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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持续至今，对世界各国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早已超出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政治层面，作为危机始作俑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生性困局也在逐渐形成，具体表现为政治民粹化、经济虚拟化、社会贫富两极化，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危机的解决更关系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生命力。
【关键词】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虚拟化 政治民粹化 社会贫富两极化
自2008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已恶化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政治领域，对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均产生了影响。当然，由于各国的现实国情及发展程度不同，对经济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处理结果也是不同的。作为此次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西方国家，除了经济衰退、失业增多和民众较大规模的抗议与罢工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尚未出现“严重”的危机，其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似乎依然是稳定和有效的，但若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会发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深层的内生性困局，只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优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基础更雄厚及相对完善的政治架构、政治游戏规则导致的社会抗压能力更强，所以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是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动荡、政权危机的，但长远预期却未必能一直保持这种“临界稳定”状态。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传统上的核心优势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较于其他政治制度，传统上拥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核心优势：
首先，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利润，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追求和创造财富，而且资本本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能够为实现利润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而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交通通讯革命，又使得资本家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其经济运行成果的质量、长期活力远非单一计划经济或者其他经济模式可比。
其次，政治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民主化的大众政治、多党政治与分权政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在东西方制度竞赛的刺激和美国价值观传播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自身）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完善，普通民众的普选权和公民权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实现与保障，政党政治的逐渐成熟和现代选举手段、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民众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政府的选举和日常监督，政府对民意的“依赖性”显著增强，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内容上更多地倾向普通民众的利益，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体系在民众外部监督压力下也运行得更为明晰和有序，这都使得西方民主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更高程度的协调统一，而冷战的结束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地位。
再次，社会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社会的存在使得政府活动的边界更加明确，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得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架构，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的NGO组织大量涌现，市民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成熟，社会活力进一步提高。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和福利经济学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二战后普遍建立或完善了社会福利体系，使民众生活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民众便有了更强的消费意愿与能力，信用消费和借贷消费逐渐兴起，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动力，也为社会增置了一个“稳定安全阀”。
这些优势既保障了当代西方国家最终“打败”前苏联，同时又帮助它们克服一次次经济危机，并在调整中取得进一步发展。但所谓“物极必反”，西方对这些制度手段的过度迷信与僵化使用，导致在此次危机中这些传统优势的正面作用不仅没有发挥出来，甚至随着危机的深入逐渐走向反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持续与恶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困局也逐渐形成。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困局的具体表现
经济完全自由化、市场化导致的经济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客观而言，现代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经济作为支撑，因为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和“血液”，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问题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改革推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向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转变，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幅降低，资本力量脱离了“国家束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也逐渐滑向了失控状态。
对资本家而言，赚取利润才是其唯一目的，实物生产只是手段。当通过金融信贷和金融衍生品的短线操作就能获得利润的时候，绕开生产环节直接“钱生钱”是最好不过的选择，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逐渐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才从工业生产领域转移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而虚拟经济膨胀。除了一些军工复合体控制下的高技术产业外，很多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近几十年来都在不断向外转移，其经济形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的特征，美国政府和民众一起长期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贸易逆差国。美国的情况只是西方国家经济病态的一个缩影，除德国、日本外，其他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政治过度大众化导致的政治民粹化、低效化、金权化。选举政治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核心环节，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在竞选活动中竞争激烈，政治人物越来越政客化、明星化。在竞选时对选民进行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其内容大多数为承诺自己上台执政后会增加公民福利同时对民众减税让利，也就是实行“开流节源”式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方案意味着让本已处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中的政府，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又减少政府收入，这对克服危机、恢复经济是不可行的。但在民粹式的选举政治氛围中，倘若某一政党或候选人提出要适度削减福利支出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政府主权债务或者加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的竞选方案，则立刻会被对手抹黑为侵害民众利益的“恶魔”和左派分子。姑且不论民众是否真会相信这些“诋毁”，但已经习惯高福利生活的民众有可能会投票支持将削减自己福利的人上台吗？民粹化的政治选举的结果往往是“劣胜优汰”。
