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度发表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品，内在的思想艺术品质其实并不输于上一个年度为了“赶评”茅奖的那些曾经一度暴得大名的作品。通过对若干代表性作品的文本细读，本文认为，在2019年具有突出现实主义品格的那些长篇小说中，内蕴着一种足称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底色。
　　[关键词]长篇小说;人道主义;茅盾文学奖;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男，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太原030006）。
　　回首2019年一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我们关注视野之中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阿来的《云中记》、蒋韵的《你好，安娜》、陈希我的《心！》、方方的《是无等等》、陳应松的《森林沉默》、麦家的《人生海海》、徐皓峰的《大地双心》、格非的《月落荒寺》、付秀莹的《他乡》、闻人悦阅的《琥珀》、梁鸿的《四象》、杨好的《黑色小说》、张庆国的《老鹰之歌》、黄孝阳的《人间值得》、黑孩的《惠比寿花园广场》、马笑泉的《放养年代》、林森的《岛》、赵焰的《彼岸》、尹学芸的《岁月风尘》、郑小驴的《去洞庭》、周碹璞的《日近长安远》、姚鄂梅的《衣物语》、徐贵祥的《穿插》、刘庆邦的《家长》、赵德发的《经山海》、王松的《荣誉》、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杨少衡的《新世界》、程青的《湖边》、周建新的《锦西卫》、贺享雍的《天大地大》等。
　　尽管从数量上看，或许无法与上一个年度内为了“赶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而形成的井喷式的创作状况相提并论，但细细地打量2019年度的这些长篇小说作品，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内在的思想艺术品质其实却不输于去年那些曾经一度暴得大名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很多长篇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内蕴着一种弥足珍贵的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入洞察与独到思考。
　　一、战争中人性的抉择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两部有关战争题材的小说：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和张庆国的《老鹰之歌》。我们都知道，邓一光是一位书写战争的高手，从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到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已经给我们奉献出了多部相当优秀的战争小说。但这一次，在沉潜长达十年时间之后，这一部《人，或所有的士兵》，却绝对不仅仅称得上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备了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对话的中国当代战争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具体来说，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所聚焦表现的核心事件有二。其一，是二战期间著名的香港十八日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几个小时后，很快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香港发动突袭行动。面对日军的这一突袭行动，由多国军队组成的香港守军迅即做出反应，进行积极抵抗。但最终因为实力不济以及军心不振的缘故，只是固守了十八天的时间，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被迫宣布投降。当时身为国民党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的主人公郁淑石，因为恰好在香港执行公务的缘故，不幸被俘。其二，郁淑石被俘之后，很快就被押解到位于粲岛原始丛林中的一座日军D俘虏营，度过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简直就是非人的俘虏生活。尽管以上两个部分均属于《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核心事件，但相比较来说，邓一光对后一部分的关注与表现的篇幅与力度却明显超过了前一部分，也因此，笔者更愿意把作家的这部十年沉潜之作，理解为一部着重书写二战期间战俘生活（当然是以中国战俘为主体）的长篇小说。虽然在二战结束后，西方曾经有不少战争小说把关注视野聚焦到了战俘这一特殊的群体之上，但中国作家却基本上没有涉足这个领域。其他且不论，单只就这一点来说，邓一光这部厚重长篇小说的题材的突破意义也不容低估。
　　既然是一部战俘题材的长篇小说，那作家的主要笔墨肯定也就集中在了对这座D俘虏营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与表达上。如果说战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话，那么，战俘在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地致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身处如此特殊境地的如同郁淑石这样的战俘们，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生存恐惧感：“在邓一光笔下：郁淑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合符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淑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只要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以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对人性的深切思考。
　　相对于一种填补空白式的历史纪实，相对于历史的深度批判与反思，长篇小说《老鹰之歌》更重要的一重写作题旨，就是在人性层面上对漫长历史时空中爱恨情仇的真切书写与表达。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就是美国老兵豪斯与曾经的西南联大诗人胡笛之间的恩怨纠结。他们之间的恩怨，最早围绕着陈小姐而体现出来。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突出浪漫气质的美国军人，豪斯曾经为陈小姐和胡笛在镇南县瓦窑村的意外重逢而倍感激动：“最振奋的人是豪斯，他扔掉烟斗，从屋里冲出来大声叫好。”“如此浪漫的遭遇，太符合美国顾问豪斯对中国战场的想象，他朝思暮想的动人一幕，就是在中国见到自己的法国女友，吻她一下，拥有一个永恒的时刻，战死也就值得了。”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自己的梦想一幕无法兑现，所以他才会情不自禁地移情，才会为陈小姐与胡笛的意外重逢而欢呼不已：“可是，这个夜晚，他的面前，却有活生生的浪漫爱情传奇上演，他的激动和震颤，绝不比陈小姐和他的男友弱。”但在另一方面，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料想到，自己不仅会从内心里喜欢上陈小姐，而且竟然还在一次酒后稀里糊涂地和陈小姐上了床。