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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简介
《中国教育病了吗？》本书辑录作者近年来涉及中国教育现状的近百篇杂文，涉及对当前教育体制、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主要读对高教“大跃进”、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具体如大楼事业、评审时代、学界抄袭等），进行了理性的纪录和批评。
张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张鸣涉猎广泛，但在搜索引擎上找不到更多的关于他的简介，仍不能让人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博客自评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均遗憾多多。可见张鸣从自身出发，严于律己，才能本着公正认真的赤子心要求教育。
这本书内含杂文几近百篇，是一部关于中国行政力量拉动高校大跃进作为体验者的记录，分享与感慨。本书从不同方面下手，从家高学者等方面，揭示了今日高校与学界的内幕与真相，也为今后的年代，提供了历史案证。
二、高校大跃进
该书提及高校“大跃进”它的启动是985，211工程的提出和实施，但211，985工程实际上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学费猛涨，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而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就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过程。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
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财政计划建立一流学府，目的是为了培养能为经济社会更好服务的人才吗？当然是。但国家又不能将教育过于自由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而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高校的做法，在我看来不正是培养一位位对现行制度俯首称臣的奴才吗？用评审机制限制文章的类型及作者，在行政化过程中，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又成为相互竞争拉帮结派的场所。大家都想成为顺应制度又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但这样更多地是盲目培养顺应制度的学生。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它服务于三大目的：对学生的监护（诸如：兴趣、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那些称之为情感性学习的行为等）。学校的所有社会的职能都应该通过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来实现。教育是人道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他给予学生成长帮助和服务，从而使我们的个体得到更为充分的自由发展。
三、学界抄袭现象
在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天下公理，大学想办好，三个前提必须遵循：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这三点也许在民国时期曾经部分实现过。那已经很遥远。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宣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陷入危机，对于本科生、研究生质量下降，即使拥有了更为规范严谨的入学标准，在这样严进宽出的学术要求下，无疑很难提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重整学术秩序，为建立更为和平发展的地球我们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样，在学术界，尊重学者，给予学者自主权，依照学者的标准，建立新的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也能在世界学术界留下更多中国学子的身影。
四、教育从娃娃抓起？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思想深入家长心中，为孩子择好校择名校，在孩子教育方面从不吝啬的家长，不惜血本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因此，幼儿园也沦落为病态教育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向领导塞条子接条子，最后甚至演变出谙熟于心的规律：铅笔写必办，钢笔则两可，至于圆珠笔则不用办。天价幼儿园背后，有家长的盲目跟风，攀比心理，过分保护。更有教育部门的放任绥靖，，暗中鼓励，对好的公立幼儿园变相收费并不采取措施制止（但却利用特权，保证自己和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孩子可以以平价的方式就读），自然就淘汰一般性的公立，让高价私立取而代之。
教育是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幼儿教育也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管，不能教育沦为资本盈利的场所，需要政府设置较高的门槛。但事实是，在中国，但凡有利可图但完全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的地方，政府说是让民进国退，实际上却是国进民退，而在公共事业、公益活动中，需要社会责任的地方，却是民进国退！其中最委屈不过的就是苦苦挣扎在底层的家长和孩子，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尽力顺从。
五、高考何去何从？
高考改革话题始终热度不减，我们要改革，我们不能让高考成为中国教育的指挥棒。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从形式到内容五花八门层出不限。如此冗杂的工程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将从中学乃至小学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实到每一位学子。从某种意义上讲，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题，已经足够打击学生的创造性，多年的程序化高考，早已将学生思维固化。可悲的是，高考、教育改革道路艰难且险阻，高等教育在其自身大跃进的阻碍下，改革进程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积重难返，甚至造成了大学的衙门花和高考弊端相连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大学教育的低效和粗糙已经在上文提及，但其实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和中学教育相关，在高中阶段，上大学成了终极目标，学生到了真正的大学后，自主学习能力的丧失，生活适应能力的缺乏，人生价值观的空缺，大学教育的无趣和乏味，这些都让我们深感不知所措，
如何能让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需要创造性。如何使创造性深入人心？改革中国教育的指挥棒——高考。高考恢复三十年后，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今的高等教育，早就该从面向政府转向面向学习不是吗？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催生出了无数的企业家，在中国教育转型中是不是应将涌现大批敢想敢说的教育家？！
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追求的不是社会的关注和轰动的效益，而是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权才能让大学更加“大学化”正如鲁迅先生说“我们之间，隔着厚厚的墙”，在教育改革面前，我们犹如穿墙人，现在的我们能以一种服从的姿态在在学校生活，但“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变革，我们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
