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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的创作作为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因其疏离于主流文坛的创作姿态而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创作群体，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概括地看，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诸如怀乡主题、女性性别议题、婉约型文体风格等方面。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将1950年代女作家作为一个处在“流寓”状态中的特殊群体，尤其是将这个群体在漂泊流离过程中如何呈现自身精神构成与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纠葛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研究似未曾有过。由此，引入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的“风景”的发现理论，作为一种探究的视角，重新探察这一女性知识分子群体在家国政治与个体空间、当下生存与历史记忆、家园与异乡的冲突和缠绕中的精神突围，并由此重新理解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话语建构之于女性的意义，或是一种更为辩证的尝试。
一、“家国”话语系统下“风景”的发现
柄谷行人认为，风景的发现不是存在于直线式的历史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柄谷行人所论述的“风景”，显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被视为风景的大自然或名胜古迹，而存在于某种理念及其叙述之中，这种叙述是一种“来源于主体的叙述”，而主体或主体性是由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诸种力量的“装置”生产并建构出来的，“同时也相应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表现文化“风景”的载体，文学是某种特定时期“既定文化的表现形态”，同时也通过“想象来塑造新的文化性格”②。
国民党迁台初期，认为国共内战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文艺的不重视，致使共产党以文艺作为工具，进行思想渗透，导致大陆沦陷”③，因此建立强调“战斗精神”的文艺体制，成为国民党当局极为推崇的政治文化目标。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大都围绕着“反共复国”的“伪救亡”④政治理念，充斥着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恶意想象。对此现象，王德威曾做过分析：“绝大部分的反共作家，都是四五十年代之交仓促来台的流亡者。他们有的少小离家，有的抛弃妻子，避乱海角，对国家命运的忧疑，未尝稍歇。发为文章，故园之思与亡国之痛竟成为互为表里的象征体系。”⑤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台湾，在动荡时局下产生的政治文化经验，有着某种概念化的普遍性。由此，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倡导下的文艺体制，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装置”，一方面生产“反攻大陆回故乡”的政治理想和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生产一种隐性的个人愿望，使流亡海岛的人生遭际获得一个合理表达和寄托的方式。当国民党“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承诺越来越远，“流寓”作为一种切实的生活状态被确立起来，以淡化政治叙事而专注世情表述为主要特征的女作家创作事实上成为“民间”风景叙述的主要构成，也成为由细微处“发现”世界和人生的重要途径。并在实际上改变了台湾的文坛生态。
不可否认，在台湾当局的“重奖”，以及所谓“反共复国”“还我河山”等口号的催化下，家国意识也在迁台女作家的情感认知中滋长。因此有潘人木的《涟漪表妹》、艾雯的《二十五孝》、张漱菡《笑声泪痕怒火》《兽蹄和血债》等呼应国民党官方政策的小说。尽管她们未必有明确的契合于国民党官方的政治信仰，事实上也未必擅长政治题材的写作。但“国土沦丧”的意识形态想象、家园残破以及骨肉失散的历史伤痛确实也是她们的叙述、表达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
事实上，她们创作中更多的是关于童年、亲情、友情、故乡风土民情的记录。比如琦君的文字中总是留存着浙江永嘉的影子，江南水乡的秀美风景、淳朴民情，清雅趣味跃然纸上；张秀亚的笔下，故乡邯郸的田园村落，清泉翠叶、细草幽林，这些充满着地域色彩的故园图景，实际上是记录作家自身生命之源的開始。记忆中生活的地理环境、成长求知的线索，在1950年代女作家的回眸视野中成为生动鲜活的影像，不断在她们流寓他乡的岁月里回放。
然而，流寓生涯中的回忆并不总是温情弥漫，充满喜乐的。在她们的故乡叙事里，若隐若现的则是性别政治的微言。她们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触碰到的是艰辛岁月里难以跨越的贫富鸿沟，是男权话语遮蔽下爱情婚姻的真相，是底层女性悲惨各异的人生。
琦君《阿玉》中的阿玉，《橘子红了》中的秀芬、张秀亚，《娥姐》中的娥姐、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秀贞都是旧时代恋爱悲剧的演绎者和承担者。阿玉是二姨娘买来的丫鬟，与三叔彼此倾心，相互爱慕，后被二姨娘发现而强行拆散；秀芬是大妈为大伯挑选来传宗接代的三姨太，她美丽聪慧，与六叔年龄相仿、心心相印，碍于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叔嫂伦理身份，这份感情无疾而终。娥姐是乳娘的女儿，与采哥儿青梅竹马，也同样敌不过流言蜚语和世俗的偏见，娥姐的心愿最终落空；秀贞是惠安馆的女孩儿，与大学生思康相恋，违背世俗未婚先孕。思康一去不回，女儿被父母视为奇耻大辱而丢弃。秀贞遭受双重打击至精神崩溃而发疯。
而传统社会里遭受伤害的岂止是这些对幸福抱着痴心妄想的年轻女孩。那些有着“大太太”名分，或恪守着三从四德行为规约的传统妇女，也同样承受着另一种更为隐忍的伤痛。