这样一来，一种情感纠葛的生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尽管说由于相关当事人的豁达与超脱，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友情并没有受到过多伤害，但出乎豪斯意料之外的一点是，不久后，自己就会欠下胡笛一笔永远都无法偿还的情感与精神债务。那一次，胡笛搭乘一架战斗机从泰国返回。没想到，由于在中途遇到日机缠斗，这架战斗机最终在空中爆炸起火，坠落在巫家坝机场附近的稻田里。面对眼看着生还无望，只能够在大火中苦苦挣扎的战友胡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豪斯，不无痛苦地扣响了手中的扳机：“豪斯无法思考，也来不及思考。生命瞬间完蛋，结局无法阻止。豪斯从地上跃起，绕着燃烧的飞机连跑几圈，再次痛苦地趴下去，卧在稻田里，迅速掏出手枪，瞄准烈火中大声号叫并剧烈摇晃脑袋的胡笛，连开三枪，胡笛的脑袋应声垂下，火中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宽阔无边的寂静陡然降临。”由于各自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存在着差异，豪斯此举，与中国人在类似处境下的举动，形成了极明显的区别。但即使如此，这连着打出的三枪，却也成为了一个终生缠绕豪斯的噩梦：“记忆的老鹰从遥远的时间深谷中飞来，长长的翅膀无情拍打豪斯的身体，让他浑身疼痛，无法躲避。飞机是他后半生最忌讳的物件，也是最容易看见的东西，他拒绝出门旅行，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看见飞机。”豪斯为什么害怕看见飞机？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他当年枪击胡笛：“他曾经朝坠毁后卡在飞机里的中国朋友胡笛的脑袋，连开三枪。”虽然说豪斯的枪击之举如同医学上的“安乐死”，帮助必死无疑的胡笛早早摆脱了肉体的痛苦，但换个角度来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了他的枪口之下。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内心充满了自责与愧疚，所以，晚年的豪斯在昆明看到飞机之后，他的身子才会颤抖不已，因为他早已强烈意识到，“这是不可饶恕之罪。”别的且不说，单只是通过豪斯惧怕、躲避飞机这一细节，张庆国就已经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真切揭示出了这一美国军人形象的人性深度。他的一生惧怕、躲避飞机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他一直在为自己当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枪击罪孽寻找自我救赎的可能。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陈小姐与胡笛之间的情感纠葛。西南联大的女学生陈小姐，之所以会以一种蓬头垢面的形象出现在小林面前，是因为她执意要寻找自己内心里深爱着的男友胡笛。为了寻找胡笛，陈小姐甚至付出了包括卖身在内的惨重代价：“她在下关镇的杨家客栈两个月，是为了继续等待和寻找失踪的男友。她把住店客人问遍，也问过军车上的士兵，仍然没有男友的消息。某日，一个过路的军人告诉他，她的男友可能出境去缅甸打日本人，死在外国了。她当场大哭，哭歇了回客栈的房间，昏昏睡去。次日清晨醒来，吓坏了阮秀贞。几天后，有住店的男人纠缠，她半推半就，睡到人家的床上，學会了用身体换钱。”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一点是，在她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与男友胡笛意外重逢的时候，她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胡笛所谓的投笔从戎不过是想要彻底摆脱她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个时候，陈小姐方才彻底明白过来，“自己舍身守护的爱情真理，其实是一个笑话”。然而，同样带有明显吊诡意味的是，在前方埋伏着等待情感背叛者胡笛的，竟然也是情感的被背叛：“胡笛与陈小姐重逢后，面临的最大人生困境，是怎样把未婚妻忘掉。因为在他无耻地逃跑之后，陈小姐紧随其后，义无反顾地上路，用生命来守护爱情记忆，经历了地狱折磨，毫无悔意。她的非凡经历，让胡笛蒙羞和深深地自责，可他万万没想到，在自己迎接陈小姐并为如何抛弃未婚妻一筹莫展时，人家拍拍屁股走人，早就轻易把他遗忘，消失得无声无息。”男友胡笛牺牲后，心境绝望的陈小姐虽然也曾经一度避居到貌似世外桃源一般的小板桥村黑神殿，企图以如此一种特别的方式求得内心的宁静，但却终归还是抵挡不住尘世的诱惑，再度与小林发生肉体关系。但就在她犹豫是否应该伴随小林一起重返昆明的时候，没想到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远在马来西亚的那位梁叔叔，不仅千里迢迢地找到了逃婚在外的小林，而且还把他的未婚妻梁音音也带到了中国，带到了他的身边。面对此情此境，陈小姐只好万般无奈地主动选择了退避三舍。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她后来被迫改名换姓以隐匿真实身世的悲惨人生遭遇。
　　实际上，除了以上的爱恨情仇描写之外，小林与阮秀贞，阮秀贞的女儿桃花对小林的那份真切暗恋，甚至包括很多年之后赵松、小黄与寸勇他们三位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张庆国笔下，都被处理得荡气回肠，每每读来不禁令人动容。惜乎篇幅有限，我们这里就不再展开具体分析了。但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的一点，就是作家对笔下日本人形象的人性化艺术处理，尤其是那位中文化名为白诗之的山田。或许与无意识深处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情结紧密相关，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旦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写到日本人形象的时候，就难免会采用一种漫画式的简单化处理方式。相比较而言，张庆国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尽可能地力避此弊，尽可能地塑造出具有某种人性、复杂性的此类人物形象来。虽然出身于一个日本的武士世家，但到了山田一代的时候，其勇敢精神却早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即如山田自己，就不但不喜习武，而且还喜欢作诗。或许与内心深处那种牢不可破的民族根性有关，山田虽然酷爱作诗，但却依然做着想要彻底征服中国的春秋大梦。他之所以最终会被佐佐木派遣到云南昆明，成为该地区日军的间谍头子，与他内心中的这一春秋大梦，有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位心机极深的间谍头子，山田固然有着阴险凶狠的一面，接受上司的指令，在昆明连续制造了几场令人恐怖的血案，就是这一方面的明证所在。但与此同时，他却也有着总是想要写作日本短诗（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与隐喻）的任性一面。导致山田最终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间谍高手的他，没有能够把孤独忍受到底：“一个间谍高手最大的本领就是忍受孤独，不是单个人的孤独，是人海茫茫中无人倾诉的孤单与漂泊。”但在另一方面，凡是人，都难免会有软弱一面被暴露的时候：“但老鼠在石头下压抑得太久，总会有喊叫声破裂进发的时刻，老王就静静地等待这个时刻。只要白诗之露出焦虑的尾巴，即使那尾巴细如蚯蚓，即使那太细的尾巴只在黑夜的最深处微微一晃，老王也能敏感地一把抓牢，把他拖出土洞，一刀斩落脑袋。”事实上，到最后，山田诡秘行踪的最终败露，也正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几首日本诗，方才在不经意间惹出了祸端。
