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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可以与世界各民族的战争小说进行对话的中国文学作品。作者将香港保卫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果链中的环环相扣的存在,并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深度和视域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都是非常稀有的。他通过刻画人物内心的恐惧来提醒人们一定不要忽视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性。郁漱石是一个拒绝战争却又敢于直面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小说通过这一人物为战俘正名,强调战俘仍是战士,而郁漱石则是在战俘营里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这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典型。
关键词: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香港保卫战;战俘营
读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不仅在于将这本近七十万字的砖头式的书捧在手上就有沉甸甸的感觉,更在于作者始终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书写,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精神空间上笼罩着厚厚的阴霾。邓一光是一位擅长写作战争文学的作家。这并非他参加过战争,而是因为他对战争中军人的英雄行为充满了敬仰,他年轻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太阳》就是一部向英雄致敬的作品。他始终是抱着一种英雄情怀来书写战争的。从《人,或所有的士兵》同样能够感受到邓一光的英雄情怀。但毫无疑问,我也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变化。他不满足于以敬仰的心情去写英雄,我以为在他书写战争和英雄的几十年里,将自己也磨砺成了一名英雄——我是说,他有英雄般的强大内心,因此他敢于直视战争中的血与火,敢于敞开心灵去与战争中的孤魂对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在他的精神空间上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因为他这一次不是把注意力停留在进攻中的兴奋和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徘徊在战火下的残酷和死亡,他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他不会被残酷和死亡击倒,强大的内心会让他的文字穿越战争的硝烟,飞向高洁的蓝天。《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一部普通的战争小说,它是强大的。
这一次是七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引起了邓一光的兴趣,这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保卫战。他耗时五年,完成了这部作品,作品有宏大的格局和纵深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一次局部战争的范围,并由此生发开去,追问历史和人性。邓一光的这部作品让我不由得联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因为这两部同样书写战争的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写作都是缘于一场作者并未亲历的战争,同样都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邓一光耗时五年,而托尔斯泰则耗时六年。两部作品都是以一场战争进入构思,但都不局限于写战争本身,而是将笔触伸向历史、社会和人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后一直受到人们的赞叹,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所书写的其实也可以概括為“战争与和平”,因为他在作品中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思考的延伸。邓一光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当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我们从《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又能够读到邓一光对此有了新的拓展。这种新的拓展是一名中国作家面向世界对战争作出的自己的回答。《人,或所有的士兵》证明,一名中国作家的回答是有力量的。那么,它能不能也像《战争与和平》一样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呢?我知道我还没有权利作出这样的评价,我期待时间最终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
既然说作家对战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么就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邓一光的第一个回答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国作家在大半个世纪以来写出了大量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邓一光在过去所写的战争小说中也涉及抗日战争,但当他写《人,或所有的士兵》时,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上来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了。他有一种全球视野,并不是单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孤立的反侵略战争来对待。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各个国家编织成一个紧密相连的网,一个国家和民族就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结的动静都会牵动网上所有的结。为此,邓一光对二战前后的世界历史作了详细的研究,从小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烂熟于心,许多关键性的细节信手拈来。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置于一个非常清晰的“二战”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事实上,小说中对这一背景的叙述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二战”世界史。我相信,以邓一光所掌握的材料及其对这些材料的研习,他要撰写一本“二战”世界史的著作是毫不费力的。邓一光为这部小说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只有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稳稳地建立起一座宏伟的文学大厦。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的一段历史,但在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香港保卫战的描写。这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香港保卫战之所以过去在当代文学的视野里被忽略了,就因为当代文学的抗日战争叙述缺乏一种强大的世界性视野。香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主要由英国军队驻扎保卫。但即使从民族尊严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香港众多的华人在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更不应该忘记香港失守后香港人民遭受的巨大灾害。我相信邓一光在打算写一部反映香港保卫战的小说时也一定想到了这一层。也就是说他希望中国人民在铭记抗日战争历史时也要记得在这段历史中还有过香港保卫战。因此邓一光把强调历史的真实性放在了重要位置。他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多次进出香港,翻阅和查证了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邓一光对待写作的态度是严肃和庄重的,同样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严肃和庄重的。