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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热播，来自河北省赤城县的山村少女魏敏芝因主演了这部“原生态”电影而一夜成名，旋即被石家庄一所省级示范中学免费接去读书，并在高考后顺利被西安外国语学院录取，其后又赴美成为夏威夷杨百翰大学的一名留学生。9年间，从丑小鸭一跃成为白天鹅的魏敏芝，她的成长是否如外界所言完全靠的是运气呢？今年5月，随杨百翰大学夏威夷分校合唱团到国内巡回演出时，面对记者的提问，魏敏芝坦然作答：改变我命运的不是运气，而是我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勇气。
勇气：让我改变命运的一声大吼
1985年秋，我出生在河北省赤城县镇宁堡乡东栅子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和妹妹聪芝是双胞胎，家里只有几亩纯粹靠天给收成的旱地，还有一个已经上学的姐姐。我和妹妹上学后，家里的负担更重了。为了维持我们姐妹三个上学，父亲农闲时就给别人做木匠活贴补家用。但即使这样，整个小学期间，我仍然没能知道冰糕的滋味。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开个小卖部，这样卖什么就能吃什么，因为我太羡慕那些能有零食吃的小伙伴了。
走村串户做木匠活中，父亲认为我们姐妹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是读书。为了让我们上学，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好在我们姐妹三个都很争气，先是我姐姐灵芝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师，接着是我和妹妹聪芝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分别以全乡第二、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镇宁堡乡中。乡中离村里好几十里路，考虑到住校费用大，父母离开东栅子村，在乡里租了两间非常简陋的土坯房。即使这样，到1997年年底，我们家还是欠了4000多元的外债。
贫寒的生活中，我的足迹没有出过镇宁堡乡，那时就觉得世界充其量就是镇宁堡乡这么大。在那种封闭的状态里，我根本没看过电影，更不知张艺谋的名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会和电影还有张艺谋联系在一起。读了初中后，我最大的理想是像姐姐一样考上中师，将来也做个老师。
1998年初春，《一个都不能少》的导演组到赤城县选演员。当时是个星期天，我和一帮同学在学校门口玩。这时一辆轿车停了下来，郦虹副导演从车上下来，走到我们中间问我们谁会唱歌跳舞。在山村里，很少看到轿车，更少见到讲普通话的人。同学们都很羞怯，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父亲对我多年的教育这时有了显露的机会，我大胆地说我会。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连唱带跳表演了一段《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唱完、跳完之后，郦虹又问我敢不敢演电影。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演电影，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说：“敢！”郦虹当时记下我的名字就走了。
一周后，郦虹开车到学校，说接我去试镜。面对着陌生的摄像机，我并没有紧张，导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张家口人说普通话卷舌音和不卷舌音分不清楚，“是”在我的嘴里成了“四”，围观的人有人发出笑声，但我根本不在乎。试了5次镜后，最后接受张艺谋面试的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张艺谋当时把我们带到大街上，让我们随便喊，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我想这有什么难的，扯起嗓子就大喊了一声：“妹妹，给我把衣服拿过来！”就是这一嗓子，让我留在了剧组。后来我才知道，我是从两万多人中选出来的。
勇气：让我走出报考北影失利后的阴影
我根本没想到偶然拍了一次电影会让我的生活产生那么大的改变。就在《一个都不能少》公映不久，沉寂了一些时日的镇宁堡乡中又来了一辆轿车。这次来的是石家庄精英中学教育集团董事长翟志海。翟志海先生是一位由卖汽水、西瓜起家的成功企业家，由于时代原因没能实现上大学夙愿的他对教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集团旗下的精英中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民办省级示范中学。看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后，翟志海当即驱车来到赤城，提出接我们全家到省城，父母和姐姐都到集团工作，我和妹妹免费在学校就读。
来到省城，由于山里老家教育基础的薄弱，我明显感觉到学习上与同学有着很大的差距。我提醒自己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尽早缩小这种差距。我买了一个手电，晚上熄灯后偷偷猫在被子里看书。我的付出得到了明显的回报，到精英中学一年后的期末考试，我的5科平均成绩超过了90分，名列全班第四。