　　二、于无声处起惊雷
　　要想真正地理解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中所讲述的一个人的“安魂”故事，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央金姑娘与中祥巴这两个后来才出场的人物形象。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陪衬，才能够更好地凸显阿来根本的写作意图。在《云中记》里，在经历了那场地震的大灾难后，先后重新返回即将因滑坡消失的云中村的，分别是央金姑娘、中祥巴以及小说主人公阿巴。但说到底，不管是央金姑娘也罢，还是中祥巴也罢，他们在云中村的突然出现，全都是因为资本力量的推动，试图借着对苦难的消费而赚取高额利润。与他们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祭师阿巴那毫无一点机心可言的返乡祭祀、安抚亡灵与鬼魂的行动。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回到云中村后，即使是面对着曾经在村里横行无忌为非作歹的祥巴一家，尽管曾经有过一丝犹疑，但阿巴最终依然把他们纳入到了自己祭祀、安抚的范围之内：“人一死，以前的好与不好，都一笔勾销了。”说实在话，作为并没有多少文化可言的藏区的一位普通祭师，阿巴能够超越是非恩怨安抚并超度祥巴一家人的亡灵，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人性中一种于无声处的善。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需要提出来稍加探讨的问题是，身为祭师的阿巴，内心是否真的会相信有鬼神存在。阿巴执意一个人返回云中村时，他内心里对于鬼神的有无一直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刚刚回到云中村不久的时候，“阿巴没有看到一个鬼魂。其实，他也不知道鬼魂该是个什么样子。一个具体的形象，一阵吹得他背心发凉的风，还是一段残墙下颤抖的阴影？但他确实看到了每一个消失的人，他们活着时候的样子，他们死去的样子。”但即使如此，阿巴仍然牢记着自己所应承担的职责。唯其如此，当外甥仁钦询问他世上是否真有所谓亡灵存在的时候，他才会特别郑重地做出回答：“阿巴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你们让我当了祭师不是吗？祭师的工作就是敬神，就是照顾亡魂。我在移民村的时候，就常常想，要是有鬼，那云中村活人都走光了，留下了那些亡魂，没人安慰，没有施食怎么办？没有人作法，他们被恶鬼欺负怎么办？孩子，我不能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不行动，一个人会疯掉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作为严格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阿来在《云中记》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越界去描写亡灵或鬼魂。除了阿巴和外甥仁钦一厢情愿地以为那朵鸢尾开花是妹妹（妈妈）显灵，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神奇的意味之外，小说从未描写过有鬼神现身。尽管按照后来的相关描写，阿巴一个人在云中村呆的时间越长，他似乎就越是相信会有鬼神的存在：“以前，阿巴对鬼神的存在半信半疑。现在，他是相信世间有鬼魂存在的。而且，他也相信鬼魂存在一段时间，就应该化于无形，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化人风，化人天空，化人大地，这才是一个人的与世长存。”大约正因为认定了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才更加坚定了阿巴与已然是一片废墟的云中村共存亡的精神。 　　事实上，无论亡灵与鬼魂出现与否，都无妨阿巴在云中村认真地履行自己身为祭师的职责。从根本上说，对于阿来的这部《云中记》来说，最重要的核心情节，就是祭师阿巴的毅然重返云中村。在时过境迁十年时间，公众差不多已经把当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遗忘殆尽的时候，阿来却借助于祭师阿巴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而谱写了一曲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方才能够明白《十月》杂志的编者何以会如此评价阿来的《云中记》：“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师，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诚哉斯言，能够把《云中记》这样一部一个人的“安魂曲”，最终演变为内容意涵特别丰富的多声部合唱，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阿来精神深处那样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
　　相比较而言，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打造了上校这样一位生活英雄形象。很大程度上，麦家之所以要用长达八年的时间来酝酿创作《人生海海》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根本目的正是为了写出上校这一人物形象来。就此而言，《人生海海》绝对可以被看作是先有人物形象后有小说故事情节构思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尚处于少年时代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来，村里边虽然有不少怪人，但最“出奇古怪”的一位，不管怎么说都只能是上校。具体理由如下所列：“第一个，他当过国民党，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是政府打倒的人，革命群众要斗争的对象。但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又巴结讨好他……”;“第二个，他从前睡过老保长女人，照理是死对头，可老保长对他好得不得了”;“第三个，他是太监，不管是怎么沦成太监的吧，反正是太监，那地方少了那东西。但每到夏天，大家都穿短角裤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经常偷看他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满当当的，有模有样的”;“第四个，他向来不出工，不干农活，不做手工（包括木工，他的老本行），不开店，不杀猪，总之什么生活都不做，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可日子过得比谁家都舒坦，抽大前门香烟，穿三接头皮鞋和华达呢中山装”;“第五个，他养猫的样子，比任何人家养孩子都还要操心，下功夫，花钞票，肉疼、宝贝得不得了，简直神经病！”如果说《人生海海》是一部借助于艺术悬念的营造而渐次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长篇小说，那么，其中最具有艺术悬念色彩的，无疑就是这位既被叫做“上校”也被叫做“太监”的简直如同谜团一般的人物形象。
