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4年前，百万富翁周峰夫妇在马路边捡回了一个两岁的脑瘫弃儿，14年后，善良的他们为养子治病散尽百万家产，原来在郑州拥有四处房产的他们现在只能四处租房度日，为此四个儿女也先后气愤地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
200６年9月，年迈的周峰病重住院，他面对媒体发出了一个年迈父亲的呼唤：我对不起儿女们，只要他们能回来看我一眼，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享福啊！”躺在病床旁边的脑瘫儿周大健含混不清地答了一声，这是1６岁的他唯一能说出来的话。“他享福了，我们受罪了！”周峰夫妇一时间老泪纵横，14年的辛酸霎时涌上心头，他们想不明白：俩人用人间爱心收养残疾弃儿，为何临到老却得到亲生儿女离弃的后果？
“两个疯子养活一个傻子”，多年来，周峰夫妇“疯子一般”的举动，在周围人当中，引起了一场不间断的争论。
生命不容放弃，百万富翁收养脑瘫弃儿
６3岁的周峰出生在郑州一个经商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和妻子张昊一起下海经商，到处承揽各种建筑工程，因为勤恳能干，他们很快积累了几十万元的家底，到了1992年，除了丈夫的建筑事业，妻子张昊自己也开了６家店铺，从事百货生意，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元存款，又给四个儿女购买了四套房产。
如果那天张昊没有出门上街，一辈子的幸福路会顺顺当当走下去，但一切却都在1992年5月9日发生了改变。
那天早上寒意犹浓，城市上空雾气蒙蒙，在人民路与东里路交叉口，一群晨练的人围着一个布包裹议论纷纷，路过的张昊忍不住挤进人群里张望了一下，包袱里是一个两岁的孩子，正嘶哑着声音在哭，张昊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伸手给孩子擦了擦泪，孩子突然不哭了，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张昊。张昊再也迈不动脚步了，她当即给丈夫周峰打了个电话：“有人抛弃了一个孩子！”迟疑了一下她又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而且我觉得他跟我有缘。”周峰正睡觉，他太了解妻子善良的性情，迷糊中笑了笑说：“抱回来吧！”
孩子抱回家后，夫妇俩就像捡了宝贝一样兴奋，经过一家人精心喂养，小男孩变得又白又胖，不哭不闹，见人就笑，非常招人喜欢。然而，一个月后，张昊一家人却隐隐感到这孩子似乎有点不正常：这个约莫两岁的男孩不会坐、不会爬、不会说话。两人急忙带着孩子去省人民医院看病，诊断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痉挛性小脑萎缩，也就是俗称的“脑瘫”。医生告诉他们，这样的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不仅会造成智力低下，还很可能一辈子瘫痪在床。
周峰夫妇的头嗡的一声，心开始缓缓下沉。
回到家，孩子们听说后考虑片刻，劝说父母还是把孩子怎么抱回来的怎么送走吧：“人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咱也不必这么费心。”孩子们说得有道理，张昊眼里含着泪水抱起孩子出了门，周峰闷闷地抽起了烟，可张昊在门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她对丈夫说：“已经被抛弃了一次的孩子，咱们怎么忍心再让他受第二次苦呢？不管他得的什么病，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周峰见儿女们不高兴的样子，也赶紧打圆场说：“你妈说得对啊，顶多咱花十万八万的，对我们家来说不算什么，把孩子治好了，再通过报纸电视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送回去。”
儿女们默许了，毕竟十万八万对这个家产一百多万的家庭而言，确实不算什么。他们给孩子起了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大健。希望孩子长大后健健康康的。
从此他们开始留意相关的医疗信息，四处奔波为大健治疗。1993年年初，周峰夫妇听说周口市的一家医院治疗脑瘫效果比较好，第二天他们就撇开生意带着大健赶过去了。可是住了三个月院，花了4万多元，却没多大效果；1994年年底，他们又来到北京的一家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有些脑瘫儿经过治疗能走路了，这让他们信心倍增。然而10个月过去了，花出去20多万元，大健还是站不起来。
在周峰保留的一些单据上，零散地记录着一些数字：北京市某康复中心，住院时间18个月，费用20万元；北京某医院，住院时间4个月，费用5万元；石家庄某脑瘫医院，住院3个月，费用5万元；北京某医院，住院一年半，费用近20万元……
就这样，这对养父母带着他们的脑瘫养子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光给大健在京城租房看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8年，他们财富积累最高峰的时候，有130多万元存款，几乎全花在了为大健治病上。虽然大健病情并没有好转，但每一次治疗失败，周峰夫妇都相互打气：“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说不定咬牙再坚持一下，下次就治好了。”
