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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学界提出以“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①为初衷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之前，姚雪垠于1980年就已经在致茅盾的一封长信中提到了日后“重写文学史”进程中所涉及到的诸多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姚雪垠在这封信中明确指出了对现当代旧体诗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相当篇幅大致建构出了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框架②。此信毫无疑问是极具前瞻性的，即便被置于当前语境下，仍不失其深度与独特价值。
现今距姚雪垠提出颇具远见的提议已有30余年，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完成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不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的合理建议少有人将其付诸实践，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踪影依然难觅于这些文学史论著之中③——即使“旧体诗词是否入史”已数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④。我曾在不同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谈及此问题⑤，并不止一次地呼吁：文学史应该收入现当代旧体诗词。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此问题逐步深入的论争，旧体诗词获得一定程度与范围上的承认，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论争不应就此终结。应该看到，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难，许多学理层面的疑惑仍有待在进一步的论争中解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话语权”与“失语症”等若干笔者持续关注的命题，对“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
一
学术论争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是论争双方所坚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应当一致。倘若论争的前提不清、概念含混，难免出现郢书燕说、人言人殊的尴尬情况，这样的论争不仅不具备基本有效性，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棘手。“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很多讨论，即陷入类似的“泥潭”或“迷局”之中。
支持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往往列举其庞大的创评群体、斐然的艺术成就以及依旧葆有的文学活力等优长，指出旧体诗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而反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则指斥旧体诗词僵死古板的形式、黯淡低迷的前景乃至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冲击等，或坚决或迟疑地否认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两大阵营学者们，援引各类资源、史料，“不亦乐乎”地申明立场、驳斥彼此、提倡呼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一片喧腾热闹之中，双方阵营都一致将论争的“靶心”设定成“旧体诗词是否入史”这一命题的“旧体诗词”部分，却集体性地轻视或忽视了此命题中“史”这一个字对于论争的重要意义——对“史”统一的限定既是论争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论争有效性的坚实保障。
由于在语言和形式上与“新诗”之间的显著差别，不论“现当代旧体诗词”以何种称谓（如，“现当代古体诗词”“现当代古典诗词”“20世纪旧体诗词”等）出现，论争双方并无过多分歧，其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细究的话，这一研究对象行将进入或被摒弃而出的“现当代文学史”，在论争双方那里却并不是同一码事：支持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时间范围层面来使用“现当代”——支持者甚至策略性地将其替换为时间意义更为明确的“20世纪”⑥——这一限定词来修饰“文学史”，而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则从文学性质层面来使用“现当代”——与“旧的”相对立之“新的”，或具有所谓的“现代性”的——限定“文学史”。由是，论争的双方正如在不同时空里缠斗的武者，虽各自虎虎生威地相互挥着斧钺，却难直抵敌方要害，所有粗狠的劈斫动作皆抡向虚空，费力而无益。
正如来自武汉大学的年轻学者吕东亮不无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直观地看，旧体诗词能否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是一个名实之辩的问题”⑦，即，论争之焦点实质上最终从论争的主题“旧体诗词”落脚到了论争的前提“文学史”上：支持入史者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目前的描述“现当代”时间范围内的“文学史”是“名不副实”的，而反对入史者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申明以描述“现代性”或“新的”文学为任务的“文学史”欲“名实相副”的话，势必将“旧的”诗词排除在外。这样看来，“必也正名乎”，不但正确而且必须。设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现当代文学史”被更精确地分别命名为“现当代时期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当代新文学史/现当代有‘现代性’的文学史”的话，论争双方应该会少很多歧见和争执，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讨论似乎也可以就此而消歇了。马大勇先生对于这些争论的意见是中肯的，“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⑧，而黄修己先生更是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推动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工作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是一个有待垦拓的学术“沃土”，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然而，论争的消歇不应是思考的终点而应成为其起点，在历次的论争过程中，一些当前学界的“痼疾”被或隐或显地暴露、呈现出来，亟需我们对其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
黄修己先生在论述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时，就已隐隐意识到了“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前长时间里称‘中国新文学史’”⑩的事实，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讨这一变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一篇直接回应黄修己先生的文章中，苗怀明则对此“偷换名称”现象进行了较为精辟的分析：
有些研究者总是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态度，旧和俗的一方总是作为批判靶子的身份出现，被断章取义地丑化、妖魔化，其正面主张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混用，就是这一思路最明显的体现，不管这种混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扬新、雅抑旧、俗之举基本上沿袭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路。……{11} 上述引文实质上揭露了一个令人警惕的问题：治史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新的”文学等同为现当代时期内所有的、唯一的或值得书写的文学形式，而粗暴地一笔勾销或选择性地遗忘了所谓“旧的”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存在意义。有意识地勾销或遗忘的行为难免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影响——毕竟黄、苗二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及20世纪50年代是“新文学史”转变为“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无意识地勾销或遗忘行为因其隐蔽性和普遍性对学术研究造成实际伤害要严重得多。治史者的这类“无意识”正来源于其对“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遗产的“令人遗憾”的继承。
