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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货币主义学说主要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货币中性，一个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而对于这两个支点需要进一步衍生与修正，毕竟世界是复杂的。
经典货币主义学说主要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货币中性，一个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而对于这两个支点需要进一步衍生与修正，毕竟世界是复杂的。
货币中性有一个时间的界定语，即货币在中长期时间里是中性的，如2010年的经济周期或时间更长的经济周期，如果货币供给超过实际经济交易需求，最终将以物价水平全面上涨而体现出来，正所谓“货币终究是水”则源于此。然而，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否则，当今全球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将会犯“集体性错误”，因为他们为了刺激经济快速复苏都在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或超常规地增加信贷规模。
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也需要加上一个定语。在经济资源彻底货币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金融体系完备、宏观经济运行均衡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的。但在经济正处于转轨之中的国家，土地、矿产等资源没有完全货币化或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产品市场薄弱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使居民只有配置货币来预备未来养老金和家庭金融资产，货币流通速度内生地具有下降趋势。而且，宏观经济冷热与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趋势线产生短暂冲击。如我国从1985~2009年，货币流通速度从1.73下降至0.56，这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也有波动，如在2003~2008年经济上行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从0.61小幅上升至0.66，而在2008~2009年经济下行期，货币流通速度从0.66小幅滑落至0.56。对我国而言，货币流通速度整体下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货币流通速度下滑可沉淀央行超额发行的货币。而透过长期统计数据看，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下降并没有完全紧锁住超量货币发行。依据货币数量方程来计算超量货币：货币增速加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再减去通货膨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即可得到一个余值；然后将每年的余值乘当年货币存量；最后累加的数值即是当前的货币存量中超量发行额。结果表明，我国在1990~2009年的20年间，货币超发12.5万亿元，约占当前货币总量的17.3%，约为目前年度GDP总量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正常年份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在超发的货币量中，约36%为国际热钱流入而引起的货币增发——这就是通货膨胀压力的货币根源，过多货币追逐商品的压力时刻悬在我们头上。而且，超量货币正在推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正在由结构型通货膨胀向“双型”通货膨胀迁移——结构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共融共生。各类商品或资产被游资轮番炒作是货币超发及分布失衡的扭曲表现，原材料价格上涨是货币超发的典型表现，而全面“水（货币）涨船（商品）高”是最终表现。此外，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可能使2011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略微反弹，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在面对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战斗中，应主动出击。首先是继续严格控制信贷规模，适度压缩2011年信贷规模，核定2011年新增信贷规模5~6万亿水平。在正常年份，如2006~2007年，年度5万亿左右的新增信贷规模就可将中国投资增速拉高至26%水平，将通货膨胀推升至两位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较好，企业信贷投资需求依然较为旺盛。据商业银行内部评估，截止2010年11月末，全年的7.5万亿人民币新增信贷规模将可能被突破，而且，2011年储备项目的企业信贷需求是商业银行计划信贷规模的150%。由此可见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多大。其二是进一步开拓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制定“直接融资规模增长五年规划”，使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占总融资规模比重五年内超过30%。这既能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又能盘活货币存量，使货币投放由粗放型转向内涵型。其三是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既要“深挖池子高筑坝”，又要“开渠引水”，大幅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扩大资本项目对外流出的自由度。其四是加息和升值，当前应对基准利率再次加息100个基点；允许年度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5%。其五是对农产品生产给予较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其六是行政监管市场物价，将合理涨价和哄抬物价区分开来。
经典货币主义学说主要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货币中性，一个是货币流通速度稳定。而对于这两个支点需要进一步衍生与修正，毕竟世界是复杂的。
货币中性有一个时间的界定语，即货币在中长期时间里是中性的，如2010年的经济周期或时间更长的经济周期，如果货币供给超过实际经济交易需求，最终将以物价水平全面上涨而体现出来，正所谓“货币终究是水”则源于此。然而，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否则，当今全球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将会犯“集体性错误”，因为他们为了刺激经济快速复苏都在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或超常规地增加信贷规模。
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也需要加上一个定语。在经济资源彻底货币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金融体系完备、宏观经济运行均衡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的。但在经济正处于转轨之中的国家，土地、矿产等资源没有完全货币化或货币化程度较低，金融产品市场薄弱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使居民只有配置货币来预备未来养老金和家庭金融资产，货币流通速度内生地具有下降趋势。而且，宏观经济冷热与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趋势线产生短暂冲击。如我国从1985~2009年，货币流通速度从1.73下降至0.56，这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也有波动，如在2003~2008年经济上行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从0.61小幅上升至0.66，而在2008~2009年经济下行期，货币流通速度从0.66小幅滑落至0.56。对我国而言，货币流通速度整体下滑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货币流通速度下滑可沉淀央行超额发行的货币。而透过长期统计数据看，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下降并没有完全紧锁住超量货币发行。依据货币数量方程来计算超量货币：货币增速加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再减去通货膨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即可得到一个余值；然后将每年的余值乘当年货币存量；最后累加的数值即是当前的货币存量中超量发行额。结果表明，我国在1990~2009年的20年间，货币超发12.5万亿元，约占当前货币总量的17.3%，约为目前年度GDP总量的三分之一，相当于正常年份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在超发的货币量中，约36%为国际热钱流入而引起的货币增发——这就是通货膨胀压力的货币根源，过多货币追逐商品的压力时刻悬在我们头上。而且，超量货币正在推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使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正在由结构型通货膨胀向“双型”通货膨胀迁移——结构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共融共生。各类商品或资产被游资轮番炒作是货币超发及分布失衡的扭曲表现，原材料价格上涨是货币超发的典型表现，而全面“水（货币）涨船（商品）高”是最终表现。此外，宏观经济持续走好可能使2011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略微反弹，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在面对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战斗中，应主动出击。首先是继续严格控制信贷规模，适度压缩2011年信贷规模，核定2011年新增信贷规模5~6万亿水平。在正常年份，如2006~2007年，年度5万亿左右的新增信贷规模就可将中国投资增速拉高至26%水平，将通货膨胀推升至两位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较好，企业信贷投资需求依然较为旺盛。据商业银行内部评估，截止2010年11月末，全年的7.5万亿人民币新增信贷规模将可能被突破，而且，2011年储备项目的企业信贷需求是商业银行计划信贷规模的150%。由此可见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多大。其二是进一步开拓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制定“直接融资规模增长五年规划”，使我国直接融资规模占总融资规模比重五年内超过30%。这既能减少对信贷融资的依赖，又能盘活货币存量，使货币投放由粗放型转向内涵型。其三是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既要“深挖池子高筑坝”，又要“开渠引水”，大幅放松强制结售汇制度，扩大资本项目对外流出的自由度。其四是加息和升值，当前应对基准利率再次加息100个基点；允许年度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5%。其五是对农产品生产给予较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其六是行政监管市场物价，将合理涨价和哄抬物价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