1999年冬天，张昊夫妇又一次带大健到北京看病，但这一次，当他们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交了医药费后，就没有了吃饭的钱。站在病房的窗前，周峰夫妇几乎崩溃了，此时放弃，就等于否定了多年的努力，也放弃了对一个生命的拯救，他们于心不忍，可是又该如何坚持下去呢？渐渐地，窗外都市灿烂的灯光变得模糊，温热的泪水无声地滑过夫妇俩的脸颊。
商量来商量去夫妇俩一筹莫展，但是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放弃两个字。第二天天不亮，妻子张昊悄悄起来走上街头，挨个儿在垃圾筒里寻找塑料瓶、易拉罐，用塑料袋装了去废品回收站，她希望在早饭以前，能换来当天吃馒头喝开水的钱。
她不知道的是，丈夫早就察觉到妻子出门的背影，这个昔日的百万富翁忍不住心酸落泪了，他趁大健熟睡时，自己悄悄去了医院附近的早市，把自己唯一留下的高档皮夹廉价卖给了小商贩。夫妇俩都在孩子醒来前赶回医院，几乎同时拿出了一把零钞递给对方，然后又都无语哽咽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远在郑州的四个儿女，正“谋划”着一出“逼宫”的计划，并且下定决心不逼走大健誓不罢休。
爱心对峙亲情，倾家荡产儿女反目出走
亲情的裂痕其实早就悄悄出现，当周峰夫妇对大健的感情越来越深时，几个子女内心的天平就越来越失衡了。
脑瘫男孩出现时，大女儿周华16岁，弟弟周刚1６岁，两个妹妹分别15岁和13岁。当时四个子女都听话懂事，家庭也很和睦。就算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周大健进入这个家庭，他们也毫不吝啬地与他共享父母之爱。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大健，轮流搂着他睡觉，大健有舔别人脸的习惯，晚上他舔着脸才能睡着，但从来没有人嫌弃他。有个好心人给提供个偏方，需要找红色的蓖麻根，1６岁的周刚就骑自行车跑几十里到乡村去找。
裂痕是从“欺骗”开始的，姐弟几个渐渐发现，一向疼爱他们的父母不仅越来越“偏心”，而且竟然开始对他们说假话：一瓶200元钱的药，他们只说是20元，住院花10万元，只说花了两三万元，这让他们越来越不满。
199６年，大健进入这个家庭的第4年，矛盾终于爆发了。
当时21岁的周华谈恋爱了，两人情投意合，可对方初次到家拜访，一看到大健就吓了一跳，出门就提出了分手，咬定这种病肯定会遗传给下一代。周华赶紧解释：“大健不是我的亲弟弟，是爸妈收养的。”
“谁会这么蠢去收养脑瘫儿？！”小伙子冷笑了，“要真是收养的，那也说明你们家人脑子有病。”
周华气得直哆嗦，可是却有苦难言。她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里，对父母第一次发了脾气：“你们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我们考虑吧，大健再不走，我走！”
周峰夫妇不以为意地看了女儿一眼，說了句：“你走了还能养活自己，大健离开可就是死路一条了。”然后又自顾自地给大健喂药了。周华看着父母疲惫的身影，只能含着泪花赶紧上前帮忙。
几个月后，想想未来的日子还要这样无望地过下去，周华真的“离家出走”了。周峰夫妇不见了大女儿，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让儿子出去找姐姐，可儿子却抢白说：“找我姐干什么？还让她回来整天照看大健？！”见其他儿女并不慌张，周峰就知道姐弟几个是串通好的，竟然真的不去找了。
在外面等了几个月，周华忍不住悄悄打电话问弟弟：“爸妈把大健送走没？”当听说自己的出走并没动摇父母的决心，周华只好过了春节后又回到了这个家。
虽然出走风波暂时平息，但周大健在几个儿女心中，已经成了摆脱不了的“噩梦”。几年之后，另一个更令儿女们接受不了的事情发生了：1990年，张昊夫妇曾在郑州市机场路一带，为四个子女分别购置了一套房产。可是在199６年，因为周大健手术花了不少钱，张昊夫妇周转不灵，竟然瞒着儿女们，将房产全部变卖了！
直到三年后的春节前夕，正当周峰夫妇带着大健去北京治疗的时候，正在谈恋爱准备结婚的儿子周刚偶然得知：父母原来为自己准备的婚房竟然为给养子治病给卖了。闻听这个消息，周刚急匆匆召集了姐姐和两个妹妹，发誓一定要制止父母的“疯狂”举动，说什么也不能让父母把大健带回郑州了。
正靠捡垃圾挣生活费的周峰夫妇接到了儿子周刚的电话，在电话里，周刚代表四姐弟对父母宣布了“最后通牒”：“大健的病能治好就帶他回家，如果治不好就把他扔在北京，否则，我们姐弟四人一齐离家出走！”
原本从百万富翁沦落到乞丐一样的生活已经让周峰夫妇痛苦不堪，儿子的电话更让他们无法承受。脑瘫的大健几乎没多少智力，此时几个子女又要离家，钱也已经花光，周峰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夫妇俩相对而泣，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他们决定送走大健。
第二天，周峰夫妇把大健用轮椅推到了北京一家医院的挂号大厅，想趁人多放下就走。妻子张昊一边心如刀绞，一边对大健说：“在这儿等着，妈妈去给你买点好吃的，一会儿就过来。”周大健似乎听懂了，就一心一意在那儿等。周峰夫妇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走到墙角又忍不住跑回去看，只见大健仍然在东张西望，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显得那样孤独无助。
张昊突然走不动了，她发疯般地跑回去，一把抱着大健就哭：“妈妈回来了，妈妈再也不走了！”
周峰夫妇带着大健回到郑州，当即就遇到了“鸿门宴”，儿子周刚在饭桌上流着泪质问父亲：“您真的宁愿要这个脑瘫也不要我了？”父亲周峰也愤怒了：“你们都比大健强，他最可怜，也最需要照顾！”