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史书美教授考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着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式的启蒙性话语，如“新/旧”“传统的/现代的”“农业的/工业的”“直觉的/理性的”等，她指出“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时间的价值尺度被附着在每一组二元对立之上”，而“二元对立中的每一极都无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或根本消极或完全积极的含义”{12}。这种二元对立的建构以及寄寓其中的粗暴价值判断在旧体诗词领域体现得极为明显：启蒙者们提倡“诗歌的声韵格调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准备“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样做，就怎样做”{13}，并且认为“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14}。此类价值判定还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甚至产生了很多如吴稚晖要把中国国粹扔到茅厕里去的大胆论断{15}。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与“赛先生”的提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在文章中他饱含激情地提倡“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决心与黑暗的旧世界分道扬镳，不避“攻击笑骂”“断头流血”，呼吁“光明时代”的到来{16}。“民主”和“科学”被视为是救国救民、存种图强的重要保障，拥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换言之，讲求严格的逻辑划分、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展开的科学观念或者科学主义成为“五四”文人反传统、建立新学术的“利器”，并“逐步演变成为统领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17}，进而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古代话语体系的新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诚然，作为“五四”的重要遗产之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承认且为“科学主义”的诸多成果欢欣鼓舞，然而，当“科学主义”成为统摄社会文化的唯一“元语言”，当对科学的“有意识”使用演变成了对科学的“无意识”崇拜，“科学主义”就由此转换为“唯科学主义”，它对于文学史的书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被忽视和低估。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逻辑更像是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文学与新文化所淘汰、取代。“传统”“新/现代”不但分别对应了时间轴上的先后次序，同时还暗含了价值判断的好坏优劣，亦即，“时间”这一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价值判断的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关于这一倾向，唐弢先生的言论十分具有代表性：“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词？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词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18}“回头”这样的说法以空间的远近隐喻了时间的前后，生动形象地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回头”过往既无必要亦无价值，因为，“路”总是要向前走的。在这种倾向的导引下，文学的历史被视为是“不断‘进化’的链条，而组成这一链条的，则是一系列的断裂性阶段”，“不断划分阶段，不断把每个阶段宣布为‘新的起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断掩盖新的阶段与过去的关联”{19}。以此为逻辑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当然无法尽可能地逼近历史——反而是在疏离历史，也就更无从谈起尊重和还原历史史实了。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独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断地进行了价值重估，往往被贴上“非科学性”“无体系性”之类的标签。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例，对它经常会存有这样的错误印象：“散乱琐碎，不成系统……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20}如此来讲，《文心雕龙》《闲情偶寄》《原诗》这类著作也是没有体系的著作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错误印象的由来不在于中国文论没有体系性，而在于我们习惯拿着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来审视中国传统的文学及文论，我们本有的系统和形态当然会在这种审视和“被对象化”中产生严重的改变和扭曲。比如，学界以逻各斯来阐释“道”、以柏拉图的天才灵感论对应性灵说等做法，实际上无疑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切硬割，导致研究者在阐释中不断地陷入阐释的漩涡，得出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概念，甚至出现了中国人读不懂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论的怪现象。除了制造了“阐释漩涡”之外，唯科学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异质性”。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根本相异的，这种“异质性”是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特性之一。然而，西方的科学主义作为“元语言”已然构成了我们当代言说的基本范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说”以及“说什么”，因为“无论我们将核心理念定位于何种‘异质内涵’，知识系统的逻辑演进都将沿分析性路数走完被先在理念所规定的逻辑域”{21}，文化的“异质性”由此遭受到巨大破坏，这无疑对我们深入认识自身以及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严重的戕害。
发人深省的是，当认真地梳理和回顾“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在直线式的二元对立和粗暴的价值判断之外，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一直存在着。关于新旧诗词之争，反对者斥责新诗倡导者“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诗”是“矫枉过正”并不奇怪{22}，即便是支持者阵营中也有很多人在新文化运动风潮过后纷纷“勒马回缰写旧诗”{23}，态度与语气要比以前更为宽容与通达，认为“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24}，坦然承认当初带着“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25}的自信对旧体诗词乃至旧文学、旧文化的“恶骂立攻”，只是在“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的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 {26}。这种清醒理性的反思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以“五四”传统继承者自居的我们倘若忽视这一点，依旧把彼时争夺话语权的“权宜之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视作是“理所应当”，而不去自觉地彻底清理“唯科学主义”的思维痼疾的话，那么，今后的学术研究仍然只能是“令人遗憾”着地继续遗憾下去了。 三
