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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1日早晨，天空阴沉，溽热难耐。上午9时，我国学界的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走完了98年的人生道路，溘然仙逝。噩耗传来，回忆起师从先生的难忘岁月，我不禁感到万分悲痛；想起一周之前，我作为复审，刚刚校订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文稿，但尚未及付梓出版，更是深感遗憾。
记得60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低年级女生，一天，家里的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上面刊登了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塔什干的一个男孩》。这篇散文文笔优美，通篇洋溢着一位中国的著名学者与一位天真烂漫而又平凡普通的异国少年的浓浓情意。当时我虽懵懵懂懂，不谙世事，却也一口气将它读完，心里涌动着一股融融的暖意，一种深深的感动。从此，我记住了季羡林这个名字，季先生也成为我最为仰慕的一位学者。
多年之后，或许是冥冥之中因此篇美文结缘，我成为季羡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感到十分荣幸。先生德高望重，是我国学界泰斗，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师从季先生数年，深感获益匪浅，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可谓一笔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在学术上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先生平生最蔑视学风低下、到处招摇撞骗的学术骗子，也经常批判学风不正的种种现象，对此深恶痛绝。他在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作序时指出：“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这些精辟的论说，对于现今国内学界中泛滥的种种堪称为“学术腐败”的不正之风，无疑也是切中时弊，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先生经常谆谆告诫我们这些学生要杜绝这些不良现象，树立正确的学风。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时，先生的要求是要有新意，绝对不能炒前人的冷饭、东拼西凑出一篇论文交差。于是我选中一部当时尚无人作的梵文贝叶经写本人手，做出博士论文。这部在我国西藏发现的古老的梵文贝叶经写本在佛教密宗中地位重要，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但它无汉文译本，也一直无人对其做出校勘、评注等整理工作。做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梵文、藏文基础，同时还需要具有佛学特别是佛教哲学方面的知识。我的论文是对这部经的部分章节进行校勘、拉丁转写、评注、汉译等工作。论文的完成，在当时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先生严格要求，若有学术上的硬伤，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提出改进意见，并时时鼓励我，要认认真真做学问，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与清贫，不为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所动。先生的教诲极大地鼓励着我，使得我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坚持至今。
季先生在印度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事业，造诣极高，成就斐然。前不久，当我在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校稿时，再一次拜读先生的学术论著，对此更加深有体会。读着自选集中那数篇《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以及《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敦煌残卷》……，深感洋洋65万字的学术著作，篇篇都是学术精品，如同一座座学术丰碑，令人崇敬。这些学术丰碑彰显了先生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语言学等领域极其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底，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超的研究能力。在著述中，先生以充分而准确的大量第一手史学资料为基础，旁征博引；而在运用那些艰深繁复、堪称“绝学”的古代语言时又是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加之思路缜密，结论科学，确实令人折服，也为我国学人在如何做学问研究方面，树立了光辉典范。季先生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学贯中西，在多个领域中有着极高的建树。然而，先生具有那么广博的学识，那么高深的学问，令我辈难以望其项背，却又虚怀若谷，令人景仰。几年前，先生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要求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一时传为佳话。先生的谦逊好学，应是一向的品格，记得刚成为先生的博士生时，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说，做学问做到现在，似乎越来越离不开词典了(大意)。这除了表明先生一贯的虚心态度，还很好地说明了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先生是在提醒我们，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查阅工具书，绝不能望文生义，绝不能想当然，否则便会出现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硬伤”，贻笑大方。尤其我们这些以梵文为工具从事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梵文的难以掌握是出了名的，它的语法体系极其繁复，却又十分严密，因此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于我们尤为重要。
季先生的文章学问，自不用我多说，他的人品，更是十分高尚。先生在学术方面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但在平时的交往中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记得在做先生的博士生时，经常要去先生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里查阅资料，先生家中藏书颇丰，俨然一个小图书馆，而每次告辞离开时，先生必亲自送到门外，目送我们离去，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夏日登门拜访时，先生还亲自切西瓜款待我，那娴熟的刀法，均匀的瓜块，令我这手脚笨拙的人惊叹不已，我想先生应是心灵手巧之人，若从事工学研究，也必有丰厚的建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季先生始终热心于慈善捐助事业，2003年底，季先生在医院的病房中，向清华大学捐赠了15万美元，用来在母校设立“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2007年，先生将个人积蓄25万元，捐赠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其后这笔善款用于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希望小学的建立；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先生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了20万元；而后，先生又将积攒数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北大，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先生并非大富之人，自己一向衣食简单，生活节俭，所捐助的款项，诚如先生对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所言，皆“来路清楚，都是自己‘爬格子’所得”。除了这些见诸报端的捐助，先生还每每慷慨解囊，为他人解燃眉之急。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次去先生家中拜访，谈起一家报纸报道的一则某地一儿童遇到困难，急需一笔经费(是治病还是读书我已记不太清楚)，先生立即表示要资助这个孩子。我想季先生向来乐善好施，这种事情可能发生过多次。我们这些弟子大都从事佛教研究工作，皆知大乘佛学的重要教义之一，即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应该说，先生的悲悯情怀，正是暗合了大乘学说的这一精华所在。
