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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国内的翻译图书，尤其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用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副牌)、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三足鼎立的天下。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出版行业进入市场，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无形中打破了原先的专业化分工，不少出版社纷纷涉足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国文学出版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选择；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可以说乱象丛生也不为过，已经严重扰乱了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的竞争秩序和环境，是到了有关主管部门痛下决心、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些乱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导致图书质量无法保证。
作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的重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集中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人才，他们往往既是优秀的编辑，又是优秀的翻译家，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视为终生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编辑、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和现当代外国文学精品，比如，以翻译俄苏文学闻名的辛未艾、冯春、戴骢，以翻译英美文学著称的祝庆英、荣如德、吴劳，以翻译泰戈尔享誉海内外的吴岩，以翻译法国文学见长的王道乾、周克希，等等，他们留下的不少译本至今脍炙人口，让出版社受惠，也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中受益。
然而，随着各地不少出版社竞相进入翻译出版领域，加之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要求，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有的出版社连合格的英语编辑都没有，遑论拥有满足不同类别要求的多语种编辑，而像译文社那样具备融优秀的编辑与翻译家于一体的拔尖人才更无疑于天方夜谭。由于编辑的外语水平缺失，文化素养匮乏，自然就对选题的判断、译稿的编辑加工力不从心，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外包给资质低劣的工作室、文化公司，结果导致了图书质量的严重下降，于是，诸如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把穆罕默德翻译成“马哈德”等笑话层出不穷，既令人瞠目结舌，也不足为怪了。
二、抄袭剽窃之风，败坏业界声誉。
如果说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导致的翻译图书质量下降，是内生性的疾病，那么，公然的抄袭剽窃，就是依附、寄生在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混然失序这一无良环境中的毒瘤。
前些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笼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在业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套皇皇26卷本的文集蔚为大观，26部作品涉及12种外语，译者署名竟然全是“李斯等译”，换句话说，26部作品可能就是“李斯”一个人翻译的。虽然现代中国自五四之后涌现了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精通12门外语的翻译家，可谓史无前例，闻所未闻，这让业内人士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
资深翻译出版家李景端率先举起了质疑、打假的旗帜。经过他的核实，这套书中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本，明显地是抄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傅惟慈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有关人士也证实，《福尔赛世家》与译文社1978年周煦良译本惊人地相似，改动的只是少数的字词而已，剽窃抄袭确凿无疑。而该文集中大面积地移花接木，抄袭剽窃，绝非属于个案。
然而，该丛书的时代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陈某却信誓旦旦地宣称：“译者李斯很有名，以前译过《垮掉的一代》，李斯不但是他个人的名字，也代表一个翻译公司。”但据四川大学文楚安教授撰文揭露，这位李斯其实是“翻译”冒充“著作”，他编著的所谓《垮掉的一代》，全书几乎原文抄袭了美国学者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为此，李景端发表了质疑“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剽窃侵权的《致“李斯”的公开信》一文。他在文末幽默地表示：“原来这家出版社还雪藏了这么一位精通十几国文字的‘大翻译家’，我实在很想结识、讨教，只是苦于无法联系。不得已只好写此公开信，希望李斯能公开亮出自己的外文专业、学历以及真实的翻译经历，消除人们对他的疑虑。同时也希望时代文艺出版社负责任地向读者说明李斯的译本何以与别人的译本那么雷同，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倘若真有一位这么高水平的翻译家，我还真指望向他约稿呢。”
可以想见，正是有“李斯”们这样的胆大妄为之徒招摇过市，将别人的果实顺手牵羊拿来，稍加改头换面，甚至一字不改照抄，占为己有，推向市场，造成了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上的鱼目混珠，让普通的读者真假难辨。甚至由此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受欺骗的是读者，遭伤害的是真正的译者和出版社，败坏的则是业界的信誉。