除了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有意或无意的等同外，历次论争中意见不同的诸位学者围绕着“现代性”一词进行反复言说、探讨的现象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学界的某种尴尬处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醒。
在论争中，“旧体诗词入史”的反对者认为文学形式的现代性与内容的现代性同等重要，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依此定论“旧的格律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27}；而“旧体诗词入史”的支持者则认为“现代性与古典语言、古代文体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应以排斥这些因素为前提才能得以确立”{28}，相较于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支持者们更重于文学内容，认为“主体精神的健全饱满，文本精神的充沛强大，能使一切诗体灿然生辉”，并且“恰恰是‘现代性’的引入为确立旧体诗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中的合法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29}。
在上述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入史”问题的态度是审慎而辩证的：吴晓东在《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一文中主张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纳入到现代文学史当中，但是他随即指出“上述思路并不意味着企图简单化地超越或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观”，毕竟“以‘现代性’作为核心取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规范”，他希望“谨慎从事”，以“最终建立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30}。陈国恩也在数篇文章 {31}中认为现代旧体诗词应该“慎入”现代文学史，理由是对于“启蒙现代性和现代白话语言形式的意义”的看重，以为“在还没有解决好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之前，只是简单地把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会给现代文学学科的调整带来某种混乱”，但是他也承认“一切皆有可能”，在未来当“五四所确立的现代性已经完成使命”时，“文学的语言形式到底是文言还是白话”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次论证过程中，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文章在使用“现代性”一词进行立论时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值得商榷的地方：反对“入史”者如王泽龙，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给了现代性众多定义”，另一方面却为了展开观点，对“现代性”给出了自己的新定义（详见本节第二段的引文）{32}；支持“入史”者如陈友康，虽然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概念被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现代性的理解却众说纷纭”，甚至有“随意增加或变更其内涵”现象的出现{33}。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先生在文章中对现代性的理解远未达到充分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有人把语言形式的变革也看做现代性”的直接指责是否也是另一种的“随意增加或变更”呢？由此看来，中立者们审慎而辩证的态度并非仅是一种言说策略，这种态度本身即体现了其对“现代性”模糊的概念边界的警觉，吴晓东为自己文章所作注解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现代性’本身是否存在多种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无所不包的‘现代性’等问题，不失为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题目。” {34}
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标准在学界的过分“泛滥”，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性”概念的引入毋庸置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有论者总结：“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现代性的重新发掘，不只是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简单的历史追溯与焊接，而且同时也为“新时期”文学研究配置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并且显示了巨大的解释能力。”{35}这一种具有“巨大的解释能力”的理论话语对文学研究者们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现代性”被十分广泛而又非常不严谨地使用——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内涵就已充满了矛盾和对抗，而中国的学者们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使它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意义赋予的过程——的时候，它便成为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以至于失去了作为理论话语应具有的阐释的有效性，从而进入一种许多文学研究的对话与论争无法真正进行下去的吊诡处境。“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中围绕“现代性”生发而出的许多讨论就是此处境中的冰山一角，因此，李仲凡呼吁“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不再仅仅为它（注：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 {36}是非常合理而明智的。
学界从一开始为“现代性”的“诱惑力”所倾倒，到后来的审慎而警觉，再到最终欲跳出“现代性”的束缚而后快，这样剧烈的态度转变不得不令人认真思考：我们所使用的理论话语体系本身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王富仁先生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一文中不无痛心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被当做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7}换言之，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是对西方“知识”的直接移植，而非中国文学研究经验的自我积累、自然成长的结果，亦即，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失语症”不只生发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它还散播至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蔓延成为一种极其严重的“文化病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成了一个学术“哑巴”{38}。这种学术上的“喑哑”“失语”，一方面使我们的文学阐释与本土复杂、原生的文学形态或经验之间始终存有一层“隔膜”，从而导致文学阐释效力以及公信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它还牺牲了文学事实自身的丰富性，疏漏、遮蔽了许多文学现象——现代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所遭遇的命运即是显例。
然而，指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正如质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样，当我们对西方横向移植而来的概念开始警觉、丧失信心并继而意识到长久以来的“失语”之后，我们的文艺理论、阐释话语又将何去何从？ 四
