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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体现出来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等特征，并创立了以“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为支柱的“辩证胜任模型”。其中，他对沃尔兹关于国际体系是国家自发行为引发的论断进行了合理的批判，对其功利主义的批评比较客观，但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脱离结构谈单元个体性特征、忽视结构独立于单元的特性、把政治经济化、忽略历史进程的观点有不合理之处。另外，在“辩证胜任模型”中，阿什利提倡霸权集团的作用，却忽略了具有价值或道德含义的规范，尤其是构成性规范的作用。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历史进程；辩证胜任模型；构成性规范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4－0032－06
在《新现实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阿什利从汤普森（E.P.Thompson）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得到启示。汤普森（E.P.Thompson）认为，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反对实证主义，却把实证主义式的理解凌驾于传统的马克思学说之上。结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实践对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构成性作用，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对待政治，把人类看作环境的客体而不是主体。阿什利对沃尔兹的批评与此类似。
在多角度的批评中，阿什利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辩证胜任模型。笔者认为阿什利的批评既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失偏颇之处。
一、《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的主要内容
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声称支持两大革命，却背叛了两大革命，即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革命和科学主义对传统主义的革命。把政治实践降格为单纯的经济逻辑，新现实主义背叛了现实主义对政治自主性的坚守；夸大了方法论的作用，把科学看作单纯的技术性实体，新现实主义弱化了科学革命的批判功能。沃尔兹以利益代替政治实践，避开责任谈权力，忽略了国家互动过程中包含的社会学习、创造性变化等涵义。理顺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之后，阿什利致力于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新模型的建构。
(一)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主义特征。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被看作采取一致行动的整体，包括确立自己的利益，从若干待选择的方案中作出最佳选择以服务自身利益。阿什利则认为，国家并不能被想当然地看作统一的、目的明确的整体。他引用吉尔平的论述，说国家没有自己的利益，用经济学上的术语说，就是不具备“整体功能”。国家是这样一个集团，其利益和目标的确立是组成这个集团的若干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另外，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国家个体主义式的自发行为推动的结果，非国家本意使然，言外之意是，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国家意愿无关。阿什利再次引用吉尔平的话，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国际体系是根据某种形式的控制通过特定互动形成的不同实体的联合。在国际体系上施加的控制是三种因素的功能，这三种因素可以在国家的实力、利益和互动中找到逻辑的和历史的根源。这三种因素为：国家间实力分配、国家威望的排名、扎根于主导国家或集团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权利和规则。再者，阿什利认为，结构主义者坚持结构独立于单元，而沃尔兹先讲单元，再谈结构，以单元定义结构，背离了结构主义的逻辑。最后，阿什利认为，沃尔兹在分析国际体系结构的第二个特征即不同单元的功能时，误解了区别（Differentiation）一词的含义。区别（Differentiation）不仅指差异（Difference），还指隔离(Separateness)，即单元如何被个体化、单元化的问题。阿什利认为，沃尔兹没有分析国家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被单元化的，他把国家的个体性特征当作想当然的概念，由此可见，虽然沃尔兹自诩结构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特征。功利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高于行为体的联合体，个体的目标先于并独立于整体的目标。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个体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利益本质上是个体性质的，它旨在追求自身的单方面利益，而非带有公益性质的利益。理性主义以工具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定义理性：理性指国家通过有效行为追求特定目标，实现本国责任范围内的国家利益。阿什利认为：沃尔兹笔下的国家间互动呈现出工具性特性，即一国把另一国看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国家间亲疏远近关系随着国家手段和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国际秩序是工具式国际关系派生出来的结果，非国家刻意促成；国家共同期望的固定化衍生出国际组织。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特征。结构主义主张静态性第一位，动态性第二位，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单向依赖。变化发生在结构框定的环境中。结构的构成要素是固定不变的，结构限制和影响了这些变化，其本身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过分强调结构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以致于国家在无法摆脱的结构束缚下采取类似于经济领域内的纯粹理性行为，其结果是政治的自主性被剥夺，政治的工巧性和技艺性被湮没，政治战略成为关于选择何种工具的计算，政治被经济化了。政治转变为单纯的技术问题，即国家应采取何种行为以最有效地实现什么样的利益。阿什利还批评新现实主义说，结构主义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普通人或政治家只能被动地跟随国际关系的浮沉参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阿什利认为，人可以塑造或重塑对自我、环境和社会的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指导实践，将自己的意图注入创造或改变环境的实践进程中。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特征。实证主义忽略了具有价值涵义的社会现实，要求研究者不掺杂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新现实主义者研究的国际关系是行为体在追求既定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建立在理性逻辑起点基础上的关系。行为体之间互为工具式的关系排除了导致行为体认同感的社会实践的丰富内涵。
（二）新模型的建立