2004年，我的高中学习进入了最后一学期，选择什么专业成为自己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取向，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我觉得，既然是电影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来，让电影工作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选择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我知道自己的形象不行，就报考了导演系。
父亲支持我的想法，他还是那句话，既然有了想法，就要横下心去试一试，只要努力了，即使不成功，但也不会落下遗憾。
2004年2月初，我赶赴北京，与800多名考生一起，竞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5个招生名额。庆幸的是，面试我通过了。但在复试中，我还是落榜了。
不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觉得很正常，毕竟竞争那么激烈。没想到我的这次尝试会引起那么多媒体的关注，考试前后那么多镜头话筒对准了我。没考上本就心情不好，而且还得集中精力迎接高考，我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媒体却顾自对我的尝试大加评论，说我本没有什么艺术天赋，靠运气拍了一部《一个都不能少》偶然出名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考不上电影学院是理所当然，如果考上了，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等等。
这样的议论把我击蒙了。晚上的自习课我根本没心思上，一个人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反复想着：这次报考电影学院，难道真是个错误的选择？当时，有人曾提醒我找张艺谋导演给我说句话，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想凭自己的实力活出自己来。难道这样做我也错了吗？难道出身农村就不能当导演吗？
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在与星星的对话中，我认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别人的议论是暂时的，勇敢地走出困境，用良好的高考成绩回应这种议论，才是我应该做出的最好选择。
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到了学习中。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到教室，晚上十一点半才休息，中午都不睡觉。和父母姐姐近在咫尺，但我一个星期才跑去和他们匆匆见一面。那段时间，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魏半疯。
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2004年高考中，我的成绩远远超过了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我仍然填报了影视编导专业，并被西安外国语学院编导系正式录取。
勇气：让我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
2004年9月，成为一名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后，我仍然学习非常用功，图书馆里有关电影方面的图书，一本一本地在借阅卡上留下了我的名字。我还和同学合资买了电视机和影碟机，利用业余时间一遍遍看中外经典影片，认真揣摩编导的技巧和手法。
在几个热心同学的支持下，我也很快有了自己的博客——“魏敏芝在路上”，我在博客中写道：“现在我能用摄像机拍一点自认为很有价值的片子，然后写一篇文稿，再到录音间配音，接着剪辑字幕、下载、录播，完成之后，我就是一名编导了，尽管不能是‘优秀’编导，但始终走在这条路上。”我还在里边写了一篇文章激励自己，题目就叫“小魏不努力，老魏徒伤悲”。
在集中精力搞好专业学习的同时，我了解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和美国著名学府夏威夷杨百翰大学是友好合作学校，两校之间除了有教师之间的交流访学外，杨百翰大学每年还吸收个别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前去留学。杨百翰大学是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而且也设有影视编导专业。当时我就想，如果有留学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将来把东西方影视编导技术融合起来，为自己钟情的电影事业奠定更为宽广的平台。
我没想到机会来得这样快，就在我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杨百翰大学教育学副教授陈尔纲博士应陕西师范大学邀请，前来西安讲学。作为研究比较教育的专家，陈尔纲博士曾到中国了解过中方“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教育理念，而且知道中国有一部《一个都不能少》的电影。了解到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后，他很快通过学校领导约见了我。
交谈中，陈尔纲博士直截了当地问我：“假如你有机会去美国留学的话，毕业后你将如何打算？”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当即就回答道：“假如我有机会，我还是要学影视编导这个专业。将来学成后回国，专拍山里那些贫苦的孩子，让整个社会都去关注和帮助他们。”