《橘子红了》中的大妈，斯文、贤惠、能干，因不能生育而遭到大伯冷落。她所有的哀愁都隐藏在沉默里。她给丈夫娶三姨太，是用最委曲求全的方式祈求丈夫回家，最终也未能达成心愿。《兰姨娘》里小英子的母亲，同样也是安守于家庭、以丈夫为天的传统妇女。她目睹着丈夫与兰姨娘的暧昧关系却无可奈何。《烛》里的韩大奶奶为了显示自己“大太太”身份的“高贵尊严”，对丈夫纳妾也无任何异议。但她终究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只能以谎称“头晕”“腿痛”来引起丈夫注意。久而久之，因假戏真做而变成真正瘫痪的病人。
这些受制于“三从四德”封建道德观、价值观的传统女性，或期待男性作为拯救者带自己走出困境走向幸福，或期待以妥协和隐忍成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婚姻佳话。但无论她们多么小心谨慎，多么克己礼让，她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以“父权”“男权”为中心的权力伦常，而始终无法逃脱被无视、被冷落的命运。她们所期许的“幸福”和“圆满”，实际上从未有任何方式可以抵达。所有这些挥之不去的生存疼痛，不正是启蒙运动之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们所竭力要逃脱和反抗的生活吗？ 面对国民党当局所打造的集体性“返乡神话”，失落的故园理所当然也是女作家们持续的情感资源，是她们不断与台湾这个“异域空间”类比的参照物。但她们的返乡梦，显然没有主流文坛上男性作家的所谓“战斗文艺”的狂热和偏执，她们追寻和想象的“家园”，不是对地理空间意义上故土的简单回应，更不是基于“伪救亡”理念而产生的对国家统治权归属的辩论，而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生命反思。她们在彷徨与困顿中“发现”的其实是因偏执的政治理念而沉迷于“战斗文艺”的主流文坛所忽视的、但又深藏最多真切感受的“风景”。
二、“风景”的再发现与“家园”的再定义
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是通过某种“颠倒”即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而发现的。“颠倒”并非意味着由内在性而产生风景之崇高，相反，是这个颠倒使人们感到风景之崇高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由此代替旧有的传统名胜，新的现代名胜得以形成。也就是说，风景的发现不是唯心的，是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时打破约定俗成的旧有认知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形成新的认知视野的过程。
初到台湾，女作家群体中除了林海音是抱着从容踏实的心态“归乡”来，其余多数是仓皇间“避祸”而去。当她们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林海音感受到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亲切，而其他大多数女作家面对的则是身处异地他乡的惶惑隔膜。所幸，祖籍福建上杭的钟梅音感受到的是台湾当地人“忠厚淳朴，不善虚伪”的热情和真诚；在北京城长大的张漱菡感受到的是本地人“淳朴而和善”的眼光。日常生活经验所累积起来的感觉结构，多少安慰了她们眼中的满目凄凉，也促使她们循着细腻的生活感知，跳脱出了在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下“思念和重返失乐园”⑥的创作视野而逐渐“发现”脚下这片土地。
钟梅音发表于1950年光复节的《闲话台湾》中认为，台湾本省同胞是“善良的”“坚忍的”，而“政府没有能够为他们的幸福尽到最大努力”⑦。在国民党政权迁台的第二年，她采用“马克思主义色彩强烈的说法批评患有恐共症的国民政府及其资本主义政策，为本省同胞进言，不可谓不激进……新移民对旧居民的善意溢于言表”⑧。
艾雯的《渔家女》写一群冒险讨生活的渔民。描述了捕鱼人早出晚归，风浪里讨生活的辛酸。《银色的悲哀》描绘了一群牺牲健康而默默无闻、辛苦劳作、食难果腹的盐民形象。让人想到茅盾的《春蚕》中的老通宝一家，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等形象。他们艰辛劳作，却贫瘠荒芜，难以谋生。
林海音的《玫瑰》和谢冰莹《圣洁的灵魂》，描述的都是养女沦为娼妓的无奈与悲哀。主人公秀惠和李宝珠，因无力抵抗艰难生存的现实，最终都选择以自杀明志。
显然，台湾底层民众艰难的人生，特别是“养女”这一群体卑微的命运，引发女作家深深同情，她们在关注这些灰暗的生存底色时，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有意思的是，不少女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现台湾养女与大陆男子恋爱的情节，多少体现出一种通过缔结婚姻而达到省籍融合的愿望。
如果说“五十年代大陆移民来台的意义是双重的、暧昧的。一方面它是仓惶、被迫的逃离，另一方面也有接收、开垦疆土的意涵”⑨。对女作家来说，台湾的意义可能更是独特而重要的。对安家的渴望以及个体生命重建的愿望，召唤着她们从现实出发，在新环境里寻找新的安定。
徐钟佩在《我发现了川端桥》中描绘了落日清河、白鹅牛车以及穿花裙的美丽女孩，俨然似陶渊明笔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般静谧安然的田园景致。刘枋也在《陋室》中不觉吟出：“人生若梦谁非寄，到处能安即是家。”⑩
当然，这种“到处能安即是家”的安宁和笃定的心态，未必完全是美好的山水风光能够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女作家们一直为之努力的“女性独立”的价值在此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
繁露的小说《夫妇之间》曾描述过一对作家夫妇之间的较量。小说对男性作家技不如人而又充满男权性质的心态进行讽刺和揶揄，展现出女性脱离男权桎梏之后的自我力量的证明和对自身权益的勇敢捍卫。
刘枋的《逝水》颠覆了传统小说中“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女性悲情。一个官员小妾，在台湾蜕变成为自信有主见的职业女性，不但拯救了自己，还以一己之力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则写一个失去传统家庭中的合理身份和经济来源的女性，考取师范学校取得教职，在台湾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安定的家。