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端，李怡教授的观点最为透彻通达：“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他甚至大胆设想：“在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世纪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对这一概念过分的依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出其他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39}李怡教授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十分可贵，令人钦服；同时，他的“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整合出“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的设想，也是笔者多年以来重点关注的一个命题。
1995年，我首次提出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40}，与之紧密配合的另一个命题就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41}，意图在指明学界固有症结的同时，尝试导引中国文论走出“无地彷徨”的泥淖，并由此开始逐步探讨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和话语重建的策略：重建和创新最先是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否定开始的。理由是，倘若作为文论话语重建最重要资源的古代文论被所谓“现代转化”的话，其实质仍只是对古代文论生命力的再次否定以及“唯科学主义”更为隐蔽的归化行为罢了；紧接着“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中国化”作为重建与创新思路被明确地提出，意图“以中化西”，让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实现水乳交融的结合，以摆脱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窘境，从而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
除了学理层面的争鸣和探索外，笔者还带领自己的博、硕士生进行了许多实际的重建与创新工作，如通过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文化规则，将“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虚实相生”作为中国文论的“元语言”，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展开与西方文论的交流与对话；又如，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中提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直接阅读，让学生直面经典、援引经典，尝试在现实语境中去激活中国文论；再如，笔者近年来连续撰文呼吁在文学史中给予“无地彷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以适当的生存空间——本文亦包括在内，其初始动机何尝不是为了同样处于“无地彷徨”“失语失声”处境的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创新呢。
当然，在中国文论经受西方话语多年的冲击和遮蔽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想要最终实现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外在影响和内在植入、祛除“唯科学主义”不良影响、避免出现“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单项偏重等目标，仍然是障碍重重、充满阻力的。对困难的充分预估并不会影响重建文论话语的坚定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笔者愿与诸位方家一道，以反思“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为起点，重新恢复起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化合中西、自铸伟辞，以自身切实的研究实绩，去彰显民族精神、重塑民族传统，最终帮助中国文论走上一条真正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重建与创新之路。
注释：
①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②姚雪垠：《无止境斋书简钞》，《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③ 笔者在《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所著古体诗词的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一文中将此类论著分为三大类（即现当代文学史论著、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现当代文学综合类史料丛书），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详细考查，发现现当代旧体诗词不被作为论述和研究对象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还有论著把原本入史的少量旧体诗词摒弃掉的情况。
④关于相关争论的梳理，可具体参考辜学超《略谈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讨论》（《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一文。
⑤ 如《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
⑥详见陈友康《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等。
⑦ 陈国恩、吕东亮等：《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⑧{28}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⑨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
⑩黄修己：《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11}苗怀明：《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粤海风》2001年第5期。
{12}[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4页。
{13}胡适：《谈新诗》，吴奔星等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4}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转引自朱德发著：《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5}胡适：《文化冲突》，转引自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1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1号。
{17}曹顺庆：《唯科学主义和中国文论的失语》，《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18}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转引自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书。
{19}洪子诚、静矣：《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20}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21}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代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文学批评》1999年第4期。
{22}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04页。
{2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24}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胡适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25}转引自胡适：《胡适集》，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26}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载《艺术与生活》，群益书社1931年版，第122-123页。
{27}{32}王泽龙：《关于古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9}{33}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0}{34}吴晓东：《建立多元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31}详见《时势变迁与现代的古代诗词入史问题》（《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等文章。
