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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脉硬化、耳鸣、左耳失聪……”医生一边飞快地在病历本上记下一堆蓝色的字一边轻轻地说，母亲频频点着头，照常锁着眉头。这样的表情是我熟悉的，从三十几岁开始，她的眉心就有重重的皱纹。她紧紧盯着医生翕动的嘴唇，目光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未必信赖他，但是她会身不由己地被对方的权威所左右，像个孩子般盲目。
透过百叶窗帘，我看到窗台上有两钵茉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从叶子里钻出来，淡淡的香糅合着正午的阳光，热辣辣地晾在窗台上，白得耀眼，白得心神不宁。
“好了，先吃这几副药，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医生合上母亲的病历，抬头微笑着对我说。他是我的熟人。我向他道谢并告辞，母亲也跟着道谢，她的声音跟在我的声音之后，像一味中药，厚朴，还有些歉疚———我们没有排队便直接享受了诊疗。
在医院门口，我要母亲打的回去。在这个城市，打的便宜得要命，让我每次都有赚到了的感觉。
母亲不肯，她坚持要走二百米路到车站坐车。我没有坚持，我说服不了她，就像她说服不了我一样。
“那我有事，先走了，你过马路小心。”我向她道别，转身向街对面走去。我从来不触碰她，从来没有挽着她的手逛过街。告别也是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去，去多远，有多久，都是两人站在刚好听得见对方声音的地方，干干脆脆地说完话，然后转身离去，像两根同极的磁铁，一碰就紧张地弹跳开。
我走得很快，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看着我，审视地，刻骨地看着我。我的脊背中央有一根线热辣辣地炙痛起来，像搁在放大镜焦点下的火柴，噗地一下燃烧，火焰迅速蔓延到全身。
我经不起她这样看，小腿肚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二
我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棉布短袖娃娃衫，白色的超短裙，黑瘦，头发总有梳不平的绒毛，扎成一把马尾。我不漂亮。那年流行白色超短裙，每个女孩子都有一条。我的这条套上身时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且它是母亲用化纤料子自己裁剪缝制的，和棉布上衣很不协调，经不起近距离的审视。
但我只能这样，母亲很少带我到集市买衣服，十四岁前我的衣服都是姨妈们买来送我的。母亲也很少给自己添置衣服，穿来穿去似乎总是那么几件。她有件淡绿色的衬衫，压在箱子底，放了很多年。我记得她穿那件衬衫的样子：扎着两根粗黑的短刷子辫，白嫩丰腴的手腕从淡绿的袖子里伸出来，散发出上海牌雪花膏的香气。
记得我对她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把这件衣服给我穿吧。她听了咯咯地笑，用火钳夹着蜂窝煤往炉子里送。那年，我五岁，她二十九岁。
后来，她拿出那件衬衫给我，我看了看，说，现在谁还穿这样的领子，尖尖的，又大又笨。
她不会打扮自己，也不会打扮她的女儿。有时，母亲参加工会组织的旅游，带回来一大包七零八碎的衣裙和布料，热热闹闹地分给我和她的姊妹，但对当时极度需要好看衣服的我来说，还是没有一件合适的。
我和她天生就有距离。这一点也许在她哺乳时就感觉到了，襁褓里的我总是哭，折腾得她整夜不能睡。她恨得把我丢到摇篮里，任我去哭、去嚎。可随便谁抱了我，轻轻地走几步我就不哭了，只是一到她怀里，就又开始哭、嚎。
三
穿白色超短裙去上学的那天我来“好事”了。
我一直知道会有这一天。班上的女生几乎全都来过“好事”了，她们神秘地笑着，小心地，隐秘却又张扬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东西，飞快地跑出教室，直奔厕所。然后回来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着说着，就有几个人小声地笑起来。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问哪些同学需要休息，她们就高高地举起手，在男生复杂的目光中，走到走廊下休息。