赢得竞选的政党上台后就面临两难选择，遵照竞选承诺无疑会加重危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私有化浪潮改革后已经基本不掌握经济生产部门，其主要收入来源只能是税收，兑现竞选承诺、提高社会福利的钱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找，这不仅会削弱民众的购买力而且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导致其民意支持率快速降低，处于危机中的民众对政府的忍耐度往往是比较低的。此时竞选失败而沦为在野党的政党就会趁机攻击执政党“欺骗、愚弄”民众，要求其下台，或者在议会中对其正确、合理的政策方案进行立法阻挠与掣肘，却将本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将导致整个政治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明显降低。2011年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谈判便“不太恰当”，之所以说“不太恰当”是因为民主党政府企图增加国家债务上限的作法不能算作正确。
虚拟经济发达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政党在竞选时的活动经费无疑主要还是依靠这些大金主们提供。他们的政治捐款当然不是无偿的，他们是在进行政治投资，确保无论任何政党上台都能继续维护这些集团的既得利益，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在内涵上逐渐金权化、寡头化。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司和团体可以投入无限量资金影响选举，富人和金钱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空前的决定力量，这一举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是批判。其实，对这项判决结果不应过多进行道德评价或批判，因为现代选举活动的成本飙升，能提供充足有效资助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少，在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大背景下，要使得选举政治的游戏继续运转下去就必须对规则进行必要的、哪怕是“不合道德”的修改。
市民社会过度膨胀导致的政府弱势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民众贫富两极化。市民社会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代替和帮助政府进行很多社会管理活动，但过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化”的工会组织，不但分散了社会资源，甚至阻碍政府实行必要的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政府在私有化改革后本身的经济调控力就已减弱，仅余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等间接手段，市民社会过度膨胀则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管理和整合能力，政府成为“小政府”的同时也成为“弱势政府”，其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能力大大降低。金融行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在带来金融产业繁荣的同时造成本国制造业的长期萎缩，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加过薪，大量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失业，这既加速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又加重了国家社保体系的负担。欧洲一些国家的长期高福利政策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工作惰性”，失业之后缺乏重新工作的紧迫性，这在危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现实政治中，民众对高福利的态度更多的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而经济危机中加速形成一种“福利陷阱”。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关键词】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虚拟化 政治民粹化 社会贫富两极化
自2008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已恶化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政治领域，对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均产生了影响。当然，由于各国的现实国情及发展程度不同，对经济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处理结果也是不同的。作为此次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西方国家，除了经济衰退、失业增多和民众较大规模的抗议与罢工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尚未出现“严重”的危机，其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似乎依然是稳定和有效的，但若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会发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深层的内生性困局，只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优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基础更雄厚及相对完善的政治架构、政治游戏规则导致的社会抗压能力更强，所以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是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动荡、政权危机的，但长远预期却未必能一直保持这种“临界稳定”状态。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传统上的核心优势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较于其他政治制度，传统上拥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核心优势：
首先，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利润，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追求和创造财富，而且资本本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能够为实现利润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而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交通通讯革命，又使得资本家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其经济运行成果的质量、长期活力远非单一计划经济或者其他经济模式可比。
其次，政治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民主化的大众政治、多党政治与分权政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在东西方制度竞赛的刺激和美国价值观传播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自身）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完善，普通民众的普选权和公民权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实现与保障，政党政治的逐渐成熟和现代选举手段、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民众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政府的选举和日常监督，政府对民意的“依赖性”显著增强，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内容上更多地倾向普通民众的利益，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体系在民众外部监督压力下也运行得更为明晰和有序，这都使得西方民主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更高程度的协调统一，而冷战的结束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地位。