{35}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36}李仲凡：《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求索》2008年第12期。
{37}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见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38}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9}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
{41}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现今距姚雪垠提出颇具远见的提议已有30余年，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鼓舞与激励下完成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不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的合理建议少有人将其付诸实践，现当代旧体诗词仍“被疏漏和遮蔽”、仍处于“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况，其踪影依然难觅于这些文学史论著之中③——即使“旧体诗词是否入史”已数次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④。我曾在不同场合和多篇文章中谈及此问题⑤，并不止一次地呼吁：文学史应该收入现当代旧体诗词。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此问题逐步深入的论争，旧体诗词获得一定程度与范围上的承认，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论争不应就此终结。应该看到，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难，许多学理层面的疑惑仍有待在进一步的论争中解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话语权”与“失语症”等若干笔者持续关注的命题，对“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
一
学术论争有效展开的必要条件是论争双方所坚持的前提、所使用的概念应当一致。倘若论争的前提不清、概念含混，难免出现郢书燕说、人言人殊的尴尬情况，这样的论争不仅不具备基本有效性，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棘手。“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很多讨论，即陷入类似的“泥潭”或“迷局”之中。
支持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往往列举其庞大的创评群体、斐然的艺术成就以及依旧葆有的文学活力等优长，指出旧体诗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而反对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者，则指斥旧体诗词僵死古板的形式、黯淡低迷的前景乃至对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冲击等，或坚决或迟疑地否认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资格。两大阵营学者们，援引各类资源、史料，“不亦乐乎”地申明立场、驳斥彼此、提倡呼吁。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一片喧腾热闹之中，双方阵营都一致将论争的“靶心”设定成“旧体诗词是否入史”这一命题的“旧体诗词”部分，却集体性地轻视或忽视了此命题中“史”这一个字对于论争的重要意义——对“史”统一的限定既是论争展开的必要前提，也是论争有效性的坚实保障。
由于在语言和形式上与“新诗”之间的显著差别，不论“现当代旧体诗词”以何种称谓（如，“现当代古体诗词”“现当代古典诗词”“20世纪旧体诗词”等）出现，论争双方并无过多分歧，其所指向的都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细究的话，这一研究对象行将进入或被摒弃而出的“现当代文学史”，在论争双方那里却并不是同一码事：支持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时间范围层面来使用“现当代”——支持者甚至策略性地将其替换为时间意义更为明确的“20世纪”⑥——这一限定词来修饰“文学史”，而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则从文学性质层面来使用“现当代”——与“旧的”相对立之“新的”，或具有所谓的“现代性”的——限定“文学史”。由是，论争的双方正如在不同时空里缠斗的武者，虽各自虎虎生威地相互挥着斧钺，却难直抵敌方要害，所有粗狠的劈斫动作皆抡向虚空，费力而无益。
正如来自武汉大学的年轻学者吕东亮不无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直观地看，旧体诗词能否进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是一个名实之辩的问题”⑦，即，论争之焦点实质上最终从论争的主题“旧体诗词”落脚到了论争的前提“文学史”上：支持入史者站在自己的立场指责目前的描述“现当代”时间范围内的“文学史”是“名不副实”的，而反对入史者则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申明以描述“现代性”或“新的”文学为任务的“文学史”欲“名实相副”的话，势必将“旧的”诗词排除在外。这样看来，“必也正名乎”，不但正确而且必须。设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现当代文学史”被更精确地分别命名为“现当代时期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现当代新文学史/现当代有‘现代性’的文学史”的话，论争双方应该会少很多歧见和争执，围绕“旧体诗词是否入史”的讨论似乎也可以就此而消歇了。马大勇先生对于这些争论的意见是中肯的，“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⑧，而黄修己先生更是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来推动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工作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是一个有待垦拓的学术“沃土”，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然而，论争的消歇不应是思考的终点而应成为其起点，在历次的论争过程中，一些当前学界的“痼疾”被或隐或显地暴露、呈现出来，亟需我们对其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
黄修己先生在论述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时，就已隐隐意识到了“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前长时间里称‘中国新文学史’”⑩的事实，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讨这一变动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一篇直接回应黄修己先生的文章中，苗怀明则对此“偷换名称”现象进行了较为精辟的分析：
有些研究者总是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新、雅的态度，旧和俗的一方总是作为批判靶子的身份出现，被断章取义地丑化、妖魔化，其正面主张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混用，就是这一思路最明显的体现，不管这种混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扬新、雅抑旧、俗之举基本上沿袭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路。……{11} 上述引文实质上揭露了一个令人警惕的问题：治史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新的”文学等同为现当代时期内所有的、唯一的或值得书写的文学形式，而粗暴地一笔勾销或选择性地遗忘了所谓“旧的”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存在意义。有意识地勾销或遗忘的行为难免受到文学之外因素的影响——毕竟黄、苗二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及20世纪50年代是“新文学史”转变为“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时间节点，而无意识地勾销或遗忘行为因其隐蔽性和普遍性对学术研究造成实际伤害要严重得多。治史者的这类“无意识”正来源于其对“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遗产的“令人遗憾”的继承。