我们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邓一光对于还原历史真实性所作的努力,他的客观冷静的叙述也令我们对他充满了信任。为了尽量保存历史的真实度,邓一光采取了一种非虚构与虚构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他让自己虚构的人物带上一张文学想象的通行证回到历史现场,去邀请历史真实的人物为历史真相作证。比如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先后在日本和香港与作家郭沫若、萧红、张爱玲都有过交集。小说写到,郁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正赶上鲁迅先生逝世,日本留学生组织追悼活动,他参加了在东京日华学堂举行的纪念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纪念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后,他又在学姐的引领下去见了萧红,并和萧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这样,邓一光让虚构的小说人物与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在非虚构与虚构的衔接上,邓一光也处理得十分巧妙。比如小说写郁漱石偶尔翻报纸得知许地山逝世的消息,于是便去许地山府上吊唁,在许地山府上又遇见了《光明报》社长梁漱溟和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去许地山墓地献花时遇见一群年轻人在这里举行追思会,年轻人中就有张爱玲。通过非虚构与虚构相结合的叙述,小说很圆满地完成了第一个任务:真实而全面地记录香港保卫战的历史。 真实记录香港保卫战的历史,是作品的内容之一,但这并不是邓一光书写这部小说的唯一目的,甚至可以说,香港保卫战以及香港沦陷后的真实记录只是为邓一光更宏大的叙述拉开了序幕。为此,他采取了一个特别巧妙的结构,这是一个由多个当事人的视角相互补充和印证的频繁变换主体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构,这一特别的叙述结构具体化为一次冗长的法庭审判过程。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在参加香港保卫战后被俘虏了,在日军俘虏营里被关了三年多,临近战争结束时终于从俘虏营里逃出来,但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又被作为汉奸嫌疑关押起来。小说的结构便是围绕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而展开的。邓一光仿佛在写一本厚厚的法庭审判文书,被审判者郁漱石以及辩护律师、审判官、相关证人相继在法庭上作出陈述。这样的写法很聪明,因为每一个陈述者都是以第一人称在说话,不同的陈述者具有不同的身份,会选取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从而使叙事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能够揭示出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小说最主要的内容了。香港保卫战只是背景,它引导我们进入日军的战俘营。战俘营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战俘以及战俘营是战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和场景,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系列中,似乎还没有作家专门写过战俘营的小说。但在世界文学系列中,战俘以及战俘营越来越被作家们看重。这关系到作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观照战争的问题。士兵走上战场,不外乎三种结果,一是成为凯旋者,二是成为烈士,三是成为战俘。当我们的战争文学强调英雄主义、辉煌胜利和英勇牺牲时,自然也就不愿去触碰战俘这一涉及失败和屈辱的对象了。在宁死不屈、杀身成仁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时,我们也很难指望文学能够改变战俘身上灰暗的色彩。但在世界文学潮流中,由于战争文学越来越注重个人生命价值的探讨,战俘往往成为一个正面的形象被写进小说中。美国的华裔作家哈金多年前曾写过一部《战争垃圾》,是写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里的遭遇的。哈金的这部小说获得了2005年度的美国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另一部讲述战俘故事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是由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完成的,小说获得了2014年度的布克图书奖。布克图书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小说描写了二战期间被关在日军战俘营的一群澳大利亚士兵,他们被迫修建泰缅铁路,这是一条死亡铁路,每天都有人因为挨打、饥饿、疾病或劳累而死去。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是靠着等待自己恋人艾米的来信而支撑下来的。他终于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因此论者认为这部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是关于爱以及爱的救赎力量的小说。西方作家对战俘的书写,贯穿了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因此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一改人们习惯性的认知,对战俘和战俘营作正面的书写,这本身就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邓一光很早就关注战俘问题了。1998年他写过中篇小说《远离稼穑》,就表达了他在战俘问题上的思考。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最好的种田人”,却在大革命中被迫成为了军人,他当了一辈子的兵,又有过三次当战俘的经历,这使他在战场之外遭受了比枪林弹雨还要可怕的灾难。虽然晚年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但他怀有的“种最好的田”的梦想是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这篇小说中,邓一光要将英雄与战俘这一在人们心目中截然对立的两种形象重合为一体,对这位有过三次战俘经历的士兵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但阅读邓一光这一阶段的小说时,感觉这种同情也许只是偶然的、瞬间的。因为他这一阶段小说更多地是在抒发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对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父辈们充满着敬佩之情,便写下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向父辈致敬的小说。那个时期,文学界流行犬儒主义,英雄遭到贬斥,崇高受到嘲弄。由于革命历史英雄往往以父辈为代表,因此当时的文学以弑父叙述来表达对英雄和崇高的否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邓一光勇敢地搀扶起被打倒的父辈,翻检父辈的英雄历史。邓一光的小说显然是与这样一种潮流和时尚公然作对的,他要在战争叙事中为父辈们辩诬,为英雄们的流血牺牲唱一支壮烈的颂歌。但他书写这一切时,并非没有想到战争带给人类的破坏,他内心还埋着一枚和平的种子,《远离稼穑》其实是这枚种子在他心里蠢蠢欲动时流露出来的信息:他在一个戎马一生的军人心中植入一个侍弄稼穑的念想。稼穑就意味着和平,是战争以及战争意识让人们远离稼穑,也只有全社会能够安稳地侍弄稼穑时才会远离战争。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次写《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又把这个关于和平的念想植入主人公郁漱石身上,如其所说:“仁爱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和平的樱花不正是这样吗?”