父子俩吵得不欢而散，当父亲周峰气冲冲地回到卧室，母亲张昊看见，儿子在卧室门前磕了三个响头。次日早晨天还没亮，她听到房门响，赶紧起床，发现儿子不见了，就喊上周华一起去追。天正下着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早不见了儿子的身影。此后，儿子周刚就再也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儿子周刚走后，家庭气氛更加沉重压抑了，甚至大家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说话要轻声细语，连咳嗽一下都要先和大健打招呼，因为哪怕打一个喷嚏都会让他抽风。只要大健一抽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像着火一样扑上去按摩急救。
2001年秋天，毕业于医学院的二女儿受不了整天侍候大健而找不到工作，离家出走去了广东打工。2002年，23岁的小女儿也不辞而别，不忍丢下父母的大女儿周华一直坚持陪伴在父母身边，但在2005年10月，她也离家出走去了广东。
女儿们临走时都绝望地留下一句话：只要大健在，就不回来。
晚年怎堪病痛，付出大爱终会有收获
至今，周峰夫妇仍然没有接到四个子女的任何消息。儿女先后离家出走后，周峰夫妇已经没有任何家产，甚至也没钱租房，只能借住在亲戚的一套房子里，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每人220元的低保。周大健的病仍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已经1６岁的他，仅仅能说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享福啊！”他的意思是有了这样的养父母他享福了，每当他说话的时候，张昊就冲他微笑着，眼睛里有无限母爱。
虽然周围的知情者都很敬佩周峰夫妇，但同时也对他们的孩子离家出走表示理解。有人说，周峰夫妇纯属“两个疯子养一个傻子”，也有人认为为了一桩希望渺茫、几乎没有结果的事付出这样的代价，实在是缺乏生活的理性。
偶尔这些议论传到周峰夫妇耳朵里，他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200６年６月，日夜操劳的周峰终于没有抵挡住病魔的袭击，因病住院。每天张昊不得不推着轮椅上的大健在医院和家之间奔波，每到一处，为安全考虑，张昊只好用布带把大健捆绑在床上或轮椅上。周峰患的是急性青光眼，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及时动手术，再犯病就可能导致眼睛失明。
６月1６日，周峰躺在病床上，眼睛吃力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此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见自己的孩子一面，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对妻子说：“要是我眼睛瞎了，或者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辈子就见不到他们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提起孩子们，张昊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她抚摩着大健的头发说：“还是周大健好。他不会走也不会跑，不会惹我们生气。”
正说着，病房门开了，一个少妇带着孩子走了进来，张昊眼睛一亮，但马上又暗淡下来：来的是个陌生人，估计是走错了病房吧。这时女子开口了：“今天是父亲节，我是特地带着孩子来认亲的啊。”
原来这位32岁的女子名叫赵宁，是陕西人，来郑州打工七八年了，现在嫁给了中原区沟赵乡的本地人。赵宁说自己独自在外，逢年过节时非常想家。当她通过电视报道了解了周峰夫妇的事情后，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她特意选择父亲节这天带着小女儿来到医院，找到周峰夫妇后，非要认做“干爸”。
听了赵宁的解释，周峰夫妇脸上绽开了笑颜，有了大健，有了支持和理解，他们觉得已经知足了。可是，那四个儿女啊，你们是否听到了老父病榻前的声声呼唤？无论收养这个孩子是对是错，请看在父母养育之恩的情分上，回家吧！
网友链接
风筝：在当前这个冷暖自知的年代，能够像文中两位老人那样演绎人间真善美的人已经太少了，我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非常想向这两位善良的老人鞠一躬，不明白为什么老人的子女们会选择离开年迈的父母，难道在这世上，钱真的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重要吗？
景色依然：不太赞成那两位老人的做法，首先，善良的确是可贵的，可也要想想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啊！何况，这世界上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了，难道所有的弃儿被他们看到后都要带回家，不惜以自己的子女伤心为代价吗？他们应该在已经无力救治那个孩子的情况下，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天空海阔：应该说说的是老人的子女们，不支持父母的做法就罢了，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或者说是抛弃自己的父母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不就是以孝为先吗？孝都做不到，还能做到什么？假如父母收养了弃儿，而没把钱都花光，留给了自己子女的话，那么我想，老人的子女们也就不会这么做了吧？