　　从最早被强征人伍后去打红军，到抗日战争期间的积极抗日，到以军统特务的身份周旋于日汪蒋之间，再到朝鲜战场上与美军对垒，直到后来因“大汉奸”的罪名而锒铛入狱。既进过国民党的监狱，也进过日本人的监狱，还进过共产党的监狱。由上校所走过的以上这些曲折的人生道路来判断，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强烈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在笔者的理解中，这种传奇性甚至强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那么，在《人生海海》中，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上校设定如此强烈的传奇性，我以为，这是应该特别提出来与作家麦家进行商榷的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上校的传奇性人生经历令人印象深刻，莫如说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一种不畏艰难困苦的生活英雄姿态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首先，虽然先后进过几次监狱，却依然精神意志不垮，依然竭尽可能地呵护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上校的生活英雄本质。
　　说到麦家对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私处的那个纹身。上校之所以会被很多人私下里称为“太监”，乃是因为村里人一直盛传他曾经因睡了师长的女人而被恼羞成怒的师长活阉的缘故。但其实，正如同老保长后来所坦承的，实际的情况是，上校在战场上那个部位受了伤，但后来已经治好了。身为红卫兵的小瞎子之所以要设计借洗澡的机会偷看上校，正是为了亲眼确证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太监。没想到，小瞎子不仅看到了上校的那个东西，而且还意外地看到了他“小肚皮上确实写着字，并画着一个醒目的红色箭头。”小瞎子根本想不到，正是他的这种偷窥行为，最终招致了上校的强烈报复。上校不仅割了他的舌头，还挑断了他的手筋。上校之所以会因为被偷窥而震怒不已，乃因为在一九六。年代那样一个过度政治化的畸形时代，他私处的纹身将会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人生清誉和政治生命。只有读完全篇，我们方才能够知道，上校私处的纹身，乃是拜当年一度活跃在上海滩上的女鬼佬们所赐。因为上校通过手术治好后的那个家伙表现得非同一般地厉害，那些女鬼佬们便企图将它永远据为己有。具体来说，她们霸占上校那个厉害家伙的手段，就是在他的私处纹身。至于纹身的内容，用老保长的话来说，就是：“字分两项，主项是上海那些女鬼佬的一句下流话——这屌只归日本国，横排在上面，下面是那女汉奸后补的她的日本名字，我忘了……”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在那个政治极端畸形的时代，纹身的内容一旦被公开，那就极有可能给上校带来杀身之祸：“一个女汉奸的名字刻在那私处，在那个大家政治嗅觉比狗鼻子灵的年代里，这秘密像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上校怎么可能置之不管？必須把炸弹引线拆掉，否则他随时可能粉身碎骨。”到最后，被捕后的上校之所以会意志彻底崩溃，乃至神经失常，仍然是因为被公开批斗时小瞎子的父亲瞎佬非得鼓动大家当众扒掉上校裤子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却是，等到“我”从海外回国再次见到上校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私处的纹身讳莫如深的他，竟然不管不顾地主动亮出私处来让“我”观赏：“曾经他为保住里面的秘密甘愿当太监、当光棍、当罪犯，现在却要主动示人，宁愿被老伴痛骂也要给我看。我心里的悲伤本来已经要胀破，这会儿终于破了。”对此，林阿姨曾经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有时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蛮好的，可以忘掉那些脏东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改掉这些字。他这辈子如果只有一个愿望，我想一定是这个，把那些脏东西抹掉，改成现在这样。这个愿望死都离不开他，但也是死都实现不了的，只有现在这样子，失忆了，才能实现。”正如同“我”父亲的“鸡奸犯”问题乃是“我”爷爷终生都难以释怀的一种心结一样，很大程度上，私处的纹身也已经成为上校无法摆脱的梦魇一般的心结。事实上，也正是这个纹身，从根本上决定了上校大半个人生的基本走向。他后半生一切为人所不解的怪癖言行，均可由这一心结而得到很好的解释。我们之所以可以把上校理解为一位具有相当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与此同时，上校私处的纹身却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霍桑《红字》中女主人公所佩戴的那个鲜红的A字。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把纹身看作是一个写实性细节，但在另一方面，恐怕却更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具有突出象征意义的细节。就此而言，麦家之所以一定要把纹身设定在上校的私处，所试图象征说明的，正是每一个人类个体内心世界中心理阴暗面的必然存在。正是在如此一种普遍象征意义的基础上，一个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结论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极有可能是上校。 　　说到对上校这样一位生活英雄形象的理解与判断，叙述者借助于小爷爷这一人物对“我”爷爷所讲述的一番话语，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是什么人？你们嘴上叫他太监，实际他是皇帝，村里哪个人不敬重他？不念他的好？我就是例子，你对他那么恶，随口骂他断子绝孙，可我出事他照样救我，不记恨你，也不顾他妈信观音，只顾念我们好。世上有耶稣才出这种大好人，他是不信耶稣的耶稣，你对他行恶就是对耶稣行恶，看耶稣能不能救你，我反正是救不了你了。”在转述完小爷爷的这番话之后，作家紧接着写道：“我在一旁望着耶稣，耶稣站在阁几上，背靠着板壁，头歪着，耷拉着，手伸着，被钉子钉着，流着血，脚上也流着血，是一副受苦落难的样子，也是要人去救的样子。”耶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灵魂而自动走上十字架的一位自我献祭者，当小爷爷其实也更是作家麦家自己，把上校这个人物形象与耶稣相比拟的时候，其内心深处对上校的一种敬仰之情，实际上就已经溢于言表了。虽然在政治上被打人另册，但却依然能够赢得双家村普遍的民心，所充分说明的正是作为生活英雄的上校其人日常生活中的魅力所在。也因此，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结论就是，麦家的这部《人生海海》，在强力鞭挞批判人性恶（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瞎子和“我”爷爷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的同时，也格外生动地塑造刻画出了上校这样一位具有人性大善的生活英雄形象。
　　三、直击心灵的叩问
