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2岁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病危而从北平返回湘西。阔别18年的家乡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美好纯粹的样子。湘西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灵感发源地，是遗世独立、平静祥和的家园，是中国古人对乌托邦最早的想象。
　　重回故土的沈从文，却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的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故乡是用来怀念的，故乡是用来美化的，故乡是用来失望的。马尔克斯在成名多年之后，陪伴着母亲回到他出生的小镇阿拉卡塔卡（也就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他惊讶地写道：“我的故乡仍是个尘土飞扬的村庄，到处弥漫着死人似的寂寞。昔日不可一世的上校们只好窝在自己的后院悄无声息地死去，唯有最后一棵香蕉树为之作证。还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处女，用下午两点的酷热浸湿她们汗迹斑斑的遮羞布……”
　　沈从文的失望亦如是，故乡的堕落是土地的堕落，是温情脉脉的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堕落。长达20年的对外抗敌和内战，让农民的命运如浮萍般无助，性格灵魂也随之被改变，战争动乱让他们失掉了平和正直的性格本质，而城市的浮华奢侈又让他们有了崇尚成功的价值观。沈从文失望地写道：“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沈从文敏锐地察觉到，表面的巨大进步中蕴含的是堕落的趋势。家乡人的品德性格被一種“大力”所扭曲。这种“大力”，就是现代性的大潮大浪，它不可抗逆地席卷了黄土地与黑土地，改变了数千年的乡村形态。
　　从家乡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开始动笔写《边城》，写一条溪、一个女孩、一条狗、一个漫长的梦。《边城》的写作是一种对于逝水年华的追忆，对于美好时代的挽歌，亦是对于乡愁的自怨自艾。沈从文知道乡村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因此他在文字中，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过去。
　　（邓钧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