星光存在，心向往之；可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3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人心也像黑洞看不到底，焦虑不安，忧虑重重，望不到来处。这部小说背后更大的力量，不是怀疑或担忧的态度，而是提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长跑的问题。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会出现什么问题、去哪里歇息、歇息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小说不论怎么惊心动魄，迭荡起伏，最后还是有着清晰的结局，整个炸裂城，所有的钟表、手表上的时针、秒针都在一夜之间不走了，有多半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从表上、钟上掉下来。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坏钟表的垃圾场。
宋庄：“炸裂”由百人之村巨变为超级大都市，透视出时代变迁中必然的欲望。从一个村子透视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样的写法并不是特别新鲜，但是您的写作却因为荒诞、夸张的手法，带给我们强烈的冲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是否格外用力？
阎连科：每天的写作量和以前差不多，但是信息量更大，在构思上没有一秒钟的卡壳。完成开头后，全部情节都等在那里。一个村庄变成北京、上海、深圳了，这是我头脑中预定的线索；全城都做一个梦，每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梦走，这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一瞬间产生的，有了这个梦，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以前的写作，从没有像这次这么酣畅淋漓。
宋庄：您的小说从不重复自己的写作经验，每一部都具有小说形式的探索性，但是这种探索是否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阎连科：我的读者群也许没那么大，但是读者同样会期待你的写作带来一点惊喜和意外，如果没有意外，读者会认为你江郎才尽，离你而去。写作过程也是和读者较量的过程。不能说一点不重复自己，但如果能有一点突破，哪怕是错的，写作会有激情和意义。读者也会有新鲜感。有的书有好的故事、好的人物，老少皆宜，像《麦田守望者》；也有的书有人捧也会被人骂，像《洛丽塔》。《炸裂志》也许不是一本让所有人喜欢的书，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挑选能理解它的读者。
宋庄：听说“炸裂”一词来自韩语，这样的借鉴对表达这部作品的主题有帮助吗？
阎连科：大约四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去韩国，看到大学门口贴的布告上有两个中国字“炸裂”，说讲座报名已经满了，要“爆炸”了。《炸裂志》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状态。我认为混乱、无序等这些词都不准确，只有“炸裂”才能把复杂的中国变革、人格的分裂一下子抓住，为什么会是这样？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为什么人心不古？不古到什么程度？小说在试图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写金钱、权力和欲望，彻底解下了欲望的遮羞布。我想把窗纱捅破、把窗帘拉开，让大家看清楚蓬勃向上的发展背后的东西。
宋庄：小说的结尾很有寓意。是否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处境？
阎连科：这个结局肯定和现在的心境、处境有某种联系。小说里炸裂村的阎连科写了《炸裂志》，可是后面还有“地方志”，哪一个更真实可靠？ 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作品至少在结构上更丰满，没那么简单化，有书中书，人中人的感觉。这一段历史是“阎连科”书写的个人化的历史，而不是文件。
重新拾起断线的梦想
宋庄：您目前是怎样的创作状况？
阎连科：我想，对我来说，不能长期让写作和读者隔绝。很多作品一定在我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没有被大量读者看到，会让我的写作变得封闭和孤立。现在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散文，写大自然中的空气、蓝天、花草、树木，这一定是可以通过并出版的一本书。
宋庄：这些是您想要表达的吗？
阎连科：是。我从80年代看完《瓦尔登湖》之后，就有一个梦想，哪怕只写十万字，一定要给自己一次集中表达对大自然纯粹感受的机会。我非常喜欢《瓦尔登湖》，这次写作纯粹是向梭罗的一次致敬。
宋庄：您还有什么梦想？
阎连科：我有很多梦想，但很多已断了念头。我20岁当兵，在部队26年，在我的中短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文学，写军营的生活。我对中国的军事文学的现状有自己的看法，它几乎是落后得不可思议。军事文学的文学资源是前苏联文学，可几十年过去，我们没有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更何况，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学境界，也是一种模式的写作。把中国的军事文学放到世界文学里，不值得一谈。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我当了26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我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
宋庄：写作中的“独特经历”，会影响到您的写作和情绪吗？
阎连科：现在不会。从2003年到现在，正是40岁到50岁的过渡时间，是作家的思考、精力最成熟的时候，没能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这其中的懊悔无人能体会。所以，我今后不会让那种经历影响我的写作了。除非，在我的人生中，还有更大的意外在等待着我。
宋庄：您曾经谈到“初步写作、成为作家都是有方法的”，那么，您认为文学院能培养出大作家吗？
阎连科：在中国，文学院不承担培养作家的任务。但王安忆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开头。马原也是。至少有这么一个势头：今天的大学愿意和作家发生更多的联系，愿意让文科的学生和文学有亲近。
宋庄：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成就了自己还是使自己受到伤害？
阎连科：无所谓成就还是损害，无非是和别人不一样。书被禁不等于是好作品，被争议不等于是好作家，我只是更正直、更笨一点。今天我的性格仍然很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想，全部就是这么一个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