比起她们，我似乎是棵晚熟的植物，跌跌撞撞地跟在她们后面，听她们说班上的某某很帅，某某的“好事”来得很早。她们个个比我高大，肤色匀净，像上了釉的桃子，胸脯微微地隆起，从背后的浅色衬衫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棉布小背心的痕迹。
而我，一直没有这些迹象。
也许有的，洗澡时我已经感到胸脯隐隐地痛，里面有小小的核。我为之恐惧、羞耻，我想也许我要死了，得了某种难为情的绝症。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为我身体的一切守口如瓶。因为就只是一张纸条，一张夹在铅笔盒里的纸条，让我挨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巴掌。那纸条上写着：“我喜欢你，星期天去看电影好吗？”
那天，几个女生把我拉到墙角凑着耳朵对我说，“你的裙子，你的裙子搞脏了！”说完，她们吱吱嘎嘎地笑起来，脸色潮红。她们真的很想体贴人，但看到意外发生，还是忍不住地兴奋，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乐。我扭头望去，我的短裙上绽开两朵殷红的喇叭花，像雪白底子上打横画了两块水墨重彩，鲜艳夺目。我的头轰地响了一声。那天下午，我走过操场，一大帮高年级同学在打篮球；我走过三四条走廊，不时地碰到一群一群的男女学生。回想起他们的笑声，还有对话，肯定是冲着我的。
我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无地自容，最糟糕的是我的书包里除了一堆课本，什么也没有。
当时我窘迫得想去死，想从高高的五楼跳下。
四
为这点事去死肯定是矫情的。但我真的无数次想过去死，死给母亲看。
她从不夸我，走亲戚时，总对亲戚说我又懒又笨，什么也不会。我讨厌她看我的目光，黏稠、阴冷、厌烦，像把带锯齿的刀子，一下一下剜着我单薄的身体。她同样厌恶我看她的目光，她无数次说过：我像地坑里的老鼠，看人的样子又狠又毒。
我多年后想起她这句话，发现她一直是了解我的。那种地坑里老鼠似的眼光，斜的，悄悄地瞟一眼过来，又瞟一眼过去，看似没有来由，其实都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套子。这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我那瘦小干瘪的身子里藏着这样不光明的神色。
阳台上的茉莉花蓊蓊郁郁地开着，家里总是养这种植物，大概因为它容易活。
它的香在阳光里热烈地喷发着，屋子里卫生间的水哗哗响，母亲边洗衣服边哭。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响亮。这次加级她又没有加上，上次是说她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这次是说她学历不够。母亲觉得委屈，她说她是中等师范毕业生，虽然是半工半读的三年，但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凭什么比不上那些初中毕业跑去夜大进修两年拿到文凭的老师？凭什么不能让她代课？她抽泣的鼻息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声、搓衣板一下一下撞击在木盆上的咚咚声，让人感到又刺耳又羞耻。
我趴在阳台上将脸埋在茉莉丛里，深深吸气，吐出来的却是灼热的白气。把这种粉白的小东西捏在指尖，稍稍一用力，就成了一抹蔫黄的汁液。我看到楼下的老妇人走出院子抬起头往我家张望。
母亲好像以为只要走进这两室一厅，门一关，就可以肆意发作了。她大声地咒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声地喝斥父亲，摔扫帚，摔她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我越来越多地与她顶嘴，与她争吵。她操起细竹条子劈头盖脸地打，我不逃，拼命地忍住不哭，直到她打累了，或被父亲拉走。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当着亲戚的面，当着同学的面，恶毒地骂我。
我爬上高楼时总会有意地扒住边沿往下看，我想象的死亡总是和跳楼有关，只有这样才能最快、最直接地在母亲一声尖叫还来不及出口的时候从她眼里消失。我积极地准备有一天，在她的暴怒煽起了我足够的勇气，就那么跳上凳子，跳上桌子，然后从窗口一跃而下。
五
偶尔我们会结成同盟———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去书记家送礼。
