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下乡”这一政策本身无可厚非。遗憾的是，该项善意的诤谏正走向无序，并且似乎一时间找不到逆转的良方。作为大三农政策的一部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涵盖了向广阔农村输送商品消费补贴的指导思想，家电——更为广义的是3C承担着其中的主要角色。有非官方的研究指出，该项计划从启动之初即不可避免地面临四大拷问：中间层利益链的管控、不同地区补贴的均衡、实际供需关系的调研、惠农与内需的关联统计。
　　更深层的考虑在于，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政府及国内产业界究竟应当将该项计划视作短期应急方案，还是将其作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从根本上摆脱政府主导下的外向型桎梏、继而革新为内生型供需生态的契机？
　　就国家动员能力而言，中国政府毋庸置疑冠绝全球，除了上层建筑的强大号召力，更有自先秦以降的深层儒学影响。欧洲及中近东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拜占廷及亚历山大，但君主立宪制最终被边缘化，欧陆的分而治之格局也使得西方政治没可能达成中央集权。利弊姑且不谈，在人类迎战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时，我们至少可以从宏观层面看到二者效率的高下立分，但同样需要警惕微观领域的公平与公正性——这是一个始终存在巨大争议的敏感话题。许多时候，我们困惑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背离：一方面，国民在马不停蹄地执行全球化，而决策层却对部署效率与公平的“融合”缺乏足够的耐心和重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在尝试将三公返还给国民之际，经济危机作为政策口径平台虽然再恰当不过，却为今后循序渐进的体制改良埋下了隐患。
　　
　　财政解决一切？
　　
　　在回答中央如何实施对农村及中小企业扶贫帮困的时候，人大财经委员会吴哓灵给出的药方是“财政杠杆”，其中有一个隐晦的关键词在于适度鼓励民间放贷。与此同时，两会期间已有一些人大代表集体呼吁发改委放权，指称当前许多项目的审批流程太过复杂。
　　人大小组讨论时，浙江省代表团的意见颇为典型：发改委只要出台一个产业政策导向目录就可以了，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评要求的，你管企业是投资1个亿人民币，还是1000万美元？你还管企业投产之后有没有效益？很多民营企业的决策，私人老板远远比政府研究得透彻，很多真金白银的项目都是在地方反复论证了多次，却都要到发改委这里来审批。光排队都要半天——发改委应该让权给地方。值得重视的则是地方配套资金的来源。在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财政投一万多亿元，余下的需要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而现实中的各地市、县财政困难很大。
　　有代表分析了目前地方政府筹集资本金的三个渠道：一是地方财政直接出资。但由于现在经济形势不明朗，财政吃紧，地方政府出资的能力和余地越来越小；二是原来可以用国家开发银行的放贷作为政府注入项目的资本金。但如今作为具有国家政策性支持性质的国开行却关闭了这项软贷，使得地方政府无法享受政策性支持；三是在今年分配到地方债券的盘子中申请一部分，然而能拿到手的实在太少，缓解不了筹资压力。
　　针对家电下乡的具体实施，商务部长陈德铭3月2日明确提出了“简化补贴手续”，并表示商务部将与财政部门一起研究简化家电下乡补贴手续，方便农民领取补贴，同时研究完善监督办法，防止骗补——后者可谓对执行过程中的潜在隐患一针见血。为此，商务部联合财政部、工信部推出了“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就政策法规、服务举措、管理目录和技术科目等作出了统一发布和部署。
　　不过，面对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积重难返的产业弊端和供需瓶颈，难道仅仅动用财政杠杆就能轻易扭转乾坤吗？
　　显而易见的一个弊端是，有许多意见、规划甚至政令均出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利益集群。两会进行当中的最大争议在于释放流动性的节奏和力度——没有人真正确定当前我国实施的究竟是宽松还是紧缩政策，因为同样没有人真正确定眼下我国面临的更大威胁到底是通胀还是通缩。
　　把责任强加于任何个人或部门都有失公允。在历史性地跌破1美元面值沦为“仙股”之后不到两天，花旗银行股价3月10日令人瞠目结舌地暴涨近4成——在泥沙俱下的全球危机恐慌中，即使最成熟先进的资本市场同样也表现出了非理性的一面。
　　
　　奥巴马行使总统权力以来，美国失业率继续攀升、申请破产的金融机构仍在增加、企业财务窟窿陆续曝光、美元仍然无法形成足够强势、大宗商品及能源价格剧烈波动、公众预期持续悲观——所有围绕财政的努力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产生效力，更多的表现则是为整体经济走出危机提供了某些缓冲——财政只能延缓某种趋势，而无法彻底扭转趋势，乃至于贸易保护这样的多输原始手段也被迫采用。
　　
　　厂商的目标盲区
　　
　　电脑下乡名单于3月6日正式公布，参与投标的21家厂商中，联想、惠普等14家PC厂商顺利晋级，而明基、华硕等7家厂商落选。稍早之前，北京、天津、上海等国内8省市家电下乡招标结果也已出炉，此次招标产品包括热水器、计算机、空调3类家电，其中空调是首次进入家电下乡产品范围。从招标结果来看，美的、海尔、格力、LG、松下等多家厂商均有产品中标。有券商分析师认为，中标企业本已占领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家电下乡实际上成了一个普惠政策，但行业龙头企业和部分地方性品牌企业受益更为显著。