战争是残酷的,许多生命会因为战争而丧失。但人類社会目前还未摆脱战争的困扰,因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作家完全以绝对的方式反对战争并不可取,有时候,唯有正义的战争才能为人类赢来长久的和平。正因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纠结于邓一光的内心里,所以他写战俘营时,就能在揭露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入的思考。战争创伤在战俘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哈金的《战争垃圾》,还是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都把重点放在揭露战争创伤上,《人,或所有的士兵》在这方面的叙述同样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但邓一光并没有停留在揭露上,而是要为战俘“正名”。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战俘是战争的衍生物。在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战俘是被贬斥的,正统道德观所宣扬的是宁死也不当俘虏。日本的传统道德提倡武士道精神,也不接受被俘的行为。在小说中邓一光专门安排了一段关于战俘的辩论。辩论双方是战俘郁漱石和日本学者冈崎。郁漱石指责日军太残忍,居然杀死了196号战俘。冈崎则认为武士的德行就是绝不允许做敌人的俘虏,决不会同情懦弱到投降的士兵。因此不能责怪日军残忍,只能怪196号本人没有选择自杀,而选择了做战俘。郁漱石愤怒地反驳道:“196号的确做了俘虏,但他至死都没有投降,比那些仍在战场上惊恐万状使用劣等滑膛枪抵抗中国派遣军进攻的士兵更勇敢。” 邓一光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战俘的。在他的笔下,D战俘营里的战俘仍然还是士兵。香港保卫战仍然还在D战俘营里延续着。D战俘营前后关押了一万余名战俘,D战俘营的人员组成也充分体现出“二战”的复杂格局。这里的战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既有国军战俘,也有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俘,还有英军战俘、同盟军战俘,这些同盟军战俘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菲律宾。这些战俘在战俘营里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体例,军官仍然具有指挥权。他们组织起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按各国武装编成、制度、条例、纪律、生活和宗教习俗进行分别管理。这些战俘即使身处战俘营的恶劣环境,但仍努力保持着军人本色,战俘营成为他们的一个特殊战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尊严与战俘营的日方管理者进行斗争。邓一光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战俘形象。郁漱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人物形象。还有如摩尔上校,这位英国海外殖民部特派大臣,始终保持着英国绅士的风度;徐才芳,国军的一名少校稽查官,工于心计,把国民党上層的一套官僚作风带进了战俘营;邦邦,菲律宾陆军情报部的中尉,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敏秉赋;马孖仔,游击队里的一名最年轻的士兵,他那早熟的脑袋是营养不良的身体难以承受得住的,他的忠诚与执着则打上特殊环境的印记;亚伦上尉,这位美国航运学校的教师,是个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者,艰苦的战俘营生活仍然不会磨蚀掉他对生活的热爱,他不关心政治,但他充满着同情之心;曹家旺,这位国军的少校军医,在战俘营也担负了战俘的医疗工作,他对条件简陋的医疗室极为不满,恨不得将周围任何东西都变成能疗救疾病的药物。肖子武,游击队战俘的领导,深藏不露,胸有大志,是游击队战俘们的主心骨。
如果把D战俘营看成是另一特殊战场,那么战俘就是这一战场上的士兵了。这些士兵的作战目标是什么?就是活下去。摩尔上校在酝酿成立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很简单明白地说明了战俘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人们希望活下去,战后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摩尔以一种绅士的方式说出“活下去”的作战目标,但对于战俘们来说,这个作战目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亚于在他们曾经参加的战役中去攻克一个炮火猛烈的高地。战俘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盟军之间也有相互的矛盾。但“活下去”的目标将矛盾的各方统一了起来。郁漱石在给亚伦处理伤口时就很坦诚地说道:“所以,亚伦,你,德顿,还有我,我们这些人不应该分裂,我们得先把伤口里的蛆弄干净,设法活下去,活得时间足够长。总有一天,魔鬼们坚持不下去,战争会结束,人们溃疡的伤口会痊愈,这就是我的想法。”在联合自治委员会的作用下,D战俘营的战俘们就像一支严密的军队一样在行动。他们为战俘的生存和尊严赢得了一些权利。比方在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与日本管理方交涉时他们就提出要给战俘们配备床。虽然一开始被管理方很轻蔑和粗暴地拒绝了,但最终战俘睡觉的设备得到了改善。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因为与“活下去”有关而变得十分重要。比如设法获得战俘营之外的战事情报,他们认为这些战事情报能够鼓舞战俘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活下去。他们还会组织一些文体娱乐,从而保持团队的信念。在活下去的战役中赢得最大胜利的则是由肖子武领导的游击队战俘。肖子武整天叼着一个用泥巴烧制的烟斗,看上去像一个木讷的中年农民,却有着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决策力。肖子武从进入战俘营起,就与游击队战俘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挖地道的计划,他们在战俘营里建了一座神龛,迷惑住日本管理方,然后从神龛内开挖地道,为了移除大量的土方,他们又主动承当起战俘营清理垃圾的工作,在战俘营的五年时间内,挖地道的工程始终在进行。地道一直通到大海边。最后,他们利用这条地道,成功地率领数十位战俘逃离了出去。在最后时刻,肖子武为了确保这次大逃亡能够成功,决定自己留下来与日军周旋,他的伟大人格也昭然若揭。
《人,或所有的士兵》对于战俘营的书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像邓一光这样把一座战俘营作为“二战”的一个缩影来写,至少在以汉语写作的战争小说中还是第一部。将战俘营视为“二战”的特别战场,将战俘仍然视为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邓一光也许是第一个以这样的视角去书写的作家,这也正是小说独领风骚的一点。邓一光告诉人们,D战俘营里所进行的这一场战役非常精彩,如果从追求故事性的角度说,小说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写法。讲述故事,本来就是邓一光特别擅长的。但邓一光放弃了讲述故事的结构方式,显然他是要弱化强大的故事性对读者的吸引,从而凸显他对战争的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思绪里,而战俘营这样一个特别的战场,更有可能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推向尖锐的程度。当然,邓一光首先要为战俘“正名”,战俘虽然被俘虏了,但他们是士兵,他们仍然身处战场。邓一光知道,对于士兵来说,战俘营这一特别的战场对人性的考验更为险峻。这正是邓一光所要追问的问题。
为此,邓一光专门设计了日本学者冈崎小姬这一形象。冈崎小姬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者,二战期间她成为日本的俘虏情报局的高级雇员。她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战争认知理论”的研究,“战争认知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个体行为观察、任务表现、个性适应等数据采集和分析,这个工作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无法完成,而拥有过战争行为的战俘,无疑成为最优质的研究对象。冈崎来到D战俘营,选择郁漱石作为她的研究对象。她与郁漱石之间的往来成为小说的一条重要情节线。冈崎研究的“战争认知理论”,无非是要为日本当局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说辞,她希望像郁漱石这样的战俘能够给他的理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但郁漱石并不愿意按照冈崎的要求去做,反而揭穿她的伪装。郁漱石认为,为战争寻找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那不过是政治家和军官在撒谎。政治家们说要通过战争保护国民,可是为什么他们只在政府中建立负责战争和国防的部门,而不建立负责和平的部门。郁漱石要告诉冈崎的是,战争并不是人民愿意接受的,它是政治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强加给人民的。同样的,冈崎所强调的诸如“战争英雄、战场神话、爱国人士和民族伟人”等种种“战争动力”也是欺骗人的鬼话。