我拘谨地坐在书记家黑色人造革的沙发上，瓦数不足的白炽灯光昏昏欲睡地罩在头顶。母亲坐在身边，对着书记絮絮说着那些缘由，她的神情和若干年后，我带着她去看病时一样，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对领导总是本能地害怕，像看待父辈一样敬畏。书记是个秃顶的矮胖老头，他沉着脸埋在沙发里一直耐心地听母亲说，不插话，最后吭吭地咳了几下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是比较遗憾。但是，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次的几个老同志情况比较特殊，如果这次他们评不上，以后就没希望了。”母亲的眼睛黯淡下来，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她更说不出“按原则办事”之类的硬话。
回来的路上，我在前面，她在后面。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
她始终是单位职工庞大队伍里的一粒石子，随时可能搬到这里，填到那里。母亲继续兢兢业业做着她厌倦的一切，年年领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和十五块钱的先进工作者奖金。
她愈憎恨我，我地坑老鼠式的恶毒愈激烈，我口齿清晰地指责她：没用，没本事，只会在家里横，像头丧失理智的母兽。
开联欢会时，她在单位里给一帮青年工人倒水泡茶，也是我鄙视她的原因。
“那么多人，水瓶就在桌上，谁要喝谁倒，你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倒茶？”
“这有什么关系？”她肯定会说。
她不知道，在学校，一个出了名的调皮男生往我抽屉里扔鞭炮，我冲上去啪啪给了他两耳光。那个男生愣了一下，醒过神来，狠狠地还我一掌，我飞出两米之外，鼻子重重地撞在课桌腿上，血呼地流下来。我爬起来，向那男生走去，他又给我一掌，我又飞出两米之外，我再爬起来，抹了一把鼻子，血粘了满脸，再走过去。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我一遍遍向他走过去是为什么，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傻傻地爬起来，向他走过去。那个男生被其他男生抱住了，他们诧异地望着我，望着我皱巴巴的，糊满汗水、灰土的衣服，还有脸上纵横的血。我奇怪地没有哭，站在课桌前，望着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奇怪地笑了，回到他的座位安静地坐下。而我，哭了。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冲到学校，揪出这小子，拽到教导处，或者干脆掴他两耳光。他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呢，我是怎样的人？
六
“茉莉花开了。”母亲手里捧着一小撮白花走到我面前，她的手心掌纹深纵，指节粗大肥厚。她已经是个往衰老里去的妇人。她的皮肤依然白皙，但已经是干燥失水的橙子。
家里还是种着茉莉，数量一年比一年少，除了母亲，什么时候开花没有人关心。我就着母亲的手掌看了一眼，淡绿的须状花托，脆弱得稍一用力就与白色小花冠分离了。淡淡的香，它从来没有淡出过我的记忆。
母亲把花撒进茶杯里，茶几上摊着我给父母签的夕阳红旅行团人身保险保单。她看我的目光成了已经磨去锯齿的刀子，只有背没有刃。随着她的衰老、病痛，她似乎越来越默认我的悖离。
她的一切我都要颠覆。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她在人前说不出话，不会应酬、不会客套，我在人前滔滔不绝，似乎没人能让我害怕；她退让，我攻击；她隐忍，我嚣张；她厚道，我刻薄。总之，我否定她的一切。我竭力地改变自己，改变骨子里她渗透给我的东西。
我从不向她诉苦，尽管我的日子并不比老实巴交的她好过，尖锐和迟钝都是容易受伤的品质。她跟我说起谁谁可怜，我就不耐烦地打断她，“还有比你更可怜的吗？”很多次，她被我激怒了，叫我“滚”，我冷笑着，立即“滚”。然后，她又害怕了，打电话叫我回来。
我穿裸露出大半截肩膀的衣服，脚趾甲上涂着蓝色指甲油。她看了不满，却不说。她看我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地听电话，笑嘻嘻地和对方说三道四。她警惕地问：“是谁？”我总是挑衅地，毫不在乎地回答：“喜欢我的人呗。”
她对我的嚣张无能为力。
一天，她看着我在镜子前梳弄头发，突然说：“你长得像外婆。”我停住手，她在镜子里我的背后望着我。我笑了，我早知道这个秘密。我说：“那我会不会跟外婆一样苦命？疯了，然后死在外面？”母亲“呸”了一声，眉心的皱纹迅速地拢在一起，重复从前那种凶狠的样子，狠狠地说：“哪有苦三代的？苦我们两代就够了。”