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史书美教授考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着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式的启蒙性话语，如“新/旧”“传统的/现代的”“农业的/工业的”“直觉的/理性的”等，她指出“在这些二元对立中，时间的价值尺度被附着在每一组二元对立之上”，而“二元对立中的每一极都无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或根本消极或完全积极的含义”{12}。这种二元对立的建构以及寄寓其中的粗暴价值判断在旧体诗词领域体现得极为明显：启蒙者们提倡“诗歌的声韵格调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准备“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样做，就怎样做”{13}，并且认为“此等没价值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14}。此类价值判定还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这一时期甚至产生了很多如吴稚晖要把中国国粹扔到茅厕里去的大胆论断{15}。倘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与“赛先生”的提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在文章中他饱含激情地提倡“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决心与黑暗的旧世界分道扬镳，不避“攻击笑骂”“断头流血”，呼吁“光明时代”的到来{16}。“民主”和“科学”被视为是救国救民、存种图强的重要保障，拥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换言之，讲求严格的逻辑划分、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展开的科学观念或者科学主义成为“五四”文人反传统、建立新学术的“利器”，并“逐步演变成为统领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17}，进而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古代话语体系的新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诚然，作为“五四”的重要遗产之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承认且为“科学主义”的诸多成果欢欣鼓舞，然而，当“科学主义”成为统摄社会文化的唯一“元语言”，当对科学的“有意识”使用演变成了对科学的“无意识”崇拜，“科学主义”就由此转换为“唯科学主义”，它对于文学史的书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容被忽视和低估。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逻辑更像是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推演：传统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最终“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文学与新文化所淘汰、取代。“传统”“新/现代”不但分别对应了时间轴上的先后次序，同时还暗含了价值判断的好坏优劣，亦即，“时间”这一尺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价值判断的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关于这一倾向，唐弢先生的言论十分具有代表性：“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词？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词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18}“回头”这样的说法以空间的远近隐喻了时间的前后，生动形象地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回头”过往既无必要亦无价值，因为，“路”总是要向前走的。在这种倾向的导引下，文学的历史被视为是“不断‘进化’的链条，而组成这一链条的，则是一系列的断裂性阶段”，“不断划分阶段，不断把每个阶段宣布为‘新的起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断掩盖新的阶段与过去的关联”{19}。以此为逻辑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当然无法尽可能地逼近历史——反而是在疏离历史，也就更无从谈起尊重和还原历史史实了。
在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独有的生命力也被武断地进行了价值重估，往往被贴上“非科学性”“无体系性”之类的标签。以中国传统文论为例，对它经常会存有这样的错误印象：“散乱琐碎，不成系统……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20}如此来讲，《文心雕龙》《闲情偶寄》《原诗》这类著作也是没有体系的著作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错误印象的由来不在于中国文论没有体系性，而在于我们习惯拿着西方的“唯科学主义”来审视中国传统的文学及文论，我们本有的系统和形态当然会在这种审视和“被对象化”中产生严重的改变和扭曲。比如，学界以逻各斯来阐释“道”、以柏拉图的天才灵感论对应性灵说等做法，实际上无疑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生切硬割，导致研究者在阐释中不断地陷入阐释的漩涡，得出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概念，甚至出现了中国人读不懂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论的怪现象。除了制造了“阐释漩涡”之外，唯科学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化“异质性”。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根本相异的，这种“异质性”是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特性之一。然而，西方的科学主义作为“元语言”已然构成了我们当代言说的基本范型，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说”以及“说什么”，因为“无论我们将核心理念定位于何种‘异质内涵’，知识系统的逻辑演进都将沿分析性路数走完被先在理念所规定的逻辑域”{21}，文化的“异质性”由此遭受到巨大破坏，这无疑对我们深入认识自身以及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严重的戕害。
发人深省的是，当认真地梳理和回顾“五四”时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在直线式的二元对立和粗暴的价值判断之外，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一直存在着。关于新旧诗词之争，反对者斥责新诗倡导者“弃中国固有之诗体，而一味效法西洋式诗”是“矫枉过正”并不奇怪{22}，即便是支持者阵营中也有很多人在新文化运动风潮过后纷纷“勒马回缰写旧诗”{23}，态度与语气要比以前更为宽容与通达，认为“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24}，坦然承认当初带着“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25}的自信对旧体诗词乃至旧文学、旧文化的“恶骂立攻”，只是在“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的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 {26}。这种清醒理性的反思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化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以“五四”传统继承者自居的我们倘若忽视这一点，依旧把彼时争夺话语权的“权宜之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视作是“理所应当”，而不去自觉地彻底清理“唯科学主义”的思维痼疾的话，那么，今后的学术研究仍然只能是“令人遗憾”着地继续遗憾下去了。 三
除了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有意或无意的等同外，历次论争中意见不同的诸位学者围绕着“现代性”一词进行反复言说、探讨的现象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学界的某种尴尬处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醒。