　　对灵魂的直接拷问，也是2019年长篇小说一个显著的特色，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蒋韵那部旨在书写“文革”特定历史时期一代年轻人精神命运遭际的《你好，安娜》。在那个以禁绝思想为突出标志的政治畸形时代，这几个青年的爱恨纠葛皆肇始于对于所谓“毒草”的交换和分享。小说中安娜、素心等人让人嗟叹的悲剧命运，从根本上说，也正是这样的畸形时代所致。具体来说，构成了小说叙事焦点的核心物事，乃是知青彭的那个可以被看作是文明与思想之象征的笔记本。因为这个笔记本所发生的作用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蒋韵小说所集中讲述的，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不妨被简洁地描述为“一个笔记本所引发的人生悲剧故事”。首先，是彭趁同行的三美不注意，把自己的笔记本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安娜。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时代，面对着彭的笔记本，“安娜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信赖和托付”。因为“那不仅是他的秘密，他的隐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面对如此一种沉甸甸的信赖与托付，尤其是身边还有那样一个干脆视一切字纸为寇雠的母亲，到底该把笔记本藏在哪里，安娜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安娜决定把笔记本交给与彭亲如兄妹的素心。依照一般的事理逻辑，既然关系亲密如家人，那安娜把笔记本转托给素心，也就应该是一种万无一失的选择。但安娜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自己这次如此这般慎重的托付，到最后竟然会是所托非人。
　　按照素心事后的叙述，因为她意识到笔记本的珍贵，所以就总是把它装在一个从不离身的军用帆布书包里。没想到，就在一次晚上加班后独自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抢劫犯，那个军用帆布书包连同里面的笔记本，都一块被抢走了。要知道，那个笔记本满载着禁忌，它的遗失很可能带给彭一场灭顶之灾。这一突发事件顿时让安娜陷入了自责与绝望的境地之中，在给彭写下一封绝笔信之后，她便服药自杀。安娜之所以会把彭的笔记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还重要，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一种爱情力量的存在。正如彭把笔记本托付给安娜，意味着他对安娜的倾心相爱一样，安娜在笔记本被抢夺后的痛不欲生，反过来同样也意味着她对彭爱情的坚决。笔记本的意外被抢夺，不仅让安娜深觉失信于人，更让她愧悔辜负了与彭真诚的爱情。在这种强烈的罪感意识的摧折之下，安娜最终万般无奈地选择了那样一种真正可谓是万劫不复的自杀行为。究其根本，安娜其实是在以一种自我惩罚的方式来为自己无意间的错失赎罪。是的，倘若套用蒋韵一种习惯性的表达句式，那就是，一种人性层面上的“罪与罚”的沉重命题。就这样，伴随着安娜这样一个美丽少女的香消玉殒，猝不及防地横亘在了广大读者面前。
　　但请千万注意，以安娜的自杀而得以凸显出的“罪与罚”，也还仅仅只是作家思考表达这一重要命题的开端。关于此一命题更加集中与深入的思考与追问，乃体现在与笔记本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人物素心身上。在安娜看来，素心与彭亲如兄妹，可她不知道，素心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深深地暗恋上了彭。也因此，安娜在把彭的笔记本托付给素心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就是过分强调了彭与他们一家的亲情关系。如此一种过分的强调，对于早就暗恋着彭的素心来说，毫无疑问形成了某种极强烈的精神刺激。却原来，只有借助于安娜看似不经意間托付给自己的笔记本，素心方才意识到，一厢情愿的自己，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彭的内心世界。彭，的确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异姓妹妹来看待的。然而也正是出于爱，当安娜把彭的笔记本托付给她的时候，素心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但却仍然还是留下了那个牵系着彭身家性命的笔记本。
　　接下来，就是素心所自述的那个抢劫案件的发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一方面，那个抢劫案件的发生的确是真实的，但在另一方面，真相却也并不尽然全都如同素心所讲述的那样。按照素心在她所创作的《玛娜》中的交代，在那个深夜素心加班后独自回家的路上，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抢劫者，素心并没有轻易屈服，当抢劫者提出用笔记本来与她的身体进行交换的残忍要求之后，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素心还是强咬着牙答应了他的非分之想。为了保住笔记本，素心在那天晚上所付出的，竟然是她的处女之身。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一种羞涩的隐私本能作祟的缘故，在后来的讲述过程中，素心才刻意地隐瞒了这一点。但与这一点相比较，素心关于笔记本并没有被抢夺走这一事实真相的刻意隐瞒，就无法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原谅了。为什么要隐瞒？“我用我的血和命交换过来的东西，我怀着剧痛生下的幼崽，凭什么，要拱手给她？我凭什么要成全她呢？”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的，很显然是人性中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被原谅的弱点，也即一种无以自控的嫉恨心理：“至少，我要让她和我一样痛苦，我要让她疼痛。”但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安娜竟然是个如此刚烈的女子。头一天得到笔记本被抢夺的消息，第二天就自杀了。就这样，在勇毅刚烈的安娜选择了以死谢罪的自杀方式之后，她也就把一种强烈的罪感转嫁给了曾经刻意欺瞒过自己的素心。 　　是的，人间地狱。什么是人间地狱？在安娜自杀身亡后素心艰难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就可以说是难以自拔的人间地狱。对于如此一种由素心的刻意隐瞒所导致的强烈罪感，以及由这罪感而进一步导致的人间地狱的形成，蒋韵在小说中曾经借三美的一番愤激话语以及素心随之而生出的心理活动而做出过深度的揭示。首先是三美发自肺腑的一番愤激之词：“‘你知道吗？在你面前，我常常觉得自己也有罪，为什么当初我要告诉你笔记本的事？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挑起你的妒忌？假如，你压根儿不知道那个笔记本存在的话，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三美叹口气，‘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挑战人性中的弱点，如果说有原罪的话，人性中的弱点，或者，恶，就是我们的原罪……素心，我们都有罪。”’毫不知情的三美如此一番言论，马上在素心心里激起了难以平复的巨大波澜：“不是这么回事，素心冲动地，想叫、想说、想喊，可是，她终于、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一出口，会炸毁她的世界。炸毁她珍惜的东西，比如，眼前这个如夏天般热情、如春水般明净的友人，这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承受不起这个。素心深深懂得，所以，她必须守口如瓶。必须，把这个如同癌瘤一样的秘密，藏在她的身体里，血液里，每一个细胞里，让它们在不见天日的身体深处，肆意滋长、蔓延、腐烂，占领每一寸能够占领的领地，直至吞噬掉她整个的生命和灵魂。它和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如同最痴情的恋人：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请原谅我摘引了如此篇幅的小说文字，因为不如此，就难以把素心那样一种人间地狱的惨烈感觉传达给读者。与此同时，三美的一种自我剖析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不管怎么说，在这场由一个笔记本所引发的人生悲剧中，三美作为传话者也不能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没有她那其实无心的“挑拨离间”，素心对安娜那种强烈的嫉恨心理或许就无法形成。倘若缺少了这种嫉恨心理，安娜不可能自杀身亡，素心也不可能永堕人间地狱。也因此，在意识到三美罪感存在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如同一种可怕的嫉恨心理导致了莎士比亚笔端《奥赛罗》悲剧的生成一样，素心与安娜她们人生悲剧的生成，从根本上说，也是人性中的嫉恨心理作祟的缘故。尤其是在好友三美通过小说《玛娜》的阅读而最终窥知事实真相之后，原本就在心理炼狱中苦苦煎熬的素心，就更是堕入了万丈深渊。