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从故土到台湾的人生奋斗的经验，叙述出女性在不同时空跨度的“家”中所经历的人生转换。历代妇女依附于父权家庭埋没于家门之内的生存真相，成为历经时代磨难的知识女性的参照镜像。这些或许是被时代裹挟着被动出走的“娜拉”，终于不再落入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她们意外或如愿地达成了长久以来以“父亲”“丈夫”为主导的“家庭”秩序之外的独立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充满艰辛，但更有自由的快乐。
由此，对女作家而言，她们的个体意识，不再依附于国民党当局所编织的“民族国家”话语才获得生存的空间；她们的家园意识，逐渐由海峡对岸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拓展为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和呈现。可以说，她们拓展了“家园”的意义，也对既定“风景”之外的人、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重新审视。
三、“流亡”的状态与“风景”的发现
关于古今流亡之苦，萨义德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在古代，流放是特别恐怖的刑罚……这不仅意味着远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1在萨义德看来，由于流亡者总是无法“单纯地接受人生”，完全融入新环境而成为其中的另一个公民，流离失所意味着从传统意义上的寻常生活中走出而永远成为边缘人。
对于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两百多万军民来说，从踏上台湾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不断回望大陆原乡，不断与环境冲突，不断处在寻找安放心灵之所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说，台湾至多不过是“行政”意义上的“自己的”国土，那迥异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都让他们如同流放者，一直以“外省人”的身份而存在。其内心的伤痛和饱受的威胁，“可能不下于被迫移民国外”12，对于台湾本土居民来说，他们是“异乡人”，而事实上，他们乃至他们后代子女，也不曾把自己当作台湾人。他们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生活圈子“眷村”。来自“眷村”的作家苏伟贞曾说：“他们的父母一口乡音，他们关起门来和父母以籍贯上的语言对话……出得村门，他们讲国语客语或台语。很小，他们就像活在外国。他们身份证上的籍贯画出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13他们成为自己国家领土内部的“流亡者”。他们曾心心念念想以“解放者”身份回归的故乡和祖国，越来越成为仅存于想象中的“完全是语言文字构筑起来的历史政治文化之乡”14，“中国”的意义成为他们阅读和书写的主题、爱恋的对象，却显然是无法回归的“乐土”。“蒋介石始终未能实现反攻大陆的诺言，一九七五年黯然去世。对许多台湾人而言，这无异是最终的背叛以及至大的谎言，嘲讽了他们一生的信仰。”15 然而，“流亡”16的错置也并非完全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观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perspective）”。17据台湾学者彭小妍所言，从1987年台湾解严开始，迂回地指出台湾历史文化错综微妙之处的，多半是处在“流亡者”状态的“外省”知识分子。就知识上论，这正是一种观念或经验与另一种观念或经验的两相对照，从而使得对照的双方在这种并置的过程中不时以新颖的面貌出现，并成为一种思考的方式。18
那漫长的离乡流亡的岁月里，现代中国所经历的历史变动赋予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除了地理空间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生存状态上质的提升和跨越外，更触及了政治空间的转化所带来的种种不得已的人生转折以及悲辛交集的精神世界。从大陆到台湾，一个是魂牵梦萦的成长地，一个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两处都是她们的故乡。然而，两地之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蕴含着的复杂微妙的互动，虽有着可循的印记却又终究难以尽诉。齐邦媛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过她于1977年远赴日本北海道，“想体会一下东北故乡的寒冷。但是，没有遇到雪。我站在海边，望着北方的家乡，放声痛哭”19。这或许是许多20世纪50年代女作家精神深处的深刻、独特而真切的境遇：个体的生命脉络永远伴随着失落在故土的青春记忆而始终难以抹却悲怆的底色。她们用尽一生所努力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始终伴随着永不停息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和反省。对于她们，写作本身显然并不仅仅为了重温旧梦，更是仰赖着叙述和记录这种行为本身来求证自身。也正是这种承载着历史的“风景”的存在，民间情感与政治语境才获得某种对话的可能。
四、结语
