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有“姓名权”一说：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自己的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格权利。换言之，姓名是自己的，想在这姓名中赋予怎样的含义，与他人无关——谁要参加进来说三道四，那就是侵权，就该吃官司。
　　可这一点，在某些时候几乎是痴心妄想，历史上因为姓名获罪的人不知凡几——小人物姑且不论，来看看一些大人物的遭遇吧。
　　先说彭德怀。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家里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二弟叫彭金华，三弟叫彭荣华，都以华为字，本无什么特别含义。另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石穿”，不外是鼓励自己要有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后来，他依据《论语》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说法，改名为“彭德怀”，意为自己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而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讲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理论权威”兼“整人专家”康生在批判彭德怀时，就把他早已弃置不用的老名翻出来，还别出心裁地进行诠释：“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还有一个人也很冤，这人叫王百得——他原名不叫这个，而叫王白旦。一听这名字，就不难明白他出身草根。事实也如此，他是太行山区地地道道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
　　1969年，这位老实的白旦同志阴差阳错地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去了北京。
　　4月24日下午，九大进行正式选举，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大家奇怪，怎么选个“王八蛋”做中央委员？
　　后来，在小组会上，周总理也忍不住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
　　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文采出众，当即道：“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
　　既然是中央首長过问，那就改呗。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旦”变成了“王白早”。而且，这新出炉的王白早一回到齐齐哈尔，就被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
　　然而，福兮祸所伏，他很快因为这个名字倒了霉：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好好整他一下。幸而周恩来出面表示：“改名是我的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
　　事已至此，本可了结，偏偏江青又冒出来自告奋勇道：“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上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
　　主席夫人赐名，还能说什么？捏捏鼻子接受吧——于是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又成为一名中央候补委员。
　　“文革”结束后，这“王百得”又成了问题：陈伯达、江青都给你改过名，这不搭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么？这是什么性质？于是，王百得被列为市“揭批查”（“文革”结束后不久，党中央提出在全党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简称“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
　　从1978年起，王百得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等到审查组将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后，才解除对他的审查。
　　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这倒多少看出此君的耿介。
　　姓名权，说到底不过是人权之一；在人权没有保障的年代，姓名权又算得了什么——彭德怀、王百得的遭遇就是例子。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