　　紧接着，是陈希我那部具有特异美学质地的长篇小说《心！》。《心！》的引人注目，突出表现为艺术形式层面上两方面的特别设定。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虽然说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设定在当下时代已然是一种寻常不过的状况，但在一个具象的小说文本中，到底设定怎样的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却也还是值得予以关注的一个问题。具体到陈希我的这部《心！》，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尽管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渐次演进，“我”却逐渐地融人到情节之中，并最终成为《心！》中不可忽却的一位次要人物形象。“我”一開始的具体身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故事发生的时候，“我”本来正在日本为报社的一个系列专题做采访，主人公林修身并非“我”的采访对象，“之所以临时决定专访他，是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壮举，他表示要把全部财产捐出去。”没想到的是，就在电话约好具体采访时间的第二天，就从北京传来了林修身不幸离世的消息。这就是篇幅极其简短的第一章所描写传达的内容。总之，一个显在的结果是，身为记者的叙述者“我”，对这位名叫林修身的日籍华裔商人产生了不可自抑的浓烈兴趣。正因为“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了强烈兴趣，所以才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去进一步打探并了解这个人的身世来历，尤其是那些一直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奥秘。遗憾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林修身，已经因为后来才被认定并命名的所谓“心碎综合症”离开了人世。面对着躺在寿棺里的林修身，“我”一方面在“想象死者的心脏像饺子一样爆开”，另一方面，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这个老人跟林北方所描述的人联系起来。”问题在于，不管“我”对林修身其人产生多么大的兴趣，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却是其人已逝。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够借助于那些曾经与林修身有过亲密接触的当事人的回忆来了解认识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了。
　　令“我”始料未及的一点是，自己对林修身的追逐与探究，却在不期然间经历了一个由“工作”到“私活”的转折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林修身之子林太郎对父亲“裸捐”承诺的不认账，“关于林修身的宣传被取消”。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来，“我”却感觉到机遇来了：“本来，采访林修身只是我的工作，现在，我想做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要挖出一个真实的林修身。当然，根本驱动力是我喜欢搞‘坏’，我有这癖好。我要利用我工作之便，收集林修身的材料。”没想到，“我”的如此一种努力却遭到了知己甚深的父亲的强力反对。父亲说：“你这是心理黑暗！是逆反，是戾气！那么多正面人物你没兴趣去追踪。你这样，是很危险的！”来自于父亲的这段后来被证明的确是一语成谶的指责性话语，实际上有着双重的叙事意图。其一，陈希我很显然是要借此而强有力地暗示给读者自己这部《心！》的基本写作方向，一种旨在对相关人物的黑暗心理进行深入探究的写作方向。某种意义上，叙述者“我”与林修身在黑暗心理这一层面上所实际构成的，乃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同构关系。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层面，尤其是特别注重于精神阴暗的深度揭示，乃是西方文学自有现代主义以来一种普遍的演进趋势，就此而言，陈希我小说创作之暗合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其二，事实上，也正是从“我”的自作主张，以及父亲对“我”的自作主张十分不以为然开始，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却也逐渐地浮出水面，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如果说“我”对林修身的关注以及相关采访活动起始于一九八五年，那么，仅仅三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我”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我在美国采访。本来还计划在美国采访后，取道日本，干我的私活。将要飞日本，接到国内单位电话，要我直接回国。从父亲电话中，我知道事态严重。我怀疑有人在整我。我平时自视甚高，一定得罪了人。单是我之前去日本采访，就挤了别人的名额。”既然莫名其妙地被别人“整”，“我”便决定滞留美国不回。就这样，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过于窘迫，充满失败感的“我”，才在父亲的强力督促下，黯然回国。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氛围相比较，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时代。尽管由于父亲的疏通，去职有年的“我”得以重返原单位工作，但真正回到原单位工作给“我”带来的，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屈辱感。却原来，正如同作家随后已经明确点出来的，导致“我”突然间脸肿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被迫“吃了回头草”之后，内心深处被一种耻辱感严重折磨的缘故。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无奈地屈服于现实的生活逻辑之后，“我”不仅很快地成家立业，而且还屡获升迁。一时之间，“在周围人眼里，我是成功的人。”关于“我”的这些叙述中，需要注意的，是“我”与林修身之间的相同处：一个是耻辱感，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心因性”疾病。也因此，在通过“我”审视表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蜕变史的同时，或许因为存在着以上相同处的缘故，“我”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自己当年一度被迫中断的那个“私活”——对于林修身其人尤其是其灵魂或者说心狱的进一步寻根究底。因此，到了二。