她终究是我母亲。我的鼻腔有点涩。
电视上一对母女在说悄悄话，女儿伏在母亲怀里说：“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女儿！”
我在心底低低地说：“不，下辈子让我做你的母亲，让我来，来保护你。”母亲坐在我身边的小凳子上，低头包着粽子———我喜欢的豆沙粽。其实，我一直都和她很像，很像。
编辑/赵菱 tianxie1013@163.com
“动脉硬化、耳鸣、左耳失聪……”医生一边飞快地在病历本上记下一堆蓝色的字一边轻轻地说，母亲频频点着头，照常锁着眉头。这样的表情是我熟悉的，从三十几岁开始，她的眉心就有重重的皱纹。她紧紧盯着医生翕动的嘴唇，目光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未必信赖他，但是她会身不由己地被对方的权威所左右，像个孩子般盲目。
透过百叶窗帘，我看到窗台上有两钵茉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从叶子里钻出来，淡淡的香糅合着正午的阳光，热辣辣地晾在窗台上，白得耀眼，白得心神不宁。
“好了，先吃这几副药，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医生合上母亲的病历，抬头微笑着对我说。他是我的熟人。我向他道谢并告辞，母亲也跟着道谢，她的声音跟在我的声音之后，像一味中药，厚朴，还有些歉疚———我们没有排队便直接享受了诊疗。
在医院门口，我要母亲打的回去。在这个城市，打的便宜得要命，让我每次都有赚到了的感觉。
母亲不肯，她坚持要走二百米路到车站坐车。我没有坚持，我说服不了她，就像她说服不了我一样。
“那我有事，先走了，你过马路小心。”我向她道别，转身向街对面走去。我从来不触碰她，从来没有挽着她的手逛过街。告别也是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去，去多远，有多久，都是两人站在刚好听得见对方声音的地方，干干脆脆地说完话，然后转身离去，像两根同极的磁铁，一碰就紧张地弹跳开。
我走得很快，我知道母亲一定在看着我，审视地，刻骨地看着我。我的脊背中央有一根线热辣辣地炙痛起来，像搁在放大镜焦点下的火柴，噗地一下燃烧，火焰迅速蔓延到全身。
我经不起她这样看，小腿肚子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二
我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棉布短袖娃娃衫，白色的超短裙，黑瘦，头发总有梳不平的绒毛，扎成一把马尾。我不漂亮。那年流行白色超短裙，每个女孩子都有一条。我的这条套上身时夏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且它是母亲用化纤料子自己裁剪缝制的，和棉布上衣很不协调，经不起近距离的审视。
但我只能这样，母亲很少带我到集市买衣服，十四岁前我的衣服都是姨妈们买来送我的。母亲也很少给自己添置衣服，穿来穿去似乎总是那么几件。她有件淡绿色的衬衫，压在箱子底，放了很多年。我记得她穿那件衬衫的样子：扎着两根粗黑的短刷子辫，白嫩丰腴的手腕从淡绿的袖子里伸出来，散发出上海牌雪花膏的香气。
记得我对她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把这件衣服给我穿吧。她听了咯咯地笑，用火钳夹着蜂窝煤往炉子里送。那年，我五岁，她二十九岁。
后来，她拿出那件衬衫给我，我看了看，说，现在谁还穿这样的领子，尖尖的，又大又笨。
她不会打扮自己，也不会打扮她的女儿。有时，母亲参加工会组织的旅游，带回来一大包七零八碎的衣裙和布料，热热闹闹地分给我和她的姊妹，但对当时极度需要好看衣服的我来说，还是没有一件合适的。
我和她天生就有距离。这一点也许在她哺乳时就感觉到了，襁褓里的我总是哭，折腾得她整夜不能睡。她恨得把我丢到摇篮里，任我去哭、去嚎。可随便谁抱了我，轻轻地走几步我就不哭了，只是一到她怀里，就又开始哭、嚎。
三
穿白色超短裙去上学的那天我来“好事”了。
我一直知道会有这一天。班上的女生几乎全都来过“好事”了，她们神秘地笑着，小心地，隐秘却又张扬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包东西，飞快地跑出教室，直奔厕所。然后回来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着说着，就有几个人小声地笑起来。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问哪些同学需要休息，她们就高高地举起手，在男生复杂的目光中，走到走廊下休息。