阿什利提出“辩证胜任模型”。其基本内涵是：制度帮助界定了行为体的身份，行为体遵从制度的规定，不仅仅因为后者对它作出了外在的约束，而且因为它把制度当作自我实现的途径，即制度嵌入行为体内部，成为行为体定义“自我”时的必要参照系。“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是“辩证胜任模型”的两个支柱，分别对应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前者指把经济决策的权利交予免于社会责任的私人组织，这预示着生产过程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后者指实力强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对经济领域的活动施加控制，同时防止经济生产的盲目性扩散至政治领域。实际共识维持了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霸权集团旨在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这体现了政治自主性，以避免政治被经济化。 二、阿什利对新现实主义批评的合理性 （一）关于国际体系是否由国家自发行为引发的问题
即使没有明说，沃尔兹也暗指均势是国际体系中常见的或必然的态势。他很少论证霸权体系的存在，更没有论证霸权国制定的霸权规则在整合国际体系方面的作用。他重点分析了两极结构，把它看作比多极体系更稳定的国际结构；分析了美苏两国对各自领导的集团的控制和管理，旨在解释两极结构下，国家实力的不平等可以为国际体系带来更大程度的稳定。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家意愿无关，任何国家不会自觉地建立外在的束缚以约束自己的行为。阿什利引用吉尔平的话，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国家无意识行为引发的结果，霸权体系体现了国家间实力和威望的对比。在霸权国主导下，体现其利益和意愿的规则得以建立，为其他国家确立了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说，霸权体系是霸权国自觉将本国的规则扩散至国际关系领域的产物。
（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符合国际关系实践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在于消灭威胁自身生存的危险，只有在保障了安全之后，国家行为体才能去追求更高的利益。而为了实现安全这一目的，行为体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如结盟)等。国家选择盟友，不是因为价值观念的驱使，而是考虑和谁结盟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阿什利用“功利主义”来描述新现实主义体系下的行为体，认为它们单纯以能否实现利益这一标准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准确而深刻的。
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学者的分析中，行为体根据得与失的计算，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们的行为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上，与道德、价值观念没有关联。新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的行为体在决策时遵循这种逻辑。在多极体系下，谁是谁的威胁，谁来应对威胁等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国家根据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一根本利益来界定亲疏远近关系。美苏两国进行的是零和博弈的游戏，它们紧密地观察对方的行为，它们清楚地知道，对方的收益就是自己的损失。所有地区的不稳定态势都会被美苏两国纳入“得失”的考察范畴。越南战争看似与美国国家利益无关，但是出于美苏争霸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增加自身收益的考虑，美国出兵干涉也是合理的。
新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缺乏像国内社会那样的管理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例如：美国和苏联可以承担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职责。它们组织集体行动，创造稳定和有序的局面，减少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在从事这样的行为时，不去计较各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分担的行动成本是否均等，因为它们有能力为集体行动的成功支付更多的成本。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救世主，而是因为和拥有局部利益的中等大国相比，美苏两国具有全局利益，它们在整个体系层面上界定自己的利益。当国际体系内大国数目减少、大国和其他国家实力差距悬殊时，大国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利益。当国际体系仅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时，这两个国家担当体系管理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可见，出于利益的驱动，美苏两国致力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充当体系的管理者。
新现实主义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极结构呈现成熟的态势：美苏两国实力基本持平，美国丧失了实力相对优越的地位；两国在长期相互争夺的过程中达成了默契，即在关键的时候弱化冲突，节制自己的不合理行为。核武器的存在巩固了两极格局，核武器对核武器造成了威慑。在这种情势下，美苏两国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使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说明，并不是美苏两国由对手变成了朋友，而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们认识到和平而非战争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新现实主义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控制着自己的阵营，它们宣扬各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意识形态作为相互竞争的工具，但是，它们又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必要的时候，意识形态服从于利益。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向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提供了比自己盟友更多的军事援助。
三、《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的缺失
（一）在分析国家如何被单元化时，沃尔兹没有脱离结构谈主权
沃尔兹关于结构三个特征的分析，是个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过程。他分析结构的第一个特征，即单元的排列组合原则，论证了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体的排列以无政府状态为原则。接着，他分析了不同单元行为体的功能，并对比国家内部各机构间关系，说明了为什么国家是类似的实体，由此引出了“主权”的概念。可见，他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主权”的含义。一方面，国家内部存在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其他机构服从这个最高权威，各司其职。而无政府状态下，缺少这样的中央权威机构，“主权”确立了国家自主政治实体的身份，使它们相互隔离，彼此间有明确的界限。国家以独立个体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必向更高的权威负责。另一方面，国家自主决定自身的内外部事务。它们是功能类似的实体，或多或少复制着彼此的行为。可见，沃尔兹没有抛开结构谈主权，相反，他以无政府状态为起点，分析了国家个体性特征如何产生的问题。
（二）沃尔兹讲的结构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
