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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即在2019年4月11日和5月19日举行新一届大选，而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也将再次上阵争取连任。在此，科法斯集团回顾“莫迪经济学”（Modinomics）实施5年来的重大举措，并分析印度新政府必须面对的经济困境。
莫迪在2014年竞选印度总理时，承诺将提升印度工业的竞争力，以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当时，莫迪接管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201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跌至5.9%，低于此前9年8.2%的平均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平均为9.7%，严重拖累了印度家庭消费。彼时即将离任的印度政府处于政策瘫痪的边缘，无法控制腐败，需要进行关键的结构改革。
当前印度的经济状况相比2014年有所改善。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3%，通货膨胀率降至4%，符合印度储备银行的长期目标。这使得该国从“脆弱的5个新兴经济体（巴西、土耳其、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之一”，转向首选的投资目的地。穆迪于2017年11月将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升至Baa2。
尽管这几年印度在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莫迪从前任者手中“继承”的许多结构性脆弱环节却仍在困扰这个国家的经济。而近年来印度实施的经济改革成果亦是毁誉参半，这让民众对莫迪的期待有所落空。
印度在2016年实施了《破产法》（IBC），以整合所有破产清算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NPA）处理的相关法律。尽管引入新法案以来，已经有多达1.2万宗诉讼，但由于印度国家公司法法庭（NCLT）的资源限制，案件拖沓严重，裁决破产平均仍需4.3年。而且，对于那些不了解印度市场及其法律体制的外国投资者而言，对该国有关法律程序的熟知和实施仍然相当困难。
2016年，莫迪推出“废钞令”，其意在打击非法洗钱和逃税。这些问题困扰印度经济许久，导致其税基低下，无法支撑该国日益迅猛的人口增长。然而，这场“废钞运动”导致那些依赖现金的行业陷入流动性紧缩，并引发需求衰退，拖累正规经济。与此同时，“废钞令”实施过于突然，令投资者陷入恐慌，引发了资本外逃。
印度在2017年引入了商品服务税（GST），以增加政府收入。然而，与“废钞运动”如出一辙的是，此举对印度国内消费造成了一次负面冲击。而且，尽管这次税收改革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事件，但却远非完美无缺。GST仍过于复杂，对不同商品品类有不同税率，而许多重要产品，如石油，仍不在其方案涵盖范围内。
这些经济改革的后果是印度GDP增速在2017年跌至6.5%，创下2012年以来新低。如今回头来看，尽管“废钞运动”和GST的引入从中期来说有其理性一面，但其实施无疑过于急促，导致了许多短期的不确定性。印度经济至今仍被市场资金流动性紧张以及贪污问题困扰，对国内外投资者乃至莫迪的政绩都非好事。2018年，印度人民党（BJP）便遭遇挫折，尽管其在印度29个邦中的18个邦仍居主导地位，但在2018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数个重要邦中皆落败，这对2019年大选而言并非好兆头。
尽管印度央行在2019年2月和4月意外降息，但政策决策者未能完全转嫁较低的借贷成本，这意味着流动性仍然紧张，进而影响了印度国内经济活动。2018年，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5.1%，高于2017年的3.5%，但仍与印度的潜在增长率相差甚远，与其他地区同行相比，增长率更低。相比之下，中国工业产出同期同比增长6%。
为了寻求额外融资以推动国内工业发展，莫迪政府承诺采取措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印度。这一目标包含在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中，该战略于2014年9月25日启动，旨在鼓励企业在印度制造其产品，并刺激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制造业。
尽管近几个月来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上升，但它们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1.5%）。此外，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服务业。由于技术劳动力丰富，印度在服务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制造业在2017?2018财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印度完善基础设施也是必要的。印度政府最新的经济调查显示，从现在到2040年，印度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达4.5万亿美元。因此，巨大的资金供应瓶颈继续困扰着印度的基础设施部门，如公路、铁路和港口。鉴于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紧张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18年
为-3.2%），这部分资金无法由印度国内融资获得。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中长期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进而促进更多的资金流入制造业。
虽然莫迪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参差不齐，但他还是设法显著改善了印度的商業环境。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的排名中已稳步提升，从2015年的第134位上升到了2019年的第77位。
假设莫迪能够成功确保足够的选票以获得过半数的胜选，但是印度第17届国会的情况仍将四分五裂。莫迪如要达到改革目的，将不得不在经济考量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一个分裂的国会只会拖慢印度的改革进程。
印度新政府尤其需要聚焦的问题是整顿银行业以及促进就业，用以吸收印度日益增长的劳动力（2018年印度共丧失11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3%是在农村地区，而莫迪在2014年曾誓言要促进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印度要应对劳动力的增长，其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8%。在政治压力渐增的背景下，印度要在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同时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2018年，印度工业生产年同比平均增长为5.1%，相比2017年3.5%的低值有所提升，但尚远不及印度的增长潜能，也落后于亚太地区内其他国家，如中国。”科法斯亚太地区经济师卡洛斯·卡萨诺瓦（Carlos Casanova）指出，“印度要建设足够水平的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必不可少。巨大的供应失衡仍在制约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会在中长期对印度经济活力带来多重影响。促使更多外资流入到制造业，实为新一届政府的当务之急。”
