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载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因國内祸乱，流亡到楚国，楚成王与他晤谈，事后对臣下称赞重耳的德行，谓之“广而俭，文而有礼”。“广而俭”一句，通常解释为志向广大而财用节俭，这是错误的。这里的“俭”不是指财物方面的节俭，而是处事有节度、能自我约制的意思。徒有远大志向而不能自我节制，不过是空洞的浮嚣，所以楚王以两者对举。《老子》中说：“俭故能广。”也是说一个相反相成的道理。
　　 “俭”和“广”是一对抽象概念，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当然也包括如何使用财物。无论个人、家庭、国家，节俭便能防止缺乏，这也符合老子的意思（但这种场合下，“广”应解释为充裕）。只是不能够局限在这一狭隘的意义上，而且，节财足用的道理人所皆知，没有多少可说的。把“俭故能广”这句格言同老子的一贯思想相联系，可以用来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运用生命力的问题，这确是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力学”。
　　 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的运动，似乎都有“力”的道理。凡是剧烈的、狂暴的运动，因为用力过度，都不能持久。他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
　　 “飘风”是突起的狂风。在自然界，我们看到细雨和风，旷日持久;狂风暴雨，倏忽而尽。好像一场风雨中蕴含的自然力是一个常数，若狂泻而出，便很快告竭。老子据此引申说：连天地都不能长久地维持一种狂暴的运动，何况是人呢？这道理用历史事实来验证，会觉得很有趣。譬如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时代猛烈地兴起，不过数十年时间，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了统治人口和土地均超过当时世界一半的庞大帝国。但蒙古人的衰落也来得快，而且一蹶不振。今日蒙古人给人的印象少有剽悍之气，倒是以能歌善舞见长。莫非上帝赐给这个民族的力量，真的是一泻而尽了？
　　 老子的这个道理，自然也适用于个人。所以老子讲道德修养，主张静不主张动，主张柔和谦让不主张猛烈进取，这些从人生的“力学”来考虑，都可以理解为多蓄养而少浪费，在平衡的状态中保持生命的持久旺盛。《韩非子·解老》篇阐发“俭故能广”的格言，也是说“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物盛极而衰，事张极必弛，所以“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圣人淡泊和静，无兴奋或焦虑之事，因而生命的元气旺盛不衰。另外，《老子》中还有一句“治人事天莫如啬”，和“俭故能广”是相近的意思。韩非子解释说：“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知识’作动词用）。”又说：“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知识乱。”这些都是讲保养生命力的道理。
　　 从保养生命力的角度来理解“俭故能广”，这是一种养生之道。回到晋文公重耳的例子，那显然不是养生之道，而是另一回事情。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广而俭”的气质，实际是以克制、谨慎，对琐小事务的忽略，来完成他的远大目标。一个浮嚣的人，常常为琐小的矛盾而兴奋或焦虑的人，他的有限生命力早已散化殆尽，哪里还能“广”呢？诸葛亮有两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可以视为对“俭故能广”的绝好注解。
　　 “俭故能广”的相反相成关系，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做一些引申发挥。日常和朋友闲聊，说起男女之间的感情，似乎有这样的规律：相敬如宾的固然能够持久，就是那些寡淡无味的，也往往拖拖沓沓，含糊地混过了一辈子;独有那些一见钟情、山盟海誓、爱得七死八活的，难免要吵得鸡飞狗跳、反目成仇、风流云散。说起来，“仇”这个字眼，本来就是匹偶（古音读如“求”）的意思，故在本来意义上，“情人”也就是“仇人”。古代小说戏剧中，爱之极称作“冤家”，恨之极也称作“冤家”，深有意味。这里面是否也有人生的“力学”呢？爱得太深太强烈，好像是用力过度，而难乎为继，于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呜呼哀哉。
　　 中国素来有“惜福”之说，细想起来也很有意思。似乎一个人的生命力是一常数，一个人的“福分”也是一常数。乐极生悲，福盛转祸，过度享有幸福，则必有大苦大悲相随。以前读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总觉得各种解说都不大使人满意，以为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诗中写杨贵妃与唐明皇享尽人间之福，富贵尊荣已无可复加，情爱深绵亦是帝王的婚姻中所罕见，仍不肯有所节制，一味沉溺于欢爱享乐，甚至犹不觉满足，企望世世为恩爱夫妻，便违逆了天地间万物消长之理，所以有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落得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其实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未必真是那样深挚，只是在民间传说和白居易据这种传说写成的《长恨歌》中，把他们描绘成一对深情无限的夫妻。这里面，透露着人类远不能拥有完美幸福的遗憾之情。照这么说来，人对于生命中的幸福，也应懂得“俭故能广”的道理，不能求之无度。
　　 照老子的人生“力学”，生活难免趋向于平淡寡味，是不是值得呢？那就是各人自己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