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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章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的痛苦和创伤。这封信一经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到这一年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相继转载宣传，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中宣部介入，胡耀邦作重要批示。这究竟是一封怎样的信？在当时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又产生了怎样的正面影响？
一封信搅动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不知多少人不经意地翻开《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如一滚惊雷，震撼了还未从闭塞保守的时代中清醒过来的人们，许多人如“触电”一般，激动得颤栗流泪——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我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在信中，潘晓讲述了自己在家庭、工作、爱情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最后，潘晓得出这样的结论：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再看这封信，其中的观点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探讨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转到1980年，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微妙节点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尚不明确；旧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和质疑，但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政府和社会的干涉无处不在，个人事情，小到吃饭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可谓无孔不入，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喇叭裤，社会上便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在这样的境况下，这封数千言的信横空出世，其言论之大胆直率，其观点之前卫尖锐，不亚于一场思想风暴，让受全红的集体主义教育长大却又萌生出社会困惑的青年一代大为震撼。信中对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激发了人们普遍的共鸣和拥护。他们心底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一直蛰伏着的某些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该往何处去？他们开始质疑和思索。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话最为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来信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认为刊发这样的文章太过大胆，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果然，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进行了强行压制，甚至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还有人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了，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的文章，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6月20日，王任重在《〈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6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不仅支持和肯定了这场讨论，还表示，希望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再次出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同时，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赵林这篇文章成为继“潘晓来信”后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潘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事情缘起于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花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青年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们苦恼，自认为看透了社会，但又找不到出路。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提炼，筛选，最后，编辑部决定开展一场人生观讨论。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提出这一选题的编辑马丽珍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黄晓菊自幼与父母分开，因营养不良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领导更是反感。
通过几次交谈，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两位编辑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马丽珍与潘祎谈了4个小时，并向他约了稿。潘祎也有与黄晓菊相似的家庭经历，他的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把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长期的孤独和亲情的缺失让他性格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在大学里，他的情绪越来越恶化，“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极度的绝望中，他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喝下了一瓶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幸被抢救回来。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做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潘晓讨论”出事了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
不久，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这篇文章很快被总政治部转发给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厉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刊。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有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3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平息了这场余波。
改变的命运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的黄晓菊依然“个性”。但那里的“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在海南她为《海南特区报》写稿，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她做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多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
潘祎命运更加坎坷。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判刑，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20世纪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之后又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而处于这一漩涡中的另一个人物赵林，现在则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责任编辑/叶 筱）
（电子邮箱：wind.0116@163.com）
一封信搅动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不知多少人不经意地翻开《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如一滚惊雷，震撼了还未从闭塞保守的时代中清醒过来的人们，许多人如“触电”一般，激动得颤栗流泪——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我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在信中，潘晓讲述了自己在家庭、工作、爱情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最后，潘晓得出这样的结论：
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再看这封信，其中的观点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探讨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转到1980年，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微妙节点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尚不明确；旧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和质疑，但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政府和社会的干涉无处不在，个人事情，小到吃饭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可谓无孔不入，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喇叭裤，社会上便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在这样的境况下，这封数千言的信横空出世，其言论之大胆直率，其观点之前卫尖锐，不亚于一场思想风暴，让受全红的集体主义教育长大却又萌生出社会困惑的青年一代大为震撼。信中对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激发了人们普遍的共鸣和拥护。他们心底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一直蛰伏着的某些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该往何处去？他们开始质疑和思索。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话最为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来信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认为刊发这样的文章太过大胆，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果然，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进行了强行压制，甚至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还有人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了，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的文章，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 6月20日，王任重在《〈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6月18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不仅支持和肯定了这场讨论，还表示，希望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再次出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同时，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
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赵林这篇文章成为继“潘晓来信”后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潘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事情缘起于1978年六七月份。作为《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成员的关志豪和同事一起组织全社花了整整一个月，深入到农村的生产队、工厂的车间、学校的老师中间去调查。大家带着的问题是，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他们有什么希望。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青年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有些“看破红尘”。十年动乱给青年们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他们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一样冲毁，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他们苦恼，自认为看透了社会，但又找不到出路。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提炼，筛选，最后，编辑部决定开展一场人生观讨论。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提出这一选题的编辑马丽珍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黄晓菊自幼与父母分开，因营养不良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领导更是反感。
通过几次交谈，马笑冬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两位编辑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马丽珍与潘祎谈了4个小时，并向他约了稿。潘祎也有与黄晓菊相似的家庭经历，他的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把他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长期的孤独和亲情的缺失让他性格变得孤僻乖张。1978年，潘祎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在大学里，他的情绪越来越恶化，“上了大学又怎么样？于如此的环境会有什么前途？这样杳渺昏暗生不如死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是也？”极度的绝望中，他在黑暗一片的学校操场喝下了一瓶深棕黄色的浓缩来苏水，幸被抢救回来。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做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潘晓讨论”出事了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1980年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形势急转直下。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
不久，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这篇文章很快被总政治部转发给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厉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刊。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有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3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平息了这场余波。
改变的命运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的黄晓菊依然“个性”。但那里的“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在海南她为《海南特区报》写稿，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她做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多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
潘祎命运更加坎坷。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判刑，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20世纪90年代末，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之后又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而处于这一漩涡中的另一个人物赵林，现在则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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