三、绅士还是海盗——版权意识的淡漠，是侵权盗版现象屡禁不绝的缘由所在。
由于利益的驱动，加上准入门槛低，有不少并不具备外国文学专业出版能力和版权管理能力的出版社和社会资源一窝蜂地涌入这一行。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要么在与外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版权洽谈中不按常理出牌，故意抬高版税价格，破坏了外国文学版权贸易正常的游戏规则，以这种恶性竞争的方式来排挤对手；还有一种手法更加露骨，那就是干脆放弃引进版权，瞄准图书市场上热销的外国文学作品，哪种书热销，就直接拿来，找个枪手将原来的译本改头换面一下就推向市场，以这种近乎不劳而获的方式非法地获取不菲的经济效益。译文出版社为此深受其害。该社一批享有专有出版权的经典文学畅销书，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遭受过不止五六家出版社的侵权出版，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深受读者欢迎的《挪威的森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人》等也难逃被侵权的厄运。连读者层次相对小众、高端的《马尔特手记》，也有不法之徒盗版牟利。
由于违法的成本低，侵权者即使被告上法庭最多也只是赔些钱了事，缺少强有力的惩诫。而译文出版社这样的受害者在维权时往往要遭遇取证难、地方保护主义掣肘、诉讼时间长等困难，导致维权成本过高，使得一些版权意识差的出版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乐此不疲，频频得手。
上海译文出版社从自身发展壮大的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遵守WTO规则，重视海外著作权人利益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条通向繁荣和发展的康庄大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组织的背景下，译文社就与海外著作权人率先签订引进《斯佳丽》的版权协议，开了中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先河。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时，就是否要签订《斯佳丽》的版权协议，在译文社内部引发过一场争论，当时的译文社领导力排众议，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迟早要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组织，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要建立在遵守世界规则的基础上。我们要做绅士，不能做海盗。从那时起，重视版权保护的意识就深深扎根在译文社每一个员工的心中。进入新世纪，译文社不断加强版权引进的力度，每年花在收购版权和支付海外著作权人版税上的费用高达五六百万。译文社重视版权保护，也在海外的出版商、版权代理机构和著作权人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自身的发展和译文图书品牌的铸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杜绝外国文学出版领域侵权事件的屡禁不绝，改善版权保护的环境?有业内人士呼吁：应该从提高外国文学出版的准入门槛人手，只有具备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相应资质和版权管理能力的出版机构，才有资格进入这一行业。图书出版的监管部门应该切实地承担起责任。新闻出版总署曾经评选出全国百佳出版社，今年又评选出了一批全国出版单位先进集体，是否可以将这些评选与出版社的版权保护纪录挂钩，如果哪家出版社有侵权、盗版的记录，就应该取消它们的荣誉称号。只有整个出版行业真正从思想上重视版权的保护工作，并实行严格的惩诫制度，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侵权盗版事件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外国文学图书的发展繁荣才会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
(责任编辑 李君)
这些乱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导致图书质量无法保证。
作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的重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集中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人才，他们往往既是优秀的编辑，又是优秀的翻译家，将外国文学的译介视为终生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编辑、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和现当代外国文学精品，比如，以翻译俄苏文学闻名的辛未艾、冯春、戴骢，以翻译英美文学著称的祝庆英、荣如德、吴劳，以翻译泰戈尔享誉海内外的吴岩，以翻译法国文学见长的王道乾、周克希，等等，他们留下的不少译本至今脍炙人口，让出版社受惠，也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中受益。
然而，随着各地不少出版社竞相进入翻译出版领域，加之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和从业人员的执业要求，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甚至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有的出版社连合格的英语编辑都没有，遑论拥有满足不同类别要求的多语种编辑，而像译文社那样具备融优秀的编辑与翻译家于一体的拔尖人才更无疑于天方夜谭。由于编辑的外语水平缺失，文化素养匮乏，自然就对选题的判断、译稿的编辑加工力不从心，或者干脆撒手不管，外包给资质低劣的工作室、文化公司，结果导致了图书质量的严重下降，于是，诸如把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把穆罕默德翻译成“马哈德”等笑话层出不穷，既令人瞠目结舌，也不足为怪了。
二、抄袭剽窃之风，败坏业界声誉。
如果说准入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导致的翻译图书质量下降，是内生性的疾病，那么，公然的抄袭剽窃，就是依附、寄生在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混然失序这一无良环境中的毒瘤。