沃尔兹批评说，一些理论家，如斯坦利·霍夫曼试图建立体系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但他们并没有清楚地为体系作出定义，以至于他们讲的体系是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另外，政治科学家通常把国际体系还原成互动者的国家间关系，单从国家特征、国家行为或国家间的互动这一方向来分析国际关系事实和国际政治行为的后果。鉴于这一缺陷，沃尔兹提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结构。结构是沃尔兹创建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变量，他对结构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这源于他建立精简、富于科学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需要，也源于他弥补之前国际关系理论缺憾的需要。但是，能否据此认为，沃尔兹是个结构主义者呢？这个问题是有待商榷的，正如能否把一个崇尚个体自由的人称为个体主义者一样。此外，阿什利以结构主义基本特征，即结构独立于单元为论据，辩称沃尔兹以单元定义结构是不合理的。这一点也有失偏颇。结构优先于单元、独立于单元并不等于结构可以脱离单元而存在，更不等于可以先于单元而存在。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结构体现了实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结构当然不能超然于国家之外，非但如此，结构受国家特征、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的影响，正如后者也受前者的影响一样。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沃尔兹讲的结构是客观而独立的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不能改变结构、尤其是深层次的结构，结构一经形成，便具有高度稳定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运用石油武器，使美国和欧洲国家遭遇石油危机，但美国在这场危机面前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表面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占据上风，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分配情况。 （三）沃尔兹重视了政治智慧和政治权术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忽视了政治技巧，沃尔兹笔下的政治领域充斥着利益计算，政治活动被利益欲望控制，政治自主性和独立性丧失了，乃至于政治行为成了经济行为的简单复制。但事实上，新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抹煞政治的自主性。搭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需要选择政治领域的特殊变量，研究国家行为，也需要观察国家如何运用政治智慧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做出判断。往往是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而非军事武器和经济手段，更能帮助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学者认为，政治力量的持久性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宣扬自由主义与秩序的联系，鼓吹自由主义有利于建立美好的世界秩序，来凸显共产主义的劣势。美国的政治家惯于用诱人的辞令，把自己装扮成和平的爱好者，以争取更多的盟友。政治家还擅长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论调，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改变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重塑国际秩序”的言论，发表了“维持国际秩序”的主张。可见，虽然沃尔兹对如何运用政治智慧着墨甚少，但他并没有将政治和军事、经济混为一谈。
政治智慧还体现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结盟行动。沃尔兹把权力看作国家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除非国际体系存在优势突出、极有希望在国家角逐中获胜的强权国家，其他国家采取见风使舵政策，依附于它的实力而生存。在大多数时候，国家采取平衡战术以维持国际体系的均势状态。华尔兹甚至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将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均势状态。他重点论述了见风使舵和均势行为的差别：前者指依赖强者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本身处于劣势的时候仍然有获取收益的可能；后者指保持国际关系均衡态势。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均势政策，即加入弱小集团以平衡双方实力。国家追求的目标不是权力的最大化和霸主地位，而是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在危险随时随地潜伏的情况下，它们不希望有过于强大的国家出现以致使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固然，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是国际结构使然，但它也体现了作为国际体系施动者的国家行为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政治判断。
新现实主义者重视政治技巧，还表现在他们主张属于政治范畴的事情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可行的。
（四）沃尔兹重视结构内和跨结构的变化，重视历史进程
稳定性和非稳定性并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沃尔兹创建体系理论，其根源在于单纯从单元层次上的变化不能分析国家行为及其后果，需要引入体系层次分析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事实。沃尔兹注意到国际体系中变化的东西，又坚持其中根本不变的东西。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充满非连续性即变化，在国际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要从单元层次着手分析变化发生的原因；在国际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要从体系层次入手分析变化发生的原因。阿什利批评说，沃尔兹的结构处于凝滞和静止状态，忽视了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沃尔兹对两极结构的固守，并非因为他对此有特殊情结，而是出于他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和非稳定性进行综合考察后做出的判断。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增加，但是，不同的国家对同样的事务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存在依赖关系的双方对彼此的依赖程度是同等的。国家间的权力不平等程度越高，相互依赖程度就越低。在两极结构下，美苏两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行动自主权。正是因为依赖程度的不平等，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石油战争中有不一样的表现。
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976年3月的《美国国际经济形势报告》指出，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落后于日本和德国。美国仅是降低了在空间防御技术方面的投入，这与它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1973年和1976年，美国囊括了所有的诺贝尔奖。美国每一万个劳动者中有69.7个科学家。