我的回答让陈尔纲博士非常满意。后来我才知道，陈尔纲博士之所以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杨百翰大学虽然有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但该校一直拒绝接收有移民倾向的学生，学校门口就刻着一句话：“进来学习，回去服务。”陈尔纲博士非常认真地提出，按照协议，我到大三时将有留学机会，但必须看学习成绩，特别是语言成绩，届时，学校将组织考试，只有考试过关，才能争取到留学机会。
当时杨百翰大学有两名老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陈尔纲博士把这两位老师介绍给了我，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语言。在向两位外教学习英语的同时，耳机成了我身上必不可少的装备，欣赏的外国影片也换成了英文原版的。我知道机会之神的头发是长在前边的，在你面前经过时，你就必须抓住，不然只有空留遗憾。
2006年5月，杨百翰大学来西安挑选赴美交流的学生。由于在美国两年期间无论学费还是生活费全部由杨百翰大学赞助，吸引了很多同学报名。笔试、口试、综合能力测试，我就像当初接受张艺谋导演的考试一样，勇敢沉着地应对着一关又一关考试。最后的成绩出来了，我竟然考了个全校第一。
赴美签证下来后，我坚决拒绝了家人送我到北京的提议，一个人带着出国的全部家当，从公交车转到火车上，然后从北京机场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我告诉自己，我要勇敢地独自去面对一个我并不了解的国家。
勇气：让我做好中美电影文化交流的使者
杨百翰大学位于夏威夷群山与大海环抱中的来耶小镇，小镇只有7000人，但非常美，海是湛蓝的，树是碧绿的，甚至连风都带着香味。一下飞机，我就喜欢上了这里。再加上杨百翰大学有严格的校规，严禁吸毒、吸烟、饮酒及刺激性饮料，男生不能留长发，女生不能穿暴露的衣服，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在杨百翰大学，陈尔纲博士和他的夫人陈真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让我先在他们家住了一周，见我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症状，才放心地让我搬到学生公寓去住。由于《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里是属于学生了解中国电影的教学影片，因此我和同学们也熟悉得很快，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身在异国他乡，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个中国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即使在陈尔纲夫妇这样的华人后裔面前，我也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刚到夏威夷时，陈尔纲夫妇要给我200美元，说是资助我的生活费用。我说不用，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已经够用了。陈真真恳切地说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总得添置些首饰、化妆品之类的吧。我不忍拒绝他们的好意，但提出钱算我借他们的，等我有了钱，一定要还他们。
杨百翰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打工工作。学校电视台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主要是利用课余时间做摄像和剪辑工作。既能实践专业，又能赚钱自用，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天总是第一个到电视台，打扫卫生，熟悉机器。有一次拍片子，从下午1点忙到晚上11点，中间连饭都没有吃。10个小时，我肩上始终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胳膊发木，腿发软，仰头看镜头的脖子几乎要断了，但我坚持着一声不吭，一直到拍完片子才放下机子。我的“老板”刘榕水也是一个华人后裔，我的勤奋很快成了她自豪的资本，总是冲同事们竖着大拇指：“看，魏，我的同胞，电视台最棒的员工。”
电视台的工资是两周一发，每次200美元。当我把第一次的工资还给陈尔纲博士时，陈尔纲先生感慨地拍着我的肩说：“魏，你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
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的交往中，我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学会，唯独中国留学生没有自己临时的“家”。我就和来自国内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同学会。
在同学会，我的职务是联络员，负责组织中国同学会与其他国家同学会以及和当地华人间的联谊活动。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每隔一周向全校师生展映一部中国电影，以此介绍中国的文化。每次放电影结束，我都要向观众们说：“镜头里的中国是片断的，欢迎大家亲自去全方位地了解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