柄谷行人谈论的“风景”，实际上涉及的是与日本现代性相关的问题。而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在叙述中发现的或呈现的“风景”，实际上也同样触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近代以来，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然而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纷争，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以想象的方式到来，而反思“民族久患偏废”的“积弱”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认为“男女未能平均负责”是一个重要方面20。因此旧式女人“不是在传统的‘男女之别’中，而是在‘中西之别’的方向上被识读的”21。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剧及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等文章之后，娜拉“砰地一声”决然出走的身影成为彼时中国青年的精神楷模和行动典范，同时也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兴奋点和“人的发现”的突破口。由此，女性解放的诉求与民族国家话语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也就是说，“娜拉”出走不仅指示着个人选择的路径，还牵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22。“立国与自立，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的双向同构，在女人这里表现得尤其突出。”23在家国话语资源的覆盖下，女性解放的主题，始终没有获得过详尽而科学的自我陈述、呈现与辩护的机会。正如李陀所说：“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24
有意思的是，在1950年代的台湾，“当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将台湾设定为反共的跳板时，抵台的女作家已然放下行李，思索着新居布置的问题了。”25“她们书写的重点在于思量在此重建家园的困境与方法”，以及“前情旧梦一一粉碎以后，女性如何从固有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下解套，寻求再建构的可能”26。丁玲于20世纪40年代通过《在医院中》的“陆萍”形象提出的困惑：如果个人“不迁就革命体制的需要，她将一无是处”27吗？这个看似随着丁玲自身风雨浮沉的命运湮没于无声的问题，意外地在1950年代渡海去台、流寓他乡的女作家笔下获得了另一种回答。
应该说，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及其创作，不仅是对国民党强势意识形态的突围，其中传达的理性、温暖与坚韧，至少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知识者群体及其精神的重塑提供了某种面向。特别是在现今“海归”与旅外作家越来越多的文化语境里，处在“流寓”状态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心理环境与生存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面对她们笔下的“风景”与“家园”建构的多面性，如何在多元的当下叙述与历史经验之间寻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衔接，恐怕也是理顺中国现代性话语资源的一项重要实验。
【注释】
①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17-19、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23黎湘萍：《文学台湾——文学知识者的文学叙述与理论想象（增订版）》，120、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刘心皇：《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与索引》，48页，台北天视出版社1981年版。
④“伪救亡”：国民党试图以意识形态干涉和操纵文学创作，因此只有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中國合法“政府”，将共产党视为“外敌”，高喊“为民族”“为国家”的口号，将内战失败的事实放置于“救亡图存”的延长线上，才能遮掩其对历史的扭曲、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质和地位重新规范的企图。
⑤王德威：《一种逝去的文学——反共小说新论》，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144页，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
⑥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⑦钟梅音：《闲话台湾》，见《冷泉心影》，102页，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⑧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⑨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⑩刘枋：《陋室》，见《千佛山之恋》，65页，台北今日妇女社1955年版。
11萨义德：《格格不入》，11-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2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3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3苏伟贞：《序：眷村的尽头》，见《台湾眷村小说选》，7页，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
1415彭小妍：《再现的危机：历史、虚构和解严后的眷村作家》，見《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313、332-3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6当然这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土内”的“流亡”，并不完全与萨义德所论述的“异文化”冲突中的“流亡”相似，而带着更多的意料之外的“同宗同族”的生命隔绝。
17萨义德：《格格不入》，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8萨义德：《知识分子论》，48-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9苏娅、齐邦媛：《如果注定漂泊，那么让灵魂安顿》，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8月19日。
20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3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