核武器的扩散并不能赋予军事弱国和军事强国平等的地位。核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前者的使用是自杀式行为。强国可以使用不同水平的武器威胁、恫吓对手，并规避对方的攻击行为。同时，军事强国能够在危机中不断加大赌注、采取挑衅行为使危机升级，但又不至于卷入战争，弱国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美国不能平息越南的政治纷争不能说明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从过去到现在，军事力量的强大从来不曾带来政治上的控制。在民众政治参与度高、党派林立的国家中，军事力量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它能做军事弱国不能做的事情。美国虽然不能阻止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但是，美国有效地遏制了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战略，并能在战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美国在东南亚的失败并不能抹煞美国在东北亚、中东和欧洲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些地区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的介入。
沃尔兹认为，主要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变化并不必然来国际结构的变化，国际结构的判断依据是国家行为体的数量，而不是国家集团的数量。在二战前的三个世纪中，国际体系呈现出多极结构，其间国家行为体数量发生了或增或减的变化，但国际结构仍然以多极为特征。二战之后，美苏两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强国，国际结构由多极变为两极。因此，二战被称为改变体系结构的战争。判断一个国家强大与否，要看它的综合实力。权力是综合性概念，其组成要素是不能被分割的。组成权力的要素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竞争力、人口多寡、领土面积等。强大的综合实力使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其地位是其他国家不能超越的。在单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不能被称为强国。从这个角度讲，沃尔兹看到了多极结构向两极结构的转变，它之所以坚持认为国际体系仍是两极结构，是因为蕴涵其中的变化没有改变两极格局的本质。
（五）对阿什利“辩证胜任模型”的简单考察
阿什利搭建了名为“辩证胜任模型”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以“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为支柱。实际共识是指国家间存在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经济领域应该被独立出来，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权应该被授予免于社会责任的私人组织。霸权集团指霸权之间的联合，旨在对经济领域施加政治控制，同时防止政治领域出现像经济领域那样只求利益、不问秩序的局面。可见，实际共识指维护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霸权集团指对经济领域不负社会责任的生产过程加强政治控制。阿什利批评新现实主义过于功利，只讲利益，不讲价值观念，但是，他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提倡霸权集团的控制，崇尚强权，却忽略了具有价值或道德含义的规范的作用。 阿什利对霸权的推崇是不遮掩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霸权的存在能控制国际生产过程，使其不至于走向混乱无序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符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在生产走出国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需要有控制国际生产和贸易的角色，在很多时候，霸权国家充当了这种角色。如目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它主要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协调机制。但是，从另外角度讲，除霸权国或霸权集团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力量能担任这种角色呢？当霸权国或霸权集团的实力衰退之后，建立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会随之衰退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怎样的新秩序会被建立起来呢？被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仍然只是反映霸权国或霸权集团的利益吗？建立在霸权前提下的秩序能被长久地维持吗？回答这些疑问，我们要超越霸权，考虑霸权之外的因素。
霸权是国际体系中不容忽略的存在，它维护自己优越地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赤裸裸的武力征服的方式，也可以打着普世道德的幌子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但是，不管它怎样包装美化自己，它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现代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更讲究权术和政治技巧，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它们也讲究规范。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霸权国在制定并推行规范的时候要考虑它们的利益，但归根结底，霸权国的规范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并在推行规范的过程中以武力为后盾。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规范被如此定义：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规则。从规范对行为体作用的角度区分，规范可以分为限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涉及确定行为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而构成性规范表明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利益和约束行为。限制性规范被强制性地推行，对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性，但只有被成员内化后，才能被成员自觉地遵从，这时候，限制性规范就转化成了构成性规范。可见，霸权国用武力推行的规范是典型的限制性规范，如果它不能被转化成构成性规范，便无法为国际体系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在成员国表面的遵从背后，潜伏的是日益膨胀的对霸权国的不满情绪。当前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以初级产品和原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不平等交换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以前，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在独立后，其货币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汇率机制，没有足够的抗危机能力。它们要求革新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是反抗霸权的明证。能被集体中的成员内化并产生认同感的构成性规范是有效组织国际生产分工，建立并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是拥有主权的国家行为体。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有些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能跨越国界，为不同的国家接受，如主权平等、互利共赢等。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和规范能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也强调了规范的重要性。构成性规范内嵌于国家行为体身份之中，决定了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决定了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与身份相符的适当行为。只有当国家自觉遵守国际规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国利益，它们才能共同塑造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