2007年5月，杨百翰大学合唱团开始筹备到中国乌鲁木齐、西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演出，并邀请我做主持。每到一地，站在美轮美奂的舞台上，我都自信地介绍：“我是魏敏芝，来自河北，许多观众都看过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我就是其中的小魏老师！”观众先是吃惊，继而报以热烈的掌声。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们还像以前一样问我是否《一个都不能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总是回答：“《一个都不能少》只是改变我命运的平台，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勇气，以及我由此而付出的努力！
编辑 / 孙鲁宁
勇气：让我改变命运的一声大吼
1985年秋，我出生在河北省赤城县镇宁堡乡东栅子村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和妹妹聪芝是双胞胎，家里只有几亩纯粹靠天给收成的旱地，还有一个已经上学的姐姐。我和妹妹上学后，家里的负担更重了。为了维持我们姐妹三个上学，父亲农闲时就给别人做木匠活贴补家用。但即使这样，整个小学期间，我仍然没能知道冰糕的滋味。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开个小卖部，这样卖什么就能吃什么，因为我太羡慕那些能有零食吃的小伙伴了。
走村串户做木匠活中，父亲认为我们姐妹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是读书。为了让我们上学，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好在我们姐妹三个都很争气，先是我姐姐灵芝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师，接着是我和妹妹聪芝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分别以全乡第二、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镇宁堡乡中。乡中离村里好几十里路，考虑到住校费用大，父母离开东栅子村，在乡里租了两间非常简陋的土坯房。即使这样，到1997年年底，我们家还是欠了4000多元的外债。
贫寒的生活中，我的足迹没有出过镇宁堡乡，那时就觉得世界充其量就是镇宁堡乡这么大。在那种封闭的状态里，我根本没看过电影，更不知张艺谋的名字，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会和电影还有张艺谋联系在一起。读了初中后，我最大的理想是像姐姐一样考上中师，将来也做个老师。
1998年初春，《一个都不能少》的导演组到赤城县选演员。当时是个星期天，我和一帮同学在学校门口玩。这时一辆轿车停了下来，郦虹副导演从车上下来，走到我们中间问我们谁会唱歌跳舞。在山村里，很少看到轿车，更少见到讲普通话的人。同学们都很羞怯，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父亲对我多年的教育这时有了显露的机会，我大胆地说我会。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连唱带跳表演了一段《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唱完、跳完之后，郦虹又问我敢不敢演电影。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演电影，但还是毫不犹豫地说：“敢！”郦虹当时记下我的名字就走了。
一周后，郦虹开车到学校，说接我去试镜。面对着陌生的摄像机，我并没有紧张，导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张家口人说普通话卷舌音和不卷舌音分不清楚，“是”在我的嘴里成了“四”，围观的人有人发出笑声，但我根本不在乎。试了5次镜后，最后接受张艺谋面试的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张艺谋当时把我们带到大街上，让我们随便喊，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我想这有什么难的，扯起嗓子就大喊了一声：“妹妹，给我把衣服拿过来！”就是这一嗓子，让我留在了剧组。后来我才知道，我是从两万多人中选出来的。
勇气：让我走出报考北影失利后的阴影
我根本没想到偶然拍了一次电影会让我的生活产生那么大的改变。就在《一个都不能少》公映不久，沉寂了一些时日的镇宁堡乡中又来了一辆轿车。这次来的是石家庄精英中学教育集团董事长翟志海。翟志海先生是一位由卖汽水、西瓜起家的成功企业家，由于时代原因没能实现上大学夙愿的他对教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集团旗下的精英中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民办省级示范中学。看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后，翟志海当即驱车来到赤城，提出接我们全家到省城，父母和姐姐都到集团工作，我和妹妹免费在学校就读。
来到省城，由于山里老家教育基础的薄弱，我明显感觉到学习上与同学有着很大的差距。我提醒自己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尽早缩小这种差距。我买了一个手电，晚上熄灯后偷偷猫在被子里看书。我的付出得到了明显的回报，到精英中学一年后的期末考试，我的5科平均成绩超过了90分，名列全班第四。
2004年，我的高中学习进入了最后一学期，选择什么专业成为自己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取向，成了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我觉得，既然是电影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就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来，让电影工作成为我一生的事业，我选择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我知道自己的形象不行，就报考了导演系。