21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50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2张春田：《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3页，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24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2526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352、35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27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俞巧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类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1950-2010）”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ZDA138〕
一、“家国”话语系统下“风景”的发现
柄谷行人认为，风景的发现不是存在于直线式的历史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柄谷行人所论述的“风景”，显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被视为风景的大自然或名胜古迹，而存在于某种理念及其叙述之中，这种叙述是一种“来源于主体的叙述”，而主体或主体性是由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诸种力量的“装置”生产并建构出来的，“同时也相应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表现文化“风景”的载体，文学是某种特定时期“既定文化的表现形态”，同时也通过“想象来塑造新的文化性格”②。
国民党迁台初期，认为国共内战失势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文艺的不重视，致使共产党以文艺作为工具，进行思想渗透，导致大陆沦陷”③，因此建立强调“战斗精神”的文艺体制，成为国民党当局极为推崇的政治文化目标。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大都围绕着“反共复国”的“伪救亡”④政治理念，充斥着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恶意想象。对此现象，王德威曾做过分析：“绝大部分的反共作家，都是四五十年代之交仓促来台的流亡者。他们有的少小离家，有的抛弃妻子，避乱海角，对国家命运的忧疑，未尝稍歇。发为文章，故园之思与亡国之痛竟成为互为表里的象征体系。”⑤也就是说，1950年代的台湾，在动荡时局下产生的政治文化经验，有着某种概念化的普遍性。由此，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倡导下的文艺体制，就成为一种生产性的“装置”，一方面生产“反攻大陆回故乡”的政治理想和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生产一种隐性的个人愿望，使流亡海岛的人生遭际获得一个合理表达和寄托的方式。当国民党“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承诺越来越远，“流寓”作为一种切实的生活状态被确立起来，以淡化政治叙事而专注世情表述为主要特征的女作家创作事实上成为“民间”风景叙述的主要构成，也成为由细微处“发现”世界和人生的重要途径。并在实际上改变了台湾的文坛生态。
不可否认，在台湾当局的“重奖”，以及所谓“反共复国”“还我河山”等口号的催化下，家国意识也在迁台女作家的情感认知中滋长。因此有潘人木的《涟漪表妹》、艾雯的《二十五孝》、张漱菡《笑声泪痕怒火》《兽蹄和血债》等呼应国民党官方政策的小说。尽管她们未必有明确的契合于国民党官方的政治信仰，事实上也未必擅长政治题材的写作。但“国土沦丧”的意识形态想象、家园残破以及骨肉失散的历史伤痛确实也是她们的叙述、表达的思想资源和情感动力。
事实上，她们创作中更多的是关于童年、亲情、友情、故乡风土民情的记录。比如琦君的文字中总是留存着浙江永嘉的影子，江南水乡的秀美风景、淳朴民情，清雅趣味跃然纸上；张秀亚的笔下，故乡邯郸的田园村落，清泉翠叶、细草幽林，这些充满着地域色彩的故园图景，实际上是记录作家自身生命之源的開始。记忆中生活的地理环境、成长求知的线索，在1950年代女作家的回眸视野中成为生动鲜活的影像，不断在她们流寓他乡的岁月里回放。
然而，流寓生涯中的回忆并不总是温情弥漫，充满喜乐的。在她们的故乡叙事里，若隐若现的则是性别政治的微言。她们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触碰到的是艰辛岁月里难以跨越的贫富鸿沟，是男权话语遮蔽下爱情婚姻的真相，是底层女性悲惨各异的人生。
琦君《阿玉》中的阿玉，《橘子红了》中的秀芬、张秀亚，《娥姐》中的娥姐、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秀贞都是旧时代恋爱悲剧的演绎者和承担者。阿玉是二姨娘买来的丫鬟，与三叔彼此倾心，相互爱慕，后被二姨娘发现而强行拆散；秀芬是大妈为大伯挑选来传宗接代的三姨太，她美丽聪慧，与六叔年龄相仿、心心相印，碍于在封建大家庭中的叔嫂伦理身份，这份感情无疾而终。娥姐是乳娘的女儿，与采哥儿青梅竹马，也同样敌不过流言蜚语和世俗的偏见，娥姐的心愿最终落空；秀贞是惠安馆的女孩儿，与大学生思康相恋，违背世俗未婚先孕。思康一去不回，女儿被父母视为奇耻大辱而丢弃。秀贞遭受双重打击至精神崩溃而发疯。
而传统社会里遭受伤害的岂止是这些对幸福抱着痴心妄想的年轻女孩。那些有着“大太太”名分，或恪守着三从四德行为规约的传统妇女，也同样承受着另一种更为隐忍的伤痛。
《橘子红了》中的大妈，斯文、贤惠、能干，因不能生育而遭到大伯冷落。她所有的哀愁都隐藏在沉默里。她给丈夫娶三姨太，是用最委曲求全的方式祈求丈夫回家，最终也未能达成心愿。《兰姨娘》里小英子的母亲，同样也是安守于家庭、以丈夫为天的传统妇女。她目睹着丈夫与兰姨娘的暧昧关系却无可奈何。《烛》里的韩大奶奶为了显示自己“大太太”身份的“高贵尊严”，对丈夫纳妾也无任何异议。但她终究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只能以谎称“头晕”“腿痛”来引起丈夫注意。久而久之，因假戏真做而变成真正瘫痪的病人。