他直率地告诉冈崎,士兵在战场中的那些勇敢的行为,不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些,而是因为他内心的恐惧。“恐惧是天生的,自打有了生命它就存在,和生命一起栖伏在湿润的子宫里,一点点长大,然后随同生命一起来到这个世界,它只能靠自尊心来抑制,一旦自尊心没有了,恐惧将最终战胜这个人。”邓一光在小说中第一次把恐惧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恐惧显然是战争文学无法绕开的心理感知,作家们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战场上人们的种种恐惧状态。邓一光同样也描述过恐惧,但他这一次不仅是描述恐惧,而且是把恐惧作为一个正面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在邓一光看来,恐惧是人的天性,是“阳光下人的影子”,我们虽然不喜欢影子,但我们无法摆脱影子,人们以一切方式遮蔽或隐藏恐惧,这就像是要摆脱掉自己的影子一样是无效的。为此,郁漱石和冈崎有了一场尖锐的对话。香港圣保罗书院的女学生邝嘉欣也是一名战俘,但她被单独关在一栋碉楼里,供日本军官们发泄淫欲。她从不反抗,看上去很平静,这是因为她把内心巨大的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了。郁漱石问道:有谁关心平静者的恐惧和耻辱?想不到冈崎则要为军中的这种丑行辩护,认为这些女性是在“用纯洁的身体来温暖和抚慰在海外作战的父兄”,她们“丝毫看不见恐惧,是勇敢的女性啊!”冈崎的辩护激怒了郁漱石,他不顾自己只是一名战俘的身份,竟然恶毒地质问冈崎,如果天皇有要求,你也会做那样的事情吗?尽管这一质问让郁漱石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它也击穿了冈崎封闭的内心,她的家人中也有这样的女性被迫在军中做这样的事情,但她一直试图让自己以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其实这种平静不正是因为内心太恐惧吗?我们从邓一光的叙述中就发现,哪怕冈崎这样一位看似在战争中十分得意的日本学者,其实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 郁漱石是这部小说最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他也是一名崭新的、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典型。郁漱石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在当时的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军中效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郁漱石的身世和经历也是复杂且丰富的。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曾与一位来中国的日本女学者相好,生下了郁漱石。但郁漱石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郁漱石去日本留学,遇见了阿国加代子,他们相爱了。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父亲催他回国,他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爱情,不辞而别。郁漱石似乎生性孤僻,又是一名文学青年,有着敏感的内心。他虽然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一直灌输军事教育,但他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他在法庭上陈词:“我出生和长大在一个不缺少战争的国家,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寻找一个没有战争侵入的世界。”但他失望了,父亲命他必须加入军队为国效力,他要求不上战场,于是他加入军队的后勤部门,从事军中的贸易工作。他被派往美国华盛顿,而且工作非常出色。他在香港是某兵站总监部的中尉军需官,香港保卫战前夕,他本来应该跟随大家撤离香港,但因为照应工作,他临时留了下来,顷刻间就遭遇到日军的进攻,不愿摸枪的他不得不加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之中。他是在去水库抢修给水设备时被日军俘虏的。在D战俘营,郁漱石因为会日语,被安排担任联合自治委员会方面的传译员。他有了更多机会与日本军方接触,但这反而使他的处境更艰难。日本人要经常找他的岔子,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方面则经常怀疑他与日本人有勾结。郁漱石痛苦地感到自己是身处两座集中营里,一座是日本人的,而另一座则是战俘们的。即使这样,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他在D战俘营里,就像是一位和平天使,尽一切可能给那些受难的人们施予一些帮助。纳什医生就是这样由衷地称赞郁漱石的:“你会看到上帝在对你微笑。”让上帝能够微笑的人不是天使还是什么?但他不是我们在经典绘画中所见到的飘逸在空中的优雅天使,他只能匍匐在污泥浊水中,他是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20多年前,邓一光写了《我是太阳》,塑造了一个硬汉军人形象关山林,是战争精神铸造了关山林的英雄气质,也酿制了他在和平年代的心理焦虑。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心理焦虑,对抗了当时的英雄主义缺失的普遍社会心态。如今,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所塑造的郁漱石,则是一个拒绝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二者之间可以看出邓一光从战争思维转向和平思维的变化。以战争思维看待战争,只是看到战争的表层;而从和平思维看待战争,看到的是战争的内核。每一个怀着人类良知进行写作的作家都能看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破坏,但同时也无奈地意识到人类在前进的征途上离不开战争,人类也在战争中经受锻炼。邓一光在前一段的创作中亦即他的战争思维阶段,把注意力放在后者,关心人类是如何经受锻炼的。当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纠缠在他的心中,他坚持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现在,他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越来越意识到战争的破坏性,这使得邓一光的心绪越来越沉重,因为他发现:“人类却在短短30年中,在两次全球战争中让自己建立了几千年的文明之杯粉碎掉,在一地的碎片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罪恶。”战争与和平一直是文学的重要主题。我在前面提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写到了战争的残酷性,但他重点是放在写人性的美好和善良是如何在战争中经受磨炼的。邓一光是在托尔斯泰的思考基础上继续出发,他担心如果战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话,将会耗尽人性所有的美好和善良。因为他发现:“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改变潜伏在价值观下,政治主张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任何建立在对世界重新瓜分诉求和修缮立法秩序上的愿望都要重大无数倍,它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它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郁漱石在邓一光的构思中也许具有告知先觉的成分,因此他从来都是一种忧心忡忡的模样。这大概才是邓一光强调恐惧的真正原因吧。在邓一光看来,恐惧是人的天性,人应该从天性上说就是恐惧战争的,但人们以种种理由掩饰内心的恐惧。郁漱石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恐惧的人,因为恐惧他才对战争的破坏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战争的破坏性不仅在战争中存在,而且在战争之后仍然存在,因此郁漱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只说战后而不说胜利两个字,他悲观地发现,战后的香港,甚至整个世界,不过是另一座D战俘营,他将继续生活在战俘营中。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一个乖巧的女孩艾弥儿两岁时就跟随母亲被关在拘留营里,直到六岁才等到战争结束,她走出营区看到人们为庆祝和平的到来而狂欢,她却十分忧伤地问妈妈:“和平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就不能再有战争吗?”这意味着,当一个孩子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时候,她就会以为战争才是生活的常态。这才是郁漱石内心里最为恐惧的事情,应该也是邓一光最为恐惧的事情。