一一年的时候，在“我”的现实生存条件大为改观的情况下，“我”又开始了关于林修身的相关采访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在“我”重新恢复继续寻访林修身的过程中，一种不依不饶的白遣式批判也在同时进行着：“我越来越会做噩梦，醒来，妻子总是已经坐着了。心脏像撞钟一样，我只能坐起。我的心脏也出了毛病。”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就是“我”强烈地怀疑自己如同林修身一样，也罹患了所谓的“心碎综合症”。 　　说到“我”的“心碎综合症”，说到陈希我借助于“我”所展开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与清理，如下一段叙事话语的存在，或许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声称‘告别革命’的那些年，我就企图寻找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外的心灵的‘第三条道路’。那些年，‘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正面交锋，八十年代的‘启蒙’随着一场失败戛然而止，聪明的知识分子倒戈于‘人文精神’。这当然很理性化、学术化。但不可否认有策略性因素。转向后的知识分子总得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根据，他们开始为‘世俗精神’正名。‘世俗精神’这名词冠冕堂皇，在西方，它解构神圣，因此在中国，它好像也有了同样的‘政治正确’。但中国的‘世俗主义’跟西方的‘世俗主义’其实是南辕北辙的。西方‘世俗主义’是把人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反抗，而中国，则是把尚未立起来的人丢进‘世俗主义’的被窝。中国的世俗化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三重语境中混世，它是价值观乱伦的“怪胎’。”尽管说我们这里的摘引显得有点篇幅较长，但若不如此就很难厘清致使叙述者“我”的灵魂事实上处于“被拉裂”状态的“心碎综合症”发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之所以后来在职场上能够节节攀升，正是因为放弃了“启蒙”立场，向所谓的“世俗化”大潮举手投降的结果。饶有趣味的一点是，陈希我的《心！》这样一部真切关注表现出场人物精神现实的长篇小说，其叙事时间竟然出乎预料地一直延伸到了距离现在还有整整十八个年头的未来的二。三七年：“二。三七年，我寿终正寝。”“我是一路做到厅级退休的。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升到这个位置。”之所以能一路做到厅级干部，所充分说明的，正是成功人士“我”在“世俗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情形。关键的问题是，尽管“我”的世俗人生相当成功，但其内心中知识分子的一面却一直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但我的心并没有安宁下来。我安慰了别人的心，我的心却更加彷徨。那天晚上，我又在照镜子时，蓦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一直都有抽自己耳光的习惯，就像果戈理一生没有戒掉自慰一样。”“我”的心之所以一直到去世时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根本原因显然在于“我”始终未曾彻底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立场。当然了，陈希我之所以一定要让这部小说的故事终结于未来的二。三七年，乃是为了能够让“我”的心与林修身的心在三生石前相遇。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相遇的过程中，“我”的“心”经历了一场格外严厉的最后的灵魂审判：“你的心就不发抖？你的心就真可以这么昧着，你就不亏心吗？你就不怕最后的审判吗？抉出你的心来看看！看看是什么样的心！”这是林修身针对“我”发出的一种质问。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质问，“我”的强烈感觉是：“这简直是绑架。你说你自己的，你扯我干什么？你觉得自己有罪，你忏悔你的，跟我什么关系？但是它叫着，向我靠来。它没有脚，它是掷过来的，掷在我身上，就在胸口上。我的心被撞得发颤。”质言之，当“我”的“心”面对着林修身咄咄逼人的“心”试图躲躲闪闪的时候，陈希我所写出的，就是当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心灵裂变状况。也因此，假若说这部《心！》的确是一部旨在如鲁迅般“抉心自食”的大书，那么，陈希我所首先无情撕裂开来的，就是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自己的阴暗“心狱”。
　　四、生命的思考与诘难
　　虽然曾经先后两次认真阅读过《黑色小说》，但倘若你要求我复述一下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感觉非常困难。倒不是我不具备复述故事的能力，而是小说本身就谈不上什么故事。实际上，故事的缺失或者说退场，与杨好自己的某种深刻认识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杨好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达：“文学的不朽依然在于残忍地指向‘存在’本身，然后以枯槁的双手拖着我们沉重的身躯向上飞升。”难能可贵处在于，杨好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做。在《黑色小說》中，她在“去故事化”之后，把自己那不无犀利的笔触直截了当地指向了人物的主体心理世界，更多地在一种生存感觉的层面上展开小说叙述。与通常意义上类似题材小说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作品中两位同样都在英伦留学的男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交集。具体来说，上半部的核心人物，就是男主人公M。或许与受身为医生的父亲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身为中国留学生的M来到英国后，进入了曼彻斯特大学，是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虽然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医学博士生，但M实际上心心念念，一直都难以释怀的一件事情，却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执着于要写一部小说，也许他也只是迷恋所谓‘作家’的名声罢了，他觉得这听起来就像是闪光的墓志铭，而他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人物。”正因为一直想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所以，来到英国后，不管是在曼彻斯特，还是在伦敦，他所实际牵挂着的，就是怎样才能够完成这样一部构想中的小说：“M在苏格兰小镇上的这几年并没有如他所愿写出他认为的小说。他一直想创造一个人物，一个既不伟大也不卑微，既不真实也不虚假，既不高尚也不卑鄙的人物——这个人物或男或女，和他一起徘徊在冬天寒冷的小镇马路上。”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念兹在兹的缘故，在整个《黑色小说》的上半部中，M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跳出来谈论这部正在构想过程中的小说。比如，“显然M认为自己不属于那种天生就才华横溢的作家，否则他不会时时刻刻陷入自己想要编制的某种作家生涯之中。”再比如，“他就将自己裹在衣服里，像个蚕蛹一样等待任何他想象中的文学叙事。他期待，文学的灵感能够砸到他。”