这些受制于“三从四德”封建道德观、价值观的传统女性，或期待男性作为拯救者带自己走出困境走向幸福，或期待以妥协和隐忍成全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婚姻佳话。但无论她们多么小心谨慎，多么克己礼让，她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以“父权”“男权”为中心的权力伦常，而始终无法逃脱被无视、被冷落的命运。她们所期许的“幸福”和“圆满”，实际上从未有任何方式可以抵达。所有这些挥之不去的生存疼痛，不正是启蒙运动之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们所竭力要逃脱和反抗的生活吗？ 面对国民党当局所打造的集体性“返乡神话”，失落的故园理所当然也是女作家们持续的情感资源，是她们不断与台湾这个“异域空间”类比的参照物。但她们的返乡梦，显然没有主流文坛上男性作家的所谓“战斗文艺”的狂热和偏执，她们追寻和想象的“家园”，不是对地理空间意义上故土的简单回应，更不是基于“伪救亡”理念而产生的对国家统治权归属的辩论，而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生命反思。她们在彷徨与困顿中“发现”的其实是因偏执的政治理念而沉迷于“战斗文艺”的主流文坛所忽视的、但又深藏最多真切感受的“风景”。
二、“风景”的再发现与“家园”的再定义
在柄谷行人看来，风景是通过某种“颠倒”即对外界不抱关怀的“内面（内在）之人”而发现的。“颠倒”并非意味着由内在性而产生风景之崇高，相反，是这个颠倒使人们感到风景之崇高存在于客观对象之中，由此代替旧有的传统名胜，新的现代名胜得以形成。也就是说，风景的发现不是唯心的，是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时打破约定俗成的旧有认知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形成新的认知视野的过程。
初到台湾，女作家群体中除了林海音是抱着从容踏实的心态“归乡”来，其余多数是仓皇间“避祸”而去。当她们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林海音感受到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亲切，而其他大多数女作家面对的则是身处异地他乡的惶惑隔膜。所幸，祖籍福建上杭的钟梅音感受到的是台湾当地人“忠厚淳朴，不善虚伪”的热情和真诚；在北京城长大的张漱菡感受到的是本地人“淳朴而和善”的眼光。日常生活经验所累积起来的感觉结构，多少安慰了她们眼中的满目凄凉，也促使她们循着细腻的生活感知，跳脱出了在政治意识形态绑架下“思念和重返失乐园”⑥的创作视野而逐渐“发现”脚下这片土地。
钟梅音发表于1950年光复节的《闲话台湾》中认为，台湾本省同胞是“善良的”“坚忍的”，而“政府没有能够为他们的幸福尽到最大努力”⑦。在国民党政权迁台的第二年，她采用“马克思主义色彩强烈的说法批评患有恐共症的国民政府及其资本主义政策，为本省同胞进言，不可谓不激进……新移民对旧居民的善意溢于言表”⑧。
艾雯的《渔家女》写一群冒险讨生活的渔民。描述了捕鱼人早出晚归，风浪里讨生活的辛酸。《银色的悲哀》描绘了一群牺牲健康而默默无闻、辛苦劳作、食难果腹的盐民形象。让人想到茅盾的《春蚕》中的老通宝一家，鲁迅《故乡》中的闰土等形象。他们艰辛劳作，却贫瘠荒芜，难以谋生。
林海音的《玫瑰》和谢冰莹《圣洁的灵魂》，描述的都是养女沦为娼妓的无奈与悲哀。主人公秀惠和李宝珠，因无力抵抗艰难生存的现实，最终都选择以自杀明志。
显然，台湾底层民众艰难的人生，特别是“养女”这一群体卑微的命运，引发女作家深深同情，她们在关注这些灰暗的生存底色时，努力寻找解决之道。有意思的是，不少女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现台湾养女与大陆男子恋爱的情节，多少体现出一种通过缔结婚姻而达到省籍融合的愿望。
如果说“五十年代大陆移民来台的意义是双重的、暧昧的。一方面它是仓惶、被迫的逃离，另一方面也有接收、开垦疆土的意涵”⑨。对女作家来说，台湾的意义可能更是独特而重要的。对安家的渴望以及个体生命重建的愿望，召唤着她们从现实出发，在新环境里寻找新的安定。
徐钟佩在《我发现了川端桥》中描绘了落日清河、白鹅牛车以及穿花裙的美丽女孩，俨然似陶渊明笔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般静谧安然的田园景致。刘枋也在《陋室》中不觉吟出：“人生若梦谁非寄，到处能安即是家。”⑩
当然，这种“到处能安即是家”的安宁和笃定的心态，未必完全是美好的山水风光能够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女作家们一直为之努力的“女性独立”的价值在此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
繁露的小说《夫妇之间》曾描述过一对作家夫妇之间的较量。小说对男性作家技不如人而又充满男权性质的心态进行讽刺和揶揄，展现出女性脱离男权桎梏之后的自我力量的证明和对自身权益的勇敢捍卫。
刘枋的《逝水》颠覆了传统小说中“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女性悲情。一个官员小妾，在台湾蜕变成为自信有主见的职业女性，不但拯救了自己，还以一己之力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则写一个失去传统家庭中的合理身份和经济来源的女性，考取师范学校取得教职，在台湾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一个安定的家。
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从故土到台湾的人生奋斗的经验，叙述出女性在不同时空跨度的“家”中所经历的人生转换。历代妇女依附于父权家庭埋没于家门之内的生存真相，成为历经时代磨难的知识女性的参照镜像。这些或许是被时代裹挟着被动出走的“娜拉”，终于不再落入鲁迅“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预言，她们意外或如愿地达成了长久以来以“父亲”“丈夫”为主导的“家庭”秩序之外的独立生活。这个过程或许充满艰辛，但更有自由的快乐。
由此，对女作家而言，她们的个体意识，不再依附于国民党当局所编织的“民族国家”话语才获得生存的空间；她们的家园意识，逐渐由海峡对岸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拓展为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和呈现。可以说，她们拓展了“家园”的意义，也对既定“风景”之外的人、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重新审视。
三、“流亡”的状态与“风景”的发现