比起她们，我似乎是棵晚熟的植物，跌跌撞撞地跟在她们后面，听她们说班上的某某很帅，某某的“好事”来得很早。她们个个比我高大，肤色匀净，像上了釉的桃子，胸脯微微地隆起，从背后的浅色衬衫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白色棉布小背心的痕迹。
而我，一直没有这些迹象。
也许有的，洗澡时我已经感到胸脯隐隐地痛，里面有小小的核。我为之恐惧、羞耻，我想也许我要死了，得了某种难为情的绝症。但我没有告诉母亲，我为我身体的一切守口如瓶。因为就只是一张纸条，一张夹在铅笔盒里的纸条，让我挨了她结结实实的一巴掌。那纸条上写着：“我喜欢你，星期天去看电影好吗？”
那天，几个女生把我拉到墙角凑着耳朵对我说，“你的裙子，你的裙子搞脏了！”说完，她们吱吱嘎嘎地笑起来，脸色潮红。她们真的很想体贴人，但看到意外发生，还是忍不住地兴奋，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乐。我扭头望去，我的短裙上绽开两朵殷红的喇叭花，像雪白底子上打横画了两块水墨重彩，鲜艳夺目。我的头轰地响了一声。那天下午，我走过操场，一大帮高年级同学在打篮球；我走过三四条走廊，不时地碰到一群一群的男女学生。回想起他们的笑声，还有对话，肯定是冲着我的。
我将身子紧紧贴在墙上，无地自容，最糟糕的是我的书包里除了一堆课本，什么也没有。
当时我窘迫得想去死，想从高高的五楼跳下。
四
为这点事去死肯定是矫情的。但我真的无数次想过去死，死给母亲看。
她从不夸我，走亲戚时，总对亲戚说我又懒又笨，什么也不会。我讨厌她看我的目光，黏稠、阴冷、厌烦，像把带锯齿的刀子，一下一下剜着我单薄的身体。她同样厌恶我看她的目光，她无数次说过：我像地坑里的老鼠，看人的样子又狠又毒。
我多年后想起她这句话，发现她一直是了解我的。那种地坑里老鼠似的眼光，斜的，悄悄地瞟一眼过来，又瞟一眼过去，看似没有来由，其实都在心里暗暗地下了套子。这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我那瘦小干瘪的身子里藏着这样不光明的神色。
阳台上的茉莉花蓊蓊郁郁地开着，家里总是养这种植物，大概因为它容易活。
它的香在阳光里热烈地喷发着，屋子里卫生间的水哗哗响，母亲边洗衣服边哭。她的声音毫不掩饰地响亮。这次加级她又没有加上，上次是说她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这次是说她学历不够。母亲觉得委屈，她说她是中等师范毕业生，虽然是半工半读的三年，但是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凭什么比不上那些初中毕业跑去夜大进修两年拿到文凭的老师？凭什么不能让她代课？她抽泣的鼻息声和着哗啦啦的流水声、搓衣板一下一下撞击在木盆上的咚咚声，让人感到又刺耳又羞耻。
我趴在阳台上将脸埋在茉莉丛里，深深吸气，吐出来的却是灼热的白气。把这种粉白的小东西捏在指尖，稍稍一用力，就成了一抹蔫黄的汁液。我看到楼下的老妇人走出院子抬起头往我家张望。
母亲好像以为只要走进这两室一厅，门一关，就可以肆意发作了。她大声地咒骂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声地喝斥父亲，摔扫帚，摔她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我越来越多地与她顶嘴，与她争吵。她操起细竹条子劈头盖脸地打，我不逃，拼命地忍住不哭，直到她打累了，或被父亲拉走。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当着亲戚的面，当着同学的面，恶毒地骂我。
我爬上高楼时总会有意地扒住边沿往下看，我想象的死亡总是和跳楼有关，只有这样才能最快、最直接地在母亲一声尖叫还来不及出口的时候从她眼里消失。我积极地准备有一天，在她的暴怒煽起了我足够的勇气，就那么跳上凳子，跳上桌子，然后从窗口一跃而下。
五
偶尔我们会结成同盟———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去书记家送礼。
我拘谨地坐在书记家黑色人造革的沙发上，瓦数不足的白炽灯光昏昏欲睡地罩在头顶。母亲坐在身边，对着书记絮絮说着那些缘由，她的神情和若干年后，我带着她去看病时一样，惶恐、谦恭、小心、虔诚。她对领导总是本能地害怕，像看待父辈一样敬畏。书记是个秃顶的矮胖老头，他沉着脸埋在沙发里一直耐心地听母亲说，不插话，最后吭吭地咳了几下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是比较遗憾。但是，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这次的几个老同志情况比较特殊，如果这次他们评不上，以后就没希望了。”母亲的眼睛黯淡下来，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她更说不出“按原则办事”之类的硬话。
