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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业绩殊为不易。本轮经济增速回落已持续5年，与以往的经济波动由周期性因素主导不同，这轮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因素主导的结果，也标志着增长阶段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重构新平衡的关键时期，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调整有望阶段性企稳，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增长阶段变化的逻辑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11000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GDP。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4%。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經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客觀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上面所述，无论是增长还是贸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金融层面，由于中国目前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和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调整的反应，更大程度还是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而且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难免显现出过度悲观的情绪。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增长阶段变化的逻辑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阶段性转换的东亚经济体表现较为一致。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折合11000国际元，大体上对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时的人均GDP。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五年即1969—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GDP年均增长7.4%。可见，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内需、更加依赖服务、更加依赖消费驱动。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还建成了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超过1.9万公里，占世界60%以上。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而且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出口产品中高端消费品和投资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增长；分区域看，在31个省份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而且，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增量明显高于以往，2015年1个百分点的增量，已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6个百分点。
评估中国经济要看到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增长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变化和动态调整的速度比较快，过去高速增长时期各变量的稳定关系被打破，一些在经济稳态时用来判断跟踪经济增速的指标和方法的有效性在减弱。仅仅根据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货物运输量、工业产品产量，或者一些根据实物量编制的综合指数来推断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忽略了已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和新兴部门快速成长的积极影响。
过去，中国经济增速与工业密切相关，工业增加值与GDP的相关度较高，用工业产值或重要工业产品实物量都能较好地测算GDP增速。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特别是随着钢铁、水泥、发电量等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多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和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再稳定。比如，发达国家历史上有一个能源消费的“倒U型”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单位GDP能耗会明显上升，随后则会下降。在倒U曲线左侧时用能源消费检验GDP增速会比较有效，而处于倒U曲线的顶部或右侧时，仍沿用过去的历史关系来检验则会失效。因此，简单根据工业增速或者能源消费变化推算GDP增速的做法需要随着增长阶段变化而调整。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也发生了明显分化。一部分与大宗商品运输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缓慢，比如铁路货运；但客运尤其是航空客运保持较快增长，2015年旅客周转量增长接近15%。信息服务、金融、商务咨询、健康和娱乐等现代或新兴服务行业增长也比较迅速，而且这些行业对固定资产、能源原材料投入的要求都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如果再简单套用分析工业生产的方法，基于实物量估计增加值，无疑会低估服务业增长对GDP的贡献。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的世界经济难改“新平庸”表现，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經济增长有望阶段性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明显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稳定的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位于前列，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基数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继续位居第一。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中国进口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并没有下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明显惠及其他经济体。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客觀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实体经济层面，如上面所述，无论是增长还是贸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在金融层面，由于中国目前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和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调整的反应，更大程度还是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而且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难免显现出过度悲观的情绪。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