关于古今流亡之苦，萨义德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在古代，流放是特别恐怖的刑罚……这不仅意味着远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地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者，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1在萨义德看来，由于流亡者总是无法“单纯地接受人生”，完全融入新环境而成为其中的另一个公民，流离失所意味着从传统意义上的寻常生活中走出而永远成为边缘人。
对于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两百多万军民来说，从踏上台湾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不断回望大陆原乡，不断与环境冲突，不断处在寻找安放心灵之所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说，台湾至多不过是“行政”意义上的“自己的”国土，那迥异的气候、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都让他们如同流放者，一直以“外省人”的身份而存在。其内心的伤痛和饱受的威胁，“可能不下于被迫移民国外”12，对于台湾本土居民来说，他们是“异乡人”，而事实上，他们乃至他们后代子女，也不曾把自己当作台湾人。他们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生活圈子“眷村”。来自“眷村”的作家苏伟贞曾说：“他们的父母一口乡音，他们关起门来和父母以籍贯上的语言对话……出得村门，他们讲国语客语或台语。很小，他们就像活在外国。他们身份证上的籍贯画出一个具体而微的中国。”13他们成为自己国家领土内部的“流亡者”。他们曾心心念念想以“解放者”身份回归的故乡和祖国，越来越成为仅存于想象中的“完全是语言文字构筑起来的历史政治文化之乡”14，“中国”的意义成为他们阅读和书写的主题、爱恋的对象，却显然是无法回归的“乐土”。“蒋介石始终未能实现反攻大陆的诺言，一九七五年黯然去世。对许多台湾人而言，这无异是最终的背叛以及至大的谎言，嘲讽了他们一生的信仰。”15 然而，“流亡”16的错置也并非完全没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疏离造成批判的距离，提供观看事物的另类观点：同时具备过去与现在、他方与此地的双重视角（doubleperspective）”。17据台湾学者彭小妍所言，从1987年台湾解严开始，迂回地指出台湾历史文化错综微妙之处的，多半是处在“流亡者”状态的“外省”知识分子。就知识上论，这正是一种观念或经验与另一种观念或经验的两相对照，从而使得对照的双方在这种并置的过程中不时以新颖的面貌出现，并成为一种思考的方式。18
那漫长的离乡流亡的岁月里，现代中国所经历的历史变动赋予女性知识分子群体的，除了地理空间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生存状态上质的提升和跨越外，更触及了政治空间的转化所带来的种种不得已的人生转折以及悲辛交集的精神世界。从大陆到台湾，一个是魂牵梦萦的成长地，一个是安身立命之所在，两处都是她们的故乡。然而，两地之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蕴含着的复杂微妙的互动，虽有着可循的印记却又终究难以尽诉。齐邦媛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过她于1977年远赴日本北海道，“想体会一下东北故乡的寒冷。但是，没有遇到雪。我站在海边，望着北方的家乡，放声痛哭”19。这或许是许多20世纪50年代女作家精神深处的深刻、独特而真切的境遇：个体的生命脉络永远伴随着失落在故土的青春记忆而始终难以抹却悲怆的底色。她们用尽一生所努力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始终伴随着永不停息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和反省。对于她们，写作本身显然并不仅仅为了重温旧梦，更是仰赖着叙述和记录这种行为本身来求证自身。也正是这种承载着历史的“风景”的存在，民间情感与政治语境才获得某种对话的可能。
四、结语
柄谷行人谈论的“风景”，实际上涉及的是与日本现代性相关的问题。而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在叙述中发现的或呈现的“风景”，实际上也同样触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近代以来，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然而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纷争，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以想象的方式到来，而反思“民族久患偏废”的“积弱”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认为“男女未能平均负责”是一个重要方面20。因此旧式女人“不是在传统的‘男女之别’中，而是在‘中西之别’的方向上被识读的”21。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剧及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等文章之后，娜拉“砰地一声”决然出走的身影成为彼时中国青年的精神楷模和行动典范，同时也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兴奋点和“人的发现”的突破口。由此，女性解放的诉求与民族国家话语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也就是说，“娜拉”出走不仅指示着个人选择的路径，还牵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22。“立国与自立，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的双向同构，在女人这里表现得尤其突出。”23在家国话语资源的覆盖下，女性解放的主题，始终没有获得过详尽而科学的自我陈述、呈现与辩护的机会。正如李陀所说：“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24