在论争中，“旧体诗词入史”的反对者认为文学形式的现代性与内容的现代性同等重要，指出“文学的现代性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精神特征的现代性，而且是包括了文学语言、文体样式、文学思维等文学本体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依此定论“旧的格律形式中的创作，仍然不是我们所认定的具有文学现代形式与审美品质意义的现代性诗歌”{27}；而“旧体诗词入史”的支持者则认为“现代性与古典语言、古代文体形式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应以排斥这些因素为前提才能得以确立”{28}，相较于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形式，支持者们更重于文学内容，认为“主体精神的健全饱满，文本精神的充沛强大，能使一切诗体灿然生辉”，并且“恰恰是‘现代性’的引入为确立旧体诗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中的合法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29}。
在上述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入史”问题的态度是审慎而辩证的：吴晓东在《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一文中主张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纳入到现代文学史当中，但是他随即指出“上述思路并不意味着企图简单化地超越或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观”，毕竟“以‘现代性’作为核心取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规范”，他希望“谨慎从事”，以“最终建立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30}。陈国恩也在数篇文章 {31}中认为现代旧体诗词应该“慎入”现代文学史，理由是对于“启蒙现代性和现代白话语言形式的意义”的看重，以为“在还没有解决好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之前，只是简单地把旧体诗词纳入现代文学史，会给现代文学学科的调整带来某种混乱”，但是他也承认“一切皆有可能”，在未来当“五四所确立的现代性已经完成使命”时，“文学的语言形式到底是文言还是白话”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次论证过程中，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文章在使用“现代性”一词进行立论时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值得商榷的地方：反对“入史”者如王泽龙，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有关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给了现代性众多定义”，另一方面却为了展开观点，对“现代性”给出了自己的新定义（详见本节第二段的引文）{32}；支持“入史”者如陈友康，虽然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概念被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对现代性的理解却众说纷纭”，甚至有“随意增加或变更其内涵”现象的出现{33}。然而在笔者看来，陈先生在文章中对现代性的理解远未达到充分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有人把语言形式的变革也看做现代性”的直接指责是否也是另一种的“随意增加或变更”呢？由此看来，中立者们审慎而辩证的态度并非仅是一种言说策略，这种态度本身即体现了其对“现代性”模糊的概念边界的警觉，吴晓东为自己文章所作注解中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现代性’本身是否存在多种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无所不包的‘现代性’等问题，不失为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题目。” {34}
相较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标准在学界的过分“泛滥”，现当代文学研究对“现代性”概念的引入毋庸置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有论者总结：“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现代性的重新发掘，不只是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简单的历史追溯与焊接，而且同时也为“新时期”文学研究配置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并且显示了巨大的解释能力。”{35}这一种具有“巨大的解释能力”的理论话语对文学研究者们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当“现代性”被十分广泛而又非常不严谨地使用——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内涵就已充满了矛盾和对抗，而中国的学者们出于不同的学术目的，使它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意义赋予的过程——的时候，它便成为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以至于失去了作为理论话语应具有的阐释的有效性，从而进入一种许多文学研究的对话与论争无法真正进行下去的吊诡处境。“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中围绕“现代性”生发而出的许多讨论就是此处境中的冰山一角，因此，李仲凡呼吁“跳出‘现代性’的框框”“不再仅仅为它（注：现代旧体诗词）的现代性做意气之争” {36}是非常合理而明智的。
学界从一开始为“现代性”的“诱惑力”所倾倒，到后来的审慎而警觉，再到最终欲跳出“现代性”的束缚而后快，这样剧烈的态度转变不得不令人认真思考：我们所使用的理论话语体系本身究竟出现了怎样的问题？
王富仁先生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一文中不无痛心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至今被当做外国文学的一个影子似的存在，不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我们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概念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7}换言之，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是对西方“知识”的直接移植，而非中国文学研究经验的自我积累、自然成长的结果，亦即，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失语症”不只生发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它还散播至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蔓延成为一种极其严重的“文化病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成了一个学术“哑巴”{38}。这种学术上的“喑哑”“失语”，一方面使我们的文学阐释与本土复杂、原生的文学形态或经验之间始终存有一层“隔膜”，从而导致文学阐释效力以及公信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它还牺牲了文学事实自身的丰富性，疏漏、遮蔽了许多文学现象——现代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所遭遇的命运即是显例。
然而，指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正如质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样，当我们对西方横向移植而来的概念开始警觉、丧失信心并继而意识到长久以来的“失语”之后，我们的文艺理论、阐释话语又将何去何从？ 四
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端，李怡教授的观点最为透彻通达：“目前中国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他甚至大胆设想：“在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世纪现象的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摆脱对这一概念过分的依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出其他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39}李怡教授这种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十分可贵，令人钦服；同时，他的“以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解”提炼整合出“更恰切更丰富的语汇”的设想，也是笔者多年以来重点关注的一个命题。