四、结论
认为传统现实主义没有区分国际体系的主观和客观方面，新现实主义抓住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以与还原主义截然不同的体系层次分析法搭建了国际政治理论模型。阿什利认为沃尔兹关注的变量太单一，重结构轻实践，功利主义色彩太浓厚，符合对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范式的一般批评。但是，沃尔兹并没有犯“结构决定论”的错误，阿什利对他的批评不完全合理。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历史进程；辩证胜任模型；构成性规范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4－0032－06
在《新现实主义的贫困》一书中，阿什利从汤普森（E.P.Thompson）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得到启示。汤普森（E.P.Thompson）认为，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反对实证主义，却把实证主义式的理解凌驾于传统的马克思学说之上。结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实践对历史和社会结构的构成性作用，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对待政治，把人类看作环境的客体而不是主体。阿什利对沃尔兹的批评与此类似。
在多角度的批评中，阿什利创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辩证胜任模型。笔者认为阿什利的批评既有合理的地方，也有失偏颇之处。
一、《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的主要内容
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声称支持两大革命，却背叛了两大革命，即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革命和科学主义对传统主义的革命。把政治实践降格为单纯的经济逻辑，新现实主义背叛了现实主义对政治自主性的坚守；夸大了方法论的作用，把科学看作单纯的技术性实体，新现实主义弱化了科学革命的批判功能。沃尔兹以利益代替政治实践，避开责任谈权力，忽略了国家互动过程中包含的社会学习、创造性变化等涵义。理顺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之后，阿什利致力于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新模型的建构。
(一)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主义特征。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被看作采取一致行动的整体，包括确立自己的利益，从若干待选择的方案中作出最佳选择以服务自身利益。阿什利则认为，国家并不能被想当然地看作统一的、目的明确的整体。他引用吉尔平的论述，说国家没有自己的利益，用经济学上的术语说，就是不具备“整体功能”。国家是这样一个集团，其利益和目标的确立是组成这个集团的若干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另外，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国家个体主义式的自发行为推动的结果，非国家本意使然，言外之意是，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国家意愿无关。阿什利再次引用吉尔平的话，批判了这种观点，指出国际体系是根据某种形式的控制通过特定互动形成的不同实体的联合。在国际体系上施加的控制是三种因素的功能，这三种因素可以在国家的实力、利益和互动中找到逻辑的和历史的根源。这三种因素为：国家间实力分配、国家威望的排名、扎根于主导国家或集团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权利和规则。再者，阿什利认为，结构主义者坚持结构独立于单元，而沃尔兹先讲单元，再谈结构，以单元定义结构，背离了结构主义的逻辑。最后，阿什利认为，沃尔兹在分析国际体系结构的第二个特征即不同单元的功能时，误解了区别（Differentiation）一词的含义。区别（Differentiation）不仅指差异（Difference），还指隔离(Separateness)，即单元如何被个体化、单元化的问题。阿什利认为，沃尔兹没有分析国家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被单元化的，他把国家的个体性特征当作想当然的概念，由此可见，虽然沃尔兹自诩结构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特征。功利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个体主义认为，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高于行为体的联合体，个体的目标先于并独立于整体的目标。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个体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利益本质上是个体性质的，它旨在追求自身的单方面利益，而非带有公益性质的利益。理性主义以工具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定义理性：理性指国家通过有效行为追求特定目标，实现本国责任范围内的国家利益。阿什利认为：沃尔兹笔下的国家间互动呈现出工具性特性，即一国把另一国看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国家间亲疏远近关系随着国家手段和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国际秩序是工具式国际关系派生出来的结果，非国家刻意促成；国家共同期望的固定化衍生出国际组织。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特征。结构主义主张静态性第一位，动态性第二位，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后者对前者的单向依赖。变化发生在结构框定的环境中。结构的构成要素是固定不变的，结构限制和影响了这些变化，其本身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过分强调结构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以致于国家在无法摆脱的结构束缚下采取类似于经济领域内的纯粹理性行为，其结果是政治的自主性被剥夺，政治的工巧性和技艺性被湮没，政治战略成为关于选择何种工具的计算，政治被经济化了。政治转变为单纯的技术问题，即国家应采取何种行为以最有效地实现什么样的利益。阿什利还批评新现实主义说，结构主义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普通人或政治家只能被动地跟随国际关系的浮沉参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阿什利认为，人可以塑造或重塑对自我、环境和社会的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指导实践，将自己的意图注入创造或改变环境的实践进程中。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特征。实证主义忽略了具有价值涵义的社会现实，要求研究者不掺杂价值判断，保持价值中立。新现实主义者研究的国际关系是行为体在追求既定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建立在理性逻辑起点基础上的关系。行为体之间互为工具式的关系排除了导致行为体认同感的社会实践的丰富内涵。
（二）新模型的建立