纵观先生的一生，称得上是：学问文章，世人仰慕；高风亮节，我辈楷模。我们永远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祝愿先生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 刘建)
记得60年代初，我还是个小学低年级女生，一天，家里的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上面刊登了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塔什干的一个男孩》。这篇散文文笔优美，通篇洋溢着一位中国的著名学者与一位天真烂漫而又平凡普通的异国少年的浓浓情意。当时我虽懵懵懂懂，不谙世事，却也一口气将它读完，心里涌动着一股融融的暖意，一种深深的感动。从此，我记住了季羡林这个名字，季先生也成为我最为仰慕的一位学者。
多年之后，或许是冥冥之中因此篇美文结缘，我成为季羡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感到十分荣幸。先生德高望重，是我国学界泰斗，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师从季先生数年，深感获益匪浅，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可谓一笔终生受用的宝贵财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以及在学术上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先生平生最蔑视学风低下、到处招摇撞骗的学术骗子，也经常批判学风不正的种种现象，对此深恶痛绝。他在为《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作序时指出：“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这些精辟的论说，对于现今国内学界中泛滥的种种堪称为“学术腐败”的不正之风，无疑也是切中时弊，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先生经常谆谆告诫我们这些学生要杜绝这些不良现象，树立正确的学风。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时，先生的要求是要有新意，绝对不能炒前人的冷饭、东拼西凑出一篇论文交差。于是我选中一部当时尚无人作的梵文贝叶经写本人手，做出博士论文。这部在我国西藏发现的古老的梵文贝叶经写本在佛教密宗中地位重要，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但它无汉文译本，也一直无人对其做出校勘、评注等整理工作。做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不仅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梵文、藏文基础，同时还需要具有佛学特别是佛教哲学方面的知识。我的论文是对这部经的部分章节进行校勘、拉丁转写、评注、汉译等工作。论文的完成，在当时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先生严格要求，若有学术上的硬伤，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提出改进意见，并时时鼓励我，要认认真真做学问，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与清贫，不为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所动。先生的教诲极大地鼓励着我，使得我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坚持至今。
季先生在印度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事业，造诣极高，成就斐然。前不久，当我在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校稿时，再一次拜读先生的学术论著，对此更加深有体会。读着自选集中那数篇《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以及《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四十七言”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敦煌残卷》……，深感洋洋65万字的学术著作，篇篇都是学术精品，如同一座座学术丰碑，令人崇敬。这些学术丰碑彰显了先生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宗教文化以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语言学等领域极其广博厚实的学术功底，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高超的研究能力。在著述中，先生以充分而准确的大量第一手史学资料为基础，旁征博引；而在运用那些艰深繁复、堪称“绝学”的古代语言时又是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加之思路缜密，结论科学，确实令人折服，也为我国学人在如何做学问研究方面，树立了光辉典范。季先生一生勤奋，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学贯中西，在多个领域中有着极高的建树。然而，先生具有那么广博的学识，那么高深的学问，令我辈难以望其项背，却又虚怀若谷，令人景仰。几年前，先生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要求还自己一个“自由自在身”，一时传为佳话。先生的谦逊好学，应是一向的品格，记得刚成为先生的博士生时，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说，做学问做到现在，似乎越来越离不开词典了(大意)。这除了表明先生一贯的虚心态度，还很好地说明了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先生是在提醒我们，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多查阅工具书，绝不能望文生义，绝不能想当然，否则便会出现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硬伤”，贻笑大方。尤其我们这些以梵文为工具从事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梵文的难以掌握是出了名的，它的语法体系极其繁复，却又十分严密，因此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对于我们尤为重要。
季先生的文章学问，自不用我多说，他的人品，更是十分高尚。先生在学术方面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但在平时的交往中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记得在做先生的博士生时，经常要去先生位于北大朗润园的家里查阅资料，先生家中藏书颇丰，俨然一个小图书馆，而每次告辞离开时，先生必亲自送到门外，目送我们离去，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夏日登门拜访时，先生还亲自切西瓜款待我，那娴熟的刀法，均匀的瓜块，令我这手脚笨拙的人惊叹不已，我想先生应是心灵手巧之人，若从事工学研究，也必有丰厚的建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季先生始终热心于慈善捐助事业，2003年底，季先生在医院的病房中，向清华大学捐赠了15万美元，用来在母校设立“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2007年，先生将个人积蓄25万元，捐赠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其后这笔善款用于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希望小学的建立；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先生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了20万元；而后，先生又将积攒数年的百万元稿费捐赠北大，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先生并非大富之人，自己一向衣食简单，生活节俭，所捐助的款项，诚如先生对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所言，皆“来路清楚，都是自己‘爬格子’所得”。除了这些见诸报端的捐助，先生还每每慷慨解囊，为他人解燃眉之急。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次去先生家中拜访，谈起一家报纸报道的一则某地一儿童遇到困难，急需一笔经费(是治病还是读书我已记不太清楚)，先生立即表示要资助这个孩子。我想季先生向来乐善好施，这种事情可能发生过多次。我们这些弟子大都从事佛教研究工作，皆知大乘佛学的重要教义之一，即是“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应该说，先生的悲悯情怀，正是暗合了大乘学说的这一精华所在。
纵观先生的一生，称得上是：学问文章，世人仰慕；高风亮节，我辈楷模。我们永远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祝愿先生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 刘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