父亲支持我的想法，他还是那句话，既然有了想法，就要横下心去试一试，只要努力了，即使不成功，但也不会落下遗憾。
2004年2月初，我赶赴北京，与800多名考生一起，竞争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5个招生名额。庆幸的是，面试我通过了。但在复试中，我还是落榜了。
不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觉得很正常，毕竟竞争那么激烈。没想到我的这次尝试会引起那么多媒体的关注，考试前后那么多镜头话筒对准了我。没考上本就心情不好，而且还得集中精力迎接高考，我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媒体却顾自对我的尝试大加评论，说我本没有什么艺术天赋，靠运气拍了一部《一个都不能少》偶然出名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考不上电影学院是理所当然，如果考上了，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等等。
这样的议论把我击蒙了。晚上的自习课我根本没心思上，一个人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反复想着：这次报考电影学院，难道真是个错误的选择？当时，有人曾提醒我找张艺谋导演给我说句话，但我没有这样做，只想凭自己的实力活出自己来。难道这样做我也错了吗？难道出身农村就不能当导演吗？
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在与星星的对话中，我认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别人的议论是暂时的，勇敢地走出困境，用良好的高考成绩回应这种议论，才是我应该做出的最好选择。
我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到了学习中。每天早上六点半就到教室，晚上十一点半才休息，中午都不睡觉。和父母姐姐近在咫尺，但我一个星期才跑去和他们匆匆见一面。那段时间，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魏半疯。
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2004年高考中，我的成绩远远超过了艺术类本科录取分数线。我仍然填报了影视编导专业，并被西安外国语学院编导系正式录取。
勇气：让我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
2004年9月，成为一名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后，我仍然学习非常用功，图书馆里有关电影方面的图书，一本一本地在借阅卡上留下了我的名字。我还和同学合资买了电视机和影碟机，利用业余时间一遍遍看中外经典影片，认真揣摩编导的技巧和手法。
在几个热心同学的支持下，我也很快有了自己的博客——“魏敏芝在路上”，我在博客中写道：“现在我能用摄像机拍一点自认为很有价值的片子，然后写一篇文稿，再到录音间配音，接着剪辑字幕、下载、录播，完成之后，我就是一名编导了，尽管不能是‘优秀’编导，但始终走在这条路上。”我还在里边写了一篇文章激励自己，题目就叫“小魏不努力，老魏徒伤悲”。
在集中精力搞好专业学习的同时，我了解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和美国著名学府夏威夷杨百翰大学是友好合作学校，两校之间除了有教师之间的交流访学外，杨百翰大学每年还吸收个别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前去留学。杨百翰大学是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学，而且也设有影视编导专业。当时我就想，如果有留学机会，我一定要抓住，将来把东西方影视编导技术融合起来，为自己钟情的电影事业奠定更为宽广的平台。
我没想到机会来得这样快，就在我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杨百翰大学教育学副教授陈尔纲博士应陕西师范大学邀请，前来西安讲学。作为研究比较教育的专家，陈尔纲博士曾到中国了解过中方“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教育理念，而且知道中国有一部《一个都不能少》的电影。了解到我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后，他很快通过学校领导约见了我。
交谈中，陈尔纲博士直截了当地问我：“假如你有机会去美国留学的话，毕业后你将如何打算？”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当即就回答道：“假如我有机会，我还是要学影视编导这个专业。将来学成后回国，专拍山里那些贫苦的孩子，让整个社会都去关注和帮助他们。”
我的回答让陈尔纲博士非常满意。后来我才知道，陈尔纲博士之所以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杨百翰大学虽然有7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但该校一直拒绝接收有移民倾向的学生，学校门口就刻着一句话：“进来学习，回去服务。”陈尔纲博士非常认真地提出，按照协议，我到大三时将有留学机会，但必须看学习成绩，特别是语言成绩，届时，学校将组织考试，只有考试过关，才能争取到留学机会。