正如邓一光所说,恐惧是天生的,每个人内心都怀着某种恐惧。可以想见,邓一光本人一定也是心存某种恐惧来写这部小说。他为和平的生存而心存恐惧。但恐惧并不等于绝望,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从恐惧中积攒起力量,寻觅到希望。邓一光以两段情节表达了他对希望的寄托。一段情节是邝嘉欣搜集死去的蝴蝶和草籽,另一段情节是郁漱石在战俘中搜集名字。邝嘉欣沦为日军的性工具,她宁愿死去,其实她的心早已死去,但她把活着的愿望寄托在每天捡拾的那些草籽上,如果把草籽播撒在大地上,一定会长出一片绿色来的。绿色不就代表着生命与和平吗?郁漱石要送一件礼物给邝嘉欣,他认为只有战俘家人的名字才能与邝喜欣搜集的草籽和死去的蝴蝶相匹配——战俘来到战俘营,也带来了家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就像满处盛开的草籽,“无须四处寻找,只需要用记忆的手小心捧住它们”。无论是草籽,还是名字,它们活在大地上,也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我惊叹邓一光的文学神思是如何一下攫住了这两段情节的。这两段情节是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非常坚硬的叙述中最为柔软的一部分,因为柔軟,会抚平人们内心的恐惧。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蒋林欣
关键词: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香港保卫战;战俘营
读邓一光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不仅在于将这本近七十万字的砖头式的书捧在手上就有沉甸甸的感觉,更在于作者始终怀着沉重的心情在书写,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精神空间上笼罩着厚厚的阴霾。邓一光是一位擅长写作战争文学的作家。这并非他参加过战争,而是因为他对战争中军人的英雄行为充满了敬仰,他年轻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太阳》就是一部向英雄致敬的作品。他始终是抱着一种英雄情怀来书写战争的。从《人,或所有的士兵》同样能够感受到邓一光的英雄情怀。但毫无疑问,我也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变化。他不满足于以敬仰的心情去写英雄,我以为在他书写战争和英雄的几十年里,将自己也磨砺成了一名英雄——我是说,他有英雄般的强大内心,因此他敢于直视战争中的血与火,敢于敞开心灵去与战争中的孤魂对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在他的精神空间上笼罩着厚厚的阴霾,因为他这一次不是把注意力停留在进攻中的兴奋和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徘徊在战火下的残酷和死亡,他的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他不会被残酷和死亡击倒,强大的内心会让他的文字穿越战争的硝烟,飞向高洁的蓝天。《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一部普通的战争小说,它是强大的。
这一次是七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引起了邓一光的兴趣,这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保卫战。他耗时五年,完成了这部作品,作品有宏大的格局和纵深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一次局部战争的范围,并由此生发开去,追问历史和人性。邓一光的这部作品让我不由得联想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因为这两部同样书写战争的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写作都是缘于一场作者并未亲历的战争,同样都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邓一光耗时五年,而托尔斯泰则耗时六年。两部作品都是以一场战争进入构思,但都不局限于写战争本身,而是将笔触伸向历史、社会和人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后一直受到人们的赞叹,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所书写的其实也可以概括為“战争与和平”,因为他在作品中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思考的延伸。邓一光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当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我们从《人,或所有的士兵》中又能够读到邓一光对此有了新的拓展。这种新的拓展是一名中国作家面向世界对战争作出的自己的回答。《人,或所有的士兵》证明,一名中国作家的回答是有力量的。那么,它能不能也像《战争与和平》一样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呢?我知道我还没有权利作出这样的评价,我期待时间最终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
既然说作家对战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那么就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邓一光的第一个回答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国作家在大半个世纪以来写出了大量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邓一光在过去所写的战争小说中也涉及抗日战争,但当他写《人,或所有的士兵》时,他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平台上来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了。他有一种全球视野,并不是单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作为孤立的反侵略战争来对待。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各个国家编织成一个紧密相连的网,一个国家和民族就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任何一个结的动静都会牵动网上所有的结。为此,邓一光对二战前后的世界历史作了详细的研究,从小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烂熟于心,许多关键性的细节信手拈来。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置于一个非常清晰的“二战”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事实上,小说中对这一背景的叙述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二战”世界史。我相信,以邓一光所掌握的材料及其对这些材料的研习,他要撰写一本“二战”世界史的著作是毫不费力的。邓一光为这部小说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只有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稳稳地建立起一座宏伟的文学大厦。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的一段历史,但在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香港保卫战的描写。这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香港保卫战之所以过去在当代文学的视野里被忽略了,就因为当代文学的抗日战争叙述缺乏一种强大的世界性视野。香港当时属于英国殖民地,主要由英国军队驻扎保卫。但即使从民族尊严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香港众多的华人在战争中的流血牺牲;更不应该忘记香港失守后香港人民遭受的巨大灾害。我相信邓一光在打算写一部反映香港保卫战的小说时也一定想到了这一层。也就是说他希望中国人民在铭记抗日战争历史时也要记得在这段历史中还有过香港保卫战。因此邓一光把强调历史的真实性放在了重要位置。他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多次进出香港,翻阅和查证了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邓一光对待写作的态度是严肃和庄重的,同样他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严肃和庄重的。我们从小说中能够感受到邓一光对于还原历史真实性所作的努力,他的客观冷静的叙述也令我们对他充满了信任。