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8日，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给瞿秋白烈士的历史定位是：“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但在瞿秋白短暂的36年人生中，瞿秋白一生中还有四次教书经历，教书的时间累计有3年多的时间，而这四次教书经历为多数中国人所不知。
　　第一次是瞿秋白中学辍学后，迫于生计，17岁时，在无锡城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做过大半年的乡村小学教师，因为学校里只有他一名老师，他还兼任该校校长一职。第二次是瞿秋白被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选中作为赴苏俄采访的记者，在苏联期间，22岁的瞿秋白曾经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近1年时间。第三次是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近2年，其间还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一职。第四次是瞿秋白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后，曾经在中央苏区的一所干部学校即国立苏维埃大学，担任了4个月的校长。
　　在无锡城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教书时，瞿秋白只有17岁，学校里有几十个学生，而且教学设备破败不堪，但只有瞿秋白一个教师，瞿秋白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在教学时，创造性地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内读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当给其中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虽然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生活非常清苦，还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但瞿秋白教学态度却十分认真负责，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他均能胜任教学。
　　1920年秋，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而且精通俄文，瞿秋白被选中赴苏俄采访。在苏俄期间，瞿秋白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校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被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肖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
　　瞿秋白在中国班讲授俄文，还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同时还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萧三当时就在该校读书，萧三在《忆秋白》一文中回忆道：“秋白同志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在中国班里俄文课的教学最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一是中国学生初学俄文，比较吃力；二是苏俄籍教师的中文水平太低，当时所有的俄国籍教师只有郭质生懂中文，郭质生本名费谢伏罗德·科洛科洛夫，因为他的父亲在中国新疆工作过，他又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懂汉语；三是没有教材，而且工具书也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不像样子的《俄华辞典》。瞿秋白为了让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寻求真理的青年人学好俄文，总是设法讲好俄文课。课前，他认真备课，收集适用的教学材料；上课时注意讲授方法，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而且收到良好的效果。平时，瞿秋白还经常到学生中间去，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瞿秋白当年的学生曹靖华在《光明日报》1985年6月16日撰文《深沉的感念》中说：“秋白教给我们俄语应当从哪里学起，要注意什么问题……真是诲人不倦。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知识很渊博，酷爱读书，也喜欢聊天。几乎每个星期日，我和韦素园都去找他聊天。真是书呆子碰到了书呆子，好像《天方夜谭》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学习，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中国有句俗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谈，胜读百年书啊！”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李大钊就推荐他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职务。瞿秋白每次给学生上课，都是突然出现在讲台上，教室里的学生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讲室的，瞿秋白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教室，接下来，他站在讲台上先迟疑了一下，似乎故意等待了一下，然后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一句话来，如果是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他会说：“我是瞿秋白。”
　　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当时，走廊里、窗台上都站满了听他讲课的人，连后来成为作家的丁玲也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在下面听他讲课。
　　瞿秋白出众的授课才能“征服”了上海大学王剑虹、杨之华两位女生的芳心，随后，瞿秋白也先后与她们二人开始了两段传奇、悲壮的婚恋。杨之华记述了当年瞿秋白的课堂盛况：“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杨之华还记述了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形，“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齊，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课后瞿秋白也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记述道：“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因为瞿秋白较早接触苏俄，他也是早期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八七会议”时，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人员的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拨“留苏派”开始崛起，在“留苏派”新、老势力的较量中，最终瞿秋白被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解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33年底，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国立苏维埃大学校长一职，该校是中央苏区的一所干部学校，瞿秋白只做了4个月的校长，该校就并入中共中央党校，而关于瞿秋白这段时间教书的文字记录至今还没有被发现。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眼看中共苏区就要沦陷，在红军长征临出发时，红军“三人团”之一的博古拒绝瞿秋白与部队一起长征的要求，理由是瞿秋白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这样就把瞿秋白留在了苏区，也把瞿秋白推向了命运的深渊，最终被俘，面对曾是他的学生的国民党高官的劝降，他不为所动，36岁就慷慨就义了。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