回来的路上，我在前面，她在后面。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
她始终是单位职工庞大队伍里的一粒石子，随时可能搬到这里，填到那里。母亲继续兢兢业业做着她厌倦的一切，年年领着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和十五块钱的先进工作者奖金。
她愈憎恨我，我地坑老鼠式的恶毒愈激烈，我口齿清晰地指责她：没用，没本事，只会在家里横，像头丧失理智的母兽。
开联欢会时，她在单位里给一帮青年工人倒水泡茶，也是我鄙视她的原因。
“那么多人，水瓶就在桌上，谁要喝谁倒，你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倒茶？”
“这有什么关系？”她肯定会说。
她不知道，在学校，一个出了名的调皮男生往我抽屉里扔鞭炮，我冲上去啪啪给了他两耳光。那个男生愣了一下，醒过神来，狠狠地还我一掌，我飞出两米之外，鼻子重重地撞在课桌腿上，血呼地流下来。我爬起来，向那男生走去，他又给我一掌，我又飞出两米之外，我再爬起来，抹了一把鼻子，血粘了满脸，再走过去。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我一遍遍向他走过去是为什么，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只是傻傻地爬起来，向他走过去。那个男生被其他男生抱住了，他们诧异地望着我，望着我皱巴巴的，糊满汗水、灰土的衣服，还有脸上纵横的血。我奇怪地没有哭，站在课桌前，望着那个男生。那个男生奇怪地笑了，回到他的座位安静地坐下。而我，哭了。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冲到学校，揪出这小子，拽到教导处，或者干脆掴他两耳光。他们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呢，我是怎样的人？
六
“茉莉花开了。”母亲手里捧着一小撮白花走到我面前，她的手心掌纹深纵，指节粗大肥厚。她已经是个往衰老里去的妇人。她的皮肤依然白皙，但已经是干燥失水的橙子。
家里还是种着茉莉，数量一年比一年少，除了母亲，什么时候开花没有人关心。我就着母亲的手掌看了一眼，淡绿的须状花托，脆弱得稍一用力就与白色小花冠分离了。淡淡的香，它从来没有淡出过我的记忆。
母亲把花撒进茶杯里，茶几上摊着我给父母签的夕阳红旅行团人身保险保单。她看我的目光成了已经磨去锯齿的刀子，只有背没有刃。随着她的衰老、病痛，她似乎越来越默认我的悖离。
她的一切我都要颠覆。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她在人前说不出话，不会应酬、不会客套，我在人前滔滔不绝，似乎没人能让我害怕；她退让，我攻击；她隐忍，我嚣张；她厚道，我刻薄。总之，我否定她的一切。我竭力地改变自己，改变骨子里她渗透给我的东西。
我从不向她诉苦，尽管我的日子并不比老实巴交的她好过，尖锐和迟钝都是容易受伤的品质。她跟我说起谁谁可怜，我就不耐烦地打断她，“还有比你更可怜的吗？”很多次，她被我激怒了，叫我“滚”，我冷笑着，立即“滚”。然后，她又害怕了，打电话叫我回来。
我穿裸露出大半截肩膀的衣服，脚趾甲上涂着蓝色指甲油。她看了不满，却不说。她看我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地听电话，笑嘻嘻地和对方说三道四。她警惕地问：“是谁？”我总是挑衅地，毫不在乎地回答：“喜欢我的人呗。”
她对我的嚣张无能为力。
一天，她看着我在镜子前梳弄头发，突然说：“你长得像外婆。”我停住手，她在镜子里我的背后望着我。我笑了，我早知道这个秘密。我说：“那我会不会跟外婆一样苦命？疯了，然后死在外面？”母亲“呸”了一声，眉心的皱纹迅速地拢在一起，重复从前那种凶狠的样子，狠狠地说：“哪有苦三代的？苦我们两代就够了。”
她终究是我母亲。我的鼻腔有点涩。
电视上一对母女在说悄悄话，女儿伏在母亲怀里说：“妈，下辈子我还做您的女儿！”
我在心底低低地说：“不，下辈子让我做你的母亲，让我来，来保护你。”母亲坐在我身边的小凳子上，低头包着粽子———我喜欢的豆沙粽。其实，我一直都和她很像，很像。
编辑/赵菱 tianxie10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