众所周知，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一个人物总是会念念有词乃至于喋喋不休地谈论一部正在构想过程中的小说作品，如此一种写作手法，在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那里，被称为“元小说”。所谓的“元小说”，也叫元叙事、元虚构，一般意义上，它往往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但到了杨好的这部《黑色小说》中，作家对“元小说”手法的运用，所获得的，却又是一种打破了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界限的叙事效果。“M搬来伦敦已经两个月了。他适应自己所伪装的作家身份，要比适应伦敦快得多。倒不是伦敦的生活有什么问题，相反，他觉得这里对于生活来说简直是最便利的城市之一，他在伦敦总是觉得孤独。他的小说写得很慢，因为他需要给那个女孩制造一个她从不知道的生平，就像自己甩开曼彻斯特大学，在伦敦过着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生平一样。”具体对应小说文本，叙述者这里所谓“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生平”，就是在指他所伪装的作家身份。但从更为根本的角度来说，杨好借助于叙述者之口试图表达的，却是某种亦真亦幻的存在感觉。当一个人竟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过着“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生平”的时候，他所刻意打破的，实际上也就是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了。一旦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抑或还是作家所虚构而出的艺术世界，自然也就是一种必然会生出的疑问。更进一步地，难道说我们所日日生活于其间的实在世界竟然是虚幻的么？！ 　　假若我们承认杨好的《黑色小说》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界限，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恐怕也就是女主人公w到底是不是一个实存的个体。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的被提出，与男主人公M那部构想中的小说作品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那个到了小说的下半部被命名为w的同样来自于中国的女留学生，最早出现在M的小说构想中，是在小说开头处不久：“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人称呼他的名字，他仿佛也渐渐遗忘了自己的名字，就像他渐渐遗忘了那个女孩的死亡。”只有联系下文的相关叙述，我们方才能够明白，这个女孩是M于3年前无意间在苏格兰海边遭遇的：“M没有看进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身白色婚纱的郝薇香小姐似乎不再是郝薇香，她在舞台上幻化成了3年前海边的那个女孩儿，她们一样，都在他的眼前自我毁灭。至少，剧场里的舞台讲述了前因后果，补充了郝薇香小姐的前因后果，否则观众将无法看懂整部戏剧。至于他在苏格兰海边遇到的那个女孩儿，他根本不知道她的故事，也许正因为他对她一无所知，所以她的故事，也可以是任何一个他愿意编造的故事。”事实上，正是小说开头处的相关叙述开始，这个女孩就不断出现在这部一直处于构想状态的小说中。比如，“世界的形状对他来说既永恒又善变，比起周边的物质世界，他更在乎自己所要建筑的精神世界。虽然近期来，物质世界总是不断地掺和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以至于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创造的人物——那个女孩儿的虚构意志开始自动主导一个虚构故事的走向，他开始怀疑作家在一个个故事里所占有的角色。”请一定不能忽视这段叙事话语所透露出的相关信息。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注意到M本人的一大特点是更加看重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但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恐怕在于M所特别强调的那个女孩其实是自己无中生有地凭空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形象。唯其如此，才会有这样的叙述话语出现：“如果像自己的话，那个女孩应该叫什么名字？也许她应该叫w，M和w，这样看起来才像一部永垂不朽的小说该有的名字。”毫无疑问，这里的“M和w”所具体对应的，肯定是上半部的M与下半部中的w。倘若联系M一直都没有具体交代展示3年前自己在苏格兰海边是怎样与w意外遭遇的（不难发现，关于这一点，小说中只交代了极其简短的一句话：“而在3年前的海边，因为他不会游泳，所以他沒有办法救下那个女孩。他只能看着她走人冰冷的北海中。”），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下半部中那个名叫w的女主人公，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实存人物，抑或还是纯粹被M构想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尤其是如下一段叙事话语的出现，更能够进一步强化加深读者在这一方面的理解与印象：“假如文学和艺术在人活着的时候都毫无意义——反正它们都是需要依靠记述和永动的生命链才能维持不朽幻象的名词。假如它们毫无意义，那自己小说里的那个女孩是否就可以是一名艺术史学家？不，她应该是一名伪装成艺术史家的学生，和自己一样。”如果说连同下半部中女主人公w那样一种伪装成艺术史家的学生身份都是由M规定好的，那就更加强有力地证明着这一人物形象的被创造亦即虚构性质。就这样，一方面，下半部的女主人公w当然是拥有自身生命力的一名女留学生，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似乎的确是被热衷于小说创作的医学博士生M虚构形成的。如此一种情形，反过来充分证明的一点，却又是我们在前边曾经专门提及过的杨好在《黑色小说》中非常巧妙地打破了现实生活与艺术虚构之间的某种界限。某种意义上，杨好的这样一种小说书写方式，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老子《道德经》中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样一种经典句式以及深隐其中的思维方式来。
　　众所周知，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曾经有这样的一句题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种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的这样一句话，所精准道出的，正是文学创作与人道主义思想观念之间的一种内在紧密关联。很多时候，要想真正写出足够优秀的文学作品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强力支撑，乃是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可喜之处，正在于作家身上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场的具备。行将结束这篇综述文章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广大中国作家的，正是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强力支撑下，在未来的岁月里写出更多具有优秀思想艺术品质的长篇小说佳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