阿什利提出“辩证胜任模型”。其基本内涵是：制度帮助界定了行为体的身份，行为体遵从制度的规定，不仅仅因为后者对它作出了外在的约束，而且因为它把制度当作自我实现的途径，即制度嵌入行为体内部，成为行为体定义“自我”时的必要参照系。“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是“辩证胜任模型”的两个支柱，分别对应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前者指把经济决策的权利交予免于社会责任的私人组织，这预示着生产过程带有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后者指实力强大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对经济领域的活动施加控制，同时防止经济生产的盲目性扩散至政治领域。实际共识维持了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转；霸权集团旨在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在经济领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这体现了政治自主性，以避免政治被经济化。 二、阿什利对新现实主义批评的合理性 （一）关于国际体系是否由国家自发行为引发的问题
即使没有明说，沃尔兹也暗指均势是国际体系中常见的或必然的态势。他很少论证霸权体系的存在，更没有论证霸权国制定的霸权规则在整合国际体系方面的作用。他重点分析了两极结构，把它看作比多极体系更稳定的国际结构；分析了美苏两国对各自领导的集团的控制和管理，旨在解释两极结构下，国家实力的不平等可以为国际体系带来更大程度的稳定。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家意愿无关，任何国家不会自觉地建立外在的束缚以约束自己的行为。阿什利引用吉尔平的话，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国家无意识行为引发的结果，霸权体系体现了国家间实力和威望的对比。在霸权国主导下，体现其利益和意愿的规则得以建立，为其他国家确立了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说，霸权体系是霸权国自觉将本国的规则扩散至国际关系领域的产物。
（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符合国际关系实践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在于消灭威胁自身生存的危险，只有在保障了安全之后，国家行为体才能去追求更高的利益。而为了实现安全这一目的，行为体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如结盟)等。国家选择盟友，不是因为价值观念的驱使，而是考虑和谁结盟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阿什利用“功利主义”来描述新现实主义体系下的行为体，认为它们单纯以能否实现利益这一标准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准确而深刻的。
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学者的分析中，行为体根据得与失的计算，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它们的行为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上，与道德、价值观念没有关联。新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的行为体在决策时遵循这种逻辑。在多极体系下，谁是谁的威胁，谁来应对威胁等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国家根据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一根本利益来界定亲疏远近关系。美苏两国进行的是零和博弈的游戏，它们紧密地观察对方的行为，它们清楚地知道，对方的收益就是自己的损失。所有地区的不稳定态势都会被美苏两国纳入“得失”的考察范畴。越南战争看似与美国国家利益无关，但是出于美苏争霸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增加自身收益的考虑，美国出兵干涉也是合理的。
新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缺乏像国内社会那样的管理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例如：美国和苏联可以承担管理者和控制者的职责。它们组织集体行动，创造稳定和有序的局面，减少国家间的摩擦和冲突。两个超级大国在从事这样的行为时，不去计较各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分担的行动成本是否均等，因为它们有能力为集体行动的成功支付更多的成本。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救世主，而是因为和拥有局部利益的中等大国相比，美苏两国具有全局利益，它们在整个体系层面上界定自己的利益。当国际体系内大国数目减少、大国和其他国家实力差距悬殊时，大国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界定自己的利益。当国际体系仅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时，这两个国家担当体系管理者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可见，出于利益的驱动，美苏两国致力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充当体系的管理者。
新现实主义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两极结构呈现成熟的态势：美苏两国实力基本持平，美国丧失了实力相对优越的地位；两国在长期相互争夺的过程中达成了默契，即在关键的时候弱化冲突，节制自己的不合理行为。核武器的存在巩固了两极格局，核武器对核武器造成了威慑。在这种情势下，美苏两国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使国际局势走向缓和。这说明，并不是美苏两国由对手变成了朋友，而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们认识到和平而非战争更符合它们的利益。
新现实主义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控制着自己的阵营，它们宣扬各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意识形态作为相互竞争的工具，但是，它们又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在必要的时候，意识形态服从于利益。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向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南斯拉夫提供了比自己盟友更多的军事援助。
三、《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的缺失
（一）在分析国家如何被单元化时，沃尔兹没有脱离结构谈主权
沃尔兹关于结构三个特征的分析，是个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过程。他分析结构的第一个特征，即单元的排列组合原则，论证了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体的排列以无政府状态为原则。接着，他分析了不同单元行为体的功能，并对比国家内部各机构间关系，说明了为什么国家是类似的实体，由此引出了“主权”的概念。可见，他从两个方面解释了“主权”的含义。一方面，国家内部存在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其他机构服从这个最高权威，各司其职。而无政府状态下，缺少这样的中央权威机构，“主权”确立了国家自主政治实体的身份，使它们相互隔离，彼此间有明确的界限。国家以独立个体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必向更高的权威负责。另一方面，国家自主决定自身的内外部事务。它们是功能类似的实体，或多或少复制着彼此的行为。可见，沃尔兹没有抛开结构谈主权，相反，他以无政府状态为起点，分析了国家个体性特征如何产生的问题。
（二）沃尔兹讲的结构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