　　有厂商代表表示，由于出口受到部分冲击，因此扩大内需对于家电公司是很重要的一环，农村市场也是很有潜力可挖的。空调下乡工作组被定为“一把手”工程，从研发、生产、品质、售后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而该项计划也使得公司在乡镇等三、四级市场拥有了完善的渠道和良好的品牌基础。
　　研究人员预计，家电下乡将给中标企业带来收入的增长，但对盈利的贡献不会太大，原因是在限价政策下，产品的毛利率普遍比较低——倒是去库存化的预期更理想一些。令人担忧的是，厂商的局部扩张措施能否成为今后市场的常态。
　　事实上，刚刚发生的“超限门”事件（目录产品零售价格超出指导价上限）已显露出“和尚念歪经”的不良迹象，其直接令市场产生了怀疑：有多少人是打着“内需”“惠农”“振兴”等旗帜，将国家的长远规划扭曲为近期解困的“短平快”逻辑？
　　
　　● 品牌商
　　柳传志重出江湖之后，杨元庆提出了联想的整体扭亏新思路——电脑下乡，将目光锁定五年来一直悉心经营的农村市场，而且加大了对农村市场的覆盖力度，未来三年联想将建700家县级地标店，同时将建设7800家渠道销售网点，深入32万个行政村，逐步实现让用户能够在一小时车程内购买到联想电脑。
　　2008年的调查数据表明，联想电脑在县级及以下的市场高居榜首。事实上，电脑之所以能搭上家电下乡的“班车”，联想功不可没。据知情者透露，在国家出台家电下乡政策之前，杨元庆牵头国内其他PC厂商提出申请并获得政策批准。个中缘由颇为有趣：央视“CCTV2008经济生活大调查”节目所做的“最受农民朋友欢迎的家电产品”中，电脑远远超过其他类别产品名列榜首——超过40%的被调查农民将2009年最打算购买的产品投给了电脑。
　　以接近1亿美元的净亏损结束2008财年的联想，将扭亏作为下一财年的首要目标丝毫不奇怪，毕竟这是联想11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亏损。与此同时，联想为了应对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对其组织架构以及高层进行了重大调整。
　　对于联想走出困境，无论是柳传志还是杨元庆都将重点放在了新兴市场之上，杨元庆在出席两会时也对外表示，希望中国和新兴市场成为联想集团未来盈利增长的动力，其中，大中华区依然是联想的业务主力，而大中城市市场目前已经相对成熟，与之相比，农村市场则潜力巨大。在某种程度上，电脑下乡是联想乡镇市场开发战略的延续。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国城乡在社会结构、社会保障水平、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环境等方面，城乡人口在购买能力、询价能力、产品知识、维权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工业产品价格偏高，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产品下乡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别。
　　从操作层面来看，产品下乡也存在诸多诟病：领取国家补贴的手续过于繁琐，或者领取补贴所付出的成本高出补贴本身，致使农民无法方便地享受国家提供的惠民政策；某些家电下乡产品价格会高于市场价，或者有的产品是库存积压产品；许多不法商家打着家电下乡的幌子，利用农民普遍缺乏产品知识的特点，以次充好……法律监管和处罚力度的紧迫性甚至超过了家电下乡政策本身的大众预期。
　　业内不少评论认为，眼下国家的振兴经济计划对发生在监管之外的争议性问题实际上保持着模糊的立场——寻求市场转暖和严惩违规违纪之间永远需要一种平衡的态度，而广泛存在于国内商业领域的偏门行经和潜规则即使必然造成不公，也无法从政策执行层面予以彻底消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费市场已经习惯性地接受了政策默许下的这种脱轨文化，谁也不愿意怀疑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利益。
　　
　　反思下乡之路
　　
　　无论是作为国家促进内需的政策使命，还是提供企业克服危机的重点渠道，家电下乡都有着明显的“做市”痕迹，本质上是与自由经济背道而驰的。
　　代表全球消费市场萎缩的典型事件就是沃尔玛在3月初被花旗等评级机构从“买入”调降为“持有”，并不排除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我国两大A级终端之一的苏宁电器在持续了7个季度的高成长之后，也大幅放慢了步伐，其2008年报利润同比增速有可能下滑40%甚至更多。同期，受困“操纵门”的国美电器也暂停了新的投资门店计划，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市场对未来3C销售前景的担忧。作为产业链上游的A店面临如此的尴尬，无疑是整个产业陷入萎靡的缩影。横跨家电、通讯及IT的众多上市公司几乎同步交出了乏善可陈的2008年度业绩报告，不仅对所在行业形成了压力，同时也敲响了我国产业经济部署随时面临剧烈动荡的警钟。
　　产品下乡是否意味着我们把拉动内需的重任放到了最缺乏消费能力、最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身上？鼓励农民消费是否会降低农民未来的抗风险能力？政府是否更应该把目光投向促进富裕阶层消费的举措，而不要聚焦在大多数并没有多少钱的农民身上？
　　惠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也需要详细分析。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富裕地区，农村的富裕程度不亚于城市，当地农民消费水平与城市几无差别，产品下乡毫无价值；而在全国很多农村地区，农民也不见得一定有更新换代现有家电产品的必要；在山区和西部边远贫困地区，捉襟见肘的补贴更是没有多少吸引力，也许只有无偿赠送才具有操作意义。从长期来看，惠农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刺激农民消费，而是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扩大农民就业领域、为农村提供更广泛有效的社会和医疗保障。