当时杨百翰大学有两名老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陈尔纲博士把这两位老师介绍给了我，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语言。在向两位外教学习英语的同时，耳机成了我身上必不可少的装备，欣赏的外国影片也换成了英文原版的。我知道机会之神的头发是长在前边的，在你面前经过时，你就必须抓住，不然只有空留遗憾。
2006年5月，杨百翰大学来西安挑选赴美交流的学生。由于在美国两年期间无论学费还是生活费全部由杨百翰大学赞助，吸引了很多同学报名。笔试、口试、综合能力测试，我就像当初接受张艺谋导演的考试一样，勇敢沉着地应对着一关又一关考试。最后的成绩出来了，我竟然考了个全校第一。
赴美签证下来后，我坚决拒绝了家人送我到北京的提议，一个人带着出国的全部家当，从公交车转到火车上，然后从北京机场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我告诉自己，我要勇敢地独自去面对一个我并不了解的国家。
勇气：让我做好中美电影文化交流的使者
杨百翰大学位于夏威夷群山与大海环抱中的来耶小镇，小镇只有7000人，但非常美，海是湛蓝的，树是碧绿的，甚至连风都带着香味。一下飞机，我就喜欢上了这里。再加上杨百翰大学有严格的校规，严禁吸毒、吸烟、饮酒及刺激性饮料，男生不能留长发，女生不能穿暴露的衣服，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在杨百翰大学，陈尔纲博士和他的夫人陈真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让我先在他们家住了一周，见我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症状，才放心地让我搬到学生公寓去住。由于《一个都不能少》在这里是属于学生了解中国电影的教学影片，因此我和同学们也熟悉得很快，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身在异国他乡，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个中国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即使在陈尔纲夫妇这样的华人后裔面前，我也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刚到夏威夷时，陈尔纲夫妇要给我200美元，说是资助我的生活费用。我说不用，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已经够用了。陈真真恳切地说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总得添置些首饰、化妆品之类的吧。我不忍拒绝他们的好意，但提出钱算我借他们的，等我有了钱，一定要还他们。
杨百翰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打工工作。学校电视台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主要是利用课余时间做摄像和剪辑工作。既能实践专业，又能赚钱自用，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天总是第一个到电视台，打扫卫生，熟悉机器。有一次拍片子，从下午1点忙到晚上11点，中间连饭都没有吃。10个小时，我肩上始终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胳膊发木，腿发软，仰头看镜头的脖子几乎要断了，但我坚持着一声不吭，一直到拍完片子才放下机子。我的“老板”刘榕水也是一个华人后裔，我的勤奋很快成了她自豪的资本，总是冲同事们竖着大拇指：“看，魏，我的同胞，电视台最棒的员工。”
电视台的工资是两周一发，每次200美元。当我把第一次的工资还给陈尔纲博士时，陈尔纲先生感慨地拍着我的肩说：“魏，你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
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的交往中，我发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学会，唯独中国留学生没有自己临时的“家”。我就和来自国内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同学会。
在同学会，我的职务是联络员，负责组织中国同学会与其他国家同学会以及和当地华人间的联谊活动。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每隔一周向全校师生展映一部中国电影，以此介绍中国的文化。每次放电影结束，我都要向观众们说：“镜头里的中国是片断的，欢迎大家亲自去全方位地了解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
2007年5月，杨百翰大学合唱团开始筹备到中国乌鲁木齐、西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演出，并邀请我做主持。每到一地，站在美轮美奂的舞台上，我都自信地介绍：“我是魏敏芝，来自河北，许多观众都看过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我就是其中的小魏老师！”观众先是吃惊，继而报以热烈的掌声。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们还像以前一样问我是否《一个都不能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总是回答：“《一个都不能少》只是改变我命运的平台，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勇气，以及我由此而付出的努力！
编辑 / 孙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