1995年，我首次提出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40}，与之紧密配合的另一个命题就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41}，意图在指明学界固有症结的同时，尝试导引中国文论走出“无地彷徨”的泥淖，并由此开始逐步探讨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和话语重建的策略：重建和创新最先是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否定开始的。理由是，倘若作为文论话语重建最重要资源的古代文论被所谓“现代转化”的话，其实质仍只是对古代文论生命力的再次否定以及“唯科学主义”更为隐蔽的归化行为罢了；紧接着“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中国化”作为重建与创新思路被明确地提出，意图“以中化西”，让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实现水乳交融的结合，以摆脱西方文论“化中国”的窘境，从而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
除了学理层面的争鸣和探索外，笔者还带领自己的博、硕士生进行了许多实际的重建与创新工作，如通过清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文化规则，将“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虚实相生”作为中国文论的“元语言”，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展开与西方文论的交流与对话；又如，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在教学工作中提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直接阅读，让学生直面经典、援引经典，尝试在现实语境中去激活中国文论；再如，笔者近年来连续撰文呼吁在文学史中给予“无地彷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以适当的生存空间——本文亦包括在内，其初始动机何尝不是为了同样处于“无地彷徨”“失语失声”处境的中国文论的重建与创新呢。
当然，在中国文论经受西方话语多年的冲击和遮蔽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想要最终实现摆脱西方文论话语的外在影响和内在植入、祛除“唯科学主义”不良影响、避免出现“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单项偏重等目标，仍然是障碍重重、充满阻力的。对困难的充分预估并不会影响重建文论话语的坚定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笔者愿与诸位方家一道，以反思“旧体诗词不入现当代文学史”为起点，重新恢复起失去已久的文化自信，化合中西、自铸伟辞，以自身切实的研究实绩，去彰显民族精神、重塑民族传统，最终帮助中国文论走上一条真正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重建与创新之路。
注释：
①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②姚雪垠：《无止境斋书简钞》，《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③ 笔者在《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所著古体诗词的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8期）一文中将此类论著分为三大类（即现当代文学史论著、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现当代文学综合类史料丛书），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详细考查，发现现当代旧体诗词不被作为论述和研究对象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还有论著把原本入史的少量旧体诗词摒弃掉的情况。
④关于相关争论的梳理，可具体参考辜学超《略谈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入史问题之讨论》（《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一文。
⑤ 如《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
⑥详见陈友康《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等。
⑦ 陈国恩、吕东亮等：《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⑧{28}马大勇：《论现代旧体诗词不可不入史——与王泽龙先生商榷》，《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⑨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
⑩黄修己：《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11}苗怀明：《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粤海风》2001年第5期。
{12}[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4页。
{13}胡适：《谈新诗》，吴奔星等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4}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转引自朱德发著：《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
{15}胡适：《文化冲突》，转引自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
{16}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第1号。
{17}曹顺庆：《唯科学主义和中国文论的失语》，《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18}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转引自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一书。
{19}洪子诚、静矣：《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20}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21}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代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文学批评》1999年第4期。
{22}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04页。
{2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24}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答钱玄同》，《胡适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25}转引自胡适：《胡适集》，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26}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载《艺术与生活》，群益书社1931年版，第122-123页。
{27}{32}王泽龙：《关于古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29}{33}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0}{34}吴晓东：《建立多元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31}详见《时势变迁与现代的古代诗词入史问题》（《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第2期）、《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等文章。
{35}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36}李仲凡：《现代旧体诗词的非现代性》，《求索》2008年第12期。
{37}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见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38}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9}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40}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
{41}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