　　至于家电企业，“去库存化”并非秘而不宣的敏感事件，这是一个在全球紧缩下，所有生产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区别在于如何因应由供需失衡导致的市场瓶颈。我们只是希望，建立在保增长、促内需良好愿景基础上的产业进程不要再次坠入无序的境地。危机既可以判断为一种难得的契机，同样也是濒临崩溃的预警。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品牌山寨化、山寨正规化的建设性探讨，还是产品下乡、惠农补贴的政策性指导，均无法根本性地突破家电产业的隘口。全球市场事实上的饱和趋势越来越明显，产能与库存的不断提增只会进一步堆积买方市场的优势，未来一旦不能从产品升级层面打开新的增长区间，家电业的整体衰退无可避免。产业的最终导向毕竟是要回归产品这一基本面的，倾斜政策或整合运作所能解决的也许仅仅只是效率问题，而发展的原动力始终在于下一代家电产业能否推动新的需求、而非对现有需求的强化——那才是消费者关心的。
　　从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导向经济，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生产关系变革与解放生产力绝非朝夕之间能够达成——保增长与促内需很难说一定存在正相关，但它永远是政府与民众的共同目标。只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政府对保增长的热切期待与民众对消费预期的乐观倾向之间能达成和谐统一。未来，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增长内容也许都有必要重新塑造，民生并非简单的政策扶植，更需要符合宪法精神的制度化保障。
　　回到家电产业，当决策层执迷于去库存化和对盈利边际的极度渴望中，还是留一点清醒思考一下：存货归零或者盈亏平衡的那一刻，是否预示着新的危机即将降临？毕竟，我们丝毫也没能真正改变整体产业生态，这意味着我们离大众越来越遥远。不妨设想：据传苹果公司开始推进平价10寸上网本，已近增长临界点的国产本的空间究竟还剩多少？
　　
　　延伸阅读1
　　商务部出台促内需指导意见
　　商务部长陈德铭指出，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乡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各地方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着力解决配送成本高、低效益的难题，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支持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鼓励农民团购。
　　
　　就围绕城市消费结构升级的“双进工程”，陈德铭指出，要抓好公益性服务消费平台建设，推广“便利消费进社区、便民服务进家庭”，增强社区家政、早餐、再生资源回收等服务功能。规范发展网上购物、电话购物等新型销售方式，促进银行卡刷卡消费业务健康发展，培育信息产品、家政服务、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绿色饮食和汽车等消费热点。
　　在改善消费环境方面，陈德铭指出，“放心工程”要求各级商务部门履行好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职能，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支持社区标准化市场改造和建设，促进大型屠宰场健康发展，推进酒类流通溯源信息化管理，完善举报投诉系统，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社会各界对家电下乡提出了下述建议：
　　1.严禁不法商家利用政策，通过制假制劣、翻新废旧产品等手段牟取不法利益；
　　2.严格控制列入产品下乡计划的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3.产品下乡的同时，做到服务下乡、渠道下乡，加大力度建设配套服务设施、物流渠道，健全农村家电产品流通网络，并为相关人员提供培训；
　　4.简化领取国家补贴的手续，或将补贴直接计入产品价格。
　　
　　延伸阅读2
　　六问惠农政策
　　1.“家电下乡工程”是否满足农民的真需求？
　　在大量外出农民工失业、收入减少，农村家庭现金收入降低的现实状况下，通过低微的补贴试图让农民购买并不急需的家电产品，这种“家电下乡”政策到底有没有可行性？究竟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是否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大？是否大多数农民手中有钱只是“惜购”？是否农民只需少量补贴就愿意购买企业的积压家电产品？
　　2.为什么“家电下乡工程”不能直接补贴农民？
　　按照现有补贴模式，只有购买了指定家电产品的农民才能获得相应的补贴。此外，在这种招标和补贴影响下，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政府“有形的手”扭曲了资源配置，真正面向农村消费市场的企业反而得不到补贴，而在政府扶持下的品牌则进一步加强垄断地位。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直接给农民自己，让市场说话，让农民的需求说话？
　　3.“家电下乡”的招标管理模式合理吗？
　　采用政府招标、政府主管的模式，尽管一再强调公平，毕竟存在较多的寻租空间，这使参与招标的企业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满足农民需求上，而是以迎合政府主管部门的喜好为目标。目前这种模式下的“家电下乡”工程，与其说是为农民提供实惠，不如说是以消化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目的，并非专门针对农民需求生产，更没有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农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