再次，社会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社会的存在使得政府活动的边界更加明确，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得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架构，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的NGO组织大量涌现，市民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成熟，社会活力进一步提高。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和福利经济学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二战后普遍建立或完善了社会福利体系，使民众生活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民众便有了更强的消费意愿与能力，信用消费和借贷消费逐渐兴起，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动力，也为社会增置了一个“稳定安全阀”。
这些优势既保障了当代西方国家最终“打败”前苏联，同时又帮助它们克服一次次经济危机，并在调整中取得进一步发展。但所谓“物极必反”，西方对这些制度手段的过度迷信与僵化使用，导致在此次危机中这些传统优势的正面作用不仅没有发挥出来，甚至随着危机的深入逐渐走向反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持续与恶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困局也逐渐形成。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困局的具体表现
经济完全自由化、市场化导致的经济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客观而言，现代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经济作为支撑，因为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和“血液”，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问题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改革推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向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转变，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幅降低，资本力量脱离了“国家束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也逐渐滑向了失控状态。
对资本家而言，赚取利润才是其唯一目的，实物生产只是手段。当通过金融信贷和金融衍生品的短线操作就能获得利润的时候，绕开生产环节直接“钱生钱”是最好不过的选择，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逐渐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才从工业生产领域转移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而虚拟经济膨胀。除了一些军工复合体控制下的高技术产业外，很多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近几十年来都在不断向外转移，其经济形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的特征，美国政府和民众一起长期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贸易逆差国。美国的情况只是西方国家经济病态的一个缩影，除德国、日本外，其他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政治过度大众化导致的政治民粹化、低效化、金权化。选举政治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核心环节，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在竞选活动中竞争激烈，政治人物越来越政客化、明星化。在竞选时对选民进行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其内容大多数为承诺自己上台执政后会增加公民福利同时对民众减税让利，也就是实行“开流节源”式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方案意味着让本已处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中的政府，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又减少政府收入，这对克服危机、恢复经济是不可行的。但在民粹式的选举政治氛围中，倘若某一政党或候选人提出要适度削减福利支出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政府主权债务或者加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的竞选方案，则立刻会被对手抹黑为侵害民众利益的“恶魔”和左派分子。姑且不论民众是否真会相信这些“诋毁”，但已经习惯高福利生活的民众有可能会投票支持将削减自己福利的人上台吗？民粹化的政治选举的结果往往是“劣胜优汰”。
赢得竞选的政党上台后就面临两难选择，遵照竞选承诺无疑会加重危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私有化浪潮改革后已经基本不掌握经济生产部门，其主要收入来源只能是税收，兑现竞选承诺、提高社会福利的钱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找，这不仅会削弱民众的购买力而且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导致其民意支持率快速降低，处于危机中的民众对政府的忍耐度往往是比较低的。此时竞选失败而沦为在野党的政党就会趁机攻击执政党“欺骗、愚弄”民众，要求其下台，或者在议会中对其正确、合理的政策方案进行立法阻挠与掣肘，却将本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将导致整个政治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明显降低。2011年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谈判便“不太恰当”，之所以说“不太恰当”是因为民主党政府企图增加国家债务上限的作法不能算作正确。
虚拟经济发达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政党在竞选时的活动经费无疑主要还是依靠这些大金主们提供。他们的政治捐款当然不是无偿的，他们是在进行政治投资，确保无论任何政党上台都能继续维护这些集团的既得利益，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在内涵上逐渐金权化、寡头化。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司和团体可以投入无限量资金影响选举，富人和金钱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空前的决定力量，这一举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是批判。其实，对这项判决结果不应过多进行道德评价或批判，因为现代选举活动的成本飙升，能提供充足有效资助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少，在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大背景下，要使得选举政治的游戏继续运转下去就必须对规则进行必要的、哪怕是“不合道德”的修改。
市民社会过度膨胀导致的政府弱势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民众贫富两极化。市民社会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代替和帮助政府进行很多社会管理活动，但过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利益集团化”的工会组织，不但分散了社会资源，甚至阻碍政府实行必要的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政府在私有化改革后本身的经济调控力就已减弱，仅余财政工具和货币工具等间接手段，市民社会过度膨胀则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管理和整合能力，政府成为“小政府”的同时也成为“弱势政府”，其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能力大大降低。金融行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十分有限，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在带来金融产业繁荣的同时造成本国制造业的长期萎缩，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加过薪，大量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失业，这既加速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又加重了国家社保体系的负担。欧洲一些国家的长期高福利政策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工作惰性”，失业之后缺乏重新工作的紧迫性，这在危机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在现实政治中，民众对高福利的态度更多的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而经济危机中加速形成一种“福利陷阱”。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