为了尽量保存历史的真实度,邓一光采取了一种非虚构与虚构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他让自己虚构的人物带上一张文学想象的通行证回到历史现场,去邀请历史真实的人物为历史真相作证。比如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先后在日本和香港与作家郭沫若、萧红、张爱玲都有过交集。小说写到,郁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正赶上鲁迅先生逝世,日本留学生组织追悼活动,他参加了在东京日华学堂举行的纪念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纪念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后,他又在学姐的引领下去见了萧红,并和萧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这样,邓一光让虚构的小说人物与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在非虚构与虚构的衔接上,邓一光也处理得十分巧妙。比如小说写郁漱石偶尔翻报纸得知许地山逝世的消息,于是便去许地山府上吊唁,在许地山府上又遇见了《光明报》社长梁漱溟和牛津大学教授陈寅恪。去许地山墓地献花时遇见一群年轻人在这里举行追思会,年轻人中就有张爱玲。通过非虚构与虚构相结合的叙述,小说很圆满地完成了第一个任务:真实而全面地记录香港保卫战的历史。 真实记录香港保卫战的历史,是作品的内容之一,但这并不是邓一光书写这部小说的唯一目的,甚至可以说,香港保卫战以及香港沦陷后的真实记录只是为邓一光更宏大的叙述拉开了序幕。为此,他采取了一个特别巧妙的结构,这是一个由多个当事人的视角相互补充和印证的频繁变换主体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构,这一特别的叙述结构具体化为一次冗长的法庭审判过程。小说的主人公郁漱石在参加香港保卫战后被俘虏了,在日军俘虏营里被关了三年多,临近战争结束时终于从俘虏营里逃出来,但日本宣布投降后他又被作为汉奸嫌疑关押起来。小说的结构便是围绕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而展开的。邓一光仿佛在写一本厚厚的法庭审判文书,被审判者郁漱石以及辩护律师、审判官、相关证人相继在法庭上作出陈述。这样的写法很聪明,因为每一个陈述者都是以第一人称在说话,不同的陈述者具有不同的身份,会选取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从而使叙事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能够揭示出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小说最主要的内容了。香港保卫战只是背景,它引导我们进入日军的战俘营。战俘营才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战俘以及战俘营是战争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和场景,但在中国当代文学系列中,似乎还没有作家专门写过战俘营的小说。但在世界文学系列中,战俘以及战俘营越来越被作家们看重。这关系到作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观照战争的问题。士兵走上战场,不外乎三种结果,一是成为凯旋者,二是成为烈士,三是成为战俘。当我们的战争文学强调英雄主义、辉煌胜利和英勇牺牲时,自然也就不愿去触碰战俘这一涉及失败和屈辱的对象了。在宁死不屈、杀身成仁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时,我们也很难指望文学能够改变战俘身上灰暗的色彩。但在世界文学潮流中,由于战争文学越来越注重个人生命价值的探讨,战俘往往成为一个正面的形象被写进小说中。美国的华裔作家哈金多年前曾写过一部《战争垃圾》,是写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里的遭遇的。哈金的这部小说获得了2005年度的美国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另一部讲述战俘故事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是由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完成的,小说获得了2014年度的布克图书奖。布克图书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小说描写了二战期间被关在日军战俘营的一群澳大利亚士兵,他们被迫修建泰缅铁路,这是一条死亡铁路,每天都有人因为挨打、饥饿、疾病或劳累而死去。主人公多里戈·埃文斯是靠着等待自己恋人艾米的来信而支撑下来的。他终于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也改变了他的一生。因此论者认为这部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是关于爱以及爱的救赎力量的小说。西方作家对战俘的书写,贯穿了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因此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一改人们习惯性的认知,对战俘和战俘营作正面的书写,这本身就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邓一光很早就关注战俘问题了。1998年他写过中篇小说《远离稼穑》,就表达了他在战俘问题上的思考。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最好的种田人”,却在大革命中被迫成为了军人,他当了一辈子的兵,又有过三次当战俘的经历,这使他在战场之外遭受了比枪林弹雨还要可怕的灾难。虽然晚年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但他怀有的“种最好的田”的梦想是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这篇小说中,邓一光要将英雄与战俘这一在人们心目中截然对立的两种形象重合为一体,对这位有过三次战俘经历的士兵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但阅读邓一光这一阶段的小说时,感觉这种同情也许只是偶然的、瞬间的。因为他这一阶段小说更多地是在抒发强烈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对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父辈们充满着敬佩之情,便写下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向父辈致敬的小说。那个时期,文学界流行犬儒主义,英雄遭到贬斥,崇高受到嘲弄。由于革命历史英雄往往以父辈为代表,因此当时的文学以弑父叙述来表达对英雄和崇高的否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邓一光勇敢地搀扶起被打倒的父辈,翻检父辈的英雄历史。邓一光的小说显然是与这样一种潮流和时尚公然作对的,他要在战争叙事中为父辈们辩诬,为英雄们的流血牺牲唱一支壮烈的颂歌。但他书写这一切时,并非没有想到战争带给人类的破坏,他内心还埋着一枚和平的种子,《远离稼穑》其实是这枚种子在他心里蠢蠢欲动时流露出来的信息:他在一个戎马一生的军人心中植入一个侍弄稼穑的念想。稼穑就意味着和平,是战争以及战争意识让人们远离稼穑,也只有全社会能够安稳地侍弄稼穑时才会远离战争。这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次写《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又把这个关于和平的念想植入主人公郁漱石身上,如其所说:“仁爱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和平的樱花不正是这样吗?”