沃尔兹批评说，一些理论家，如斯坦利·霍夫曼试图建立体系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但他们并没有清楚地为体系作出定义，以至于他们讲的体系是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另外，政治科学家通常把国际体系还原成互动者的国家间关系，单从国家特征、国家行为或国家间的互动这一方向来分析国际关系事实和国际政治行为的后果。鉴于这一缺陷，沃尔兹提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结构。结构是沃尔兹创建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变量，他对结构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这源于他建立精简、富于科学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需要，也源于他弥补之前国际关系理论缺憾的需要。但是，能否据此认为，沃尔兹是个结构主义者呢？这个问题是有待商榷的，正如能否把一个崇尚个体自由的人称为个体主义者一样。此外，阿什利以结构主义基本特征，即结构独立于单元为论据，辩称沃尔兹以单元定义结构是不合理的。这一点也有失偏颇。结构优先于单元、独立于单元并不等于结构可以脱离单元而存在，更不等于可以先于单元而存在。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结构体现了实力在国家间的分配，结构当然不能超然于国家之外，非但如此，结构受国家特征、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的影响，正如后者也受前者的影响一样。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沃尔兹讲的结构是客观而独立的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不能改变结构、尤其是深层次的结构，结构一经形成，便具有高度稳定性。例如，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运用石油武器，使美国和欧洲国家遭遇石油危机，但美国在这场危机面前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表面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占据上风，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改变国际格局中的实力分配情况。 （三）沃尔兹重视了政治智慧和政治权术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阿什利认为，新现实主义忽视了政治技巧，沃尔兹笔下的政治领域充斥着利益计算，政治活动被利益欲望控制，政治自主性和独立性丧失了，乃至于政治行为成了经济行为的简单复制。但事实上，新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抹煞政治的自主性。搭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需要选择政治领域的特殊变量，研究国家行为，也需要观察国家如何运用政治智慧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做出判断。往往是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而非军事武器和经济手段，更能帮助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新现实主义学者认为，政治力量的持久性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宣扬自由主义与秩序的联系，鼓吹自由主义有利于建立美好的世界秩序，来凸显共产主义的劣势。美国的政治家惯于用诱人的辞令，把自己装扮成和平的爱好者，以争取更多的盟友。政治家还擅长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论调，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改变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重塑国际秩序”的言论，发表了“维持国际秩序”的主张。可见，虽然沃尔兹对如何运用政治智慧着墨甚少，但他并没有将政治和军事、经济混为一谈。
政治智慧还体现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结盟行动。沃尔兹把权力看作国家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除非国际体系存在优势突出、极有希望在国家角逐中获胜的强权国家，其他国家采取见风使舵政策，依附于它的实力而生存。在大多数时候，国家采取平衡战术以维持国际体系的均势状态。华尔兹甚至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将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均势状态。他重点论述了见风使舵和均势行为的差别：前者指依赖强者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本身处于劣势的时候仍然有获取收益的可能；后者指保持国际关系均衡态势。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均势政策，即加入弱小集团以平衡双方实力。国家追求的目标不是权力的最大化和霸主地位，而是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在危险随时随地潜伏的情况下，它们不希望有过于强大的国家出现以致使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固然，国际体系中的均势是国际结构使然，但它也体现了作为国际体系施动者的国家行为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政治判断。
新现实主义者重视政治技巧，还表现在他们主张属于政治范畴的事情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可行的。
（四）沃尔兹重视结构内和跨结构的变化，重视历史进程
稳定性和非稳定性并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沃尔兹创建体系理论，其根源在于单纯从单元层次上的变化不能分析国家行为及其后果，需要引入体系层次分析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事实。沃尔兹注意到国际体系中变化的东西，又坚持其中根本不变的东西。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充满非连续性即变化，在国际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要从单元层次着手分析变化发生的原因；在国际结构发生改变的时候，要从体系层次入手分析变化发生的原因。阿什利批评说，沃尔兹的结构处于凝滞和静止状态，忽视了历史进程。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沃尔兹对两极结构的固守，并非因为他对此有特殊情结，而是出于他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和非稳定性进行综合考察后做出的判断。
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增加，但是，不同的国家对同样的事务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存在依赖关系的双方对彼此的依赖程度是同等的。国家间的权力不平等程度越高，相互依赖程度就越低。在两极结构下，美苏两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行动自主权。正是因为依赖程度的不平等，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石油战争中有不一样的表现。
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976年3月的《美国国际经济形势报告》指出，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落后于日本和德国。美国仅是降低了在空间防御技术方面的投入，这与它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1973年和1976年，美国囊括了所有的诺贝尔奖。美国每一万个劳动者中有69.7个科学家。
核武器的扩散并不能赋予军事弱国和军事强国平等的地位。核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前者的使用是自杀式行为。强国可以使用不同水平的武器威胁、恫吓对手，并规避对方的攻击行为。同时，军事强国能够在危机中不断加大赌注、采取挑衅行为使危机升级，但又不至于卷入战争，弱国却没有这样的能力。
美国不能平息越南的政治纷争不能说明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从过去到现在，军事力量的强大从来不曾带来政治上的控制。在民众政治参与度高、党派林立的国家中，军事力量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它能做军事弱国不能做的事情。美国虽然不能阻止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但是，美国有效地遏制了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战略，并能在战后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美国在东南亚的失败并不能抹煞美国在东北亚、中东和欧洲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些地区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的介入。