本文编辑：李前。联系邮箱：157720740@qq.com
莫迪在2014年竞选印度总理时，承诺将提升印度工业的竞争力，以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当时，莫迪接管了一个混乱的经济体。201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跌至5.9%，低于此前9年8.2%的平均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平均为9.7%，严重拖累了印度家庭消费。彼时即将离任的印度政府处于政策瘫痪的边缘，无法控制腐败，需要进行关键的结构改革。
当前印度的经济状况相比2014年有所改善。2018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3%，通货膨胀率降至4%，符合印度储备银行的长期目标。这使得该国从“脆弱的5个新兴经济体（巴西、土耳其、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之一”，转向首选的投资目的地。穆迪于2017年11月将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升至Baa2。
尽管这几年印度在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莫迪从前任者手中“继承”的许多结构性脆弱环节却仍在困扰这个国家的经济。而近年来印度实施的经济改革成果亦是毁誉参半，这让民众对莫迪的期待有所落空。
经济改革引发短期波折
印度在2016年实施了《破产法》（IBC），以整合所有破产清算及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良资产（NPA）处理的相关法律。尽管引入新法案以来，已经有多达1.2万宗诉讼，但由于印度国家公司法法庭（NCLT）的资源限制，案件拖沓严重，裁决破产平均仍需4.3年。而且，对于那些不了解印度市场及其法律体制的外国投资者而言，对该国有关法律程序的熟知和实施仍然相当困难。
2016年，莫迪推出“废钞令”，其意在打击非法洗钱和逃税。这些问题困扰印度经济许久，导致其税基低下，无法支撑该国日益迅猛的人口增长。然而，这场“废钞运动”导致那些依赖现金的行业陷入流动性紧缩，并引发需求衰退，拖累正规经济。与此同时，“废钞令”实施过于突然，令投资者陷入恐慌，引发了资本外逃。
印度在2017年引入了商品服务税（GST），以增加政府收入。然而，与“废钞运动”如出一辙的是，此举对印度国内消费造成了一次负面冲击。而且，尽管这次税收改革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事件，但却远非完美无缺。GST仍过于复杂，对不同商品品类有不同税率，而许多重要产品，如石油，仍不在其方案涵盖范围内。
这些经济改革的后果是印度GDP增速在2017年跌至6.5%，创下2012年以来新低。如今回头来看，尽管“废钞运动”和GST的引入从中期来说有其理性一面，但其实施无疑过于急促，导致了许多短期的不确定性。印度经济至今仍被市场资金流动性紧张以及贪污问题困扰，对国内外投资者乃至莫迪的政绩都非好事。2018年，印度人民党（BJP）便遭遇挫折，尽管其在印度29个邦中的18个邦仍居主导地位，但在2018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人民党在数个重要邦中皆落败，这对2019年大选而言并非好兆头。
“印度制造”战略：未见实质成果
尽管印度央行在2019年2月和4月意外降息，但政策决策者未能完全转嫁较低的借贷成本，这意味着流动性仍然紧张，进而影响了印度国内经济活动。2018年，印度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5.1%，高于2017年的3.5%，但仍与印度的潜在增长率相差甚远，与其他地区同行相比，增长率更低。相比之下，中国工业产出同期同比增长6%。
为了寻求额外融资以推动国内工业发展，莫迪政府承诺采取措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印度。这一目标包含在莫迪的“印度制造”战略中，该战略于2014年9月25日启动，旨在鼓励企业在印度制造其产品，并刺激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制造业。
尽管近几个月来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上升，但它们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仍然很低（1.5%）。此外，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了服务业。由于技术劳动力丰富，印度在服务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制造业在2017?2018财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印度完善基础设施也是必要的。印度政府最新的经济调查显示，从现在到2040年，印度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达4.5万亿美元。因此，巨大的资金供应瓶颈继续困扰着印度的基础设施部门，如公路、铁路和港口。鉴于私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紧张以及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18年
为-3.2%），这部分资金无法由印度国内融资获得。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中长期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进而促进更多的资金流入制造业。
虽然莫迪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绩参差不齐，但他还是设法显著改善了印度的商業环境。印度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的排名中已稳步提升，从2015年的第134位上升到了2019年的第77位。
在经济方面的妥协
假设莫迪能够成功确保足够的选票以获得过半数的胜选，但是印度第17届国会的情况仍将四分五裂。莫迪如要达到改革目的，将不得不在经济考量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一个分裂的国会只会拖慢印度的改革进程。
印度新政府尤其需要聚焦的问题是整顿银行业以及促进就业，用以吸收印度日益增长的劳动力（2018年印度共丧失11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3%是在农村地区，而莫迪在2014年曾誓言要促进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印度要应对劳动力的增长，其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8%。在政治压力渐增的背景下，印度要在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同时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
“2018年，印度工业生产年同比平均增长为5.1%，相比2017年3.5%的低值有所提升，但尚远不及印度的增长潜能，也落后于亚太地区内其他国家，如中国。”科法斯亚太地区经济师卡洛斯·卡萨诺瓦（Carlos Casanova）指出，“印度要建设足够水平的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必不可少。巨大的供应失衡仍在制约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会在中长期对印度经济活力带来多重影响。促使更多外资流入到制造业，实为新一届政府的当务之急。”
本文编辑：李前。联系邮箱：1577207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