前些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笼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在业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套皇皇26卷本的文集蔚为大观，26部作品涉及12种外语，译者署名竟然全是“李斯等译”，换句话说，26部作品可能就是“李斯”一个人翻译的。虽然现代中国自五四之后涌现了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精通12门外语的翻译家，可谓史无前例，闻所未闻，这让业内人士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
资深翻译出版家李景端率先举起了质疑、打假的旗帜。经过他的核实，这套书中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译本，明显地是抄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傅惟慈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有关人士也证实，《福尔赛世家》与译文社1978年周煦良译本惊人地相似，改动的只是少数的字词而已，剽窃抄袭确凿无疑。而该文集中大面积地移花接木，抄袭剽窃，绝非属于个案。
然而，该丛书的时代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陈某却信誓旦旦地宣称：“译者李斯很有名，以前译过《垮掉的一代》，李斯不但是他个人的名字，也代表一个翻译公司。”但据四川大学文楚安教授撰文揭露，这位李斯其实是“翻译”冒充“著作”，他编著的所谓《垮掉的一代》，全书几乎原文抄袭了美国学者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为此，李景端发表了质疑“诺贝尔文学奖文集”剽窃侵权的《致“李斯”的公开信》一文。他在文末幽默地表示：“原来这家出版社还雪藏了这么一位精通十几国文字的‘大翻译家’，我实在很想结识、讨教，只是苦于无法联系。不得已只好写此公开信，希望李斯能公开亮出自己的外文专业、学历以及真实的翻译经历，消除人们对他的疑虑。同时也希望时代文艺出版社负责任地向读者说明李斯的译本何以与别人的译本那么雷同，有的甚至一字不差?倘若真有一位这么高水平的翻译家，我还真指望向他约稿呢。”
可以想见，正是有“李斯”们这样的胆大妄为之徒招摇过市，将别人的果实顺手牵羊拿来，稍加改头换面，甚至一字不改照抄，占为己有，推向市场，造成了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上的鱼目混珠，让普通的读者真假难辨。甚至由此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受欺骗的是读者，遭伤害的是真正的译者和出版社，败坏的则是业界的信誉。
三、绅士还是海盗——版权意识的淡漠，是侵权盗版现象屡禁不绝的缘由所在。
由于利益的驱动，加上准入门槛低，有不少并不具备外国文学专业出版能力和版权管理能力的出版社和社会资源一窝蜂地涌入这一行。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要么在与外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版权洽谈中不按常理出牌，故意抬高版税价格，破坏了外国文学版权贸易正常的游戏规则，以这种恶性竞争的方式来排挤对手；还有一种手法更加露骨，那就是干脆放弃引进版权，瞄准图书市场上热销的外国文学作品，哪种书热销，就直接拿来，找个枪手将原来的译本改头换面一下就推向市场，以这种近乎不劳而获的方式非法地获取不菲的经济效益。译文出版社为此深受其害。该社一批享有专有出版权的经典文学畅销书，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遭受过不止五六家出版社的侵权出版，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深受读者欢迎的《挪威的森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人》等也难逃被侵权的厄运。连读者层次相对小众、高端的《马尔特手记》，也有不法之徒盗版牟利。
由于违法的成本低，侵权者即使被告上法庭最多也只是赔些钱了事，缺少强有力的惩诫。而译文出版社这样的受害者在维权时往往要遭遇取证难、地方保护主义掣肘、诉讼时间长等困难，导致维权成本过高，使得一些版权意识差的出版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乐此不疲，频频得手。
上海译文出版社从自身发展壮大的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遵守WTO规则，重视海外著作权人利益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条通向繁荣和发展的康庄大道。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组织的背景下，译文社就与海外著作权人率先签订引进《斯佳丽》的版权协议，开了中国人保护知识产权的先河。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时，就是否要签订《斯佳丽》的版权协议，在译文社内部引发过一场争论，当时的译文社领导力排众议，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迟早要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组织，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要建立在遵守世界规则的基础上。我们要做绅士，不能做海盗。从那时起，重视版权保护的意识就深深扎根在译文社每一个员工的心中。进入新世纪，译文社不断加强版权引进的力度，每年花在收购版权和支付海外著作权人版税上的费用高达五六百万。译文社重视版权保护，也在海外的出版商、版权代理机构和著作权人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自身的发展和译文图书品牌的铸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杜绝外国文学出版领域侵权事件的屡禁不绝，改善版权保护的环境?有业内人士呼吁：应该从提高外国文学出版的准入门槛人手，只有具备了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相应资质和版权管理能力的出版机构，才有资格进入这一行业。图书出版的监管部门应该切实地承担起责任。新闻出版总署曾经评选出全国百佳出版社，今年又评选出了一批全国出版单位先进集体，是否可以将这些评选与出版社的版权保护纪录挂钩，如果哪家出版社有侵权、盗版的记录，就应该取消它们的荣誉称号。只有整个出版行业真正从思想上重视版权的保护工作，并实行严格的惩诫制度，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侵权盗版事件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外国文学图书的发展繁荣才会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
(责任编辑 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