《中国教育病了吗？》本书辑录作者近年来涉及中国教育现状的近百篇杂文，涉及对当前教育体制、思想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主要读对高教“大跃进”、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具体如大楼事业、评审时代、学界抄袭等），进行了理性的纪录和批评。
张鸣，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张鸣涉猎广泛，但在搜索引擎上找不到更多的关于他的简介，仍不能让人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博客自评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空白处》，均遗憾多多。可见张鸣从自身出发，严于律己，才能本着公正认真的赤子心要求教育。
这本书内含杂文几近百篇，是一部关于中国行政力量拉动高校大跃进作为体验者的记录，分享与感慨。本书从不同方面下手，从家高学者等方面，揭示了今日高校与学界的内幕与真相，也为今后的年代，提供了历史案证。
二、高校大跃进
该书提及高校“大跃进”它的启动是985，211工程的提出和实施，但211，985工程实际上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学费猛涨，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而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就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过程。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
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财政计划建立一流学府，目的是为了培养能为经济社会更好服务的人才吗？当然是。但国家又不能将教育过于自由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而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高校的做法，在我看来不正是培养一位位对现行制度俯首称臣的奴才吗？用评审机制限制文章的类型及作者，在行政化过程中，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又成为相互竞争拉帮结派的场所。大家都想成为顺应制度又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但这样更多地是盲目培养顺应制度的学生。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社会机构，它服务于三大目的：对学生的监护（诸如：兴趣、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那些称之为情感性学习的行为等）。学校的所有社会的职能都应该通过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来实现。教育是人道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他给予学生成长帮助和服务，从而使我们的个体得到更为充分的自由发展。
三、学界抄袭现象
在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天下公理，大学想办好，三个前提必须遵循：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这三点也许在民国时期曾经部分实现过。那已经很遥远。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宣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陷入危机，对于本科生、研究生质量下降，即使拥有了更为规范严谨的入学标准，在这样严进宽出的学术要求下，无疑很难提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重整学术秩序，为建立更为和平发展的地球我们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样，在学术界，尊重学者，给予学者自主权，依照学者的标准，建立新的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也能在世界学术界留下更多中国学子的身影。
四、教育从娃娃抓起？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思想深入家长心中，为孩子择好校择名校，在孩子教育方面从不吝啬的家长，不惜血本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因此，幼儿园也沦落为病态教育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向领导塞条子接条子，最后甚至演变出谙熟于心的规律：铅笔写必办，钢笔则两可，至于圆珠笔则不用办。天价幼儿园背后，有家长的盲目跟风，攀比心理，过分保护。更有教育部门的放任绥靖，，暗中鼓励，对好的公立幼儿园变相收费并不采取措施制止（但却利用特权，保证自己和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孩子可以以平价的方式就读），自然就淘汰一般性的公立，让高价私立取而代之。
教育是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幼儿教育也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管，不能教育沦为资本盈利的场所，需要政府设置较高的门槛。但事实是，在中国，但凡有利可图但完全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的地方，政府说是让民进国退，实际上却是国进民退，而在公共事业、公益活动中，需要社会责任的地方，却是民进国退！其中最委屈不过的就是苦苦挣扎在底层的家长和孩子，无力改变现状只能尽力顺从。
五、高考何去何从？
高考改革话题始终热度不减，我们要改革，我们不能让高考成为中国教育的指挥棒。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从形式到内容五花八门层出不限。如此冗杂的工程带来的效益是什么？是将从中学乃至小学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实到每一位学子。从某种意义上讲，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题，已经足够打击学生的创造性，多年的程序化高考，早已将学生思维固化。可悲的是，高考、教育改革道路艰难且险阻，高等教育在其自身大跃进的阻碍下，改革进程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积重难返，甚至造成了大学的衙门花和高考弊端相连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大学教育的低效和粗糙已经在上文提及，但其实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和中学教育相关，在高中阶段，上大学成了终极目标，学生到了真正的大学后，自主学习能力的丧失，生活适应能力的缺乏，人生价值观的空缺，大学教育的无趣和乏味，这些都让我们深感不知所措，
如何能让中国屹立于民族之林？需要创造性。如何使创造性深入人心？改革中国教育的指挥棒——高考。高考恢复三十年后，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今的高等教育，早就该从面向政府转向面向学习不是吗？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催生出了无数的企业家，在中国教育转型中是不是应将涌现大批敢想敢说的教育家？！
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追求的不是社会的关注和轰动的效益，而是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应该尊重学生的选择权才能让大学更加“大学化”正如鲁迅先生说“我们之间，隔着厚厚的墙”，在教育改革面前，我们犹如穿墙人，现在的我们能以一种服从的姿态在在学校生活，但“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变革，我们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