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中国与西方世界已有了相当长的交往历史,但是真正了解地球那一端“番夷”的人,举国上下也找不出几个。及至到了开战之后,才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一个陌生如天外来客的对手,莫说对它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就连最基本的地理知识也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形,在今人看来也是无法想象的:开战前,从大清皇帝到普通百姓,不仅不晓得双方在军备武力上的巨大悬殊,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英人生何模样。
　　可叹的是,对于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时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身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被称作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也是一无所知。1839年9月1日,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就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6页。)到了1840年8月,英国的坚船利炮已逼近中国内海,林氏听到英军攻陷定海的消息,再次上疏献策于道光帝,在《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中提出了动员激励沿海军民杀敌的具体办法,仍谓洋兵虽“上身刃不能伤”,但“一仆不能复起”,若以长棍伏击其足,应手即倒云云。
　　依据这等荒诞的情报去应战,其结果就像我们在电影《大清炮队》里看到的那样,手持棍棒的中国兵勇呐喊着向前欲击洋兵之足,旋即倒在冒着青烟的排枪大炮之百米开外。想想,这样的仗能打赢么?
　　打了败仗,痛定思痛,于是就有了迫切了解和研究对手之一切情形的愿望。军民和大臣们如此,作为交战一方总指挥的皇帝也不例外。但是这种愿望又有多少相关知识,用来作为了解或研究的基础呢?可以说几乎没有。鸦片战争史料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甲午海战甫起,清军连失镇海、定海、宁波三地,形势十分危急;1841年10月,道光帝授皇族奕经为扬威将军,率领精兵在浙东组织反攻,迟迟未能奏效。皇帝的心急如焚,从他在报告败讯的奏折上“愤恨何堪,笔难宣述”几个朱批大字中一览无余。也许正是从此时开始,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实在有必要认识一下面前的对手。翌年5月1日,道光帝从奕经的奏折中得知,可以审问在浙东海战中抓获的英军俘虏后,立即发下一道谕旨,曰:
　　
　　著奕经等详细询以(口英)咭唎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口英)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
　　其余来浙之(口英)咖唎、大小吕宋、双英(鹰)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
　　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
　　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氐鸟张,所有一切调动伪兵及占领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
　　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回国后作何营谋?有无信息到浙?
　　 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五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按,谕旨中所谓“(口英)咭唎”即英国,汉译时每字前加“口”,是为贬义,以示该国是蛮夷之邦,这显示了大清王朝以自己为“天朝”,蔑视一切世界的虚妄心态。以下“克食米尔”为今之克什米尔,即印度;“(口英)咖唎”当为今孟加拉;大吕宋为西班牙,小吕宋则为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别号;双鹰国是指国旗上绘有双鹰的奥地利。不过说真的,这些小学级的地理常识问题由我年高德劭的大清国皇帝一本正经地提出,尽管远在一百多年前,还是令我们心酸。这是一个古老的、高级的黑色幽默。
　　须知,道光帝如此困惑于夷国的风土人情时,鸦片战争的炮声已在南中国的沿海隆隆响彻近两年了。不久,他又令台湾道达洪阿进一步讯问抓获的英俘,以释解心中愈来愈多的疑窦。这一回,他对世界地理的发问包括“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治者共有若干?又(口英)咭唎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等等(同上书,第264页),这些问题较前似乎是有了一点进步。尽管在今人看来,这仍属于十分浅显的一般地理常识,在当时,比起其治下的泱泱“愚民”,道光帝的这种俯察关注之态,却已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然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理所应当地对外部世界如此茫然,如此无知么?否。历史的记载提醒我们,道光皇帝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其实恰恰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只是遗憾得很,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躺在紫禁城南书房的一角,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