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职电影编辑，业余自由撰稿。沉默若失语，多言如八婆。一直忠于理想，坚持面对现实。
　　叫外卖这件事，很多时候都是一念之起，甚至没什么理由的。比如大晚上的，明明两个小时前刚刚吃过晚饭，却偏偏被深夜剧里的大快朵颐勾起了馋虫。披衣起床翻冰箱，迎面而来的是蔫儿了吧唧的一堆蔬菜瓜果，想要吃到嘴里，却还得卷袖子系围裙，下厨点火煎炒烹炸。想想要费这番工夫，顿时就没了食欲。
　　出门找现成的夜宵吃，也是一个办法，不过夏有蚊虫叮咬，冬有风雪直吹，懒压过了饿，告诉自己算了算了，回去窝在床上继续吞口水。可是突然之间，余光扫到了茶几上的几张外卖单子，顿时一蹦三尺高，口水直流心花怒放。
　　这就不得不说说叫外卖的好处了，人懒在沙发里，不慌不忙选好吃什么，轻飘飘一个电话拨过去：“韭黄肉丝一个，锅包肉一个，地三鲜一个，再来一个尖椒豆腐皮，对了，多久能送来啊？”耐心等一会儿，店家小二怯生生摁门铃，声音隔着门闷闷地传进屋：“您要的菜到了。”抄起一件外套，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零钱，喜滋滋开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关了门后，几张旧报纸往茶几上一摊，坐好了腿一跷，就稀里哗啦地吃将起来。试问这种便捷和诱惑，谁能忍得住？
　　印象里，生平见过的最发达的外卖系统，当属当年念书时候的大学东门一带。忙于打游戏的男生和不想走远路去食堂的女生，就在自己宿舍里一躺，打电话叫个宫保鸡丁、酸辣土豆丝之类。那时候叫外卖，是各家小馆子接单后火速做好，然后差遣自家小二跑腿，一个宿舍、一个宿舍送货上门。而今在网络经济的催化下，各家团购网站、外卖网站层出不穷，再加上价格大战和各类补贴，办公室里的白领就更懒得出门了。
　　事实上，叫外卖这种事情，西方是没什么传统的。欧洲封建经济时代，贵族地主们各家各户都占地甚广，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如英剧《唐顿庄园》里那样，大富大贵的人家都备有技巧精湛的私厨，老爷太太小姐们想吃什么，跟厨房说一声便是。直到近代工业化之后，伦敦、巴黎、罗马等大城市完成了城市化，人口密集、商业发达，街区连成片，穿插其中的饭馆多了起来，才渐渐兴起叫外卖。而即便在今天，欧美的外卖也多是比萨、炸鸡之类快餐。而中国人在外卖上的智慧，从古代就开始了。
　　时间往前倒退一千年左右，唐末宋初，长安、汴梁、洛阳、临安等大城市兴起，国民经济蒸蒸日上，市民社会形成，开始讲究吃喝玩乐起来。尤其是北宋南宋，上至皇帝，下到市民，都懒得在家里做饭。据史书记载，孝宗赵构经常派宦官到市场上“宣索”李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臧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外卖，而且“直（值）一贯者，犒之二贯”，小费给得很大方。
　　天子带头不在家里吃饭，市民们也就跟着懒得下厨。“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菜”。甚至还可以派个家丁先去饭馆、酒楼点菜，“逐时施行索唤”，然后再由专人乘车送上门来，送到家了再给钱。如果和某家店关系好，餐具和食盒甚至都能留在府上过夜，第二天伙计再来拿。在妇孺皆知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画家就不忘加了一个送外卖的饭店小伙计，挎着食盒匆忙行走，十分逼真。
　　到了明清，北京、南京的酒馆服务就更周到了，不但送菜的时候准备了一次性的杯盘，甚至还可以登门到府上办宴席，称之为“筵会假赁”。租赁器具，供应酒菜，从下请书（请帖）到安排座次、桌前执事等等，酒楼都会派出专人承揽备办。贵客来了，先“提瓶献茗”，入座饮茶一杯，再端上“看盘”，开始点酒菜。有传菜的伙计记唱念报给厨房，厨房里有“铛头”记录在案，依次烧菜，须臾，“行菜者左手三碗，右臂自手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可以说，主人只要不差钱，不费一丝一毫的事儿就可以在家里大宴宾朋，之后还不用刷锅洗碗，真是不亦快哉。
　　难怪梁实秋先生在《雅舍谈吃》中感叹：“论到吃，怎么吃，如何吃，还要吃得好，吃得妙，吃出花儿来，中国人天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