空气：我的母亲就有些像文中的老人，我的父亲走得早，留下母亲和我，还有妹妹一起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来，母亲辛苦地把我们养育成人，并都读了大学，我们都挣钱了以后，把钱孝顺给母亲，她却背着我们把钱都借给了农村的亲戚，而且母亲还知道那些农村亲戚根本不可能把钱还回来。我和妹妹知道后非常生气，因为那是我和妹妹的辛苦钱，为的是孝顺母亲，她却这样做。可母亲说，亲戚们也都不容易。真是让我没话说。我当然不可能因此离开母亲，但我非常理解文中子女们的心情。为什么做父母的能为别人的孩子想，却不能为自己的子女想想呢？
梦飞：这种事情说不准，毕竟没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不知道真的发生了，自己会怎么选择怎么做。从表面上看，我敬佩这对老人能够如此博爱，我还希望能够为他们捐款，表示自己的心意。可事实上，我又并不十分反对他们子女的做法，毕竟自己的父母可以度过非常优裕的晚年，为什么要倾家荡产去帮助别人的孩子呢？
专家发言
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真情
万兵
编辑贴心提示：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人生与伴侣》杂志的主办单位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本文作者万兵，正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是分管我们杂志社的领导。在审读本期稿件的过程中，万主席对周峰夫妇及其事件尤为关注，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他不仅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抒发了他的感受，更站在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他严谨的思考。我们特别约请万主席将他的思考整理成文，以辅助读者朋友们据此展开更本质、更深刻的认识。谢谢万主席，谢谢所有关心、关注周峰一家人的朋友。
周峰夫妇的“上善之举”，从伦理学角度来看，无疑是值得世人称颂的。人间爱心，到此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投入产出不仅不成比例，反而将一个殷实美满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倾家荡产。相信不少看过这篇故事的读者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会不约而同地陷入矛盾状态：既为周峰夫妇的善良执著而感动，也为周家目前的遭遇而扼腕。它犹如一颗闪亮夺目的宝石蒙上了一层灰尘。
当然，类似“两个疯子养一个傻子”的评判虽然不值一哂，但它對周峰夫妇造成的精神伤害却是无疑的，也是对善良人性的一种漠视。“人之初，性本善”，周峰夫妇的善举是善良人性的自然流露，毫无功利色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养了弃儿，是基于怜惜弱小生命的本能；在万般无奈的绝境中仍欲罢不能，已是七年养育孩子的亲情使然。正如爱不需要理由一样，收留抚养周大健的整个过程，看不到任何人为雕饰的痕迹，只有合乎人性逻辑的推演。因此，善事的值得与否，恐怕是周峰夫妇直到今天也无法用完整理性去思索的问题。现实生活中，血缘亲情导致的“傻父母”为病残子女呕心沥血、倾家荡产不乏其例，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社会舆论的理解和赞美，甚至激发社会同情而被施以援手。那么，我们的社会对于周峰夫妇的无私奉献是否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求全责备呢？
若说周峰夫妇缺乏生活的理性倒也不是，以周家百万家资花个十万八万为弃儿治病，毕竟是付得起的行善代价，这曾是周峰全家的共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周大健没有康复脑瘫儿的幸运，他的存在，从经济上拖垮了周家，撕裂了周峰夫妇与儿女的亲情。上善若愚，事情发展到今天，周峰夫妇的善行后果反成为社会沉重的话题。
应当肯定的是，周家儿女并不乏良善之心和为人子之孝道。但如果硬要以牺牲他们个人的前途与幸福来换取无血缘关系的、康复无望的周大健，的确是强人所难。他们的离家出走情有可原。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他们一定在暗中关注着陷入困境的父母。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冲突，在他们身上，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凸显出人们价值理念的二律背反。中国古代社会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与“知礼节而仓廪实”之辩。发生在周家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种古老思辨命题的延伸，也是一个理性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
《人生与伴侣》刊发的这篇文章，无论是否会引发读者的见仁见智，都将不可避免地拨动人们的思绪。周峰夫妇与周大健、与儿女们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亲情，究竟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结局，是人们所关心的。杂志社的编辑们告诉我，他们刊登该文的本意，是真切地盼望周家儿女们能回到父母的身边。当然，就故事本身而言，我们还可以设定各种“假如”，这些“假如”可以导演出不同的故事，为后来的好心人的善举提供借鉴和经验；我们也可以设想周峰夫妇“善有善报”的喜剧效果，为张扬善良人性、崇尚正义与道德、打造和谐美好人生多注入一些激励因素。