战争是残酷的,许多生命会因为战争而丧失。但人類社会目前还未摆脱战争的困扰,因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作家完全以绝对的方式反对战争并不可取,有时候,唯有正义的战争才能为人类赢来长久的和平。正因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纠结于邓一光的内心里,所以他写战俘营时,就能在揭露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对战争的本质有深入的思考。战争创伤在战俘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哈金的《战争垃圾》,还是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都把重点放在揭露战争创伤上,《人,或所有的士兵》在这方面的叙述同样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但邓一光并没有停留在揭露上,而是要为战俘“正名”。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战俘是战争的衍生物。在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战俘是被贬斥的,正统道德观所宣扬的是宁死也不当俘虏。日本的传统道德提倡武士道精神,也不接受被俘的行为。在小说中邓一光专门安排了一段关于战俘的辩论。辩论双方是战俘郁漱石和日本学者冈崎。郁漱石指责日军太残忍,居然杀死了196号战俘。冈崎则认为武士的德行就是绝不允许做敌人的俘虏,决不会同情懦弱到投降的士兵。因此不能责怪日军残忍,只能怪196号本人没有选择自杀,而选择了做战俘。郁漱石愤怒地反驳道:“196号的确做了俘虏,但他至死都没有投降,比那些仍在战场上惊恐万状使用劣等滑膛枪抵抗中国派遣军进攻的士兵更勇敢。” 邓一光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战俘的。在他的笔下,D战俘营里的战俘仍然还是士兵。香港保卫战仍然还在D战俘营里延续着。D战俘营前后关押了一万余名战俘,D战俘营的人员组成也充分体现出“二战”的复杂格局。这里的战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既有国军战俘,也有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俘,还有英军战俘、同盟军战俘,这些同盟军战俘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菲律宾。这些战俘在战俘营里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体例,军官仍然具有指挥权。他们组织起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按各国武装编成、制度、条例、纪律、生活和宗教习俗进行分别管理。这些战俘即使身处战俘营的恶劣环境,但仍努力保持着军人本色,战俘营成为他们的一个特殊战场,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尊严与战俘营的日方管理者进行斗争。邓一光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战俘形象。郁漱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人物形象。还有如摩尔上校,这位英国海外殖民部特派大臣,始终保持着英国绅士的风度;徐才芳,国军的一名少校稽查官,工于心计,把国民党上層的一套官僚作风带进了战俘营;邦邦,菲律宾陆军情报部的中尉,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敏秉赋;马孖仔,游击队里的一名最年轻的士兵,他那早熟的脑袋是营养不良的身体难以承受得住的,他的忠诚与执着则打上特殊环境的印记;亚伦上尉,这位美国航运学校的教师,是个典型的美国实用主义者,艰苦的战俘营生活仍然不会磨蚀掉他对生活的热爱,他不关心政治,但他充满着同情之心;曹家旺,这位国军的少校军医,在战俘营也担负了战俘的医疗工作,他对条件简陋的医疗室极为不满,恨不得将周围任何东西都变成能疗救疾病的药物。肖子武,游击队战俘的领导,深藏不露,胸有大志,是游击队战俘们的主心骨。
如果把D战俘营看成是另一特殊战场,那么战俘就是这一战场上的士兵了。这些士兵的作战目标是什么?就是活下去。摩尔上校在酝酿成立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很简单明白地说明了战俘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人们希望活下去,战后返回祖国,与家人团聚。”摩尔以一种绅士的方式说出“活下去”的作战目标,但对于战俘们来说,这个作战目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亚于在他们曾经参加的战役中去攻克一个炮火猛烈的高地。战俘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盟军之间也有相互的矛盾。但“活下去”的目标将矛盾的各方统一了起来。郁漱石在给亚伦处理伤口时就很坦诚地说道:“所以,亚伦,你,德顿,还有我,我们这些人不应该分裂,我们得先把伤口里的蛆弄干净,设法活下去,活得时间足够长。总有一天,魔鬼们坚持不下去,战争会结束,人们溃疡的伤口会痊愈,这就是我的想法。”在联合自治委员会的作用下,D战俘营的战俘们就像一支严密的军队一样在行动。他们为战俘的生存和尊严赢得了一些权利。比方在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次与日本管理方交涉时他们就提出要给战俘们配备床。虽然一开始被管理方很轻蔑和粗暴地拒绝了,但最终战俘睡觉的设备得到了改善。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因为与“活下去”有关而变得十分重要。比如设法获得战俘营之外的战事情报,他们认为这些战事情报能够鼓舞战俘们在残酷的环境中活下去。他们还会组织一些文体娱乐,从而保持团队的信念。在活下去的战役中赢得最大胜利的则是由肖子武领导的游击队战俘。肖子武整天叼着一个用泥巴烧制的烟斗,看上去像一个木讷的中年农民,却有着坚定的意志和果断的决策力。肖子武从进入战俘营起,就与游击队战俘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挖地道的计划,他们在战俘营里建了一座神龛,迷惑住日本管理方,然后从神龛内开挖地道,为了移除大量的土方,他们又主动承当起战俘营清理垃圾的工作,在战俘营的五年时间内,挖地道的工程始终在进行。地道一直通到大海边。最后,他们利用这条地道,成功地率领数十位战俘逃离了出去。在最后时刻,肖子武为了确保这次大逃亡能够成功,决定自己留下来与日军周旋,他的伟大人格也昭然若揭。
《人,或所有的士兵》对于战俘营的书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像邓一光这样把一座战俘营作为“二战”的一个缩影来写,至少在以汉语写作的战争小说中还是第一部。将战俘营视为“二战”的特别战场,将战俘仍然视为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邓一光也许是第一个以这样的视角去书写的作家,这也正是小说独领风骚的一点。邓一光告诉人们,D战俘营里所进行的这一场战役非常精彩,如果从追求故事性的角度说,小说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写法。讲述故事,本来就是邓一光特别擅长的。但邓一光放弃了讲述故事的结构方式,显然他是要弱化强大的故事性对读者的吸引,从而凸显他对战争的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思绪里,而战俘营这样一个特别的战场,更有可能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推向尖锐的程度。当然,邓一光首先要为战俘“正名”,战俘虽然被俘虏了,但他们是士兵,他们仍然身处战场。邓一光知道,对于士兵来说,战俘营这一特别的战场对人性的考验更为险峻。这正是邓一光所要追问的问题。
为此,邓一光专门设计了日本学者冈崎小姬这一形象。冈崎小姬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者,二战期间她成为日本的俘虏情报局的高级雇员。她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战争认知理论”的研究,“战争认知理论”的研究需要大量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个体行为观察、任务表现、个性适应等数据采集和分析,这个工作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无法完成,而拥有过战争行为的战俘,无疑成为最优质的研究对象。冈崎来到D战俘营,选择郁漱石作为她的研究对象。她与郁漱石之间的往来成为小说的一条重要情节线。冈崎研究的“战争认知理论”,无非是要为日本当局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理论说辞,她希望像郁漱石这样的战俘能够给他的理论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但郁漱石并不愿意按照冈崎的要求去做,反而揭穿她的伪装。郁漱石认为,为战争寻找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依据,那不过是政治家和军官在撒谎。政治家们说要通过战争保护国民,可是为什么他们只在政府中建立负责战争和国防的部门,而不建立负责和平的部门。郁漱石要告诉冈崎的是,战争并不是人民愿意接受的,它是政治家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强加给人民的。同样的,冈崎所强调的诸如“战争英雄、战场神话、爱国人士和民族伟人”等种种“战争动力”也是欺骗人的鬼话。他直率地告诉冈崎,士兵在战场中的那些勇敢的行为,不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些,而是因为他内心的恐惧。“恐惧是天生的,自打有了生命它就存在,和生命一起栖伏在湿润的子宫里,一点点长大,然后随同生命一起来到这个世界,它只能靠自尊心来抑制,一旦自尊心没有了,恐惧将最终战胜这个人。”邓一光在小说中第一次把恐惧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恐惧显然是战争文学无法绕开的心理感知,作家们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战场上人们的种种恐惧状态。邓一光同样也描述过恐惧,但他这一次不仅是描述恐惧,而且是把恐惧作为一个正面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在邓一光看来,恐惧是人的天性,是“阳光下人的影子”,我们虽然不喜欢影子,但我们无法摆脱影子,人们以一切方式遮蔽或隐藏恐惧,这就像是要摆脱掉自己的影子一样是无效的。为此,郁漱石和冈崎有了一场尖锐的对话。