沃尔兹认为，主要国家行为体数量的变化并不必然来国际结构的变化，国际结构的判断依据是国家行为体的数量，而不是国家集团的数量。在二战前的三个世纪中，国际体系呈现出多极结构，其间国家行为体数量发生了或增或减的变化，但国际结构仍然以多极为特征。二战之后，美苏两国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两个强国，国际结构由多极变为两极。因此，二战被称为改变体系结构的战争。判断一个国家强大与否，要看它的综合实力。权力是综合性概念，其组成要素是不能被分割的。组成权力的要素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竞争力、人口多寡、领土面积等。强大的综合实力使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其地位是其他国家不能超越的。在单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不能被称为强国。从这个角度讲，沃尔兹看到了多极结构向两极结构的转变，它之所以坚持认为国际体系仍是两极结构，是因为蕴涵其中的变化没有改变两极格局的本质。
（五）对阿什利“辩证胜任模型”的简单考察
阿什利搭建了名为“辩证胜任模型”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以“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为支柱。实际共识是指国家间存在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经济领域应该被独立出来，对生产过程的管理权应该被授予免于社会责任的私人组织。霸权集团指霸权之间的联合，旨在对经济领域施加政治控制，同时防止政治领域出现像经济领域那样只求利益、不问秩序的局面。可见，实际共识指维护经济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霸权集团指对经济领域不负社会责任的生产过程加强政治控制。阿什利批评新现实主义过于功利，只讲利益，不讲价值观念，但是，他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提倡霸权集团的控制，崇尚强权，却忽略了具有价值或道德含义的规范的作用。 阿什利对霸权的推崇是不遮掩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霸权的存在能控制国际生产过程，使其不至于走向混乱无序的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符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在生产走出国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从事国际贸易的时候，需要有控制国际生产和贸易的角色，在很多时候，霸权国家充当了这种角色。如目前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它主要包括：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协调机制。但是，从另外角度讲，除霸权国或霸权集团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力量能担任这种角色呢？当霸权国或霸权集团的实力衰退之后，建立在他们的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会随之衰退吗？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怎样的新秩序会被建立起来呢？被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仍然只是反映霸权国或霸权集团的利益吗？建立在霸权前提下的秩序能被长久地维持吗？回答这些疑问，我们要超越霸权，考虑霸权之外的因素。
霸权是国际体系中不容忽略的存在，它维护自己优越地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赤裸裸的武力征服的方式，也可以打着普世道德的幌子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但是，不管它怎样包装美化自己，它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现代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更讲究权术和政治技巧，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它们也讲究规范。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霸权国在制定并推行规范的时候要考虑它们的利益，但归根结底，霸权国的规范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并在推行规范的过程中以武力为后盾。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规范被如此定义：规范是集体共有的行为规则。从规范对行为体作用的角度区分，规范可以分为限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涉及确定行为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而构成性规范表明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利益和约束行为。限制性规范被强制性地推行，对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性，但只有被成员内化后，才能被成员自觉地遵从，这时候，限制性规范就转化成了构成性规范。可见，霸权国用武力推行的规范是典型的限制性规范，如果它不能被转化成构成性规范，便无法为国际体系带来持久和平与稳定。在成员国表面的遵从背后，潜伏的是日益膨胀的对霸权国的不满情绪。当前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以初级产品和原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不平等交换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以前，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在独立后，其货币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汇率机制，没有足够的抗危机能力。它们要求革新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是反抗霸权的明证。能被集体中的成员内化并产生认同感的构成性规范是有效组织国际生产分工，建立并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是拥有主权的国家行为体。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道德判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有些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能跨越国界，为不同的国家接受，如主权平等、互利共赢等。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和规范能建立并维持国际秩序，也强调了规范的重要性。构成性规范内嵌于国家行为体身份之中，决定了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决定了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与身份相符的适当行为。只有当国家自觉遵守国际规范，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他国利益，它们才能共同塑造和平有序的国际社会。
四、结论
认为传统现实主义没有区分国际体系的主观和客观方面，新现实主义抓住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以与还原主义截然不同的体系层次分析法搭建了国际政治理论模型。阿什利认为沃尔兹关注的变量太单一，重结构轻实践，功利主义色彩太浓厚，符合对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理论范式的一般批评。但是，沃尔兹并没有犯“结构决定论”的错误，阿什利对他的批评不完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