愿天下行善人终成善果！
200６年9月，年迈的周峰病重住院，他面对媒体发出了一个年迈父亲的呼唤：我对不起儿女们，只要他们能回来看我一眼，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享福啊！”躺在病床旁边的脑瘫儿周大健含混不清地答了一声，这是1６岁的他唯一能说出来的话。“他享福了，我们受罪了！”周峰夫妇一时间老泪纵横，14年的辛酸霎时涌上心头，他们想不明白：俩人用人间爱心收养残疾弃儿，为何临到老却得到亲生儿女离弃的后果？
“两个疯子养活一个傻子”，多年来，周峰夫妇“疯子一般”的举动，在周围人当中，引起了一场不间断的争论。
生命不容放弃，百万富翁收养脑瘫弃儿
６3岁的周峰出生在郑州一个经商世家，上世纪80年代就和妻子张昊一起下海经商，到处承揽各种建筑工程，因为勤恳能干，他们很快积累了几十万元的家底，到了1992年，除了丈夫的建筑事业，妻子张昊自己也开了６家店铺，从事百货生意，他们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元存款，又给四个儿女购买了四套房产。
如果那天张昊没有出门上街，一辈子的幸福路会顺顺当当走下去，但一切却都在1992年5月9日发生了改变。
那天早上寒意犹浓，城市上空雾气蒙蒙，在人民路与东里路交叉口，一群晨练的人围着一个布包裹议论纷纷，路过的张昊忍不住挤进人群里张望了一下，包袱里是一个两岁的孩子，正嘶哑着声音在哭，张昊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伸手给孩子擦了擦泪，孩子突然不哭了，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张昊。张昊再也迈不动脚步了，她当即给丈夫周峰打了个电话：“有人抛弃了一个孩子！”迟疑了一下她又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而且我觉得他跟我有缘。”周峰正睡觉，他太了解妻子善良的性情，迷糊中笑了笑说：“抱回来吧！”
孩子抱回家后，夫妇俩就像捡了宝贝一样兴奋，经过一家人精心喂养，小男孩变得又白又胖，不哭不闹，见人就笑，非常招人喜欢。然而，一个月后，张昊一家人却隐隐感到这孩子似乎有点不正常：这个约莫两岁的男孩不会坐、不会爬、不会说话。两人急忙带着孩子去省人民医院看病，诊断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痉挛性小脑萎缩，也就是俗称的“脑瘫”。医生告诉他们，这样的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不仅会造成智力低下，还很可能一辈子瘫痪在床。
周峰夫妇的头嗡的一声，心开始缓缓下沉。
回到家，孩子们听说后考虑片刻，劝说父母还是把孩子怎么抱回来的怎么送走吧：“人家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咱也不必这么费心。”孩子们说得有道理，张昊眼里含着泪水抱起孩子出了门，周峰闷闷地抽起了烟，可张昊在门口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她对丈夫说：“已经被抛弃了一次的孩子，咱们怎么忍心再让他受第二次苦呢？不管他得的什么病，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周峰见儿女们不高兴的样子，也赶紧打圆场说：“你妈说得对啊，顶多咱花十万八万的，对我们家来说不算什么，把孩子治好了，再通过报纸电视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送回去。”
儿女们默许了，毕竟十万八万对这个家产一百多万的家庭而言，确实不算什么。他们给孩子起了个意义深远的名字：大健。希望孩子长大后健健康康的。
从此他们开始留意相关的医疗信息，四处奔波为大健治疗。1993年年初，周峰夫妇听说周口市的一家医院治疗脑瘫效果比较好，第二天他们就撇开生意带着大健赶过去了。可是住了三个月院，花了4万多元，却没多大效果；1994年年底，他们又来到北京的一家康复中心，在那里他们亲眼看到有些脑瘫儿经过治疗能走路了，这让他们信心倍增。然而10个月过去了，花出去20多万元，大健还是站不起来。
在周峰保留的一些单据上，零散地记录着一些数字：北京市某康复中心，住院时间18个月，费用20万元；北京某医院，住院时间4个月，费用5万元；石家庄某脑瘫医院，住院3个月，费用5万元；北京某医院，住院一年半，费用近20万元……
就这样，这对养父母带着他们的脑瘫养子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光给大健在京城租房看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8年，他们财富积累最高峰的时候，有130多万元存款，几乎全花在了为大健治病上。虽然大健病情并没有好转，但每一次治疗失败，周峰夫妇都相互打气：“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说不定咬牙再坚持一下，下次就治好了。”
1999年冬天，张昊夫妇又一次带大健到北京看病，但这一次，当他们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交了医药费后，就没有了吃饭的钱。站在病房的窗前，周峰夫妇几乎崩溃了，此时放弃，就等于否定了多年的努力，也放弃了对一个生命的拯救，他们于心不忍，可是又该如何坚持下去呢？渐渐地，窗外都市灿烂的灯光变得模糊，温热的泪水无声地滑过夫妇俩的脸颊。