香港圣保罗书院的女学生邝嘉欣也是一名战俘,但她被单独关在一栋碉楼里,供日本军官们发泄淫欲。她从不反抗,看上去很平静,这是因为她把内心巨大的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了。郁漱石问道:有谁关心平静者的恐惧和耻辱?想不到冈崎则要为军中的这种丑行辩护,认为这些女性是在“用纯洁的身体来温暖和抚慰在海外作战的父兄”,她们“丝毫看不见恐惧,是勇敢的女性啊!”冈崎的辩护激怒了郁漱石,他不顾自己只是一名战俘的身份,竟然恶毒地质问冈崎,如果天皇有要求,你也会做那样的事情吗?尽管这一质问让郁漱石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它也击穿了冈崎封闭的内心,她的家人中也有这样的女性被迫在军中做这样的事情,但她一直试图让自己以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其实这种平静不正是因为内心太恐惧吗?我们从邓一光的叙述中就发现,哪怕冈崎这样一位看似在战争中十分得意的日本学者,其实她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 郁漱石是这部小说最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他也是一名崭新的、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典型。郁漱石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父亲在当时的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他的几个兄弟都在军中效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郁漱石的身世和经历也是复杂且丰富的。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曾与一位来中国的日本女学者相好,生下了郁漱石。但郁漱石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郁漱石去日本留学,遇见了阿国加代子,他们相爱了。但因为两国关系恶化,父亲催他回国,他不得不舍弃自己的爱情,不辞而别。郁漱石似乎生性孤僻,又是一名文学青年,有着敏感的内心。他虽然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一直灌输军事教育,但他有着强烈的反战情绪。他在法庭上陈词:“我出生和长大在一个不缺少战争的国家,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寻找一个没有战争侵入的世界。”但他失望了,父亲命他必须加入军队为国效力,他要求不上战场,于是他加入军队的后勤部门,从事军中的贸易工作。他被派往美国华盛顿,而且工作非常出色。他在香港是某兵站总监部的中尉军需官,香港保卫战前夕,他本来应该跟随大家撤离香港,但因为照应工作,他临时留了下来,顷刻间就遭遇到日军的进攻,不愿摸枪的他不得不加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之中。他是在去水库抢修给水设备时被日军俘虏的。在D战俘营,郁漱石因为会日语,被安排担任联合自治委员会方面的传译员。他有了更多机会与日本军方接触,但这反而使他的处境更艰难。日本人要经常找他的岔子,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方面则经常怀疑他与日本人有勾结。郁漱石痛苦地感到自己是身处两座集中营里,一座是日本人的,而另一座则是战俘们的。即使这样,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他在D战俘营里,就像是一位和平天使,尽一切可能给那些受难的人们施予一些帮助。纳什医生就是这样由衷地称赞郁漱石的:“你会看到上帝在对你微笑。”让上帝能够微笑的人不是天使还是什么?但他不是我们在经典绘画中所见到的飘逸在空中的优雅天使,他只能匍匐在污泥浊水中,他是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20多年前,邓一光写了《我是太阳》,塑造了一个硬汉军人形象关山林,是战争精神铸造了关山林的英雄气质,也酿制了他在和平年代的心理焦虑。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心理焦虑,对抗了当时的英雄主义缺失的普遍社会心态。如今,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所塑造的郁漱石,则是一个拒绝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二者之间可以看出邓一光从战争思维转向和平思维的变化。以战争思维看待战争,只是看到战争的表层;而从和平思维看待战争,看到的是战争的内核。每一个怀着人类良知进行写作的作家都能看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破坏,但同时也无奈地意识到人类在前进的征途上离不开战争,人类也在战争中经受锻炼。邓一光在前一段的创作中亦即他的战争思维阶段,把注意力放在后者,关心人类是如何经受锻炼的。当然,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纠缠在他的心中,他坚持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现在,他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越来越意识到战争的破坏性,这使得邓一光的心绪越来越沉重,因为他发现:“人类却在短短30年中,在两次全球战争中让自己建立了几千年的文明之杯粉碎掉,在一地的碎片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罪恶。”战争与和平一直是文学的重要主题。我在前面提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写到了战争的残酷性,但他重点是放在写人性的美好和善良是如何在战争中经受磨炼的。邓一光是在托尔斯泰的思考基础上继续出发,他担心如果战争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话,将会耗尽人性所有的美好和善良。因为他发现:“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改变潜伏在价值观下,政治主张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任何建立在对世界重新瓜分诉求和修缮立法秩序上的愿望都要重大无数倍,它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它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郁漱石在邓一光的构思中也许具有告知先觉的成分,因此他从来都是一种忧心忡忡的模样。这大概才是邓一光强调恐惧的真正原因吧。在邓一光看来,恐惧是人的天性,人应该从天性上说就是恐惧战争的,但人们以种种理由掩饰内心的恐惧。郁漱石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恐惧的人,因为恐惧他才对战争的破坏性有更清醒的认识。战争的破坏性不仅在战争中存在,而且在战争之后仍然存在,因此郁漱石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只说战后而不说胜利两个字,他悲观地发现,战后的香港,甚至整个世界,不过是另一座D战俘营,他将继续生活在战俘营中。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一个乖巧的女孩艾弥儿两岁时就跟随母亲被关在拘留营里,直到六岁才等到战争结束,她走出营区看到人们为庆祝和平的到来而狂欢,她却十分忧伤地问妈妈:“和平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就不能再有战争吗?”这意味着,当一个孩子所有的人生经验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时候,她就会以为战争才是生活的常态。这才是郁漱石内心里最为恐惧的事情,应该也是邓一光最为恐惧的事情。
正如邓一光所说,恐惧是天生的,每个人内心都怀着某种恐惧。可以想见,邓一光本人一定也是心存某种恐惧来写这部小说。他为和平的生存而心存恐惧。但恐惧并不等于绝望,人类的伟大就在于能从恐惧中积攒起力量,寻觅到希望。邓一光以两段情节表达了他对希望的寄托。一段情节是邝嘉欣搜集死去的蝴蝶和草籽,另一段情节是郁漱石在战俘中搜集名字。邝嘉欣沦为日军的性工具,她宁愿死去,其实她的心早已死去,但她把活着的愿望寄托在每天捡拾的那些草籽上,如果把草籽播撒在大地上,一定会长出一片绿色来的。绿色不就代表着生命与和平吗?郁漱石要送一件礼物给邝嘉欣,他认为只有战俘家人的名字才能与邝喜欣搜集的草籽和死去的蝴蝶相匹配——战俘来到战俘营,也带来了家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就像满处盛开的草籽,“无须四处寻找,只需要用记忆的手小心捧住它们”。无论是草籽,还是名字,它们活在大地上,也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我惊叹邓一光的文学神思是如何一下攫住了这两段情节的。这两段情节是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非常坚硬的叙述中最为柔软的一部分,因为柔軟,会抚平人们内心的恐惧。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蒋林欣