有意思的是，在1950年代的台湾，“当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还停留在将台湾设定为反共的跳板时，抵台的女作家已然放下行李，思索着新居布置的问题了。”25“她们书写的重点在于思量在此重建家园的困境与方法”，以及“前情旧梦一一粉碎以后，女性如何从固有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下解套，寻求再建构的可能”26。丁玲于20世纪40年代通过《在医院中》的“陆萍”形象提出的困惑：如果个人“不迁就革命体制的需要，她将一无是处”27吗？这个看似随着丁玲自身风雨浮沉的命运湮没于无声的问题，意外地在1950年代渡海去台、流寓他乡的女作家笔下获得了另一种回答。
应该说，1950年代台湾女作家及其创作，不仅是对国民党强势意识形态的突围，其中传达的理性、温暖与坚韧，至少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女性知识者群体及其精神的重塑提供了某种面向。特别是在现今“海归”与旅外作家越来越多的文化语境里，处在“流寓”状态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心理环境与生存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面对她们笔下的“风景”与“家园”建构的多面性，如何在多元的当下叙述与历史经验之间寻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衔接，恐怕也是理顺中国现代性话语资源的一项重要实验。
【注释】
①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17-19、1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23黎湘萍：《文学台湾——文学知识者的文学叙述与理论想象（增订版）》，120、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刘心皇：《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与索引》，48页，台北天视出版社1981年版。
④“伪救亡”：国民党试图以意识形态干涉和操纵文学创作，因此只有将自己视为唯一的中國合法“政府”，将共产党视为“外敌”，高喊“为民族”“为国家”的口号，将内战失败的事实放置于“救亡图存”的延长线上，才能遮掩其对历史的扭曲、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质和地位重新规范的企图。
⑤王德威：《一种逝去的文学——反共小说新论》，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144页，台北麦田出版社1998年版。
⑥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⑦钟梅音：《闲话台湾》，见《冷泉心影》，102页，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⑧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⑨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7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⑩刘枋：《陋室》，见《千佛山之恋》，65页，台北今日妇女社1955年版。
11萨义德：《格格不入》，11-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2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3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3苏伟贞：《序：眷村的尽头》，见《台湾眷村小说选》，7页，台北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
1415彭小妍：《再现的危机：历史、虚构和解严后的眷村作家》，見《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313、332-3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6当然这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土内”的“流亡”，并不完全与萨义德所论述的“异文化”冲突中的“流亡”相似，而带着更多的意料之外的“同宗同族”的生命隔绝。
17萨义德：《格格不入》，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8萨义德：《知识分子论》，48-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19苏娅、齐邦媛：《如果注定漂泊，那么让灵魂安顿》，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8月19日。
20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3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
21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50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2张春田：《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3页，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
24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2526范铭如：《台湾新故乡——五十年代女性小说》，见《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352、35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27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俞巧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类基金重大项目“六十年来台湾社会思潮的演进与人文学术的发展（1950-2010）”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6ZDA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