商量来商量去夫妇俩一筹莫展，但是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放弃两个字。第二天天不亮，妻子张昊悄悄起来走上街头，挨个儿在垃圾筒里寻找塑料瓶、易拉罐，用塑料袋装了去废品回收站，她希望在早饭以前，能换来当天吃馒头喝开水的钱。
她不知道的是，丈夫早就察觉到妻子出门的背影，这个昔日的百万富翁忍不住心酸落泪了，他趁大健熟睡时，自己悄悄去了医院附近的早市，把自己唯一留下的高档皮夹廉价卖给了小商贩。夫妇俩都在孩子醒来前赶回医院，几乎同时拿出了一把零钞递给对方，然后又都无语哽咽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远在郑州的四个儿女，正“谋划”着一出“逼宫”的计划，并且下定决心不逼走大健誓不罢休。
爱心对峙亲情，倾家荡产儿女反目出走
亲情的裂痕其实早就悄悄出现，当周峰夫妇对大健的感情越来越深时，几个子女内心的天平就越来越失衡了。
脑瘫男孩出现时，大女儿周华16岁，弟弟周刚1６岁，两个妹妹分别15岁和13岁。当时四个子女都听话懂事，家庭也很和睦。就算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周大健进入这个家庭，他们也毫不吝啬地与他共享父母之爱。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大健，轮流搂着他睡觉，大健有舔别人脸的习惯，晚上他舔着脸才能睡着，但从来没有人嫌弃他。有个好心人给提供个偏方，需要找红色的蓖麻根，1６岁的周刚就骑自行车跑几十里到乡村去找。
裂痕是从“欺骗”开始的，姐弟几个渐渐发现，一向疼爱他们的父母不仅越来越“偏心”，而且竟然开始对他们说假话：一瓶200元钱的药，他们只说是20元，住院花10万元，只说花了两三万元，这让他们越来越不满。
199６年，大健进入这个家庭的第4年，矛盾终于爆发了。
当时21岁的周华谈恋爱了，两人情投意合，可对方初次到家拜访，一看到大健就吓了一跳，出门就提出了分手，咬定这种病肯定会遗传给下一代。周华赶紧解释：“大健不是我的亲弟弟，是爸妈收养的。”
“谁会这么蠢去收养脑瘫儿？！”小伙子冷笑了，“要真是收养的，那也说明你们家人脑子有病。”
周华气得直哆嗦，可是却有苦难言。她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里，对父母第一次发了脾气：“你们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我们考虑吧，大健再不走，我走！”
周峰夫妇不以为意地看了女儿一眼，說了句：“你走了还能养活自己，大健离开可就是死路一条了。”然后又自顾自地给大健喂药了。周华看着父母疲惫的身影，只能含着泪花赶紧上前帮忙。
几个月后，想想未来的日子还要这样无望地过下去，周华真的“离家出走”了。周峰夫妇不见了大女儿，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让儿子出去找姐姐，可儿子却抢白说：“找我姐干什么？还让她回来整天照看大健？！”见其他儿女并不慌张，周峰就知道姐弟几个是串通好的，竟然真的不去找了。
在外面等了几个月，周华忍不住悄悄打电话问弟弟：“爸妈把大健送走没？”当听说自己的出走并没动摇父母的决心，周华只好过了春节后又回到了这个家。
虽然出走风波暂时平息，但周大健在几个儿女心中，已经成了摆脱不了的“噩梦”。几年之后，另一个更令儿女们接受不了的事情发生了：1990年，张昊夫妇曾在郑州市机场路一带，为四个子女分别购置了一套房产。可是在199６年，因为周大健手术花了不少钱，张昊夫妇周转不灵，竟然瞒着儿女们，将房产全部变卖了！
直到三年后的春节前夕，正当周峰夫妇带着大健去北京治疗的时候，正在谈恋爱准备结婚的儿子周刚偶然得知：父母原来为自己准备的婚房竟然为给养子治病给卖了。闻听这个消息，周刚急匆匆召集了姐姐和两个妹妹，发誓一定要制止父母的“疯狂”举动，说什么也不能让父母把大健带回郑州了。
正靠捡垃圾挣生活费的周峰夫妇接到了儿子周刚的电话，在电话里，周刚代表四姐弟对父母宣布了“最后通牒”：“大健的病能治好就帶他回家，如果治不好就把他扔在北京，否则，我们姐弟四人一齐离家出走！”
原本从百万富翁沦落到乞丐一样的生活已经让周峰夫妇痛苦不堪，儿子的电话更让他们无法承受。脑瘫的大健几乎没多少智力，此时几个子女又要离家，钱也已经花光，周峰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夫妇俩相对而泣，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他们决定送走大健。
第二天，周峰夫妇把大健用轮椅推到了北京一家医院的挂号大厅，想趁人多放下就走。妻子张昊一边心如刀绞，一边对大健说：“在这儿等着，妈妈去给你买点好吃的，一会儿就过来。”周大健似乎听懂了，就一心一意在那儿等。周峰夫妇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走到墙角又忍不住跑回去看，只见大健仍然在东张西望，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显得那样孤独无助。
张昊突然走不动了，她发疯般地跑回去，一把抱着大健就哭：“妈妈回来了，妈妈再也不走了！”
周峰夫妇带着大健回到郑州，当即就遇到了“鸿门宴”，儿子周刚在饭桌上流着泪质问父亲：“您真的宁愿要这个脑瘫也不要我了？”父亲周峰也愤怒了：“你们都比大健强，他最可怜，也最需要照顾！”
父子俩吵得不欢而散，当父亲周峰气冲冲地回到卧室，母亲张昊看见，儿子在卧室门前磕了三个响头。次日早晨天还没亮，她听到房门响，赶紧起床，发现儿子不见了，就喊上周华一起去追。天正下着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早不见了儿子的身影。此后，儿子周刚就再也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儿子周刚走后，家庭气氛更加沉重压抑了，甚至大家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说话要轻声细语，连咳嗽一下都要先和大健打招呼，因为哪怕打一个喷嚏都会让他抽风。只要大健一抽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像着火一样扑上去按摩急救。
2001年秋天，毕业于医学院的二女儿受不了整天侍候大健而找不到工作，离家出走去了广东打工。2002年，23岁的小女儿也不辞而别，不忍丢下父母的大女儿周华一直坚持陪伴在父母身边，但在2005年10月，她也离家出走去了广东。
女儿们临走时都绝望地留下一句话：只要大健在，就不回来。
晚年怎堪病痛，付出大爱终会有收获
至今，周峰夫妇仍然没有接到四个子女的任何消息。儿女先后离家出走后，周峰夫妇已经没有任何家产，甚至也没钱租房，只能借住在亲戚的一套房子里，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每人220元的低保。周大健的病仍然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已经1６岁的他，仅仅能说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享福啊！”他的意思是有了这样的养父母他享福了，每当他说话的时候，张昊就冲他微笑着，眼睛里有无限母爱。
虽然周围的知情者都很敬佩周峰夫妇，但同时也对他们的孩子离家出走表示理解。有人说，周峰夫妇纯属“两个疯子养一个傻子”，也有人认为为了一桩希望渺茫、几乎没有结果的事付出这样的代价，实在是缺乏生活的理性。
偶尔这些议论传到周峰夫妇耳朵里，他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200６年６月，日夜操劳的周峰终于没有抵挡住病魔的袭击，因病住院。每天张昊不得不推着轮椅上的大健在医院和家之间奔波，每到一处，为安全考虑，张昊只好用布带把大健捆绑在床上或轮椅上。周峰患的是急性青光眼，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及时动手术，再犯病就可能导致眼睛失明。
６月1６日，周峰躺在病床上，眼睛吃力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此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见自己的孩子一面，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对妻子说：“要是我眼睛瞎了，或者有个三长两短的，这辈子就见不到他们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过得好不好……”
提起孩子们，张昊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她抚摩着大健的头发说：“还是周大健好。他不会走也不会跑，不会惹我们生气。”
正说着，病房门开了，一个少妇带着孩子走了进来，张昊眼睛一亮，但马上又暗淡下来：来的是个陌生人，估计是走错了病房吧。这时女子开口了：“今天是父亲节，我是特地带着孩子来认亲的啊。”
原来这位32岁的女子名叫赵宁，是陕西人，来郑州打工七八年了，现在嫁给了中原区沟赵乡的本地人。赵宁说自己独自在外，逢年过节时非常想家。当她通过电视报道了解了周峰夫妇的事情后，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她特意选择父亲节这天带着小女儿来到医院，找到周峰夫妇后，非要认做“干爸”。
听了赵宁的解释，周峰夫妇脸上绽开了笑颜，有了大健，有了支持和理解，他们觉得已经知足了。可是，那四个儿女啊，你们是否听到了老父病榻前的声声呼唤？无论收养这个孩子是对是错，请看在父母养育之恩的情分上，回家吧！
网友链接
风筝：在当前这个冷暖自知的年代，能够像文中两位老人那样演绎人间真善美的人已经太少了，我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非常想向这两位善良的老人鞠一躬，不明白为什么老人的子女们会选择离开年迈的父母，难道在这世上，钱真的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重要吗？
景色依然：不太赞成那两位老人的做法，首先，善良的确是可贵的，可也要想想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啊！何况，这世界上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了，难道所有的弃儿被他们看到后都要带回家，不惜以自己的子女伤心为代价吗？他们应该在已经无力救治那个孩子的情况下，把他送到福利院去。
天空海阔：应该说说的是老人的子女们，不支持父母的做法就罢了，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离开，或者说是抛弃自己的父母呢？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不就是以孝为先吗？孝都做不到，还能做到什么？假如父母收养了弃儿，而没把钱都花光，留给了自己子女的话，那么我想，老人的子女们也就不会这么做了吧？
空气：我的母亲就有些像文中的老人，我的父亲走得早，留下母亲和我，还有妹妹一起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来，母亲辛苦地把我们养育成人，并都读了大学，我们都挣钱了以后，把钱孝顺给母亲，她却背着我们把钱都借给了农村的亲戚，而且母亲还知道那些农村亲戚根本不可能把钱还回来。我和妹妹知道后非常生气，因为那是我和妹妹的辛苦钱，为的是孝顺母亲，她却这样做。可母亲说，亲戚们也都不容易。真是让我没话说。我当然不可能因此离开母亲，但我非常理解文中子女们的心情。为什么做父母的能为别人的孩子想，却不能为自己的子女想想呢？
梦飞：这种事情说不准，毕竟没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不知道真的发生了，自己会怎么选择怎么做。从表面上看，我敬佩这对老人能够如此博爱，我还希望能够为他们捐款，表示自己的心意。可事实上，我又并不十分反对他们子女的做法，毕竟自己的父母可以度过非常优裕的晚年，为什么要倾家荡产去帮助别人的孩子呢？
专家发言
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真情
万兵
编辑贴心提示：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人生与伴侣》杂志的主办单位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本文作者万兵，正是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是分管我们杂志社的领导。在审读本期稿件的过程中，万主席对周峰夫妇及其事件尤为关注，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他不仅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抒发了他的感受，更站在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他严谨的思考。我们特别约请万主席将他的思考整理成文，以辅助读者朋友们据此展开更本质、更深刻的认识。谢谢万主席，谢谢所有关心、关注周峰一家人的朋友。
周峰夫妇的“上善之举”，从伦理学角度来看，无疑是值得世人称颂的。人间爱心，到此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了。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投入产出不仅不成比例，反而将一个殷实美满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倾家荡产。相信不少看过这篇故事的读者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会不约而同地陷入矛盾状态：既为周峰夫妇的善良执著而感动，也为周家目前的遭遇而扼腕。它犹如一颗闪亮夺目的宝石蒙上了一层灰尘。
当然，类似“两个疯子养一个傻子”的评判虽然不值一哂，但它對周峰夫妇造成的精神伤害却是无疑的，也是对善良人性的一种漠视。“人之初，性本善”，周峰夫妇的善举是善良人性的自然流露，毫无功利色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养了弃儿，是基于怜惜弱小生命的本能；在万般无奈的绝境中仍欲罢不能，已是七年养育孩子的亲情使然。正如爱不需要理由一样，收留抚养周大健的整个过程，看不到任何人为雕饰的痕迹，只有合乎人性逻辑的推演。因此，善事的值得与否，恐怕是周峰夫妇直到今天也无法用完整理性去思索的问题。现实生活中，血缘亲情导致的“傻父母”为病残子女呕心沥血、倾家荡产不乏其例，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社会舆论的理解和赞美，甚至激发社会同情而被施以援手。那么，我们的社会对于周峰夫妇的无私奉献是否应当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求全责备呢？
若说周峰夫妇缺乏生活的理性倒也不是，以周家百万家资花个十万八万为弃儿治病，毕竟是付得起的行善代价，这曾是周峰全家的共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周大健没有康复脑瘫儿的幸运，他的存在，从经济上拖垮了周家，撕裂了周峰夫妇与儿女的亲情。上善若愚，事情发展到今天，周峰夫妇的善行后果反成为社会沉重的话题。
应当肯定的是，周家儿女并不乏良善之心和为人子之孝道。但如果硬要以牺牲他们个人的前途与幸福来换取无血缘关系的、康复无望的周大健，的确是强人所难。他们的离家出走情有可原。即便如此，我仍然相信，他们一定在暗中关注着陷入困境的父母。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冲突，在他们身上，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凸显出人们价值理念的二律背反。中国古代社会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与“知礼节而仓廪实”之辩。发生在周家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种古老思辨命题的延伸，也是一个理性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
《人生与伴侣》刊发的这篇文章，无论是否会引发读者的见仁见智，都将不可避免地拨动人们的思绪。周峰夫妇与周大健、与儿女们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间亲情，究竟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结局，是人们所关心的。杂志社的编辑们告诉我，他们刊登该文的本意，是真切地盼望周家儿女们能回到父母的身边。当然，就故事本身而言，我们还可以设定各种“假如”，这些“假如”可以导演出不同的故事，为后来的好心人的善举提供借鉴和经验；我们也可以设想周峰夫妇“善有善报”的喜剧效果，为张扬善良人性、崇尚正义与道德、打造和谐美好人生多注入一些激励因素。
愿天下行善人终成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